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凤城:浅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知识体系建构问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182 次 更新时间:2024-01-25 11: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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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凤城  

 

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作为一个学术领域和学科,应该说主要是在改革开放之后形成的。虽然20世纪50年代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有过研究、编写计划,河北北京师范学院历史系三年级集体编写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一些高校甚至开设了课程,但受复杂的政治因素影响,总体上是昙花一现。改革开放启动后,新中国已经走过30年历程,更重要的是新中国正面临一场规模宏大、影响深远的社会转型。1979年,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0周年大会上,叶剑英代表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和国务院发表重要讲话,系统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历史。之后,1981年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二个历史决议)出台,对新中国成立以后的重大历史事件、重要成就和经验教训做出系统而权威的总结。这两个重要文献尤其是第二个历史决议可以说是国史研究最重要的起点和最重要的遵循。之后,国史研究逐渐起步,尤其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一些高校陆续开设相关课程,出版相关教材或者研究专著。及至今天,新中国已经走过70多年历程,国史研究也有三四十年的积累。在目前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紧锣密鼓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大潮中,国史当然不能缺席,而且由于国史的在地性特征——基于中国原生态实践、没有源自西方的元概念元命题困扰,因而,在自主知识体系建构方面具备了独特优势。下面,笔者围绕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问题谈些想法,以进一步推进对相关问题的探讨。

关于自主知识体系的建构原则

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需要实事求是,充分尊重新中国70多年建基立业、艰辛探索、阔步前行的历史进程,既彰显历史进步和成就,又不掩饰或回避历史失误和教训。忠实于历史,是历史学科建构知识体系的前提,这一点是常识。历史本身是客观存在,但历史叙述和解读则多种多样,因此建构的历史知识体系亦多种多样,这背后一个重要原因是历史观的不同。历史学界的争鸣与竞争,除了史料因素外,说到底是历史观和方法论的竞争。对于国史而言,由于其强现实强政治特性,因而历史观至关重要。毋庸置疑,唯物史观是建构国史知识体系的根本遵循,以唯物史观为根本立场与方法,才能深刻揭示历史发展与进步原因,科学总结历史发展规律,正确评价历史事件与人物。这在国史学界已有高度共识,无需赘述。在这里,笔者欲强调的是中共中央关于国史的重要文献和结论,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国史的重要论述,对于建构国史知识体系的重要意义。

一方面是中共中央在新中国成立后做出的两个历史决议。即前述第二个历史决议与2021年《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是建构国史知识体系的根本指导和遵循。虽然两个历史决议主要聚焦党史,但是中国共产党作为当代中国的最高政治力量,作为长期成功执政新中国、全面领导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政党,其历史虽不能与国史画等号,但无疑与国史是高度重叠的,尤其是在重要历史事件、人物等方面。此外,两个历史决议对于新中国历史发展阶段的划分、每个阶段特点和成就的概括等,既符合历史发展实际,又具有历史总结的高站位、历史叙述和逻辑的清晰与科学、通过现象看本质的深刻、以史鉴今的启发等特点,为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提供了遵循原则。

另一方面是中共中央相关文献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重要论述。例如,中国共产党成立逢十周年庆典、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逢十周年庆典、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或改革开放逢十周年纪念、党的领袖人物诞辰逢十周年纪念等重要场合,党和国家领导人发表的讲话,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这些场合发表的讲话,充分体现着新时代党和政府看待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新站位新视野新理念,是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最新指导和遵循。总的来看,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讲话,对于建构国史自主知识体系至少有三个方面的重要意义:一是高度重视国史资政育人功能,重视以史鉴今,让历史照进现实、远观未来。可以说,“看清楚过去我们为什么能够成功、弄明白未来我们怎样才能继续成功”,是习近平总书记历史观的灵魂,在这方面有大量论述,如历史是最好的老师,是最好的教科书,是最好的营养剂,能够引导人们树立正确的国家观、历史观、民族观、文化观、宗教观,增强历史自信;学习党史、国史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修课;等等。二是倡导大历史观,努力“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从习近平总书记的相关论述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在历史长周期中看问题,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中看问题,从人类文明进步尤其是全球发展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中看问题;善于抓住具有标志性、里程碑意义的历史节点,廓清历史主流主脉,凸显历史发展轨迹和趋势,得出具有规律性的认识。三是关于新中国重大历史问题、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评价。例如,关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重要讲话,关于改革开放前后两个时期关系的论述,关于改革开放的历史总结与评价,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十年的总结,关于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概括,关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四个走出来”的命题,以及对毛泽东、邓小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历史地位、贡献与精神品格的分析,等等,都是国史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或要件。如果说,第一、第二两点主要体现为间接的思想指导,即提高关于重要性的认识,掌握科学的方法论,那么,第三点则构成直接的遵循。

总之,只有充分把握和领会中共中央有关历史决议的内容及其精神,充分把握和领会习近平总书记有关论述的核心要义,国史知识体系的建构才不会走偏,才能充分彰显自主性科学性。

关于国史的知识结构

学科知识体系建构是一项系统工程,需要有基本框架、基本问题(原理)、概念范畴。从知识体系生成过程而言,是先有概念、范畴,然后是跨概念范畴的基本问题(原理),最后呈现的是知识结构。不过,从自主的知识体系建构而言,则反过来总结和分析更适宜。譬如一所房子,先要有四梁八柱,然后是房间布局、墙体门窗,最后是家具设施等。实际上,凡是一个成熟的学科,知识结构是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只有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才能解决专业课程设置、教材体系、人才培养等问题。国史知识体系建构也需要如此,当然,作为一个年轻的学科,其知识结构同成熟学科比较,有其特殊性,这就是很多问题共识度还不高,因而需要更多探索和讨论。笔者亦是本着探索、讨论的态度谈些粗浅看法。

国史知识结构的首要问题就是国史的主题主线。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命题聚焦于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奋斗,讲的是党史主题,但对于国史而言也同样适用。国家是民族生存发展最重要的实体依托,现代民族国家的出现就是为了特定民族更好地生存发展。况且,中国共产党百年历史的2/3以上是与新中国历史在时间段上重合的,更重要的是中国共产党对国家建设的领导是全面的、系统的、整体的。

如果说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国史的主题,那么围绕这一主题而展开的历史主线是什么?对此,学界有过热烈讨论,笔者认同以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和发展为主线说。很清楚,新中国成立初期的社会主义革命是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此后即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时期,无论发生过怎样的波折与失误,中国始终没有离开社会主义这一制度核心,始终是在围绕社会主义事业进行探索、实现发展。改革开放新时期到来后,围绕“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这一时代课题,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极大地创新发展了社会主义。中共十八大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什么样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怎样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成为首要的时代课题,围绕这一课题,新时代十年发生了历史性变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中华民族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伟大复兴。

国史主题主线明确了,其知识体系建构就有了定盘星,有了统领。接下来就需要解决“四梁八柱”即知识结构问题了。国史包括方方面面的发展进步,按照学界已有习惯或共识,可以按照经济史、政治史、文化史、社会史、国防史、外交史等来布局。这样的知识结构比较全面,但是整体感较弱。还有一种结构可以考虑,那就是从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的三分法入手建构。生产力状况始终是一个民族国家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基础,是衡量国家治理成功与否的第一标准,发展生产力、增强综合国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国家的首要任务。邓小平提出的“三个有利于”标准,即“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实际上就是衡量一个民族国家建设与治理是否成功的重要标准。

有学者曾提出,当代中国史和国史应该有所区分,虽然两者都以1949年以后的新中国为对象,但前者内涵外延更广,可谓无所不包,而后者则应着重于政治和制度。这个问题比较复杂,涉及对国史的狭义和广义理解,能否真正讲清楚两者关系并取得共识,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这一看法提醒我们,国史首先是政治史,因为国家是政治产物,国家的历史宜以政治为核心视点看各方面的发展进步,注重国家制度的确立、改革和发展,注重制度对于各方面发展进步的基础作用。国史不能是各方面历史的汇合或相加,要彰显国家历史的整体性,彰显国家历史不同于一般历史或专门史的特点,显示内在的逻辑和主线。当然,如此写国史的挑战是很大的,不过,对于建构国史知识体系而言则很有启发意义。国家是和制度联系在一起的,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涵盖各个领域,是内在统一的有机体,不论怎样建构国史的知识体系,制度都居于突出的位置。需要说明的是,制度不是静止的结构,制度本身的建立、改革、健全便构成一个历史过程,更重要的是,制度承载着社会各种活动,是人类活动的结果并服务于人类的历史活动。

精神文明始终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重要标志,也是民族国家相区别的内在特质,尤其是在全球化的当今,各民族国家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高度趋同,文化交流交锋交融空前迅速而热烈,一个民族国家对“我是谁”的回答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族文化与文明样态。一个国家的发展仅有物质文明是远远不够的,如果经济发展起来了,但是人心散了,那么,这样的发展还有何意义?一个民族国家要与时俱进,需要有海纳百川的胸怀,善于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但是,开放是为了更好地发展自己,而不是变成他人。独特的民族文化、独特的价值观、人生观、宇宙观是一个国家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标识和价值所在,从这个意义上讲,“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

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建构国史知识结构,存在一个问题,那就是很难将外交充分纳入其中。每个国家都有外交制度和外交政策,但外交主要表现为一种行为过程。由此,可以考虑这样的逻辑,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主要属于内政,而一个国家的历史活动主要是内政和外交两大类,也就是说是一个“一加一”演绎为“三加一”的结构。

无论是经济、政治、文化等的六分结构,还是“三加一”结构,都有各自的优点,也都存在各自的问题。从实际出发,我们可以考虑以物质文明、制度文明、精神文明为经,以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为纬,纵横交织建构国史知识结构,并以此确定学科基本问题、概念范畴体系。

关于国史的基本问题

基本(重要)问题(或称之为定理)和重要概念范畴是知识体系中最重要的构成要素。国史的基本问题和概念范畴同社会科学中的基本问题和概念范畴相比,更需要内含时间延展和历史过程,也就是说不仅有恒定的静止的要素,而且要有反映萌生发展与变化的动态要素。由此,就基本问题而言:

(一)国史的历史分期问题

目前,具有高度共识的是三时期划分:第一个时期,社会主义革命与建设时期,从1949年新中国成立到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第二个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从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至2012年中共十八大;第三个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即2012年中共十八大以后。这个分期与新中国成立后党史的分期高度一致,因此,一些学者提出可否突出国家视角,以国家大事(如以人民代表大会)为标志来划分国史阶段。但考虑到国史是以政治史为主的综合史,从新中国的总体历史变化看,上述三阶段划分是比较符合历史实际的。实事求是地讲,目前还找不出比该历史阶段划分更可取的方案,这也是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体制决定的。当然,每个历史时期,还可以再分若干小阶段。此外,考虑到新中国目前70多年的历史,划分为三个时期也可以增强历史整体性,便于梳理和分析比较重要的问题,对于知识体系建构而言无疑是有益的。

(二)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

可以说,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问题是国史中最重要的问题之一,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中的关键问题之一。习近平总书记就此有过专门论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二十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这两个历史时期“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两者绝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事实上,两个历史时期的不同显而易见,无论从国家治理理念看还是从制度体制看,无论从经济发展看还是从社会结构看,无论从人民群众的精神状态看还是从国家形象看,不同和变化都十分显著。该问题的着重点在于讲清楚两个历史时期的接续性和继承性,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基本制度、重要制度,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追求等方面进行梳理和分析,从现代工业体系奠基、理论准备和经验积累等方面,讲清改革开放前的探索与实践对于改革开放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意义。

(三)如何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失误问题

如何评价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成就与失误问题,要围绕“社会主义在中国奠基”这一核心展开。首先,要从大历史观出发,充分肯定中国在20世纪50年代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必然性及其对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意义。其次,要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国防、外交等方面全方位总结成就,不但要有新旧历史的比较,还需要有国际比较。最后,也是最难但绝不能回避的对“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等失误的分析与评价。评价的关键是抓住“社会主义建设之路的探索”这一主题,只要抓住这个关键不动摇,就不会在根本上发生历史虚无主义问题。

(四)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创新问题

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创造创新问题的核心是回答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新时期创造的,邓小平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开创者。“中国特色”是一种总体评价,改革开放前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对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起点,是前提,但是总体上不具有“中国特色”,其在原则和主要方面依然处在以苏联为典型的传统社会主义模式内。那么,改革开放前后最大的不同何在?换言之,“中国特色”的首要依据或改革开放带来的不同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最大创造创新何在?显然,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创造创新,是“中国特色”的首要体现,因为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出特征是单一公有制或者公有制占压倒性绝对优势地位,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单一分配制度和按劳分配原则下的平均主义。当然,改革开放带来的创造创新不仅是经济上的,以经济为基础并与经济相配合体现在方方面面,就其荦荦大者,如政治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实践,文化事业与文化产业二分理念和战略下的文化体制改革与创新,社会管理体制与和谐社会建设,教育与科技体制的改革创新,等等。总之,围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或者说以之为基础的改革创新构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是回答改革开放最根本的成就,是形成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佳答案。

(五)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问题

第三个历史决议和2022年中共二十大报告对新时代十年的伟大变革与成就做出了系统总结,涉及治党治国治军、内政外交方方面面,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学理化表达和相关历史知识建构。从国史角度而言,一方面,宜有总有分,有轻重取舍、调整合并。例如,党的领导和全面深化改革是总,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国防、外交等是分,分也是依照大领域进行梳理和评价,而非一定要依据文件条分缕析地细化。另一方面,要充分认识新时代的变革和成就绝不是“飞来峰”,其与此前历史的接续继承关系要讲清;同时,既然是新时代,那就意味着在治国理政思想、内政外交理念,在国家建设的方方面面均发生了显著而深刻的变化。总之,要阐述新时代十年的历史性变革和历史性成就,离不开历史的比较,这是在学理化阐释和历史知识建构中需要注意的。

如果说上述基本问题着眼于历史的阶段性发展,那么,另外还需要考虑的是各个领域的纵向问题。例如,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式现代化探索,从计划经济体制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从农村集体化到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改革,从“革命法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演进,从“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到“文化自信”“文化强国”的演进,从“两阶级一阶层”“单位制”到社会阶层结构多元化和社会治理现代化的变迁,从发展优先兼顾环境到生态文明思想的萌生、系统化和全方位实践,从与苏联结盟、高扬国际主义旗帜到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高扬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等,类似专题类的重要问题亦需要仔细检视、斟酌,在已有共识的基础上进行梳理和总结。在这里需要注意的是,什么才是基本问题?或者说构成基本问题的标准何在?笔者认为有两个不能忽略:一是该问题域有显著的历史性变化。正所谓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有变化有转折才会产生历史解释。二是该问题有全局性长时段延展性。过于微观的地方个案不宜进入重要问题域,除非该个案具有全局性影响。

关于国史的重要概念范畴

基本(重要)问题厘清后,就需要考虑概念范畴了。从哲学定义出发,概念和范畴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所谓范畴,就是基本的概念。范畴和概念的区别在于,范畴虽然也是概念,但它是一些最普遍最基本的概念。从内涵来说,范畴比概念所反映的事物本质更深刻;从外延来说,范畴比概念所反映的事物范围更广。就本文而言,概念范畴连用侧重范畴意义,加上“重要”二字则强调更基本更高层级的概念范畴。就国史知识体系而言,历史上出现的事件、运动、人物、会议等属于知识基石、一般性概念、名词,是客观历史进程的命名,不同于知识体系建构意义上的概念范畴,后者需要有较充分的历史延展性与价值存在,包涵重要的学科问题。进言之,它要在尊重历史的基础上反映特定的历史观,否则自主知识体系的“自主”就失去了意义。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重要概念范畴的勘定也不能过大,一般而言,中观层次较为合适。下面,举几个例子:

(一)改革开放以前

就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而言,优先发展重工业战略和赶超战略无疑是重要概念范畴。从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不但这一概念范畴有明确而清晰的思想表达,更重要的是反映在从“一五”计划到“大跃进”再到“三线建设”的实践中,既反映了中国特定国情,又反映了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共性,既反映了内政特点,也反映了对时代潮流、国际形势的认识。在文化领域,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艺革命、教育革命等无疑是重要概念范畴,从起源、萌生、高潮到调整和终结,都有一个过程,而且结构极为复杂,既有历史合理性、进步与成就,也有矫枉过正走向极端的教训。在外交领域,“三个世界”与革命外交是重要概念范畴,它既有深刻的思想渊源,又有较长时期的实践经验积累,反映了特定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与价值观,呈现出国际主义与民族国家内在的紧张而复杂的关系。

(二)改革开放以来

就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而言,重要的概念范畴更多,而且由于时间距离近,和现实关联密切甚至就是现实问题,因而提炼和解析难度也大。尽管如此,考虑到改革开放以来的历史是新中国历史上最为辉煌的时期,不仅从学理上、知识建构上,而且就是从讲好改革开放故事、新时代故事、中国奇迹上,也要加快对其重要概念范畴的梳理和研究。

在政治领域,例如,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这个问题涉及对改革开放前的运动式治理的客观评价,涉及从“建立健全法制”到“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思想与实践演进,涉及中国共产党治国理念的深刻变化。又如,人民民主与全过程民主,这个问题涉及人民民主的奠基和发展,涉及其思想演进和改革实践的不断深化,涉及中西政治制度的优劣比较等。“一国两制”与祖国统一也是一个重要概念范畴,涉及祖国统一战略的调整,香港澳门成功回归祖国,以及台湾问题的解决,既是重要的制度创造创新,也面临挑战和完善问题。

在经济领域,例如,计划经济体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新中国70多年最重要的经济体制,是理解和评价新中国经济运行及其效果的关键。又如,实现小康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这是贯穿改革开放40多年的概念范畴,其中包括发展目标与发展战略的制定和调整、对于共同富裕的意义、对于人类摆脱贫困的意义等。再如,经济特区与对外开放,这是改革开放新时期的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概念范畴,深刻地反映着中国发展与开放的关系,反映着解放思想、敢闯敢试的时代精神,也反映着中国对外部世界认识的巨大转变和吸纳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时代胸怀。

在文化领域,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文化体制改革无疑是重要的概念范畴。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的重要特征,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才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在改革开放前的存在样态,改革开放后的理论和实践,特别是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后的新要求新变化,其历史内容十分丰富,包含一系列子概念。“文化资源国家化”理念下的文化创造及传播特点,文化体制改革的酝酿和展开,文化市场、文化产业的形成与发展,公共文化服务等理念的生成及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的建设发展等,这些均构成审视新中国文化建设的重要概念范畴。

在外交领域,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一带一路”倡议等,无疑是重要的概念范畴。由革命外交到不结盟的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再到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充分反映了新中国对外交往的关键所在和阶段性变化,构成了国史外交领域的重要概念范畴。

就新时代而言,除了前面提到的内容外,全面深化改革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治理能力现代化,新发展阶段、新发展理念、新发展格局,乡村振兴与农业现代化,生态文明思想与生态文明建设,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建设文化强国,中国式现代化与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等等,均是国史领域里重要的概念范畴。

国史研究历经几十年了,如何在建构国史知识体系的自觉意识下,将人们经常使用的概念范畴特别是重要概念范畴建构为分类科学、架构合理、层次鲜明、高度学理化的概念范畴体系,是国史学者必须着手的任务。这些重要概念范畴既是学科成熟度的标志,也是自主知识体系建构的基础。

关于国史的话语体系

与知识体系建构密切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是话语体系建构。话语体系同概念范畴等要素密切联系在一起,是知识体系的外在表达。就知识体系建构而言,主要考虑的是学理,即严谨和科学,表现为学术话语体系。话语体系还有大众传播话语、国际传播话语。学术话语体系、大众话语体系、国际传播话语体系虽然密切相关,但是又各有角度和问题意识。

就学术话语体系而言,国史学科面临的任务是如何进一步做好从政治文本、政策话语向历史文本、学术话语的转变。应该说,经过长期的努力,源自政治文献的话语在转变为学术话语、历史文本方面已经取得了很大成就,这是重要的基础,但我们还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梳理和总结,加速且高质量地推进学术话语体系建设。需要指出的是,政治话语与学术话语确属不同体系,但也不是界限分明、不可通约。事实上,一些约定俗成的概念范畴是完全可以通用或者略加调整即可通用的,没有必要刻意突出其不同。这又涉及学术自信问题。长期以来,受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国内学界似乎存在海外中国学研究更客观更学术,一些提法、概念更具学理性的看法。我们必须打破这种迷思,一方面客观看待海外尤其是西方中国学研究,并加强与之对话和交流,清醒认识自身在学术话语体系建构方面存在的不足;另一方面,立足当代中国波澜壮阔的历史进程,增强学术自信,着力打造融通中外的标识性概念范畴,搭建海内外通行的叙事结构。历史学与其他学科不同,历史事件和人物是确定的,这就构成交流的共同基础,不像其他一些学科从元概念上就存在歧义。对于国史而言,中外交流的关键是对历史事件和人物的评价、对历史内容和历史层面关注的差异。就此而言,设置议题很重要。例如,当代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和经验、当代中国摆脱贫困的历程和经验、当代中国的生态文明建设等,毫无疑问应是国际学界感兴趣的话题,通过共同议题的讨论,把我们在国史基本问题上的认知表达出来,把内含我们历史观的重要概念范畴传播出去,并在这种对话中不断完善我们在基本问题、重要概念范畴上的阐释。

郑永年是较早提出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学者,他特别提醒人们,“确立中国的知识体系”,并不“意味着简单地抵抗西方,那也很难建立自己的社会科学”;“任何知识体系必须是能够和其他知识体系能沟通的”。也就是说,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绝不能“躲进小楼成一统”,最后变成了自说自话,建构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为了更好地向世界介绍中国、介绍中国经验,为人类文明进步贡献力量。因此需要我们充分了解海外学术潮流学术热点,如海外历史研究更关注社会与习俗、普通民众生活面相、微观个案问题等。对此,国史研究者必须充分重视这些议题,在自己的研究中需要适当眼光向下,关注微观个案、关注经济社会民俗等层面的内容,并发挥宏观历史研究之长,善于以小见大,以社会、民间历史映衬国家历史。客观地讲,与其他成熟学科比,国史领域对外学术交流还不多,经验也不够,但是中国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国际社会对中国奇迹的高度关注,要求国史工作者以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加快推进国际传播话语体系建设。

国史的大众传播话语体系建设是新时代国史工作者的另一项重要任务。历史学最终是服务于人民群众从历史中得到知识得到智慧得到精神享受。国史的大众化传播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历史本质上是讲故事,人们对故事自然比对哲学、经济学、政治理论更感兴趣,此其一。其二,国史和现代人的距离最近,没有古代史、近代史的隔膜感,理解起来更容易、能真懂。国史的大众化传播一直在做,也有成绩。但是,面对新时代的读者和听众、观众,如何在推进大众传播话语体系建设的自觉意识下,更好地发挥国史启迪心智、凝聚人心,知史爱国、知史爱党的社会功能,是需要国史工作者认真思考的问题。实际上,国史的大众化传播关键还是讲好故事,不同于文山会海、成就概括、数据罗列、频繁征引的专业书写范式,大众话语传播体系中需要突出人物、彰显历史事件跌宕起伏的过程以及具象描述。一般而言,人们对新中国领袖人物,例如毛泽东、邓小平等保持着持续的兴趣,对一些重大事件,例如抗美援朝、中美关系、中苏关系等保持着持续的兴趣,一些现实热点也会引发对相应历史的兴趣,这就为国史大众化传播提供了起点或契机。以讲故事为核心理念,以人物带故事,以故事带历史观,以现实热点关联历史,应该能够很好地推进国史大众化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高等教育大众化和互联网带来大众阅读的深刻变化,对国史的大众化传播带来了更高要求,仅靠故事是不行的,其中还需要情怀和思想,仅靠传统图文方式也是不行的,需要有更多维更有现代技术含量的方式。

总之,国史知识体系建构离不开话语体系建构。当然,没有知识体系,话语体系是不存在的;但是,有了知识体系还需要建构和不断完善话语体系,只有如此,才会有国史学科的光明前景。

国史知识体系建构是一个过程,既不能“急就章”,也不能“闲庭漫步”;既不是从零开始,也不能故步自封、一切照旧。因此,国史工作者既要有时不我待的使命感,又要有一步一个脚印的严谨、笃实精神,从现在做起、从我做起。当今时代是有组织科研的时代,对于国史知识体系建构而言,有组织的科研更为重要,因为它不是个体能够完成的任务。由是,国史研究机构和国史研究者,应该更自觉地建立相应的学生交流机制和交流平台,及时地把经过讨论的共识汇集起来、整理出来,例如编纂“集大成”的国史学科手册等,以展示国史知识体系建构的进程和成绩。当然,国史知识体系是开放的,在这个意义上说它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国史知识树是长青的,国史知识体系建构任务是长在的。

作者单位: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 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

原文刊载于《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5期

注释从略,完整版请参考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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