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文璋:从思想史论战后台湾儒学的两大典型──胡适和牟宗三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06 次 更新时间:2007-10-19 06:35:38

进入专题: 思想史   胡适   牟宗三  

吴文璋  

  

  摘要

  

  战后台湾儒学大师云集,胡适和牟宗三是其中两大典型。

  一、胡适当北大教授兼文学院院长时,牟宗三是大学生,为了系刊稿件是否刊登,二人有所辩论,种下日后冲突的远因。

  二、分析两人冲突的原因如下:

  (一)学术训练的不同

  胡适是考据派,上接程朱学派的精神,再加上杜威的实验主义、西洋的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高级批判学等。牟宗三是义理派,上接陆王学派的精神,再加上罗素、怀海德的数理逻辑、康德哲学、黑格尔哲学等。

  (二)对西方文化挑战的响应方式不同

  1、从思想史上考察:从洋务运动、百日维新、中体西用、严复的名学、五四运动等作考察,知道二人的冲突在思想史上有辩证发展的关联。

  2、胡适对西方文化的响应:整理国故,批判传统,吸收民主、科学,开创新文化运动。

  3、牟宗三对西方文化的响应:把中国「综合尽理之精神」,转出西洋「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提出「良知自我坎陷说」,以便开出民主和科学,建立道统、政统和学统。

  三、当代学者对胡适和牟宗三的批判

  四、结论:两者各有贡献,相反相成,是儒家现代化不可无之异同,都是现代儒者的新典型。

  

  前言

  

  台湾儒学从明朝末年郑成功开始自今,已经有了三百三十六年的历史了。民国三十八年以后,中华民国政府带领了一百三十万军民撤退到台湾以来,也已经有四十九年了。代表了中国文化主流的儒学又再一次的大师云集,造成台湾儒学空前的盛况,兹以胡适和牟宗三代表两个不同的典型,从他们的冲突和异同来评论其功过得失,并彰显其时代精神和儒者风范。

  

  一、教授和大学生的冲突

  

  民国十六年,牟宗三先生十九岁,考入北京大学预科,二十一岁升入北大哲学系本科,民国二十年念哲学系二年级时,胡适之先生重返北大授课,开了一门「中国中古思想史」,牟先生选了这门课,胡先生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二十八日的日记中记录了七十五个选修生的成绩,牟先生的分数是八十分,但胡先生在分数后面加上了一条注语,说:「颇能想过一番,但甚迂」[1]。这时胡先生是四十一岁,已经是誉满中外的名教授,参与文学革命和五四运动主张德先生、赛先生的经历,以及《中国哲学史大纲》的出版,皆已奠定他一生永不褪色的光环,而且还打赢了一场科学与玄学的论战呢!

  民国二十一年,牟先生二十四岁,哲学系三年级。当时哲学系要出系刊,向牟先生邀稿,牟先生交出「清胡喣的生成哲学之易学」。隔了一年多,毫无消息,经过询问后,主事者告以刊稿事前须先交师长审阅,「老兄之稿交胡院长适之先生审阅,存胡先生处,你可以去拿」。牟先生即直接到院长办公室见胡先生。胡先生很客气的说:「你读书很勤,但你的方法有危险,我看易经中没有你讲的那些道理」;牟先生答以:「我讲易经是当作中国的一种形而上学看,尤其顺胡喣的讲法讲,那不能不是一种自然哲学」;胡先生说:「噢,你是讲形而上学的!」,又打哈哈的说:「你恭维我们那位贵本家,很了不起,你可出一本专册」。牟先生说完谢谢,遂尽礼而退。回到宿舍,这位大学生愈想愈不服气,又写了一封信给胡教授(院长),对自己的研究方法有所辩说,辩说自己的研究方法绝无危险。到了民国七十七年,牟先生八十岁,已经是著作等身,国际认定的哲学家,回忆起这件事,他说:「大概说的话有许多不客气处,其实也无所谓不客气处,只是不恭维他的考据,照理直说而已,因为我的问题不是考据问题」。但是无论如何,这位天才横溢的乡下青年初出茅庐、不通世故,得罪了这位学术界如日中天的巨擘,恐怕自己当时还不知道呢[2]!

  民国二十八年,中国对日抗战进行了二年多,牟先生三十一岁,在昆明,颠沛流离,幸赖学弟张遵骝先生的接济,才没有饿死[3],就在这忧患的环境中,他发愤完成《逻辑典范》一书,从此走上独立创造哲学的路。熊十力先生在重庆,函汤锡予先生谓:「宗三出自北大,北大自有哲系以来,唯此一人为可造,汝何得无一言,不留之于母校,而让其飘流失所乎?」,汤先生答以胡先生通不过。当时胡适之先生在美,早已离开北大,犹遥控校事,而校中人亦慑服其威仪,不敢与之抗衡[4]。

  这位乡下来的天才学生,得罪了教授,在六年之后终于尝到苦果。当年蔡元培先生主掌北大,力持学术自由、礼贤下士、兼容并蓄,民国初年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皆赖之以成,而胡先生排斥不同学派的作风,是不是对大学的理想造成伤害?

  

  二、冲突原因的分析

  

  胡适和牟宗三的冲突,并不只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事,而是两个不同学派之间的冲突,甚至是在响应西方文化挑战时,两种不同模式的抗争,而他们两个人都是继往开来的文化斗士,明争暗斗、火花四射、精采万分,以下做出简单扼要的分析。

  (一)学术训练的不同

  胡适和牟宗三两位大师级的人物,他们的学术训练都是有师承的影响,但是自行摸索开创的部分也很重要。

  1、胡适之的学术训练

  胡适先生留学美国,在一九一五年九月注册进入哥伦比亚大学哲学系研究部,一九一七年夏考过论文最后考试,指导教授是杜威先生,胡适说:

  他的哲学方法总名叫做「实验主义」,分开来可做两步说:

  (1)历史的方法─「祖孙的方法」,他从不把一个制度或学说看作一个孤立的东西,总把它看作一个中段;一头是它所以发生的原因,一头是它自己发生的效果,上头有它的祖父,下面有它的子孙。抓住了这两头,他在也逃不出去了!这个方法的运用,一方面是很忠厚宽恕的,因为它处处指出一个制度或学说所以发生的原因,指出它的历史背景,故能了解它在历史上占有的地位和价值,故不致有过分的苛责。一方面,这各方法又是最严厉的,是带有革命性质的,因为它处处拿一个学说或制度所发生的结果来批判它本身的价值,故最公平又最严厉。这种方法是一切带有批判(Critical)精神的运动一个重要武器。

  (2)实验的方法─实验的方法至少注重三件事:

  A、从具体的事实与境地下手。

  B、一切学说的理想、一切知识都只是待证的假设,并非天经地义。

  C、一切学说与理想都需用实行来试验过;实验是真理的唯一试金石[5]。

  在胡适的心目中,实验主义的基本意义仅在其方法论的一面,而不在其是一种「学说」或「哲理」。他强调实验主义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哲学上的应用,因而使人觉得它是最新的科学方法,而且实验主义的优越性在于它一方面接受了达尔文的进化论,另一方面抛弃了黑格尔辩证法的影响[6]。

  但胡适去美国留学之前就经过长期琢磨,逐渐发展出自己一套的治学方法了。胡适自我分析的结果是:

  (1)好怀疑的倾向─十几岁时就有怀疑的倾向,尤其是怀疑宗教,反对迷信鬼神,凡是日常生活中的一切理论、记载和事实,如一有怀疑,也都要加以批判来证明或反证明。

  (2)自幼熟读朱熹的四书、五经,等接触了汉儒的十三经注疏,就自己企图写批判性的文章,在十九岁那年就真的自动自发写了一篇论文「诗三百篇言字解」。

  (3)后来接触到戴震、王念孙、王引之等人的著作,发现干嘉学派所用的治学方法,那种归纳、比较和自己一样,都是积极严谨,极其科学的[7]。

  从考据学,胡适逐渐学会了校勘学和训诂学,加上早年马氏文通的影响,又从康乃尔大学的布尔教授(G. Lincoln Burr)处修了一门历史的辅助科学(Auxiliary Sciences of History),学了诸如:语言学、校勘学、考古学、高级批判学(Higher Criticism)、圣经及古籍校勘学等等。另外,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教授乌德瑞(Frederic J. Wood bridge)所开的历史哲学、高级批判学,教导胡适运用史料要小心,例如柏拉图的对话录、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之中,伪托甚多。也指导他如何查清伪托,认清窜改[8]。这些对其日后的治学,颇有影响。真是名师出高徒,所以一九一七年,胡适回北大担任教授,这位二十七岁的青年学者陆续发表一系列惊世骇俗的批判性文章,其实都是有严谨的学术训练做根基的。

  2、牟宗三的学术训练

  民国十七年,牟先生二十岁,念预科二年级(相当于高中三年级),在图书馆看「朱子语录」,觉得很有意味,天天看,一个月后,忽然开悟了,知道它所说的是形而上之道,感受是亲切的,牟先生说:使我的生命,我的心觉,有一种超越的超旷,超过现实的感触的尘世的拘系,而直通万化之源。虽然只是外在的想象式的直觉的解悟,说不上内在地体之于自家生命中以为自己之本根。

  此时牟先生年轻的生命和天道有了初次亲切的照面。除了中国哲学,他对西方正在流行的观念系统,五花八门,也学得了一些,如博格森的创化论、杜里舒的生机哲学、杜威的实用主义、达尔文的进化论等等。这些都助长引发牟先生想象之兴会,不在其内容,而在他们之系统,有系统而成套之角度。

  民国十八年到二十二年,牟先生在北大哲学系念了四年,他说给他影响最大的是校内的张申府和金岳霖两位先生,在校外是张东荪先生。张申府先生教「罗素哲学」和「数理逻辑」,牟先生对之很有兴趣。金岳霖先生是兼课教「哲学问题」,是金先生精思自得的领域,大体是新实在论的底子。而张东荪精于道德哲学,常常发表论文在《哲学评论》的杂志上。课外的自修则集中在易经和怀悌海的哲学。而当时则流行科学地哲学,浅近的知识论,大体是经验主义与实在论的,再透露一点逻辑的兴趣,牟先生说:

  若对于逻辑和数学没有精湛的认识,对于西方理性主义的传统是不能接得上的……我因此感到当时学哲学的人,实在于中国文化生命之根以及西方文化生命之根皆未接得上,只是漂浮在横面的时尚中[9]……

  牟先生认为中国文化的慧命,不能不说是集中在易经和春秋。易学方面,牟先生整理了汉易(如京氏易、孟氏易、虞氏易),进而由晋、宋易而下及清易(着重于胡喣之周意函数,与焦循之易学三书─易图略、易通释、易章句),在毕业前完成《周易研究》一书之初稿。怀悌海方面,则由其早年之「自然知识之原则」、「自然之概念」二书,进而读其巨著「历程与真实」,牟先生自谓以美的兴趣与直觉的解悟契接怀氏,故能随读随消化,随消化随引发,而想象丰富,义解斐然[10]。

  「历程与真实」刚出版时,牟先生的老师张申府先生曾有一个简单的介绍,深致赞叹之辞。但他又说了一句话:「没有人能懂,亦无懂的必要」。牟先生又特别跑去问他的另一位老师金岳霖先生,他也说不懂,只说此书「隐晦模糊」。原来这是美国学术界流行的评语。牟先生则说:

  我读其书,亲切喜悦,历历可解,无隐晦处[11]。

  难怪牟宗三先生的朋友唐君毅谓其:

  天梯石栈,独来独往,高视阔步,有狂者气象[12]。

  这位有狂者气象的天才学生,他的形上学的体悟,他的研读易经都是受朱子的引入,他对朱子也是赞叹再之,觉得自己「当然不能及于朱子于万一」[13]。但是在他大三那一年,终于碰到了一位克星,这位克星对着他作狮子吼,这位克星对着他当头棒喝,使他的心思在浮泛的向外追逐中回光返照,照到了自己的现实是何所是,停滞在何种层面,让他心中有了一个超越的而永待向上企及的前途,正视生命的悲情,牟先生说:

  这不能只看生命本身,这须透到那润泽生命的德性,那表现德性或不表现德性的心灵。这里便有学问可讲。这里是一切道德宗教的根源。我由世俗的外在涉猎追逐而得解放,是由于熊先生的教训。这里开启了一种慧命。这慧命就是耶稣所说的「我就是生命」之生命,「我就是道路」之道路。而中土圣哲,则叫做「慧命」[14]。

  这个克星就是熊十力先生,这是牟先生生命中的大事,从此之后他的学思生命乃形成双线并行的路线。一是从美的欣趣与想象式的直觉解悟,转入「如何,为何」之架构的思辨;以后撰着《逻辑典范》与《认识心之批判》,皆顺此线索而发展。二是从外在化提升一步,而内转以正视生命,契入儒圣之学,此即熊先生启迪振拔之功也[15]。这也种下日后牟先生以陆九渊、王阳明为儒学正统,而判定朱熹是「别子为宗」的远因了。

  (二)面对西方文化挑战所做的响应不同

  要深入探讨胡适和牟宗三在学术上的冲突,必须穷本竭源的从整个近代思想史的脉络上考察之。中国文化在十九世纪中遭受了西方文化的挑战,从鸦片战争开始,一连串的割地赔款,丧权辱国,把中华民族带入了一百五十几年兵连祸结、亡国灭种的恐惧之中,在救亡图存的军事斗争里,在分合无常的政治运动间,在破旧立新的文化运动里,仁人志士们前仆后继的以智慧、热情和鲜血,对时代的挑战提出各式各样的响应,兹扼要叙述如下:

  (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思想史   胡适   牟宗三  

本文责编:jiangxl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综合 > 学术史话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6238.html

1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19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易康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