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超群:利益时代的社会治理之道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9 次 更新时间:2011-10-27 16:1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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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超群  

  

  “政治化社会”的退潮

  

  没有人能否认中国已进入社会矛盾多发的历史时期。令人忧虑的是,近年来矛盾常常演化为暴力冲突,乃至群体性事件。不过,与同样处在高速工业化和城市化时期的其他国家和地区相比(比如民主化之前的韩国),中国的群体性事件政治化色彩非常淡薄,甚至连这样的倾向也不明显。从大多数事件的起因、进程看,当事者的诉求基本上都停留在对某种个别权益的要求,或者是某种情绪的发泄上,很少有人申求普遍权利,更谈不上对制度变革的要求。大多数时候,当事者一方面希望扩大事态,并想方设法使自己的事情个别化、道德化,以便被当作个案处理;另一方面却极力回避普遍性要求,乃至阻止事件指向这样的方向。

  从中国自身的历史看,这一特征也许更加鲜明,也更耐人寻味。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的群体性事件大多是政治性的,是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并没有特别的具体利益指向。30年来这种风潮已彻底变化——这种变化不仅仅发生在民众身上。放宽视野,我们会发现整个中国社会的政治性都大大降低,乃至基本消解。精英阶层也是如此。从1980年代末以来,体制内就再没有出现过真正意义上的政治路线辩论。而在此之前,改革与保守或明或暗的争论始终存在。

  政治的离场是如何产生的 它又对中国的社会治理提出了什么新的要求 这需要简单回顾一下近30年来充满纠结的历史。

  一切以稳定大局为重的思路,在改革开放的30多年中始终未曾动摇,并成为中国成功的基本经验之一。这一思路的经典表述是“不争论”,而支撑它的理论基础则是被人们普遍信奉的“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它与“不争论”的政治原则相互表里。这种实用主义的精神在经济增长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使整个社会付出了较少代价,绕开了许多纠缠不清的思想争论,避免了政治斗争和社会混乱。在很短的时间里,中国人的欲望和活力得到了充分释放。倘无这样的策略,我们很难设想,在改革初期的政治氛围中,包产到户、开放特区、放开私企、国企改革等能够顺利实现。如果所有这些都需要政治解决,需要分出是非对错之后再来实施,大部分措施恐怕都会遭到大多数人,特别是当时的利益集团的否决。

  但这种“不争论”的政治原则只有满足一定的条件才可能是有效的,这些条件包括:首先,需要一个权威,即便是在内部出现了思想上的争论、分歧,也有足够的政治能量在组织上实现统一,以保证决定了的事情可以依照统一的意志坚决贯彻;其次,也是更重要的,民众对执政者的政治信任,民众必须相信执政者对未来的许诺:最终所有的人都会过上好日子。在这样的社会环境里,有着利益和思想分歧的上层,还能够一起合作,在不争论的前提下,还能达成基本的共识,并生成大致明确的、统一的政治方向。在出现利益冲突的时候,民众相信上层精英有权力也有能力来分清楚轻重缓急,“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才能作为一个历史过渡阶段让所有的人接受。这也是在改革之初几次大的政治事件发生时,并没有引发大的社会危机,也没有出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的原因。

  也正是因为这一特征,中国政府被认为是“中性政府”,有学者认为它是中国奇迹出现的根本原因。但一个中性的、不争论的政府的维持,恰恰需要一个政治化程度较高的社会环境。这样说有点令人费解,但如果我们平心静气地审视这段历史,很容易就明白了。因为中性的前提是我们知道哪里是“中”,不争论的前提是“争论”已经存在。否则,在一个信奉实用主义的社会里,中性就会蜕变为无原则,不争论就成了无主张。

  

  再也无法抵御利益的侵蚀

  

  随着经济发展,社会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其中最大的变化就是前面提到的社会政治性的消解。如果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这一社会变迁,我认为,这是利益的剃刀将一个社会从总体性状态分散瓦解的历史过程——它并不完全是一个社会更为稳定的象征,而是矛盾更为离散的结果。它使得整个社会,无论上层还是普通民众,都无法抵御利益的侵蚀,中性政府和政治信任也就随之逐渐异化。比如,在政治思想领域,实用主义使得一切理论和原则的争论变了味。1980年代出现的“躲避崇高”就是这种心理在民间的反映。而政府为了降低来自教条意识形态的束缚,以及其他目的,也在有意无意地默许这个过程。但后来政府发现,这种趋势已几乎“蚕食”整个社会大厦,自己已然陷入利益集团的泥淖。

  在实用主义的笼罩下,官员们也都生活在世俗的环境中,都会受其支配。作为个人,他们也得维护自己的利益。每个部门最终也发现,只有自己部门的利益才是真实的。而超脱于这些具体利益之上的目标在目前既不可能形成,也无力实现。因此,在新的改革政策出台时,一些部门会赤裸裸地为自己部门的利益打算。更直观的证据是:很多落马的官员忏悔时,都会提到自己如何从一个追求理想的有为青年,最终难以抵挡利益的诱惑,走向堕落。他们个人的心路历程,其实也是体制的心灵史。更为重要的是,这些行为,在一些人眼中完全是正当的。那些不为本部门利益考虑,整天忧国忧民的官员反倒被视为异类,都是找别扭的人。

  对老百姓来说,只有相信一个中性政府的存在,才能容忍暂时的利益受损。如果他们意识到其实某些官员个人和政府部门只为私利打算,或者发现期待已久的利益补偿从未出现,又怎么可能心甘情愿地接受被剥夺、被压制的命运呢 这也是一些人为何宁可鱼死网破,宁可上访到底,宁可铤而走险也在所不惜的原因。在他们看来,在这个不义的世界,从这唯一的机会里尽自己最大的可能获取最大的补偿是天然正当的。

  很多乐观的人认为,这些冲突仅仅只是发展的代价,是个别利益受损者的呼号,是某个历史阶段必然出现的情况,只需单独补偿或者强硬压制,主流社会和当政者无须太过紧张,也没有必要做出重大的政策调整和制度变革,只要硬起心肠来坚定地维持稳定,这种痛苦便会随着发展自然消除。

  虽然如此乐观的主张并没有在舆论界占据主导地位。而且,随着信息获取途径日益便捷,冲突的场景被直接呈现在公众面前,普通公众感同身受,不可能做到完全置身事外。但这种乐观心态在政策的制定者中并不罕见,否则我们很难理解,为何加强维稳体制依然是处置群体性事件最基本的制度安排。

  对于维稳体制,人们通常指责它是在维护强者,或者是与体制有着各种关系的人的利益。这样的指责最容易让被侮辱与被损害者感到同仇敌忾,也最符合人们的日常经验和期望。不过,它并不全是事实。对体制而言,迅速平息事态才是最重要的。如何达到这个目的,要看每个冲突具体的情况,保护强者并不总是明智的。在现实中,体制也并没有总是偏向某个特定的阶层,正如它没有致力于追求公正的结果一样。比如,在7 23动车事件中,事故原因还未开始调查,上海铁路局局长已被免职。大连PX事件中,化工厂被关闭停工。但后来的事实证明,化工厂是否存在严重污染是个值得讨论的话题。而且被大连市民引为依据的化工厂应该离开城市100公里之说,也是没有根据的。更多的群体性事件是个别的官员受到了处分,但事情的真相以及对错是非并未被认真调查、披露、讨论,反倒成为不可触碰的禁区,比如江西抚州钱明奇案。

  

  替人做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

  

  当利益的剃刀将社会分解之后,维稳体制的社会基础事实上也就被瓦解了。平息事态的思路无论对强者还是弱者,都可能造成伤害,因此也不可避免地遭到强者和弱者共同的抱怨。甚至有时我们都无法分辨强者和弱者,比如城管和小贩。事实上,没有法律的保卫,每个个人在内心深处都觉得自己已经或即将成为弱者——8小时之外的官员,去医院看病的患者,正在供孩子上学的家长,概莫能外。卑微的民众不再相信一个超越所有利益之上的公正的权力是可能的,甚至不相信任何其他人具有安排和协调利益的能力和真实意愿,而是认为官员得过且过,只是追求暂时弥平矛盾,随时在伺机攫取财富。

  这样的社会趋势也就没有能力在如下一些问题上达成一致:究竟哪些利益是长期的,哪些是短期的;哪些是个人的,哪些是全体的;谁的利益更为重要,其他人的利益该不该为它让路。这种处境尤其生动地表现在动车事件当中。也许动车的发展对于全体中国人都是有好处的,也许在现阶段的经济发展中,这是一项具有全局意义的技术进步,应该支持,哪怕付出生命的代价。但当人们看到巨额贪污的铁道部高官时,看到危机的整个处理过程时,谁还能对那些死难者的家属和同情者说:这是进步的代价,请你理解。这种说辞还能有一丁点说服力吗 没有人有资格决定一种利益比另一种利益更重要。

  从另一角度看,社会的分散瓦解催生了一个重要观念的普及:每个人都有捍卫自己利益的正当权利。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中默不作声,却又坚定不移地遵循着这条原则。当一个超越的政治主宰无论是在事实上,还是在人们的内心都已不存在时,这种观念的普及也就非常自然了。只是人们还不知道自己的利益边界何在,也不知道何种捍卫的方式才是恰当的。

  在现实中,捍卫总是以力量的强弱为解决的唯一之道。对弱者而言,就是尽可能地提高自己制造麻烦的能力,甚至违法闹事,不断扩大事态;对强者而言,就是利用关系,超越规则的束缚,或者动用暴力机器,维护秩序。在缺乏普遍权利的时代,每个人都在寻求特权,也就鲜有人真正在意秩序,以及秩序的正当性是否受到损害。也很少有人会主动探寻自己的利益边界,道德和法律都不能阻挡他们的脚步,人们总是本能地无限度放大自己的边界,直到它遇到更强大的阻力。

  如果说“不争论”曾经大大降低了整个社会的交易成本的话,那么到了今天,当利益时代来临时,片面维稳只能起到相反的作用。也许从单个事件看,简单快速地平息事态是有效的,但从社会总体来说,一次群体性事件的连带损失是多少 一个PX事件对化工厂的建设的影响又是多大 正如微博上流传的一段话描述的那样,“卖猪肉的人用自己夹着瘦肉精猪肉挣来的钱,兴高采烈地出来买馒头,没想到被别人染了色,然后卖染色馒头的人出来给孩子买奶粉,里面有三聚氰胺。我们每个人都在伤害别人,我们每个人都是受害者。这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所有人都提高自己的伤害能力,这个社会的运行成本得有多高

  更为重要的是,这样的社会运行模式是难以为继的。如果人们都以寻求特权为目标,都凭借力量的强弱来分出胜负,那么,社会的基本秩序也就无法维持了。因为没有人愿意为稳定付出代价,甚至没有人认为稳定是值得追求的目标。人们会理直气壮地追问,你说的是“谁的稳定,什么样的稳定 ”当患者和医生之间缺乏信任,也没有恰当解决的制度的时候,医生以患者为鱼肉,患者向医生举起屠刀也就不奇怪了。更可悲的是,当我们面临这种处境的时候,连旁观者都很难确定正义究竟在哪一边。

  这种利益的冲突,尤其是人们利益观念的觉醒,实际上预示了一个新时代的到来。我们需要探索与这个利益时代相匹配的社会治理之道,而不是徒劳无益地加强维稳体制的力量,或者苦口婆心地劝人向善——你都不知道何谓“善”,又如何能劝人呢 在这个时代,必须平等地尊重每个人的利益。当利益与利益发生冲突的时候,我们需要一种新的社会机制和制度安排、协调和解决这些冲突:让利益的各方有一个平台,来自我讨论和协调各自的利益。

  替人做主的时代彻底结束了:在医生和患者之间,在乘客和铁路之间,在市民和政府之间,在本地人和外来人之间,在房地产商和拆迁户之间,鼓励他们各自建立自己的组织;在每次冲突的时候,都能成立相应的机构,并在立法上保证这些机构的权力。让他们长期地、公开地争论,去寻求利益的平衡点,去建立解决利益冲突的机制,而不是时而压制这一方,时而压制另一方,掩盖他们之间的矛盾。或许这种治理方法会增加一时一事的困难,会使发展的速度降低,会使很多重大工程的进展暂时受到影响,但对整个社会而言,其总体成本会降低。因为一旦这样的程序确立,它所确定的规则就是具有普遍意义的,维护这样的规则就成为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而破坏这样的规则,就是损害大多数人的利益。这种规则也会使得冲突的各方承认、理解别人的利益,并在此基础上逐渐确认各自的利益边界。规则确立的过程也就是人们学会以正当手段捍卫自己利益的过程。只有通过这样的过程,我们才能确立整个社会都能接受的善恶是非标准,发展、完善、宣扬这种“善”,并依照这种“善”来重建我们的生活、政治和文明。

  无论你是否喜欢,中国的发展阶段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刻。时势的变化,是人力所不能转移的。一个足够理智的民族会学着顺应它,而不是抵制它。罗马人说过:愿意的人,命运领着走;不愿意的人,命运拖着走。正如当工业时代来临时,怀念小农社会的美好只能是文人们的想象;当利益时代来临时,怀念举国体制的美好习俗,其性质与此相类。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所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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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同舟共进》2011年第1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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