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立强 高超群:政府干预与企业经营:企业史视域下的国营福建示范茶厂研究(1939-19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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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入专题: 国营福建示范茶厂  

林立强   高超群  

内容提要:福建示范茶厂是民国时期全国规模最大的国营茶厂,属于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实行战时统制经济的产物。其总厂与若干分厂位于福建武夷山与其他主要产茶区,以大规模种茶与机器制茶为中心,兼顾茶叶科研实验等功能,是当时茶业领域乃至农业领域中少有的集产、制、贸、研为一体的具现代性质的农业企业。该茶厂在筹备、设立、发展直到裁撤的整个过程中,不但承担了按照政府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组织生产的职责,而且还承担了闽茶复兴计划中诸如组织救济茶农等社会职责。通过剖析该个案,可以考察民国战时统制经济背景下政府干预行为对国营茶厂经营管理的影响,进而重新反思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有助于了解中国茶业企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发展历程。

关 键 词:政府干预  企业经营  福建示范茶厂  民国时期

 

引言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茶叶生产国,茶业是“茶叶生产经济、流通经济所涉及行业(种植、加工、内贸、外贸)的总称”。而近代茶业,则是指“从手工生产(加工)工具和畜力、水力生产(加工)工具向机械化转变时期的茶业,或指由直接经验向近代科学技术转化的茶业”。①胡浩川认为,“就茶业内容而说,大概可以分做四个部门:一是农业的茶业;二是工业的茶业;三是商业的茶业;四是艺术的茶业”。②民国时期的茶业管理主要涉及“产制运销”四大环节,以往中国近代茶叶经济史研究以“销”即贸易为主,“产”“运”亦有少量涉及,但对“制”尤其是对茶厂经营管理活动的研究却严重缺失。由于茶业历来与政策的关系密切,从政府干预企业的角度出发,考察民国战时统制经济背景下政府的介入对茶厂经营管理的影响,是了解中国茶业企业发展历程的一个重要侧面。③

本文所谓企业史视域是指从微观角度出发,通过剖析个案或多案例来揭示企业产生与发展演变的全过程,其研究对象多为某行业最具代表性的头部企业。选择福建示范茶厂(The Bohea Tea Estate.Fukien.China.④以下简称示范茶厂)作为典型个案研究是基于以下考虑:其一,它是当时全国规模最大的国营茶厂,属于民国政府20世纪30年代—40年代实行战时统制经济的产物。该厂以种茶制茶为中心,兼顾茶叶科研实验等功能,是民国时期不仅在茶业领域而且在农业领域少有的集产、制、贸、研为一体的具现代性质的农业企业,其经营管理体系的构建秉承了科学管理思想。现代中国茶叶事业复兴和发展的奠基人吴觉农曾称该厂是“福建省政府与中国茶叶公司联合设立的为国内规模最大的示范茶厂”,“福建的示范茶厂,规模之大,为全国之冠”;⑤其二,它在我国茶学界具有很大的影响。如被茶学界公认为20世纪中国十大茶学家的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蒋芸生、方翰周、王泽农、陈椽、庄晚芳、李联标、张天福⑥中有九人曾与示范茶厂有着密切的关系;⑦其三,该个案的研究不但能够填补中国经济史研究在近代茶业经营管理尤其是茶业企业方面的空白,并为中国企业史研究贡献企业由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路径方面的案例,而且能够为当今如何处理政府与国有企业之间的关系,以及为我国农业企业化和乡村振兴的“贸工农一体化”管理模式提供借鉴。

综上,本文立足于福建省图书馆所藏民国福建地方文献、福建省档案馆所藏近代企业档案、福建主要茶区如武夷山、南平、安溪等地档案馆所藏档案以及福安、福鼎、永安等地实地调研成果,围绕政府与示范茶厂内部经营管理活动之间的互动进行个案考察,以此揭示民国时期一个大型国营茶厂从筹备、设立、发展直到裁撤的完整演变过程,反思政府的干预行为在这四个阶段中对茶厂经营管理活动所产生的影响,客观评价该厂彼时的经营管理状况以及在民国茶业企业史中的地位,以求教于方家。

一、政府强力推动与福建示范茶厂的诞生

茶叶是近代中国最重要的出口商品之一,随着19世纪末印度、锡兰、日本、爪哇等产茶国的兴起,华茶出口由盛转衰,面临严重的生存危机。我国茶学界以及学术界曾对此情形进行了深刻反省与研究,问题主要集中以下两种类型:其一是对近代茶叶贸易由盛转衰原因的研究,代表性学者如仲伟民认为中国茶叶生产方式落后;茶叶品质难以保证;杂税繁多,层层盘剥;多年战乱影响了茶叶生产和贸易路线,造成市场萧条;贸易的主动权在外商手中,中国茶商承担风险的能力低等五大因素导致中国茶叶出口由盛转衰,这是19世纪危机的一个突出表现。⑧其二是针对中国茶叶危机问题所应该采取的复兴对策。代表性意见如吴觉农、胡浩川提出划定区域详查内容;国家实施统制的政策;茶业研究机关及技术设施;组织茶农与培养专才等复兴中国茶业的四大途径,倡导“大规模的组织,大数量的生产”以降低成本。⑨民国成立伊始,孙中山在《建国方略》中就指出:“在国际发展计划中,吾意当于产茶区域,设立制茶新式工场,以机器代手工,而生产费可大减,品质亦可改良。”⑩孙中山的此番论述为此后民国政府的茶业政策确立了一个总的基调,建立新式制茶工厂、采用机器制茶成为华茶复兴的重要内容之一。

茶厂系加工茶叶的生产单位,按产品可分为将鲜叶加工成毛茶的鲜叶加工厂(亦称“初制厂”)和将毛茶加工成商品茶的毛茶加工厂(亦称“精制厂”)。(11)民国时期,茶厂一般指精制茶厂,是茶业的重要环节,它与制茶技术的发展有着非常密切的关系。陈椽认为,我国的制茶机械化时期是从1850年至1950年,历经百余年。(12)晚清民国正处在手工制茶向机械制茶的转型时期,近代化茶树种植园与机械化茶叶加工是这个阶段最显著的特点。福建示范茶厂就是中国茶业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节点。

福建作为我国最重要的茶叶产地之一,拥有闽北、闽东、闽南三大主要茶区,“崇、建、延、泉随地皆产,惟武夷为最”。(13)19世纪40年代,西人对武夷红茶的觊觎导致福州与厦门占据了最早五个通商口岸中的两个,福州茶叶贸易量于19世纪70、80年代达到了顶峰,但到80年代后期开始衰落。光绪年间,除了俄商在福州兴办砖茶厂外,本地有茶商赴印度“学习制茶之法,客岁返闽,变通良法,功效显著”,(14)但此举因破产很快归于平寂。到了民国时期,福建茶业界面临有史以来最大的危机,“茶业已疲于奔命,安得有改良之余裕,且商人以成本过昂,乃有掺假与用回龙茶以图厚利者,政府既无鼓励与改良之举,茶商又取自杀政策,于是闽茶(华茶)之声誉日隳,国际之市场为日本、锡兰等竞争者所夺,以至一蹶不振”。(15)为寻求解决危机的对策,福建省政府实业考察团1934年赴台湾以及1935年柯仲正和吴觉农赴南洋的茶业考察之行,重点就是深入考察当地先进的茶叶实验场与茶厂,以找出福建茶业界与之差距。1936年5月福建建设厅厅长兼财政厅厅长陈体诚主持编撰的《福建茶产之研究》提出改良闽茶治标与治本的若干办法,其中治本就包括提倡“开辟大规模之茶园”以及“设立大规模之制茶厂”。指出“本省非但产茶区域散漫,且各县茶园亦七零八落”,故必须采用科学方法根本改良,“将零碎者开辟为大规模之茶园”。文中在列举了本省茶叶制造的12种弊端之后,认为闽省旧式之红茶制法“全赖太阳热力”,今后“政府应设茶厂应改用印度及锡兰方法,实行室内制造,并采用机制”。(16)

那么,要达到“开辟大规模之茶园”以及“设立大规模之制茶厂”之目标,是依靠民营还是政府的力量来推动呢?当时的从业者和研究者对此是怎么认识的呢?民营茶厂的主要实践者是传统的茶商。茶商上承市场,下接茶农,在茶叶贸易体制中承担中间商的重要角色,也积累了大量财富,但实力参差不齐,具有很强的投机性。民国时期,该群体声誉更一落千丈,大多数茶商被斥为一边“为富不仁,将侥幸发来的洋财,去巴结当地官绅,树立特殊势力”,另一边则“一面靠茶农吃饭,一面又尽量剥削茶农”。若要实现上述目标,“都是需要多量的财力人力,若是委托唯利是图不学无术的茶商来经营,希望获得良好效果,无异缘木求鱼。老实说罢,这种繁重的工作,是政府才能负担得起的”。(17)吴觉农不但是机器制茶的倡导者与早期实践者,(18)还是呼吁政府介入茶业的积极推动者,他对此总结道:“购买制茶机器,大规模的组织制茶厂,亦须有政府作有计划的经营。因之,这些重要工作,非有统制的机构,实无法达到目的。过去因为组织不良,使茶商营业变为投机性,现由政府统制,茶商可以得到正当利益,农民生活亦颇为安定,产制当然容易改进了。”(19)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国民政府随即于1937年11月成立战时经济统制的主管机构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称贸易委员会),隶属财政部。1938年6月财政部颁发“管理全国茶叶出口贸易办法”,对全国茶叶进行统购统销,以供抗战军兴之需。中国茶叶公司正是国民政府实施茶业统制政策的必然产物。作为一家于1940年5月后成为完全国营的中国最大茶叶贸易公司,利用统筹办理全国茶叶改良产制事项的契机,由行政院训令各产区省政府予以协助,大力推动国营茶厂建设,或独资或合办在全国开始打造所谓的“精制厂网”,福建区域也被纳入该计划之中。

此时的福建茶业情况如何呢?战前“本省茶厂,过去皆系民营。闽北区有一百三十四家,闽东区一百九十五家,闽南区九十五家,共计四百二十四家”。(20)且福建茶业改良工作进展缓慢,迟至1935年8月才正式成立福安茶业改良场,与其他产茶省份早期便纷纷成立改良机构形成鲜明对比。(21)战时福建茶业遭受重创,“一般茶商,除少数较历史不忍辍弃者外,其余十之八九,均改营他业”。(22)福建省政府主席陈仪强化战时统制经济政策,令福建省政府整合以往的茶业管理部门,对茶叶统购统销,并于1938年4月成立茶业管理处,负责统筹管理,计划实施茶叶统制运销。1939年4月1日,茶业管理处“改为福建省茶业管理局,柯仲正为正局长,庄晚芳副之”,后庄晚芳调任示范茶厂副厂长,省政府委任向耿酉接任。(23)福建省茶业管理局成立后即尝试自办省营茶厂,但均以失败告终。第一次尝试是1939年3月在福安茶业改良试验区着手筹设模范制茶厂,“派员勘定三模范厂厂址于穆阳棠溪社口各主要产茶区,四月一日委派各厂职员积极修理布置厂所并租借添置各种制茶用具”。该厂于9月结束,其原因据说是茶商阻扰。(24)第二次尝试是1939年8月7日成立崇安制茶厂,“以便将来筹备设立大规模省营制茶厂”,(25)该厂租借赤石镇广泰茶号为厂址,属于临时性质,在完成当年的收购毛茶任务后就再无下文。但与上次不同的是,此次设厂提出“筹备公营茶厂”与“改良茶厂管理”的目标,认为“崇安既为产茶富庶之区,将来实有筹设公营茶厂必要,故本年可利用此机会,以树基础”。(26)

以上种种因素叠加,再加之中国茶叶公司进入福建前,已经独资或合资成立了约十余家国营茶厂,积累了一定的国营茶厂建设经验,故中国茶叶公司与福建省政府合办示范茶厂可谓水到渠成。1939年9月,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寿景伟来闽接洽茶叶销购事宜,“对于本省茶业行政之措施,如技术之指导及运输之策划均加赞许”。他对茶叶产地情形十分重视,于10月初在庄晚芳的陪同下“赴产茶最优区域之崇安县”考察。(27)期间,茶业管理局提交了一份成立示范茶厂的计划,“呈由省府徐顾问学禹面与接洽,当蒙允拨款六十万元,在崇安设立集体茶园及国营茶厂,寿经理并亲至崇安实地履勘,并面托本局局长庄晚芳负责筹备一切进行事宜”。(28)至此,示范茶厂项目正式启动。

值得一提的是,战时福建包括示范茶厂在内一共开设了四家国营茶厂:最早一家为福建省贸易公司茶叶部1938年6月开办的福春茶厂。中国茶叶公司福建办事处开设了两家,分别是1939年9月开办的福华茶厂与1940年5月开办的福孚茶厂,前者生产花茶,后者生产砖茶,地点均在福州。这几家国营茶厂的出现,一举改变了福建作为茶业大省无国营茶叶大厂的局面。随着中国茶叶公司与福建省政府的介入,福建茶业即将迎来重大的变革。

二、政府引导与福建示范茶厂筹设阶段科学管理体系的建立

1939年下旬,以福建茶业管理局代局长庄晚芳为主任,福州商品检验局主任徐宗稼为副主任的筹备组成立,并于11月1日进驻崇安赤石街。(29)自此,示范茶厂正式开始筹备,并明确是一家“有限性质”的企业。(30)该厂1940年2月1日正式成立开始运营,1942年4月宣告结束,之后移交工作直到1943年底才基本完毕,(31)可分为筹备、设立、发展以及裁撤等四个时期,本部分讨论筹备与设立阶段政府引导对茶厂科学管理体系建立的影响。

1939年10月2日,福建省政府发出指令,“为改进闽茶与中国茶叶公司合办福建示范茶厂”,以省营企业福建贸易公司代表省政府与中国茶叶公司签订了《合办福建示范茶厂合约》。合约规定“该厂资本总额定为国币六十万元,由甲乙双方各出三十万元”(32)(后于1940年7月增资到一百万元)。(33)双方决定“组织监理委员会监理该厂重要事宜”,并对监理委员会的相关事宜做了如下规定:“主任委员由乙方会同甲方提请,福建省政府聘任之,委员六人由甲乙双方各派三人,并在三人中各指定一人为常务委员”“委员任期三年经双方同意得连任”。(34)经双方协商,任命徐学禹(35)为主任委员,福建省政府方指派陈萱、严家淦、(36)包可永为监理委员,陈萱为常务委员,中国茶叶公司方则指派骆清华、陈公亮、尤士行为委员,陈公亮为常务委员。此后的《福建示范茶厂章程》第五章第二十五条赋予了监理委员会十二项具体职责,即“各种章则之审定;业务方针之审定;资本增加之拟定;本厂厂长副厂长主任技师总稽核技术专员各课课长及各分厂分厂长人选之决定;本厂各课设置或增减之决定;各分厂设置裁撤或变更之决定;各种重要契约之审核;全厂营业预算之核定;全厂营业月报之审核;全厂年终营业报告之审核;营业用不动产购入之决定;其他重要事项之审议”。(37)随着监理委员会的设立,主要管理人员开始陆续到位,企业科学管理体系随之建立。

(一)科学的企业治理结构。茶厂的管理层次分为三级,即监理委员会、总厂、分厂(直属制茶所),并在1940年2月茶厂成立后不到两个月全部配置完毕。茶厂组织架构以监理委员会为经营决策机关,相当于公司的董事会,代表茶厂两个投资方的利益。总厂为经营管理总枢纽,聘任张天福为厂长,郭祖闻、庄晚芳为副厂长,(38)主任技师由庄晚芳兼任。总厂职能机构设总务、技术、业务、会计四课,其设置与其母公司中国茶叶公司与福建贸易公司的设置基本相同。(39)总务课分管行政与人事。技术课设技师、技术员、技术助理员、练习员生等职位。技术课属下的第一、第二两茶区为栽植茶苗、改良品种之实验场所,均隶属于总厂。为了技术的规范性,茶厂规定分厂的技术人员由总厂派出。业务课下设福州接洽处专司茶叶推销与采购。会计课设会计员,总稽核与会计课长由监理委员会直接指派,必要时可增设若干稽核。总厂下设福安、福鼎两个分厂(40)以及星村直属制茶所、政和直属制茶所、武夷(彝)直属制茶所。3月25日福鼎分厂最早开始办公,游通儒任福鼎分厂分厂长,梅筱溪任副职。福安分厂4月1日成立,高诚学任福安分厂分厂长,技师陈绍辉兼任副分厂长。同年福安、福鼎这两家分厂内设总务、技术、会计三股暨隶属分厂之若干制茶所。4月25日成立武夷直属制茶所,派技师林馥泉为主任。星村与政和直属制茶所皆为5月1日正式成立,业务课课长王学文兼任星村直属制茶所主任,吴心友为副主任。技师陈椽(愧三)兼任政和直属制茶所主任,秦光前为副主任。另设畜牧场于马厂洲、锯木厂于赤石洋桥堍,分派技师梁达新、总务课课长刘于武兼主其事。(41)

(二)以技术官僚为主导的管理层。卞历南在分析民国时期企业治理结构时指出,20世纪30年代与40年代在国营企业占据主导地位的则是新型的技术官僚。(42)与当时福建民营茶厂厂长“普遍为厂东所兼任”不同,示范茶厂高级职员均为具有农学专业背景且经营能力高强者,如厂长张天福系金陵大学农学士、副厂长庄晚芳系中央大学农学士,且具有茶业改良场工作的经验。以上人员均不是监理委员会成员,初步实现了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其他中高级管理人员也大都为与茶业相关专业背景的技术人才,直属制茶所的主任更是由总厂技师兼任。

在上述管理人员的聘任中,厂长人选的确定是监理委员会成立后的第一件重大人事安排。值得一提的是,在以往的所有文献中,均记载张天福直接被聘为示范茶厂厂长。但笔者发现在示范茶厂筹备阶段,第一人选并不是张天福,而是胡浩川。(43)从资历年龄分析,胡浩川年长张天福14岁,当时已是我国茶业界元老并曾长期担任全国最负盛名的祁门茶业改良场场长,而作为福建本地人的张天福熟悉国内外茶业改良事务且在福建深耕多年。二者均为当时中国茶业界的知名技术专家,无论是哪一位上位都符合“技术官僚”之标准。

(三)详尽的企业中长期计划。著名企业史学家钱德勒(Alfred D.Chandler,Jr.)认为,管理者必须负责两种管理任务:“第一种活动要求集中精力致力于长期的规划和评估,第二种则要求解决即时的问题和需要,要求处理预料之外的事件或危机。”(44)茶厂的高级职员队伍确定后,即开始制定公司中长期战略。有趣的是,与上述“厂长人选之疑”相仿,示范茶厂也存在前后两份内容不一样的五年计划,暂且称为“计划书之疑”。第一份刊登于《福建贸易月刊》1939年第2期,标题为《福建示范茶厂计划书》,(45)第二份是由张天福撰写的《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46)两者发表的时间相差一年。前者内容有示范茶厂与改良场如何分工事宜,显然是在张天福上任前制定的。

《福建示范茶厂计划书》的工作计划分为三条:1.垦辟荒地一万亩,种茶为主,间作为副。2.订购新式机器,设厂制茶及炼油。3.成立化学及病虫害等研究室。而《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则内容更为详尽,除了绪言与结论外共分九条内容,包括总厂设立地点;开辟示范茶园;举办副业;建筑计划;业务方针;设立分厂;制茶计划;研究计划;其他(如培训、编辑刊物、茶叶调查等)。二者比较,后者在内容的详尽、计划的严密、事项的精确、时间的安排等远胜于前者,且更为科学与直观。以制茶计划为例,《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将各县分厂或制茶所之制茶种类,成立时期,逐年拟制箱数”,罗列1940年—1944年每年的生产数量,一目了然。再如开辟示范茶园,也是列出五年间茶园逐年的开发进度。唯一缺憾的是,没有如前者计划书那样列出费用计划。此外,各分厂以及附属工厂也有各自的计划书,如《福建示范茶厂附设畜牧场经营计划》中的“实施方法”,将购买的畜种、实施步骤、五年计划、营业收支概算等一一详细列出。(47)

(四)完善的企业制度体系。在制定茶厂中长期计划的同时,示范茶厂还建立了一套十分健全的制度体系作为计划实施的保障。在《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一书的附录中,就列出了27项具体的制度条目,内容十分详尽,计有《章程》《组织规程》《会议规则》《办事通则》《职员薪给规则》《职员值日规则》《职员请假规则》《职员保证规则》《职员奖惩规则》《储金办法》《职员旅费支给办法》《工友服务规则》《工友工作队编组办法》《练习员练习生服务细则》《隶属分厂制茶所办事细则》《职员抚恤章程》《优待长工暂行办法》《工友年终奖励金给与办法》《工友小贷款暂行办法》《工友储蓄暂行办法》《试办特约工友及特约茶农暂行办法》《武夷岩茶特约办法》《办理救济武夷茶业贷款暂行办法》《仓库管理规则》《推销茶叶简则》《设置副产推销员简则》《各厂所经营副业办法》等。对以上制度分析可以发现,这些主要属于管理总则、行政内务制度、业务管理制度、人事管理制度等类别,其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由于茶厂需要雇佣数量庞大的茶工队伍,示范茶厂专门为这些基层员工制定了十分完善的福利制度。值得注意的是,上述制度应该只是该厂全部管理制度体系的一小部分,如茶叶生产环节,该厂亦制定了一系列科学制茶表格体系:“本厂为谋科学管理制茶工作起见,经制定收购毛茶数量价格报告表、收购茶菁数量价格报告表、湿毛茶烘成干毛茶报告表、干毛茶制成精茶报告表、茶叶装箱报告表、茶叶包装材料报告表、茶叶复制改装报告表、茶叶预算量及实制量比较表等各种表格,分发各分厂所查填报核,此后各单位制茶之经过,及一切有关之材料,将了如指掌矣。”(48)

综上,从组织看,示范茶厂的管理体系完全参照国外产茶国的现代化茶厂而建,是对以往福建民营茶厂组织模式的颠覆。旧组织形式为扁平结构,负责人称经理,对茶厂经营负全责,一般为股东兼任。其下分为“职员”与“制茶”两个部分,职员部分有账房、看货、掌秤(司秤)、庄客(收购员)等职位,制茶部分的负责人称掌管(大老官),下有焙工、筛工、扇工、撼工、看拣(含收拣与发拣)等工友。示范茶厂的全新模式与之对照差距甚大,是开展大规模新式制茶的组织保证。(49)此外,从资本数额看,1941年度闽省茶厂共有240家,资本100万元的一家,10万元以上的两家,5万元以上的七家,1万元以上的220家,0.5万元以上的三家,“资本未详”七家。(50)其中100万元资本的这家企业即为政府投资的示范茶厂,这奠定了它在福建茶业界无法撼动的霸主地位。

三、政府介入导致福建示范茶厂发展阶段中职能的变化

政府在示范茶厂筹设过程中的最大干预行为,就是推动“场厂”合并计划。当时张天福任场长的“福建省建设厅福安茶业改良场”,已经于1938年8月改名为“福建省农业改进处茶业改良场”,并在9月搬迁至崇安,其地点紧挨着示范茶厂。(51)但其与示范茶厂之间互不隶属,经营范围各不相同。起初,政府相关部门希望二者利用各自优势展开合作。1939年11月15日,有关“福建示范茶厂及福建省茶业改良场互相合作事项”的专题会议对双方的职责进行了明确的界定,如在业务方面,“改良场以研究茶区土壤、改良品种、防除病虫害及栽培施肥等改进工作为业务对象,示范茶厂以生产制造茶叶及运销其出品为其业务”。在技术方面,“改良场研究所得结果交示范茶厂作具有规模之实施及推广,在技术方面改良场为茶厂之顾问机关”。(52)但不久,情况就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1940年2月17日,徐学禹向省府请示,设立示范茶厂“其意旨目的,与茶叶改良场,初无二致,顾以茶技人才,极形缺乏,双方同感不敷分配,兹为健全机构及集中才力起见,拟请将茶叶改良场,划归示范茶厂管理”。三天后福建省政府回复:“所陈茶叶改良场划归该厂受理一节,当属妥善,应准照办。”(53)此外,属于崇安县地方公产的竹窠、碧石、弥陀、清源、龙峰五厂也奉省府令划归示范茶厂管理。(54)

此次重大合并之后,示范茶厂的职能扩大为产、制、销、研一体化的综合性现代化茶厂,这标志着茶厂筹设阶段顺利结束,开始进入平稳的发展阶段。在该阶段,它由原来按照政府指令进行茶叶生产的经营单位,开始额外承担一部分闽省茶业改良的任务,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承担了政府的部分职能,这与福建另外几家只承担单纯制茶任务的国营茶厂俨然不同。

(一)承担完全按照政府下达的指令性计划组织生产的职责。由于战事吃紧,同时基于对“技术官僚”管理团队的信任,政府除了人事以外基本不干涉茶厂日常经营管理活动,茶厂只需完成政府的指令生产任务即可,并“于每年终举行总决算一次,所得纯益先提十分之一为法定公积金,次提股息七厘,所有盈余提作股东红利、茶业推广基金及职员酬劳金,其分配额由监理会决定之”。(55)此时茶厂一边购置土地,一边开展厂区的基本设施建设,全部工程由监理委员会委托福建省政府建设厅南平工务局交由上海和记营造厂承造。(56)在此项职责中,“产”“制”方面是其经营管理活动的重点,“本厂业务之最大方针,乃为复兴闽茶,统一产制,故以垦辟大规模茶园,设立机械化工厂为初步设施,使产制系统打成一片”。(57)“产”的目标为栽培合理化。茶厂将所属土地划分为两大茶区,提出“当以种茶为主,种植间作物为辅,以期地尽其利”。栽培管理包括种植方式与茶园管理两方面。以往福建茶园仍沿袭传统旧法,种植茶树多采用丛植法。而示范茶厂把自己定位为新式合理化之茶园,茶树的种植方式改为“双条一列式”的条植(行植)法。该法适合在专业化之集约茶园中使用,其优点为“土地经济、便于管理、利于铗采”。茶园以及间作的日常管理工作如中耕除草、施肥、修剪、病虫害防治等,由厂内的约80位正式工友负责。(58)病虫草的防治是增产增收的保证,但当地茶农往往疏于管理,将病虫害归结于天灾,既无能力也无办法防治。而在示范茶厂的茶园中,每逢四五月的虫害,六七月的病害,厂方均高度重视,“用药剂喷射,或捕杀焚烧,以免蔓延”,此外,还专门聘请了著名病虫害防治专家马骏超常驻茶园指导现场工作。而“制”的目标为制造机械化。初制阶段最重要的程序为揉捻,闽省一般茶农均用足揉,既不卫生有碍观瞻,又破坏茶叶品质,此举常常被外国人诟病。精制过程的设备较之初制稍好,可分厂房设备与用具设备。但闽省各县茶厂极为简陋,场地狭窄,光线昏暗,卫生条件差。“本省茶叶制造之法,向恃人工,疏忽窳陋,故步自封,制出品质既难纯一,工夫又复繁琐,而制茶者从弗思加以改革”。(59)而示范茶厂厂房设备皆为全新设计,一切产制过程如采、揉、焙、筛、拣、包装等均采用机械,并“已托省贸易公司向英国各厂定购最新式制茶机五部,复向福电铁工厂订制大成式干茶机、克虏伯式揉捻机、干茶筛分机、揉茶筛分机各一部”。(60)茶叶加工方面的“国内萎凋室最科学者,首推福建示范茶厂,其装置为两层式楼屋,鱼鳞板壁,长25公尺,阔9公尺,四面有玻璃窗,可以开关,调节空气温度”。(61)示范茶厂还是国内极少数使用干燥机的厂家,而此类干燥机早已在印度锡兰广泛使用。(62)此外,茶厂还对木制或一些构造简单的机械进行改良以推广茶农使用。如张天福发明的“918”简便手摇揉茶机,代替了足揉手揉,一天以工作10小时计,可揉茶200斤,比人工揉茶效率提高四倍。(63)陈椽在政和制茶所任职时也对抖筛进行了重大的改良,提高了筛工的效率。(64)

(二)承担政府额外赋予的除了上述生产经营活动以外的职责。作为国营机构,示范茶厂还围绕复兴闽茶为核心,承担了很大一部分政府的职能,茶厂成立之初福建省政府将茶业管理局代局长庄晚芳调至示范茶厂担任副厂长就是一个例证。《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还将“改良品质,增加产量”与“组织茶农,繁荣农村”两项任务列入其业务目标之中,体现了与民营茶厂最大的不同。

改良品质的重要目标为品种纯一化,示范茶厂主要通过设置茶树品种园以及开展闽茶之定名分类与分级实验这两项来实现,属于茶厂研发部分的职能。其一,设置茶树品种园。“本省茶树品种照目前所知已有三十余种,其品种及制茶种类之多,可为全国各地冠。前福安茶业改良场,于民国二十五年,曾搜集省内外茶种二十二种,加以比较试验,现本厂在福安除赓续该项研究外,并于崇安广为搜罗省内外所有品种,设置茶树品种园,以资观察,记其特征产量与品质之优劣,以备将来再移植采种园作育种之研究”。其二,闽茶之定名分类及分级试验。福建茶树品种繁多,制造方法各异,故定名与分级为闽茶改良之关键。在定名分类方面,该厂与政府有关部门开展合作研究,以达到闽茶名称统一之目标。而分级试验方面的目标是严格制定分级标准,以作为制茶之准则。(65)

该厂的茶农合作计划不但有着清晰的内容与具体要求:“本场为复兴茶业计,自当维护茶农,加以合理组织,而保障其生计,使农村繁荣,国民经济基础稳定。故本厂业务设施,均建立于维护茶农基础之上”,而且目标十分明确:“将来本省茶农组织健全之时,亦即本厂任务完成之日。”(66)该厂于1940年2月茶厂成立的当月,即会同崇安县合作指导员出发参与组织桐木关茶叶生产合作社试点工作,并在较短的时间内组织起龙渡、三港、庙湾三家茶叶生产合作社,入社的条件是确有茶山及本人是毛茶生产者的桐木关茶农。星村制茶所负责与合作社的具体对接,优先收购社员合格之毛茶,甚至遇到社员由于物价飞涨要求提高毛茶收购价格的情况,制茶所亦能联络政府茶业相关部门予以解决。此后,该厂又在角亭村筹设茶农实验区计划,扩大合作社的试点范围。1941年4月福州沦陷后,部分茶农因战事导致资金周转不灵影响制茶,该厂为“救济农工起见,特商请中国茶叶公司福建办事处,会同办理救济事宜,由中茶闽处划拨资金二万元,交由本厂贷放,经订定办理救济武夷茶业贷款办法”,截至七月底止,共向武夷山玉华等八岩“发放贷款一万零九百元正”,既救济了茶农,又保证了茶厂的毛茶来源。此项活动使真正毛茶生产者生计有着,则产量自可增加于无形,可谓一举两得。(67)

值得一提的是,示范茶厂的日常经营活动还得到了政府各级相关部门的大力协助,如闽茶之定名分类及分级试验,系该厂与经济部福州商品检验处、福建省茶业管理局的合作研究;救济茶农计划得到福建省合作事业管理局以及中国茶叶公司驻福建办事处的协助。茶厂与驻地崇安县的关系十分密切,曾通过组织员工积极参加该县运动会等联谊方式,加强茶厂与崇安当地官员以及民众的关系。(68)此外,茶厂的人才培养体系亦得到了福建省教育厅的大力支持。该厅于1940年在崇安福安两地办理茶业职业教育,示范茶厂借此机会,“遂于崇安与本厂并于福安与本厂福安分厂合作,各办初级茶业职业学校一所,校长均分别由厂长及分厂长兼任”,第一期崇安招收学生30人,福安招收学生45人。“如此则厂有茶园,可作学生实习之用,同时该校所需教员,均由厂方高级技术人员担任,于制茶期间,并可分配全校学生,在各工厂从事实际实习工作,使课程及实际经验,兼筹并顾”。(69)

四、福建示范茶厂之裁撤以及对政府干预行为的总体评价

按照前述《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中的远景规划,在福建的每一个产茶区都要设分厂,如按此企业愿景顺利发展下去,距离建成一个超大型的国营茶业大企业的目标指日可待。而从成立之后两年的经营管理状况看,似乎一切向好。但1942年4月,一则来自政府高层的指令使得这个进程戛然而止。是年4月1日,经济部次长兼中国茶叶公司董事长潘宜之由上饶入闽,过崇安即往示范茶厂巡视,后赴南平与刘建绪主席、严家淦厅长及闽省三家省营公司董事长陈希诚、贸易公司总经理费鸿年、运输公司总经理戴秋农、企业公司总经理孙世华、茶业管理局局长向耿酉、贸易委员会福建办事处主任陈德坤、中国茶叶公司福建分公司经理徐上珍及其他经济建设负责部门人士共二十余人开会,就裁撤茶厂达成《福建省政府及中国茶叶公司合资创办示范茶厂解决办法》,称“现双方拟不再继续经营,中茶公司方面愿照贸易委员会规定接收福鼎、福安及政和三厂厂址生财现金作为五十万元出资之代价,崇安总厂及其附属场厂部分由茶叶研究所全部接收”。(70)上述解决办法意味着示范茶厂将被裁撤,其一分为二分别被中国茶叶公司与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接管。(71)由于茶园必须五年左右才能形成大规模的产能,而茶厂仅运行了二年多就宣告结束,故评价该厂的中长期目标是否达成显然是不客观的,以下仅对政府干预行为对茶厂经营管理造成的影响做一个总体评述。

(一)政府的介入提升了示范茶厂的科学管理水平。该厂管理活动涉及面较广,公司治理、人事管理、生产管理等在前述部分已有论及,此不赘述。本部分评价的重点将集中在与茶厂经营密切相关的财务管理、品质管理这两大业务管理活动,而二者亦是以往福建乃至全国茶厂管理中的最薄弱项。

茶厂财务管理方面。“我国一般茶厂,对财务管理最为忽略”“皆将会计当为账房,无会计科或会计室之组织,一切凭厂长或经理处决”。(72)1939年9月,国民政府主计处颁布了“中央各机关及所属普通公务单位会计制度之一致规定施行公库之处理办法”,(73)由于国营单位必须遵守政府统一制定的财务制度要求,示范茶厂与之步调一致,其会计制度以此方法为基础设立。因此,示范茶厂总部职能部门专设有会计课,其财务系统较为科学与完善,具体表现在:其一,以该厂现存的1940年较为完整的财务报表进行分析可得出下列结论。1.会计报表:确立了会计报告制度及报告审核制度。该厂不但有主要会计报表如资产负债表、损益计算书,也有次要会计报表如销货分类及金额明细表等。(74)2.会计科目:定名使用行业内普遍使用的科目,并无歧义。在分类方面,目标集中,各自承担任务明确,排列方面符合标准。3.账簿:采用借贷复式簿记,方便查核。总分类账簿和辅助分类账簿编制较为合理,但在原始账簿方面存在一定数量的原始账簿缺失无法查明辅证的问题,如缺少现金簿、领料簿、付款凭单簿等。4.单据:采用收、支、转三种记账凭证,汇总登记,化繁为简,节省了记账的时间。原始单据方面,因史料所限,无法一一查找原始单据。但根据最终给出的账簿数据来看,数据较为准确。其二,在成本会计方面,示范茶厂实施成本会计制度,(75)不但时效性强,而且还制定了成本计算事项。通过《销货成本计算表》《制茶成本计算表》这些表格把产销两个环节分别开来,既使其不相互混淆又可系统反映企业本期经营活动状况及其结果。该厂会计部门将制茶成本总额分配于各批成茶,制茶成本分为三项:直接材料费用、直接人工费用和厂务费用。通过分析这些制茶成本数据,可判断出该厂降低生产成本与增加资金积累的目的。其三,在预算与决算方面。示范茶厂建立了量入为出的合理预算与决算制度。示范茶厂将茶叶预算量与实制量比较表分发各分厂查填报核,“此后各单位制茶之经过,及一切有关之资料,将了如指掌矣”。(76)每年12月底为示范茶厂的全年总决算期,“其决算报告应由正副厂长编具左列书表提交监理会核转贸易公司及中茶闽处备案”;(77)同时,示范茶厂还对年度决算表册之注意事项进行了特别说明。由于我们无法收集到该厂的全部原始凭证,示范茶厂财务信息的真实性、可靠性尚待发掘更多的材料去验证。但仅从上述新式会计制度、规范标准的成本会计、量入为出的预算与决算三方面而言,已与旧茶厂的财务制度形成天壤之别。

茶厂品质管理方面。由于示范茶厂出厂的茶叶为政府统购统销的外销茶,特别是总厂设于武夷山,西人“且以武夷茶为中茶之总称矣”,(78)故政府对其品质有非常高的要求,这就“迫使”茶厂经营层高度重视茶叶品质问题并在以下几个方面都取得突破。其一,精制技术的改善。1940年制茶结束时,如崇安总厂对武夷山桐木关茶叶品质管控体系之健全,“福鼎茶叶之拣剔之优良,福安茶叶分批之合理,以及政和制茶所一人三筛之实验”,均取得很大的成果。其二,茶叶包装的改良。“本厂各分厂所制成茶叶,均按照茶叶包装规定办理,绝不丝毫疏忽,而价值较高之茶叶,其包装材料,并予特别考究,如武夷岩茶及正山小种之用白铁皮为衬箱,以代铅罐,为去年度全省箱茶中所仅有者。此外福鼎分厂,正在研究改良骑钉,及箱角包铁,此外并由本厂附设锯木厂,机锯标准茶箱箱板,以资推广”。其三,样茶审查的严格。“本厂各分厂所制成各批茶叶,除由茶管局扦样交由评价机关备供评价外,在匀堆时,并按批扦样汇送本厂审查,评定等级份数制表分发各分厂所参考,关于特优及较劣之茶叶,并予提出考语及改进意见,以为各单位技术人员将来改良之圭臬”。(79)其四,质量管理意识极强,甚至到了不计成本的地步。如通过对比《福建示范茶厂星村制茶所小种红茶成本估算表》(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与《元春发联号小种红茶成本估计》(民国二十九年七月)两份表格,可以发现前者每箱的成本为142.55元,后者每箱的成本为123元,示范茶厂的成本每箱高出约20元,出现茶叶成本高于民营茶厂的情况。(80)对此,我们分析原因有三:星村制茶所包装采用白铁,而其他茶厂采用铅桶;星村制茶所完全采用桐木关毛茶制造正山小种;未掺杂伪茶。

(二)政府不同时期对茶厂的政策,导致茶厂与市场的关系发生微妙的变化。考察茶厂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茶厂与市场关系可以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完全不依赖市场的国有经济,其特征是政府直接组织茶叶的生产和流通,产品全部外销,经营层完全不用考虑市场问题。第二阶段为部分依赖市场的国有经济,其特征是政府不再全面控制茶叶的生产和流通领域,而是将部分环节交由市场负责。从《福建示范茶厂二十九年度茶叶销售赠送及存仓统计》看,该厂1940年外销的比例非常高,高达92.83%,内销仅占比0.73%,其余的占比分别为赠送0.02%,存仓6.42%。(81)但随着战争的升级,口岸被日军封锁,开拓内销迫在眉睫。五年计划书中就明确提出“促进内销,增广销路”的业务方针,除了制造外销茶外,“尚拟在本省各地办理茶叶内销业务,一方既可增广销路,一方又可提高本厂声誉,诚一举而两得”。(82)因此,该厂采取了多种市场化手段。其一,除了在业务课下设立营业部,“便利武夷游客就近零星采购”外,并于福州、泉州、南平各设接洽处,从事省内茶叶推销。(83)其二,该厂内销手法多样,如在福建省永安工商品展览会开幕时,在会场内设立临时推销部,派员前往主持推销事宜,推销成绩极为可观。(84)其三,公司设计了“闽茶”商标标志并在《闽茶季刊》刊登商业广告,上书“科学制造、清洁卫生、高尚礼物、装潢美观”云云,令人刮目相看。(85)

此外,茶厂开始尝试如何在市场中与本地茶商平等竞争。在茶厂建立之前,当地茶商是直接与茶农打交道的中间商。示范茶厂成立后其利用国营机构的公权力,直接向茶农收购毛茶,这种垄断式经营与当地茶商的利益产生了很大的矛盾。以总厂所在地崇安为例,翁绍耳在“访见各茶号经理”中“发觉茶商因自身营利关系,对示范茶厂发生疑惧,引起隔膜,此亦为改进茶业声中之不良现象”。他建议“示范茶厂除本身改良产制外,尚须协助茶商共负改进茶业责任,以示范茶厂之雄资,及专家之经历自受茶商之欢迎。如能因势利导,其收效之宏,必百倍于示范茶厂之自产自制也”。(86)作为市场化的一种尝试,示范茶厂随后成立了自己的包头(负责茶园管理与茶叶生产的承包人)队伍,如桂林岩马良甫、竹窠岩陈书启、龙峰岩林垂青、桃花岩黄辉发等四人,虽然这仅占所有武夷各岩包头总人数56位中的7%,但对一家国营机构而言能如此放下身段参与市场竞争,实属不易。(87)

(三)政府对茶厂的一些行政行为干扰了企业的日常经营管理活动,尤其体现在人事方面。该厂属于中国茶叶公司与福建省政府共管,而福建省政府方又涉及茶业管理局、贸易公司等多个部门。担任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学禹是陈仪特地请来的经济顾问又是浙江同乡,彼时实际操纵财政与建设两厅,权倾一时。由他来掌控示范茶厂的最高决策权,表明福建省政府以及陈仪本人对该厂的高度重视以及政府推动茶业改良的决心。而监理委员会成员或为省政府主管机关负责人或为中国茶叶公司相关职能部门的负责人,甚至一些地方官员也能进入茶厂的职能岗位,如总务课课长由永春县县长刘于武兼任、福安分厂厂长由福安县县长高诚学兼任等,(88)凸显国营茶厂“政企不分”的特征,人员变动的频率已超过一个正常企业所能承受的范围。根据我们统计,从茶厂1940年2月成立到1941年7月底,崇安总厂现职人员为47人,同期离职人员竟高达31人。(89)如1940年7月该厂成立不到5个月,“郭副厂长祖闻调任中国茶叶公司专员,于十六日卸职,改派中国茶叶公司稽核向焕寅为副厂长,于八月一日到厂。本年三月,庄副厂长晚芳以就任东南茶叶改良总场技正卸职”。而各分厂、制茶所的情况也不乐观,福安分厂副分厂长梅筱溪于1940年度制茶结束后卸职,由监理委员会派邓必信接任,不久邓副厂长又被调回中国茶叶公司福建办事处。此外,一些重要职位如总厂副厂长、福鼎分厂副分厂长等空缺,监理委员会为了节省开支“均未派备”,甚至厂长张天福一度还去兼任总厂技术课课长一职。更严重的是,由于政和制茶所主任陈椽请辞、星村制茶所主任王学文人事变动,导致“四月奉监委会决定政和、星村两制茶所皆暂停制茶”,茶厂的正常运作受到了较大的影响。(90)

综上,政府干预行为虽然对示范茶厂的经营管理活动影响很大,但总体来说并没有对其早期的业务活动产生致命的负面影响,这可以从该厂在中国茶叶公司“精制厂网”中的排名情况一见端倪。《中农月刊》是民国时期中国农业银行经济研究处创办的农业金融类刊物,其“调查”等栏中刊登的各类调查报告,对民国经济史的研究具有较为重要的史料参考价值。该刊1943年刊登《调查:国营茶业介绍——中国茶叶公司》一文,内有中茶公司属下的各地主要茶厂1940年的产量。我们将此文与示范茶厂的《福建示范茶厂二十九年度各种茶业制量比较》进行比较,发现示范茶厂全年产量为1090893.625市斤,占统计表中总产量的约70%,比第二位的祁门凫溪口实验茶厂的171799.75市斤高出了整整919093.875市斤,可见示范茶厂乃民国茶业界第一大厂实至名归。(见表1)这个结果应该说是对该厂经营管理能力的最大肯定,与政府的扶持密不可分。

五、余论

通过梳理示范茶厂筹备、设立、发展到裁撤四个阶段内部经营管理活动的基本情况,以及对其存续时期企业规模、管理水平等状况的整体评价,我们发现,即使依照现在一流企业的标准来看,(91)示范茶厂仍然不失为一家不但在福建近代企业史,而且在近代中国茶业领域中的一流国营企业。在产品方面,它对标先进产茶国的企业化模式,开发数千亩优质茶园,引进先进的机器制茶工艺,崇尚质量至上;在品牌方面,它力图打造“闽茶”品牌,其核心产品选用武夷山最优质的桐木关所产之茶叶,并在制茶工艺各流程精益求精;在创新方面,它不一味求新而提倡守正创新,即一方面传承手工制茶传统工艺,另一方面大力提倡机器制茶,改良传统工艺;在治理方面,它采用了与钱德勒式的M型结构极为相似的企业组织结构,(92)以总厂为“总枢纽”,形成自上而下、科学高效的企业治理体系。那么,依照经济学家与管理学家借鉴企业史学家的研究成果而发展出的一系列企业成长理论,示范茶厂理应可以成长为一家超大规模的企业集团,但事与愿违,其原因何在呢?

西方最具代表性的企业成长理论均强调“内因”的作用,如彭罗斯(Edith Penrose)的企业资源成长理论,认为企业成长理论是一种纯内因成长论,强调内部管理对于企业成长的作用而不考虑诸多外在因素;安索夫(Igor Ansoff)的战略成长理论,注重企业对自身“能力概况”和“协同作用”的把握;钱德勒的管理与技术成长理论,认为伴随并支撑现代工商企业诞生成长的是一只“看得见的手”,即由经理阶层和相应的组织结构组成的企业管理协调机制。(93)但当我们用这些理论分析示范茶厂的成长历程时却发现行不通,其中最根本的原因是这些理论适用的对象是西方的大型私营企业,而不是民国时期特殊情境之下的国营企业。也就是说,在分析示范茶厂这一典型案例中,由于它的国家所有制的企业性质,它的命运由政府决定,它的成长轨迹在不同时期因为政府的决策变化而呈现特殊的成长轨迹。因此,不是钱德勒所言管理这只“看得见的手”,而是隐藏身后那只“看不见的手”——国家因素才是影响企业成长最重要的因素。因此,以此典型个案探寻这只看不见的巨手对企业经营的影响,可以反思政府与企业的关系。

政府与企业的关系是企业管理学研究的重要内容,其缘起于经济学对国家与经济关系的研究。关于国家在经济活动中应该或者实际起什么作用?经济学家给出了三种不同的答案,可以概括地用“手”来比喻:无为之手、扶持之手和掠夺之手。当政府的角色为“无为之手”时,它不干涉企业的运作;当政府的角色为“扶持之手”时,它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各个方面的支持;当政府的角色为“掠夺之手”时,它会使用强制力来实现自身利益。在多数时候,国家都同时扮演了三只手的角色。(94)

在茶厂的筹备、设立与发展阶段,政府更多地扮演扶持之手与无为之手的角色。此时政府相关部门可以动用全部资源,在极短的时间内建立示范茶厂,并积极促进其科学管理化建设。此举改变了福建长期以来无大规模茶厂的现象,开启了福建茶业企业化之先河,被今人誉为“武夷山市现代茶园建设始于民国29年”。(95)对此,胡浩川评价道:“中国茶业最进步的地方:不是出祁红屯绿的安徽,不是出平水珠茶遂淳眉茶的浙江,不是出宁红婺绿的江西,更不是出茶圣人陆羽的湖北,出经纪海外贸易茶师最多的广东,却是茶业最后起的福建最进步!”(96)此外,政府在筹备、成立以及接管示范茶厂时利用行政手段汇集了当时中国茶业界最优秀的人才。这些茶叶专家离开武夷山之后,或如庄晚芳、陈椽、蒋芸生等踏入教育界成为中国著名茶学教育家;或如胡浩川、张天福、李联标等成为国内以及相关产茶省份茶学科的奠基人与领军人物。而负责接管示范茶厂的吴觉农则步入政坛成为新中国首任农业部副部长,统管新中国的茶业规划与建设。可以说示范茶厂得以完成企业的阶段性使命,并在福建近代企业史以及中国茶业企业史上占据一席之地,与当时政府的支持密不可分。

在茶厂的裁撤阶段,由于政府高层的人事变动与茶业政策的调整,对茶厂的干扰是致命的,此时政府扮演的是掠夺之手的角色。示范茶厂不过是中央茶业统制政策中的一枚棋子而已,在成立或裁撤这些关键性问题上均凭政令,毫无企业的自主权可言,偶发性极强。如示范茶厂被裁撤最主要的原因是受到福州沦陷导致政府高层官员更替的直接影响。我们目前发现的示范茶厂原始文献记录主要集中于1941年8月之前,但8月以后的资料却基本缺失,这与8月发生的一次福建省政府的重大人事变动有直接的关系。此时,在福建苦心经营八年之久的陈仪被陈嘉庚等弹劾后离闽返渝,刘建绪继任省政府主席,随之带来了福建官场的巨变。一直担任示范茶厂最高权力机构监理委员会主任委员的徐学禹1941年11月30日发函称:“查本会现因各委员多数离闽,无法召集会议,经中茶公司与本会商,以本厂今后拟划归中央单独经营,而在未洽妥具体解决办法以前,应将本厂资产负债,先行加以整理,本会即行结束,原有任务,另由双方推举代表九人,组织福建示范茶厂整理委员会负责主持。”(97)第二天,新任示范茶厂整理委员会主任委员严家淦即宣布新的九人名单,前监理委员会成员除严家淦一人留任外,其余都是新面孔。从监理委员会到整理委员会一字之差,预示着示范茶厂的命运已发生突变并面临改组,这也是为什么我们没有发现示范茶厂像往常一样发布1942年年度业务报告的根本原因。(98)而《中农月刊》也在1941年中国茶叶公司所属各茶厂年度产量表中将前年产量还稳居全国第一位的示范茶厂剔除,也间接证实了这一点。

张天福曾在公开刊出的《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中踌躇满志地阐述国家的介入对茶厂的重要性:“盖公营或国营茶厂,以能运用国家的资力,本既定的目标,统筹整个方策,以谋迅速的发展,其最低条件,应具有合理化之茶园,及器械化之工厂,实现真正统一产制之目的,然后按步扩充,使整个茶业系统,在国家政策下,得其正常发展。”(99)但此计划公之于众后不到一年,盛极一时的示范茶厂便黯然生变,足见这只“看不见的手”所发挥的“双刃剑”作用威力之所在。此后,这只“手”继续在民国茶业界发挥着作用:接管示范茶厂之研究部分的茶叶研究所也在1945年被下令解散,不久农林部中央农业实验所又在其原址上设立了崇安茶叶试验场,聘请卸职后去福建协和大学任教的张天福于1946年重回故地担任场长,(100)此时在示范茶厂存续期间扮演重要角色的中国茶叶公司与福建省茶业管理局均已退出历史舞台,(101)民国福建茶业界势必开启新的一轮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博弈。如何破解这一“诺思悖论”(North paradox)(102)呢?一度力倡国有化的吴觉农1943年2月8日在示范茶厂旧址上发表的一段讲演词或许能给我们一些启示:“问题的中心,却在国营的公司或者工厂,最容易成为机关化,那是最要不得的。其次为补救这一缺点,我们不妨先规定设厂的地点和数量,一部分开放民营,使国营的工厂可以和民营的有一个比较,同时也可以使民营企业有投资发展的机会。”(103)

注释:

①陈宗懋主编:《中国茶叶大辞典》,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00年,第491页。

②胡浩川:《今后茶业改进商榷》,见许嘉璐主编:《中国茶文献集成》第48册,北京:文物出版社,2016年,第39页。

③国内学界研究统制经济与近代茶叶公司的成果有郑会欣:《从官商合办到国家垄断:中国茶叶公司的成立及经营活动》,《历史研究》2007年第6期。目前涉及晚清民国时期茶厂的内容主要是各省茶业改良场等资料中的零星介绍,以及汪敬虞将茶厂作为“中国茶叶生产中资本主义企业”时的简介、朱自振对上海中国茶商开办茶厂情况的考证。见汪敬虞:《中国近代茶叶的对外贸易和茶业的现代化问题》,《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6期;朱自振:《二次大战前上海的土庄茶厂》,《古今农业》1994年第3期。个案研究仅有王景琪:《灌县直属实验茶厂研究(1939-1944)》,硕士学位论文,四川师范大学,2015年。此外,福建示范茶厂未见系统研究,较为集中的描述参见赖江坤:《谋求复兴:近代福建茶业改良实践研究(1901-1949)》,博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22年。

④基于“本厂产制各项闽茶大都运销国外,似应定一英文专门名称,使国外人士一望而知为本厂产品,以资辨识而利宣传”,第五次监理委员会议正式通过福建示范茶厂英文名称议案。见《福建示范茶厂第五次监理委员会议议事录》,1940年7月1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6,第66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⑤吴觉农:《中国茶业研究改进史》,见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7年,第267-268页。吴觉农(1897-1989),新中国首任农业部副部长。

⑥《条目分类目录》之“茶业专家”,见中国农业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茶业卷编辑委员会、中国农业百科全书编辑部编:《中国农业百科全书·茶业卷》,北京:农业出版社,1988年,“目录”,第1页。

⑦张天福任示范茶厂厂长;庄晚芳任示范茶厂副厂长兼主任技师、示范茶厂福安分厂前身福安茶业改良场技师;陈椽任示范茶厂技师兼直属政和制茶所主任;李联标任示范茶厂福安分厂前身福安茶业改良场副技师;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任示范茶厂技术指导委员会委员。吴觉农于1942年奉令接管示范茶厂科研实验部分,并在其原址上成立财政部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并任所长,蒋芸生任该所副所长,王泽农任研究员兼化验组组长。另该厂技术委员会由福建省建设厅厅长包可永任主任委员,成员有包可永、夏之骅、汤文通、唐叔璠、吴觉农、胡浩川、冯绍裘、张天福、庄晚芳、陈为桢、徐宗稼、马骏超,多为国内著名茶叶专家或农业专家。见《关于福建示范茶厂及福建省茶业改良场互相合作事项之谈话结果》,1939年11月15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6,第23-24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⑧仲伟民:《近代中国茶叶国际贸易由盛转衰解疑》,《学术月刊》2007年第4期。

⑨吴觉农、胡浩川:《中国茶业复兴计划》,见许嘉璐主编:《中国茶文献集成》第26册,第134-182页。

⑩孙中山著,林家有整理:《建国方略》,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15页。

(11)陈宗懋主编:《中国茶叶大辞典》,第514页。

(12)陈椽:《茶业通史》第2版,北京:中国农业出版社,2008年,第185页。

(13)董天工编,武夷山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整理:《武夷山志》下册,北京:方志出版社,2007年,第656页。

(14)《闽茶变法获利》,《集成报》上,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24页。

(15)唐永基、魏德端合编:《福建之茶》上册,福建省政府统计处,1941年,第9页。

(16)《福建茶产之研究》,见福建省政府建设厅编:《福建建设报告》第10册,1936年,第172-179页。

(17)密查:《茶叶公营是否与民争利》,《闽茶季刊》1940年创刊号,第126-129页。

(18)上海《密勒氏评论报》(The China Weekly Review)曾记载19世纪20年代浙江成立了一家名为Tsing Wah Machine Manufactured Tea Company的机器制茶公司,该公司“由几位受过良好教育和具有丰富经验的从日本学习农业归国的留学生所组织”:吴觉农任总经理,方翰周任总工程师,周景与高孟徵是该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与支持者。见Ho Chieh Shiang,Manufacturing Tea by Machinery in China,The China Weekly Review,September 20,1924。

(19)吴觉农:《为什么要统销茶叶》,见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第212-213页。

(20)庄晚芳:《闽茶战时之损失及目前之救济》,《闽茶》1945年创刊号,第6页。

(21)晚清政府曾在江苏南京、湖北羊楼洞、江西宁州以及四川雅安、灌县、邛崃等地设置茶叶改良机构;战前民国政府在各产茶省份如安徽祁门、四川宜宾、湖南安化、江西修水、浙江平水等地设立茶业改良场,场内附设规模不等的制茶厂。参见庄晚芳:《国茶改良之回顾》,见浙江农业大学茶学系编:《庄晚芳茶学论文选集》,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第3-6页。

(22)庄晚芳:《闽茶战时之损失及目前之救济》,第7页。

(23)向耿酉:《福建茶业管理之回顾》,《闽茶季刊》1940年创刊号,第45-58页。

(24)《福安茶业改良试验区工作总报告》,《茶讯》1939年第1卷第18期,第5页;1939年第1卷第19期,第7页。

(25)《崇安制茶厂成立》,《茶讯》1939年第1卷第7、8、9期合刊,第18页。

(26)黄毓泌:《救济闽北茶农的实施:崇安制茶厂制茶报告》,《茶讯》1940年第2卷第1期,第6-8页。

(27)《中国茶叶公司总经理寿景伟氏来闽》,《茶讯》1939年第1卷第13、14、15期合刊,第22页。

(28)黄锵:《本省二十八年度茶业管理概况》,《茶讯》1939年第1卷第10、11、12期合刊,第11页。

(29)《福建示范茶厂筹备处关于通知示范茶厂筹备处成立日期给崇安县政府的公函》,1939年11月1日,M002-003-0097-0112,第112页,福建省武夷山市档案馆藏。

(30)《福建示范茶厂章程》第二章第五条,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1941年,“附录”,第10页。

(31)如政和制茶所的移交持续到1942年9月,而与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关于赤石土地的移交手续迟至1943年5月还未彻底移交完毕。见《福建示范茶厂政和制茶所文卷清册》,1942年9月9日,民国档案0036-012-002456,第92页,福建省档案馆藏;《福建省政府、省建设厅、贸易委员会茶叶研究所等关于福建示范茶厂结束、财产债务移交等解决办法的来往函、代电》,1943年5月18日,民国档案0036-012-002201,第107-109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32)《合办福建示范茶厂合约》,1939年,民国档案0057-001-000156,第2、5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33)《福建示范茶厂第五次监理委员会议议事录》,1940年7月1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6,第61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34)《合办福建示范茶厂合约》,1939年,民国档案0057-001-000156,第1、6-7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35)徐学禹(1903-1984),1938年1月起任福建省政府委员、建设厅厅长,并兼福建省贸易、企业、运输三家公司董事长,福建省银行董事长。1943年4月任招商局总经理,1949年3月任招商局董事长。

(36)严家淦(1905-1993),1938年12月至1939年8月任福建省建设厅厅长,1939年8月至1945年1月任福建省财政厅厅长。

(37)《福建示范茶厂章程》,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附录”,第12页。

(38)《福建示范茶厂关于告知成立日期给崇安县垦务所的函》,1940年2月1日,M006-001-0038-0009,第9页,福建省武夷山市档案馆藏。

(39)中国茶叶公司编:《中国茶叶公司概况》(1944年油印本),见许嘉璐主编:《中国茶文献集成》第42册,第238页;《福建省贸易公司组织规程草案》,1939年,民国档案0001-002-000022,第17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40)原拟设第三个分厂即安溪分厂,但无疾而终:7月24日,庄晚芳前往安溪“造送筹设安溪分厂计划大纲”,9月23日,安溪分厂致函安溪县政府,称已奉总厂令于“九月一日在泉成立筹备处,租定泉州中山南路375号为办公地点”,并在“安溪仙苑以南勘定厂址茶园以便建筑厂屋并培植茶树”,不久得到安溪县长的积极回应与协助。12月9日,“奉令安溪分厂结束”。《省政府、县政府关于茶叶生产、销售、出口等的调查卷》,1939年,第8-11页,民国档案6-1-645,福建省安溪县档案馆藏;《福建示范茶厂大事记》,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附录”,第3、6页。

(41)《总务人事》,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1页。

(42)卞历南:《制度变迁的逻辑:中国现代国营企业制度之形成》,杭州:浙江大学出版社,2010年,第133页。

(43)《福建贸易月刊》是示范茶厂投资方之一福建省贸易公司主办的刊物,1939年11月1日该刊发表《筹设福建示范茶厂之经过》称:“总厂厂长,由胡浩川君担任”,并盛赞其执掌安徽祁门茶业改良场时的业绩。文中还称10月16日已在南平成立福建示范茶厂监理委员会,据此判断此任命应该是经过监理委员会同意,否则不会公开对外发布人事消息。从以上事实分析,胡浩川作为厂长第一人选确定无疑,究竟为何最终没有到任原因不明。《筹设福建示范茶厂之经过》,《福建贸易月刊》1939年第1期,第19页。

(44)钱德勒:《战略与结构:美国工商企业发展的若干篇章》,北京天则经济研究所、北京江南天慧经济研究公司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1页。

(45)《福建示范茶厂计划书》,《福建贸易月刊》1939年第2期,第13-15页。

(46)《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1940年10月28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7,第10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47)《福建示范茶厂附设畜牧场经营计划》,1940年10月28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7,第29-49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48)《厂务概况》,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33页。

(49)唐永基、魏德端合编:《福建之茶》上册,第67页;刘仲达:《产地检验报告(续)》,《茶讯》1939年第1卷第13、14、15期合刊,第16页。

(50)《福建省茶厂家数及资本额比较表》,见中国茶叶公司福建分公司编:《福建省茶业统计(茶号部分)》(油印本),1941年。

(51)福建省农业改进处茶业改良场编:《三年来福安茶业的改良》,1939年,第1-2页。

(52)《关于福建示范茶厂及福建省茶业改良场互相合作事项之谈话结果》,1939年11月15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6,第23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53)《拟请将茶叶改良场划归示范茶厂管理,所有场地资产,由该厂按照原价给付当否》,1940年2月17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6,第30、33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54)武夷山市市志编委会编:《武夷山市志》,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4年,第285页。

(55)《合办福建示范茶厂合约》,1939年10月2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6,第7-8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56)《呈报代办福建示范茶厂房屋工程完竣日期并派员正式验收完毕》,1942年4月28日,民国档案02-004-0076-0061,第61页,福建省南平市延平区档案馆藏。

(57)《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1940年10月28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7,第21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58)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28-29页。

(59)唐永基、魏德端合编:《福建之茶》上册,第109页。

(60)翁绍耳:《邵武建阳崇安三县茶业调查》,邵武:私立福建协和大学农业经济学系,1940年,第30页。

(61)陈椽:《茶叶制造学》第3册,上海:新农出版社,1950年,第404页。

(62)陈椽:《茶叶制造学》第3册,第427页。

(63)张天福:《“918”揉茶机的构造与制茶品质关系之试验》,见福建省茶叶学会、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编:《张天福选集》,内部出版物,2000年,第29-36页。

(64)陈椽:《茶叶制造学》第3册,第475页。

(65)《研究与试验》,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35-59页。

(66)《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1940年10月28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7,第22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67)《茶农合作》,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75-86页。

(68)《福建示范茶厂关于检送福建示范茶厂员工组织公联队男女篮、排球名单给崇安县第三届运动会筹备大会的公函》,1941年4月16日,M002-035-0055-0047,第47-48页,福建省武夷山市档案馆藏。

(69)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60页。

(70)《福建省政府及中国茶叶公司合资创办示范茶厂解决办法》,1942年,民国档案0036-012-001910,第15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71)关于裁撤的过程,吴觉农的孙女吴宁2010年5月曾经到福州专访张天福。据张回忆,当时宣布该裁撤令时在场只有他与潘宜之、刘建绪、吴觉农四人。刘建绪要张天福去福建省茶业管理局当局长,但被他婉拒。见吴宁:《“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张天福先生和我的爷爷吴觉农在武夷山的一段往事(下)》,《茶博览》2011年第7期,第39页。

(72)陈椽:《制茶管理》,上海:新农出版社,1950年,第21页。

(73)郭道扬:《中国会计史稿》下册,北京: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第447页。

(74)福建示范茶厂各分厂1940年度《外销茶数量及评价明细表》,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89-93页。

(75)福建示范茶厂1940年度《销货成本计算表》与《制茶成本计算表》,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97-99页。

(76)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33页。

(77)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附录”,第13页。

(78)刘超然修,郑丰稔纂:《崇安县新志》(民国三十年,1941年铅印本影印),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司,1975年,第505页。

(79)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33-34页。

(80)翁绍耳:《邵武建阳崇安三县茶业调查》,第26-27页。

(81)《福建示范茶厂廿九年度茶叶销售赠送及存仓统计》,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65页。

(82)《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1940年10月28日,民国档案0057-001-000157,第23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83)翁绍耳:《邵武建阳崇安三县茶业调查》,第30页;唐永基、魏德端合编:《福建之茶》上册,第70页。

(84)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87页。

(85)福建示范茶厂商业广告,《闽茶季刊》1940年创刊号。

(86)翁称该文“蒙福建示范茶厂厂长张天福指导”,且其调研的时间距离示范厂正式成立不到半年,故文中内容应该是对茶厂与茶商关系真实的反映。翁绍耳:《邵武建阳崇安三县茶业调查》,第1、41页。

(87)翁绍耳:《武夷岩制茶调查表》(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邵武建阳崇安三县茶业调查》,第17-18页。

(88)《福建示范茶厂崇安总厂现职人员一览表》《福建示范茶厂福安分厂现任职员一览表》,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3、6页。

(89)《福建示范茶厂崇安总厂现职人员一览表》《福建示范茶厂崇安总厂卸职人员一览表》,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2-11页。

(90)《总务人事》,见福建示范茶厂编:《一年来的福建示范茶厂》,第1-2页。

(91)《加快建设世界一流企业 加强基础学科人才培养》,《人民日报》2022年3月1日,第1版;黄群慧等:《世界一流企业管理:理论与实践》,北京:经济管理出版社,2019年。

(92)威廉姆森:《市场与层级制:分析与反托拉斯含义》,蔡晓月、孟俭译,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6-158页。

(93)彭罗斯:《企业成长理论》,赵晓译,上海: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译者的话”,第8-13页。

(94)王一江:《国家与经济》,见吴敬琏主编:《比较》第18辑,北京:中信出版社,2005年,第4-7页。

(95)武夷山市市志编委会编:《武夷山市志》,第268页。

(96)胡浩川:《今后茶业改进商榷》,见许嘉璐主编:《中国茶文献集成》第48册,第39页。

(97)《福建示范茶厂监理委员会、整理委员会关于本会组织成立、结束日期及人员任免的公函》,1941年11月30日,民国档案0024-002-00635,第3-4页,福建省档案馆藏。

(98)福建省政府高层官员更替危机始于1941年4月福州沦陷。福建省建设厅1941年6月函称“商请中茶公司将东南总场移设崇安,示范厂所有厂舍、茶园以及一切生财均价让该场合并接收办理”,而吴觉农的回忆也证实了这一点:“1941年我再次到了东南,一方面接洽推行茶树更新工作,同时联系勘定茶叶研究所的所址。其时正值位于武夷山麓赤石街畔的福建示范茶厂改组,经商得省方同意,厂址及所属茶场归由茶叶研究所接管。”《福建省建设厅、福建省茶业管理局等关于本省茶叶销售、仓储及茶叶运销出口、示范茶厂债务等的代电、指令、批、呈》,1941年6月,民国档案0036-012-002200.03,第1页,福建省档案馆藏;吴觉农:《我在崇安茶叶研究所的一些回忆和感想》,见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第406-407页。

(99)张天福:《福建示范茶厂五年计划》,《闽茶季刊》1940年创刊号,第59页。

(100)福建省茶叶学会、福建省农业科学院茶叶研究所编:《张天福简历》,《张天福选集》,第285页。

(101)1944年,为节省行政开支,福建省政府命裁撤茶业管理局,其业务划归省农林公司管辖;1945年,由于中国茶叶公司经营管理中存在诸多问题,财政部命中国茶叶公司于4月1日起裁撤,其业务划归复兴商业公司。

(102)“诺思悖论”描述的是国家与社会经济相互联系、相互矛盾的关系,亦可引申为国家与企业之间的关系,即“国家的存在是经济增长的关键,然而国家又是人为经济衰退的根源;这一悖论使国家成为经济史研究的核心,在任何关于长期变迁的分析中,国家模型都将占据显要的一席”。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陈郁、罗华平等译,上海:三联书店上海分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第20页。

(103)吴觉农:《国茶机械化的方针》,见中国茶叶学会编:《吴觉农选集》,第28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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