周天勇:20世纪末20年我们为什么要改革所有制结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975 次 更新时间:2022-11-18 08:4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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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天勇 (进入专栏)  

   1978年以来改革的核心是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调整,多年来受到责难最多的也是所有制方面的改革。最近还看到一些文章,认为三十年前的公有制要比今天我们实行的各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好。其实,一个社会的发展,最为关键的是其效率和动力的来源在哪里。而效率与动力又与激励机制和所有制结构有关。我想,有必要将三十年前精神鼓励与传统公有制内在的矛盾讲清楚,才能真正理解和客观评价我们1978年以来进行的利益机制的调整,所有制结构的改革,和今天形成的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的格局。

  

   创造财富:从精神鼓励为主到物质利益推动。在论及所有制结构改革之前,我们先来看1978年后对利益观念和激励机制的调整。任何国家经济社会的发展,源于它的人民和国家投资、创业、创新、管理和劳动等方面的动力。这些动力来自于精神的作用,还是来自于物质利益的源泉,包括个人主义与集体主义、私与公、民营与国有、效率与公平等关系,一直是经济学界,乃至哲学界,长期争论且似乎永恒的命题。建国后的三十年,我们,强化精神方面的教育和鼓励,淡化物质利益对公民劳动等行为的刺激;强调集体主义精神,反对个人主义的观念;重视国家和大集体利益,弱化小单位和家庭利益;弘扬对社会、国家、单位和集体的无私奉献,限制对个人利益的注重;批判资产阶级法权,城市试图取消八级工资制,农村出工计时而不计劳动效果,缩小和抑制因技能和体能形成的多得和分配差别,尽可能进行平均分配。但是,这样的观念、要求落实在实际的经济生活中,在城市的工厂和农村的生产队,劳动者由于分配,多劳与少劳一个样,干好与干不好一样,出工不出力,并且对工作不负责任,劳动的效率较低和质量较差;企业没有降低成本、增加利润和减少亏损的积极性,没有技术进步的积极性,没有改进产品质量和性能的积极性。整个国民经济投资和生产的效率很低,质量很差,浪费很大,没有良性发展的动力和活力。

  

   当然,人人生活有保障,经济分配上公平,共同富裕,是我们追求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的社会。但是,我们建国后的三十年混淆了这样一些非常重要的前提、原则和条件,需要将其搞清楚:1、社会主义社会的高级阶段,特别是共产主义社会,必须建立在生产力极其发达,物质资料极大丰富的基础之上,否则,只能是越穷越想公平,越公平结果会越穷。2、经济领域,要讲效率,讲技能和体能,要讲差别,要讲物质利益,要有利益刺激;社会人际关系等领域,应当讲公平和平等,讲互助,讲奉献,讲集体主义和国家大局。3、创业、投资、经营、劳动、管理等等,要讲效率,要讲能力,要承认结果和按结果分配的差别;而养老、医疗、教育、住房等等,要少讲差别,强调公平。4、分清国家与个人和企业在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责任,个人和企业主要负责创业和创新,以创造财富为主,国家的主要负责一部分财富的集中和再分配,以实现公平为主。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由于我们在创造财富的领域,承认和尊重了个体、企业之间能力的差别,承认了由于能力差别和创造财富结果而形成的利益差别,农村破除了集体出工、计时分配的大锅饭,实行联产承包,城市职工劳动计件和计效分配,企业利改税并且经营管理与企业、经营管理人员和职工的分配挂勾,科技人员按照创新成果进行分配,这些经济领域的尊重物质利益差别前提下的体制改革,极大地调动了劳动者、科技人员、经营管理者创业、创新、投资、经营、管理的积极性,使中国三十年的经济发展,获得了最基础的动力,整个社会充满了创造财富的活力。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浙江等地由于发展个体工商户和中小企业多,中等收入的人多,因失业而贫困的人少,与国内其他一些地区相比,经济发展在充满动力和活力的基础上,更是获得了初次分配领域的公平。

  

   传统公有制无法克服的五大内在矛盾。利益的分配,包括利益分配的控制权,由此而产生的创造财富动力的激励机制,更大程度上决定于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结构。社会主义社会,生产资料归属制度,应当是全民所有,全国象一个企业,各工厂和农场都是它的生产车间,而生产获得的利益全民统一分配。但是,许多社会主义主义国家,虽然在城市努力做到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在它们建国后,大多都没有能够将农村也纳入全民所有的体系之中,留了集体农庄,或者人民公社这样的范围较小的公有制——集体经济。按照原来的设想,社会主义社会是没有商品和货币的,劳动的衡量和按劳分配用劳动(证明)券的方式进行。但是,为什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都还存在商品和货币,就是由于集体所有制经济和全民所有制经济的存在,两种不同的所有制之间要等价交换。也就是说,大多数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原来设想的那样,实行了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和取消了商品货币。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后,城市中1956年对私人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最后大多工厂、旅馆、商店等等形成了全民所有制经济,保留了少量的理发店、小作坊等城市集体经济,而农村从1956年开始鼓励互助组和合作社,而1958年开始大规模组建人民公社。农村生产资料逐步从农户归入集体所有体系。当时设想人民公社逐步发展成工农兵学商都齐全,最后成为一个个的所有制程度较高的新社区。虽然,在核算的公社、大队、生产队三个层级上上下变动过几次,但是,生产资料集体所有是其大的制度框架。无论是苏联,还是中国,还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论采取那种形态,都是社会主义模式在实际社会生活中的试验。我觉得,我们只有从上述体制运转无法克服的内在矛盾中,去解释过去三十年所有制试验以挫折而告终的深层次原因。

  

   第一个尖税的矛盾是:在许多领域中,公有程度较高的组织和体制成本与适宜于小型化的经济组织对成本分摊能力之间的冲突。任何社会,在它经济领域都有特大、大型、中型、小型、微型和个体等不同规模的活动组织。而象农业,无论规模多大,除了它需要的销售流通、社会服务、金融支持、农产品加工等等外,种植和养殖等较为简单的生产方式,需要有简单的组织形式,如小型的家庭经营组织,或者小型的农业合作社来适应,其投资、决策、经营、管理等等成本最低;而在城市的生产和服务领域中,如给大企业配套的小型零件加工、小五金制作、小工艺品生产、理发、修理自行车、小型餐饮馆、报摊、社区超市等等,如果组织成大型的全民所有制企业,从组织成本上讲,需要有各科室,从体制上讲,需要有与对口管理的部门相适应的统计、计划、财务等管理机构和人员,于是组织和体制成本远高于生产经营形成的收入。因此,这类小型经济组织,即使以公有的组织方式,因其组织和体制成本高于组织的收益,在经济上是无法存在的。这就是城市二轻集体经济和农村集体经济,包括国有的一些小工商企业,为什么长期亏损和最后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第二个尖锐的矛盾是:公有资产不应该损失、效率低和亏损,与公有资产产权不清,没有实际代表人和负责者之间的冲突。一是公有经济领域中,普遍发生了经济学家哈丁所述的“公地的悲剧”现象:即在公有经济之中的每一个人,大部分都千方百计少投入和付出,都想方设法多获得收益,于是公有经济体系因投入小于支出而崩溃。如农村经济时社员大多出工不出力导致农业生产长期的体制性低产;如农村集体林,由于都想从林中获得收益,而没有人对其财产真正加以保护,或者保护的成本大于集体林的收益,导致集体林大规模被砍伐;如草原牲畜家庭承包,但草原没有承包,发生了每一家庭都想尽可能多地使自己的牲畜多吃草原上的草,在公地上获得家庭最大收益,而使草原迅速沙化。城市中,如只要工厂中有的扳手、手钳、螺丝刀、油漆、水泥、钢筋、煤炭、木板、布、棉纱等等,职工的家中也有。

  

   二是全民和集体所有,在实际之中也找不到所有者真正的代表和责任人。就全民所有制看,一方面,其链条特别长,也特别分散,即从国家,到地方的省、市、县、乡镇,可能最低到街道,这样的资产所有者与资产使用者的链条太长,上下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另一方面,公有制中,选择和任命企业领导的所有者代表是组织部门,资产收益的所有者代表可能是财政部门,企业生产经营决策方面的所有者代表又分散在计划和产业管理部门。其实在建国后的长达三十年中,谁是全民所有者的实际代表者,谁对全民所有制资产的保值和增值真正负责,其实是虚无的。农村的集体所有者的代表者也不清楚,是公社主任,是大队长,还是小队队长?如果是公社主任,他又不是公社社员选举出来的,不是集体的代表,而是上级组织任命的。当农村集体的土地被建设征用时,农村集体与城市国有之间,土地资产并不等价交换。而当集体经济亏损时,并没有公社主任,大队长,生产队长,在经济上对其负责。

  

   对此小结,实事求是地讲,在产权不清晰的“公家”之中工作,大家偷闲和“公家”的财产大家拿,没有实际的所有者代表对其负责,是建国后三十年传统公有制经济浪费很大、效率很低,最后难以为继的重要原因。

  

   第三个尖锐的矛盾是:生产资料的全民所有制,在实践中其实被演化为国有制,其资产的来源范围,与城乡、国有和集体等不同的收益范围之间形成冲突和差别;而社会主义社会关于保险等等的再分配,我们没有按照原来的设想的去做,形成了今天巨额的养老医疗等保险基金的缺口。全民所有制实际上被演化成了国家所有制。这种国家所有生产资料的积累,大量地来源于城乡产品交换中的价格剪刀差,来自于城乡土地交换的不等价,但是,农民没有享受这些“全民”生产资料收益形成的财政支出的城市教育、卫生、价格补贴、住房、交通等等利益;即使城市中的居民,在集体经济中工作的职工与在国有制企业中工作的职工,其对“全民”所有制经济形成的利益的享受也是有差别的。

  

   曾经设想,社会主义社会分配,要对初次成果先进行扣除,建立全社会的保险体系。而劳动者的养老、医疗、伤残,突发性的灾害等等,都要在分配之前提取这方面的基金。但是,我们建国后,不论是在城市中的国有和集体经济之中,还是在农村的集体经济之中,都没有为职工提取养老、医疗、伤残等保险基金,将这些本来应当提取而用于未来使用的劳动成果,都投入了当时的扩大再生产,都变成了工厂的机器、厂房和国土上的交通道路,造成了我们今天和未来相当长一个时期,养老、医疗等社会保障方面的巨大困难。

  

第四个尖锐矛盾是:由于劳动者的工资水平是逐步提高的,而资本的收益相对于劳动者的收益是下降的,因此,在资本密集型的工业领域中,随着发展,技术和机器越来越多地替代劳动者,成为不可抗拒的趋势,在即使假定公有产权也有效率的前提下,越来越多的生产资料被集中到大型的国有企业之中,而越来越多的劳动者被结构调整到生产资料为非国有制的个体、微型和中小企业之中,大多数资产集中在国有领域和大多数劳动者集中在非国有领域就业之间,也会形成差别。从经济运行的角度看,如果一个国家的所有制是单一的,没有集体经济与国有经济的竞争,如果一个国家的市场是封闭的,没有外部市场的竞争,并且实行计划经济,所有的劳动者都到国有的大大小小的企业就业,其资本有机构成提高造成的成本差异,其企业大小形成的不同的组织和体制成本,都可由中央计划机关进行调整,于是,工业领域资本有机构成提高就不会造成对劳动者的排挤。但是,难以克服的现实是,在我们的经济体系中有国有和其他不同的所有制,我们不可能不与世界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体系发生交换,如果我们对工业领域中资本有机构成提高的规律积极地以技术进步,相对甚至是绝对地减少劳动者来适应,由于劳动成本的不断提高,而无法由相对便宜的资本和技术进步替代,(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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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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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微信公号“天勇谈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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