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 刘雪利:习近平文化思想本体论意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7961 次 更新时间:2024-05-01 0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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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   刘雪利  

 

文化兴,则民族兴、国家兴,一个不尊重自身文化传统的民族,注定没有希望。习近平在新的历史阶段再次强调中华文化、中华文明的重要性,提纲挈领地阐释了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精髓,这对于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具有划时代意义。习近平文化思想高屋建瓴,“明体达用”“体用贯通”,必须深入到哲学本体论层面把握其核心要义。笔者认为,要从哲学本体论的维度来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应把握三重最基本的向度。

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三种错误文化思潮的积极回应

文化思潮领域从来都是鱼龙混杂,人们经常受各种错误文化思潮影响和支配。纵观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文化思潮,笔者认为大致存在三种混淆视听的文化思潮论调。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对于遏制这些错误文化思潮的流行,起到了非常好的思想引领作用,为发展完善中国式现代化文化形态提供了根本遵循。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反对。15世纪之后,在资本主义及殖民主义推动下,西方民族国家逐步崛起。这种崛起使西方国家在文化上不断走向自信,逐步产生了文化上的西方中心主义。到黑格尔时代,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论调甚嚣尘上,黑格尔哲学就是这种论调最集中体现。以黑格尔为代表的西方理论家,大肆鼓吹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肆意贬低其他民族特别是东方民族包括宣扬中华民族文化的低劣性。黑格尔按照僵化、机械的绝对精神三一体推论框架,把中华民族的历史、哲学、宗教、文化等都划归在绝对精神的早期发展阶段,这个阶段的所有一切都是非理性、野蛮、蒙昧、低级、幼稚的。因此,黑格尔反复灌输这样的意识形态:“东方从古到今知道只有‘一个’是自由的;希腊和罗马世界知道‘有些’是自由的;日耳曼世界知道‘全体’是自由的。”黑格尔根据他的正题—反题—合题的三一体框架,将东方民族放置在绝对精神发展的低级阶段即正题阶段,这个阶段的文明是极度幼稚的,所以黑格尔说:“在结论上,我们再把印度和中国作一番比较,我们只看到中国的特色是一种毫无想象的‘理智’、一种在确定的现实中间没有诗意的生活;同时在印度世界里,可以说是没有一个能够被看作是现实的和确定不易的——凡事凡物没有不是在认识之初,就被想象所歪曲,变为和理智的意识所见的恰巧相反。”在黑格尔哲学成为普鲁士官方哲学后,黑格尔哲学在欧洲国家的影响甚大,成为不容置疑的理论权威。黑格尔哲学之所以大行其道,是因为它为西方殖民主义的扩张提供了意识形态论证。而随着殖民主义在全世界范围内的蔓延,西方文化优越论也得到广泛认同。然而,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西方文明弊端,西方思想家逐步质疑西方文明的优越性,胡塞尔、海德格尔等人在这方面提供了深度思考。海德格尔就指出:“从其本质上来看,虚无主义毋宁说是欧洲历史的基本运动。这种基本运动表明这样一种思想深度,即,它的展开只不过还可能引起世界灾难。”当今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对这场变局,现有的西方治理和方案显然已无力应对。时代困境已经揭穿了西式文明和西式现代化的神话,西方文化优越论的迷信一次次被打破。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是对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有力驳斥,是习近平一以贯之的“不走改旗易帜的邪路”文化主张的升华。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中华文化自卑论的批驳。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中华民族一再被西方列强凌辱,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军事上的屡战屡败,使中华民族在心理上显得自卑,进而在文化上也开始怀疑、鄙视甚至否定自身。这种现象是战败民族必然具有的后遗症。因此,近代中国开始流行“崇洋媚外”风潮,自然有其深层的社会历史原因。长久以来,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中华民族军事上的失败,在于中华文明的落后。这种观念的形成既有外部舆论的原因,也有自身自卑心理的原因。外部舆论的原因就是前面论述过的由黑格尔等人提出的西方文化优越论的普遍化。这种西方文化优越论观念为后来弗兰西斯·福山等人接续,从不曾断绝。在这样强势的西方意识形态舆论攻势下,中国知识分子也不断受这种舆论侵蚀,对本民族文化的宝贵之处产生了怀疑甚至否定。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很少有人能摆脱中华文化自卑心理,大部分人对自己的文化有着偏见,甚至有观点认为中华文化一无是处。这种中华文化自卑论固然是历史的产物,但这是极其错误的思潮。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少数中国优秀知识分子,最早批判了这种思潮,开启了中华文化自信的先声。在延安时期,毛泽东就形成了“古为今用”的思想,“对于过去时代的文艺形式,我们也并不拒绝利用”。特别是毛泽东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结束了中华民族屈辱的历史,使中华民族站起来,中国人开始扬眉吐气,逐步恢复精神上和文化上的自信心。中华文化自有自身的优秀特质,这是无法抹杀的,牟宗三就指出:“我们可说两个哲学传统的领导观念,一个是生命,另一个是自然。中国文化之开端,哲学观念之呈现,着眼点在生命,故中国文化所关心的是‘生命’,而西方文化的重点,其所关心的是‘自然’或‘外在对象’,这是领导线索。”习近平文化思想多次强调中华文化的思想特色及其宝贵之处,无疑是对中华文化自卑论的有力回击。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文化封闭论的拒斥。在对待中西文化体用、主次问题上,历来存在两种针锋相对的立场,一是“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论,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然而,不论哪一种立场,在文化心态上都是狭隘的。“西学为体,中学为用”论是鸦片战争后不少中国知识分子的立场,这些人认为中国的战败在于文化的落后,中华文化是腐朽、陈旧的代名词,与之相反,西方文化则是先进文化。他们毫不犹豫主张完全学习和模仿西方,在文化上更是言必称希腊,采取典型的文化“拿来主义”态度。在这些人观念中,西方文化是正途,是引导人类进步的指路明灯,因此,凡是西方的都是好的,“外国的月亮比中国的圆”“外来和尚好念经”等成为这些人的文化信条。“西学为体”论者认为能救中国的只能是“西学”,“中学”只是点缀性的可有可无的东西。与这种极端的文化拿来主义相对的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论,然而,他们在试图矫正文化拿来主义弊端的过程中明显矫枉过正,从而滑向了另外一个极端。“中学为体”论者在一定程度上陷入了文化复古主义。他们不加鉴别地认为,凡是中国古代的,都是好的,中国文化更是如此。面对错综复杂的现实问题,他们主张返回传统、回到过去,甚至认为,只要向儒家等经典求助,就可以找出解决现实问题的良方。对于文化体用关系上的这两种态度,习近平文化思想都是不认同的,从而提出了“明体达用”“体用贯通”。然而,这个“体”不是单纯的“西学”,也不是单纯的“中学”,而是既融合了“西学”和“中学”的宝贵成分,又吸收了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和教训之后而形成的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这种人类文明新形态,绝对离不开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因此,习近平指出:“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

二、哲学性:对中华文化思想高度的集中概括

习近平在《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于中华文化的突出特性做了五个层面概括: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中华文化之所以具备这五个特性,就在于早就摆脱了宗教、神话和迷信支配,已经成为理性的事业。也就是说,中华文化在思想高度上早就进入了哲学层面。哲学是文化的最高级形态,中华民族很早就是一个哲学的民族,中华民族的文化特质完全可以用哲学性来概括。

中华文明源远流长,是与古印度、古希腊、古希伯来等并列的文明。同样是四大文明古国,但中华民族是最早扬弃宗教性和神话性,将自己的文明发展到哲学形态的民族。中国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最早发展出哲学形态的民族。然而,由于受文化西方中心主义影响,学界曾经有三种贬低中华文化思想高度的声音。

第一,认为中华文明是非科学的文明。这言论主要以“科玄之争”的方式呈现,从反向意义上指出中华文明是缺乏科学的,因而必须从西方文明引进。从此以后,中国人普遍认为中华文明不是科学的。这种观念是对中华文明的误解,今天重新审视这一观念必须具备这样的意识,即具体的科学形态不等于科学本身。科学本身以具体的科学形态呈现,但具体的科学形态不能等同于科学本身。也就是说,科学本身只有一个,但具体的科学形态可以多样化。因此,在具体的科学形态上,中国有中国的科学,西方有西方的科学。然而,非常遗憾的是,一些人很多时候总是将具体形态的西方科学等同于科学本身,从而看不到中华文明内涵的科学性。笔者认为,科学不是西方的产物,西方有西方的科学形态,中国有中国的科学形态,中华文明同样发展出了自己的科学。对于中华文明的科学性无须怀疑,中国古代的天文、历法、算术、冶金、预测、医学等所达到的科学高度,无不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认为中华文明是非哲学的文明。认为中华文明缺乏哲学或中华文明不是哲学的观点,也成了不少学者的基本立场,以至于最后形成了匪夷所思的观点,“中国无哲学”。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有学者还大书特书地考证,即使连“哲学”这个概念,也是从日本引进的。这样的观点,无疑是数典忘祖。笔者认为,“中国没有哲学,哲学是西方的产物”这种论调完全违背了文明的事实,是文化西方中心主义的产物。回顾文明的历史,当其他三大文明还处在神话和宗教的支配之下,中华民族就摆脱了神话和宗教的影响,走上了文化自觉的道路,并将自己的文明推进到理性思考的哲学层面。至少在公元前1000多年,中华民族就已经开始以哲学思维安排自己的生活,典型的标志性作品就是《周易》。通常说,中华文明是儒释道互补的文明,而儒释道在形式上是三家,但在实质上都是哲学。儒家和道家虽然有不同的经典,但都尊崇一部共同的经典,即《周易》,而《周易》显然是高度概括性的哲学作品。印度佛教在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经历了一个中国化的过程,也就是说,经历了一个佛教道家化和佛教儒家化的过程,才使佛教能够在中国生根发芽,从而发展出属于中国的佛教。中国最大的佛教即禅宗从根本上来讲不是宗教,而是哲学,这从禅宗的经典《坛经》中可见一斑。《坛经》从来不认为佛在西天,而是主张修佛者应该直指人心,人心一旦开悟,自身就能成佛。因此,禅宗六祖惠能说,“不悟即佛是众生;一念悟时,众生是佛。故知万法尽在自心,何不从自心中,顿见真如本性?”

第三,认为中华文明是非理性的文明。这种观点的潜台词其实就是:中华文明是迷信的文明。这种观点显然比前两种观点更极端,将中华文明贴上了迷信或神秘主义的标签,从而整体上将中华文明打入“冷宫”。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包罗万象,然而这种文化的理论基石是太极、阴阳、八卦、五行学说。正因为这些学说非常精深幽妙、难以参透,特别是受西方实证主义影响的人,更加无法理解和把握这种学说。因此,在实证主义科学传统下,中华文明无疑会被贴上迷信的标签。西方实证主义的传统注重量化、分析、具体,这一传统当然无法穿透中华文化的深奥,因为中华文化从来是重整体、重系统、重有机、重根本的学问体系,注重对事物的总体把握,也即是追求“道”的学问。“道”极其玄妙,不是实证主义所能把握的对象,所谓“道可道,非常道”。正因“道”之学问玄之又玄,不可量化,所以这种学问必然会被实证主义贬低为迷信。可是,凡是有一点中华文化常识的人都明白,“道”是存在的,也不可缺失。尽管“道”在一定程度上不可言说,但社会一旦失却了“道”,就会陷入礼崩乐坏的局面。“道”的学说从总体上不可言说,但为了言说,又以太极、阴阳、八卦、五行等学说予以呈现。然而,即使是太极、阴阳、八卦、五行这些更为具象化的学说,也不是西方实证主义意义上能够通过具体实验予以观察到的物质实体。尽管它们在实验意义上无法检测到,但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就像中国人所讲的穴位,在西方解剖学意义上根本无法验证,可每一个中国人都承认穴位的存在。这就是中华文化的玄妙,因为它是从总体上考察世界。凡是总体意义上的东西,都具有无限性,而落入有限性的西方实证主义路径因为无法把握这种无限性,所以自然会把中华文化贬低为非理性的学问。

综上所述,中华民族是四大文明古国中最先将自己的文化提升为哲学层次的民族,我们的文化早就具备哲学性的原则高度,而这个高度的标志性作品就是《周易》。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周朝时代的作品,它的出现与周文王、周公等人的贡献密切相关。这部作品是中国人摆脱神话和宗教思维、走向哲学思维的标志性著作。回顾世界历史,当中国人用《周易》的思想来思考世界时,这至少是公元前1000年左右的事情,这时,世界其他民族依然生活在神话和宗教当中。当然,在《周易》之前,还有《商易》和《夏易》,可惜这些文献早已失传,如果这些文献还在的话,中国人进入哲学思维的年代还应该再往前推,那个时候,世界其他民族的思维水平到底处于一种什么状态之中,更加可想而知了。当然,在少数人看来,《周易》是一部迷信的作品,这种理解是极度肤浅的。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周易》不仅与迷信无关,反而是一部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哲学作品,充分展现了中国古人高度的哲学智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中华民族是一个哲学的民族,因为当世界其他民族还处在神话和宗教思维支配之下的时候,中华民族就已经走上了哲学思维的道路,至少比其他民族早了1000年左右。因为《周易》是一部哲学的作品,所以习近平不断引用《周易》中的思想,比如“革故鼎新”“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等等。

《周易》作为高度哲学的作品,将中华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等表现得淋漓尽致。可以说,作为“群经之首”的《周易》是中华文化思想高度的集中浓缩。

第一,《周易》注重连续性。生生不息、连绵不绝、相辅相成等是《周易》的基本思想。《周易》六十四卦,其实是看待世界的六十四个范畴。单从六十四卦的内部关系来看,卦与卦之间并不是孤立的,而是形成紧密相关的勾连。就卦与卦之间的关系种类来讲,有错卦、综卦、交卦、互卦、之卦等,使卦与卦的关系错综复杂、彼此呼应。另外,从卦与外部世界的关系来看,卦与阴阳、五行、天地、四时、方位、人体、人事等万物形成了一一对应的有机联系,从而将世界联系成一个纷繁复杂的有机系统。系统和系统之间相互影响、相互联系、相互贯通、相互制约、相互反应、相互转化。受《周易》思维影响,中国人从来不是用孤立、静止、片面的眼光看待世界,而是用联系、运动、全面的眼光看待世界。可以说,中国人是最早具备辩证法思维的民族。《周易》中到处可见这种相反相承的连续性思维,如“否极泰来”“泰极否来”“水火既济”“火水未济”等。

第二,《周易》注重创新性。“周虽旧邦,其命维新”,中华民族是最注重创新精神和变革精神的民族。《周易》到处贯穿着创新和变革理念。《周易》的“易”就有“变易、变化、变革”的意思,整部《周易》就是讲“变易”“创新”的学问,所以《周易》说,“日新之谓盛德,生生之谓易”。《周易》认识到,运动才是事物存在的基础,一旦事物停止运动,事物也就僵化了。正是因为意识到运动、变革的重要性,因此《周易》里面专门有两个卦讲变革,即“革”卦和“鼎”卦。“革”卦是推翻陈旧的东西,所以叫“革故”。“鼎”卦是开创新的局面,所以叫“鼎新”。认为中华民族是停滞的观点是一种误解,从《周易》来看,我们的民族是最注重革命、改革的。创新精神构成中华民族一贯的底色,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的创新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华民族守正不守旧、尊古不复古的进取精神,决定了中华民族不惧新挑战、勇于接受新事物的无畏品格。”

第三,《周易》注重统一性。《周易》不仅不是迷信,反而是唯物主义的,因为它讲的是“气”之大化流转的学问。《周易》认为,构成世界本体的是“气”,气之流转,从而演化出复杂的世界。《周易》将这一演化过程概括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定吉凶,吉凶生大业”。由太极创化出来的世界尽管复杂多变,但多样性中有统一性,这个统一性就是物质性的“气”。因此,《周易》不是一部宣扬神秘主义的作品。“气”在性质上有阴、阳之分,在形态上有金、木、水、火、土之分,阴阳五行之气组合不同,从而形成了差异性、多样性的世界。《周易》始终强调多样性与统一性的辩证关系,它讲的统一是有差别的统一,而不是抹杀差异性的统一;它讲的差别是建立在统一性上的差别,离开统一性的差别不成为其差别。“阴中有阳,阳中有阴”“五行相生又相克”,《周易》始终秉承对立统一而不是二元极端对立的态度来看待世界,这种态度保证了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延续性。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统一性。中华文明长期的大一统传统,形成了多元一体、团结集中的统一性。‘向内凝聚’的统一性追求,是文明连续的前提,也是文明连续的结果。”

第四,《周易》注重包容性。中华民族是最具包容性的民族,这种包容性精神与我们的文化密切相关,《周易》就体现了这种包容性。《周易》六十四卦,没有绝对的好卦,也没有绝对的坏卦,好坏都是相对而言的。《周易》总是认为,坏中有好、好中有坏,圆中有缺、缺中有圆,盛极而衰、衰极而盛,我们应该秉承一种辩证的态度去看待事物。《周易》注重在差异、多元、复杂的基础上建立起认同。前文已经说过,西方文明是一种厚此薄彼的二元论文明,总是在好坏、黑白、是非、善恶邪正等之间做截然的划分,并始终认为自己代表着积极的一面,而其他文明代表着消极的一面。因此,这种文明具有排他性,必将走向文化的单一化、单向度。从《周易》透露出来的辩证向度来看,我们的文化基因在源头处就反对截然对立的二元论思维,而主张宽容、包容的精神。因此,习近平指出:“中华文明从来不用单一文化代替多元文化,而是由多元文化汇聚成共同文化,化解冲突,凝聚共识。”

第五,《周易》注重和平性。习近平指出,“和平、和睦、和谐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来一直传承的理念”,而《周易》最好体现了这种理念。“和平中正”是中华民族的美德,这种美德在《周易》中表达得淋漓尽致。《周易》六十四重卦,每一重卦由上卦和下卦两个单卦组成,凡是上卦和下卦之间和谐的,都是比较理想的卦。比如既济卦,上卦是水,下卦是火,水的趋势是下流,火的趋势是上炎,水火能够交融,因此达到了和谐。反之,上卦是火,下卦是水,那么,水火互相背离、毫无沟通,结果成了不理想的未济卦。另外,每一重卦由六爻组成,爻和爻之间要讲究和谐,如果不和谐,也会成为不理想的卦。以既济卦为例,它的初爻为阳爻、四爻为阴爻,一四阴阳相应;二爻为阴,五爻为阳,也是阴阳相应;三爻为阳,上爻为阴,同样也是阴阳相应。由于既济卦内部三组爻之间的关系和谐,因此,这个卦就成了理想的卦。所以可以说,《周易》完全“倡导交通成和,反对隔绝闭塞;倡导共生并进,反对强人从己;倡导保合太和,反对丛林法则”。

总之,笔者以中华民族最早的典籍《周易》为例,简要阐明了中华文化的哲学性特质,目的就是要说明,中华民族在人类历史上是最早将自己的文化推进到哲学高度的民族,因此必须要对自己文化的原则性高度充满自豪感。我们要以习近平对中华文化特性的概括为契机,返回中华文化典籍,深入挖掘中华文化的精华,树立起中华文化的强烈自信心,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积蓄精神力量。

三、回击虚无主义:习近平文化思想的现实指向

早在19世纪,马克思等一批思想家就已经宣告了虚无主义时代的来临。虚无主义的典型特征是对最高价值的废黜,马克思指出,在虚无主义态势下,人的生命、尊严等都处于被践踏的地位,致使“工人降低为商品,而且降低为最贱的商品”。随着虚无主义的蔓延,价值虚无主义、道德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历史虚无主义、生态虚无主义等虚无主义形态不断涌现。在当今社会,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生态虚无主义三种虚无主义形态来势汹汹,而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为有效回击这三种虚无主义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武器。

第一,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历史虚无主义的有力回击。历史虚无主义的表现形式多种多样,这些年在中国社会比较活跃,其基本做法是对中华民族的历史、伟大历史事件、杰出历史人物等予以否定甚至解构。这就是所谓的欲毁一国,先摧毁一国之历史。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历史的全面否定和解构由来已久。西方学术界对夏朝和商朝及其文明的存在一直否认,认为这是中国人虚构出来的东西。至于夏朝以前的历史和文明,西方学界有很多人更是不予以承认,认为都是神话传说。后来,随着考古学的发展,挖掘出了大量商朝的青铜器,在大量实物面前,西方社会终于不得不承认商朝及其文明的存在。然而,由于夏朝及其以前的社会是使用木器及陶器的时代,这些东西在历史长河中不容易保存,考古学方面找不出太多实物。因此,至今西方学界依然有大批学者根本不承认夏朝。至于凡是描述夏朝及其以前时代的典籍,西方学者也同样不承认,试图在时间上缩短中华民族及中华文明的历史,从而贬低中华民族及中华文明的厚重感,让中华民族及中华文明显得轻飘飘。这就是典型的历史虚无主义做法。与这种肆意贬低中华民族历史的做法截然相反,西方社会则试图拉长自身文明的历史,将西方文明的历史无限追溯到非常遥远的时代,无论真假与否,目的就是要在文明起源上显示出西方文明的历史优越感,从而压服其他民族。除了试图缩短中华民族的历史这种做法外,历史虚无主义还肆意抹黑甚至否定中华民族历史上的伟大历史事件和伟大历史人物,从而在根本上使中华民族变得无足轻重。由此,我们必须高度警惕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然而,非常令人遗憾的是,对于西方社会在历史虚无主义问题上采取的两面手法,少数中国人则完全跟在西方舆论背后亦步亦趋,妄自菲薄、自惭形秽甚至完全鹦鹉学舌,大肆诋毁中华民族及中华文化的历史感及厚重感。因此,在中国学界,“夏朝和商朝不存在”的言论也曾大行其道。如果任由这种历史虚无主义蔓延,它对中华民族的伤害将是巨大的。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是对这种历史虚无主义的最好驳斥和抵制。习近平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这再一次向世人宣告,中华民族是一个伟大的民族,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和传统。

第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文化虚无主义的犀利批判。如果说历史虚无主义对中华民族的解构是从表层展开的话,那么,文化虚无主义则试图从根基上摧毁中华民族的自信心。文化是一个民族得以维系和延续的根本因素,是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的重要源泉。解构一个民族,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解构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当一个民族的文化和文明变得无足轻重,这个民族也就是一个可有可无的民族了。而文化虚无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全面拆解、贬低、污损甚至否定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重要性。这种文化虚无主义屡见不鲜,通常呈现为三种表现维度:一是在时间向度上,认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历史太短。二是在思想深度上,认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太幼稚。三是在历史贡献上,认为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持以上三种观点的代表人物在思想史上不计其数。然而,非常令人悲哀的是,目前中国还有少数学者盲目追捧对中华文化和中华文明的贬损主张,助推了文化虚无主义在中国社会的蔓延。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提出,无疑是对这种文化虚无主义最好批判,因此,习近平充满自信地强调,中华民族具有“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年的文明史”。

第三,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对生态虚无主义的强烈驳斥。人们已经广泛注意到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现象,然而,有一种虚无主义长期被人们所忽视,那就是生态虚无主义。生态虚无主义是生态领域中的价值颠倒现象,长期以来,这种虚无主义忽视生态问题的严重性,掩盖生态问题产生的真实根源,误导改善生态问题的根本路径。在生态虚无主义支配下,全球生态问题的解决不仅看不到希望,反而越发困难重重。生态问题形式上只是生态领域中的问题,但实质上并非如此。生态问题折射的是全球文明路径选择出现的原则性错误,当今全球生态危机从根本上来讲是文明危机。这种文明危机也就是西方文明的根本危机。西方文明从柏拉图以来,就主张一种人与自然相对立的二元论思维,这种二元论在近代西方科学技术观念的主导下,进一步演变成“控制自然”的意识形态。生态危机的出现是这种意识形态的必然结果。针对西方文明的内在缺陷及其必然导致的生态问题,习近平文化思想对于中华文化的生态理念做了高度概括,他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天人合一、万物并育的生态理念”。这一理念在当下中国就集中体现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是中华民族宇宙观、世界观、自然观、文明观的高度浓缩,涉及人类未来文明道路的重新选择,是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体现。“大自然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是全面建设社会现代化强国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文化思想深刻认识到,如果不进行文明路径的根本转变,生态虚无主义无法倒转,人类生态环境将始终陷入危机的泥潭而无法自拔。

总而言之,习近平文化思想博大精深,具有重要的历史意义,应全方位、多角度、纵深化领悟其要义。哲学是一个民族文化的灵魂,更应深入哲学本体论层面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核心旨要,不断推进习近平文化思想研究走向深入。

(作者简介:王平,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刘雪利,同济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研究生)

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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