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平:粤港澳大湾区:中华复兴的理论创新和实践验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098 次 更新时间:2019-05-05 00: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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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平  

   一、融合发展显示道路自信 撷英集粹重在创新

  

   建设粤港澳大湾区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的国家战略。粤港澳大湾区确立以香港、澳门、广州、深圳作为四大核心城市与发展的引擎,这就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必然是在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的条件下建设的,国际上没有先例可循。而按照中国社科院学部委员、原法学所所长李林的观点,这里还存在三个法域的多样性特点。三者在法治价值理念、立法体制、执法制度、司法体制、法律专业共同体、法学教育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别和不同①。

   融合发展作为习近平总书记的原创性思想,是中国领导人在经历四十年改革开放并获得巨大成功的基础上,以高度的道路自信、制度自信为底气提出的路线方针,既是对中国过往成功经验的高度总结,也是为解决当今中国和世界发展所面对的诸多问题制定的重大战略方针。

   在此方针下,粤港澳大湾区的设置与《粤港澳大湾区发展规划纲要》的推出,既展示了高度的道路自信与制度自信,也展示了充分的模式包容。也正因为需要对不同制度、多种模式、不同法域法系等进行撷英集粹,“创新”在粤港澳大湾区的融合发展过程中,将占据极为重要的地位。粤港澳大湾区的建设将为实现国家的完全统一、全面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提供理论探索、实践检验、具体示范。同时粤港澳大湾区创新发展,也可望给当今世界各国各地区解决发展路径的困惑,以直观有效的成就示范,为全球发展提供更加丰富多元的模式选择。

  

   二、多样性复杂性全球独一无二

  

   粤港澳大湾区虽然面积只有约5万6千平方公里,人口只有约6800万人,但是蕴藏的能量巨大。如果用GDP排名,这个区域在世界各大经济体的排名中,目前可以名列第11位,与俄罗斯相当。

   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当今世界非常特殊的区域,与其他已经成型的几个湾区如旧金山湾区、东京湾区、纽约湾区相比,绝非仅仅是经济规模的不同。已有的“世界三大湾区”中,东京湾区属于大陆法系,纽约湾区和旧金山湾区属于英美法系,都是在一种政治制度、一个关税区、一种货币、一个法系法域之内进行的湾区建设。粤港澳大湾区则存在两种政治制度、三个关税区、三种货币、三种法系法域。可以说,粤港澳大湾区的多元化、多样性特征,堪称全球独一无二:制度多样化、法律多样化、观念多样化、文化多元化、人口全球化,世界级的科技公司,世界级的金融体系,世界级的跨境贸易,世界级的制造业,世界级的航运,世界级的港口,世界级的美食,世界级的血缘散射,当然还有举世闻名的“一国两制”理论与实践。

   从政治制度上说,这是世界上制度最为复杂的地区,作为主体的中国内地,自建立新中国以来实行的是社会主义制度;香港、澳门两个曾经长期接受英国和葡萄牙殖民统治并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后,实行“一国两制、高度自治”及“港人治港、澳人治澳”,继续保留“马照跑、舞照跳、股照炒”以及“钱照赌”的生活方式。香港、澳门堪称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短兵相接”的最前沿。

   从经济模式上说,粤港澳大湾区是经济形态最为丰富的地区。香港多年被美国、加拿大相关研究机构评为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澳门是典型的特色自由经济体;深圳、珠海、汕头等早期为了适应改革开放而特设的特区经济模式,则或多或少地在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前提下,比内地其他普通城市吸纳了更多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因素;其他区内城市如广州、中山、佛山等城市则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经济模式的优劣很大程度上是以经济成就来判断的,就这一点而言,作为长期实行传统市场经济的香港、澳门,在深圳GDP从追赶到超越香港的现实面前,已经逐步认识并承认内地采用的经济模式确实存在很多港澳地区并不具备的优点。

   从人口组成来看,粤港澳大湾区是属于粤语文化区②,这也是世界上最有融合能力的地区,历史上就是精英移民最为集中的地区之一。香港则在上个世纪多次承接了内地精英的大规模移民,加上近20年内地留学海外学子大量来港就职,以及大批内地学子来港求学及留港工作,给香港的人口结构带来了大幅度的优化。可以说,香港作为一个典型的移民城市,融合了中国天南地北的精英。深圳自建市以来,汇聚全国各地精英,仅仅从深圳餐馆的多样性就可以看出“移民”的多样性,这种多样性不小于甚至有过于欧洲各地精英汇聚巴黎和伦敦;而深圳的外国人数量已经相当可观,包括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同父异母弟弟早已生活、创业在深圳。深圳对于高素质“移民”的包容、开放与主动吸纳水平,远在香港之上,这也是深圳经济与科技竞争力快速追赶并迅速超越香港的重要原因。另外,这个地区也是华人开枝散叶到海外的重点地区,海外华人华侨富商巨贾数量众多,在东南亚、北美洲、南美洲的政治、经济影响力都相当可观,这使得粤港澳大湾区联通世界的能力具有其他地区难以比拟的优势。

   从社会文化说,粤港澳大湾区无疑是东西方文化融合的典范地区:澳门开埠400年,香港经历150年港英统治,西方文化都随殖民政府强力植入并落地生根,使得东西方文化在这里碰撞并融合共生。澳门所谓的华洋杂处早已成为常态,东西方混血美女为澳门增添了不一样的风情,土生葡人在当地安居乐业且富有影响。而深圳作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发展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也是典型的精英移民城市:随着高科技重镇的逐步成型,外来精英包括大量留学欧美的中国精英、外国精英迅速集聚,加上一开始就对接当时中国最重要的对外窗口香港,多种文化伴随经济优势的浸入自然顺畅、既深且广,观念荟萃、思想活跃。在深圳的餐馆里看见西方人熟练地用两根筷子吃饭绝对不需要惊讶,普通话、粤语和英文在交谈中混杂不足为奇。而广州作为其中的一个核心城市,曾经是清代唯一官方对外商埠,洋商、十三行③的长期存在与财富影响,使得广州早就具备大量的国际化元素。就是说,文化冲突在这个地区不强,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在这个区域不是没有,但是不会用极端的方式剧烈对抗,而是比较容易通过融合发展相互尊重、相互接纳。

   显然,这种多样性与复杂性,使得粤港澳大湾区在全球范围内堪称独一无二。

  

   三、区内城市的合作与成就为粤港澳大湾区整合奠定基础

  

   改革开放的题中之义,就是摒弃落后、学习先进,或者说通过吸纳当今世界的先进文明强化自己的竞争能力。粤港澳大湾区的区内各城市,即使不计历史上的长期交往与合作,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拥有40年的合作发展历史,在处理制度与模式差异、谋求共同发展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当然也有值得规避的教训。

   从成功经验看,香港多年保持世界最自由经济体地位,是市场经济的典范;澳门博彩业一枝独秀但长期维持经济繁荣,则无疑是特色经济的典范;深圳利用经济特区政策优势与制度差异,从低端制造业开始逐步发展形成强大综合实力包括高新科技优势,是利用特殊政策异军突起的典范;广州、佛山、中山等粤港澳大湾区城市则堪称从计划经济转型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的典范。

   上述多种“典范”聚合的重要意义在于,改革开放四十年的实践已经证明,不同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确实在一定条件下能够相互补强,在共同发展的利益驱动下,完全可以充分发挥各自所长,以期共同分享比单打独斗更大的收益。换一个角度说,事实已经证明在粤港澳大湾区,对更大共同利益的追求能够在相当程度上弱化社会制度和经济模式造成的隔阂或阻碍,这也就为融合发展预留了空间。

   以深圳为例,可以比较充分地预估融合发展的前景:深圳是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其本身作为既与香港完全的资本主义自由经济不同,又与广州、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的社会主义特色市场经济不同的“特区经济”,制度与模式混存的意味明显,利用制度和模式不同进行相互补强、“先行先试”的优势明显。仅仅从深圳的经济与科技成就,就可以看出融合发展的内在强悍:2018年深圳新建300米以上高楼全球第一,城市竞争力全球第五中国第一,财政收入全国第一,财力质量中国第一,上市企业市值总价全国第一,城市营商环境全国第一,人口吸引力全国第一,PCT国际专利申请量全国第一,摩天高楼数量全球第一。这里还有华为、腾讯等世界级的科技公司。这些实实在在的成就,明证了集纳优良制度与模式的道路正确,也证明了融合发展的能量巨大。

   从负面教训看,香港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之一,能否真正主动地融入至为关键:香港曾经是这个区域无可争议的领头羊,但是这些年在被区内城市的模仿与追赶之中不仅逐渐失去曾经拥有的巨大领先优势,还在很大程度上日趋保守。由于中国内地改革开放之初,包括香港回归之后的一段时间,香港与内地的经济差距很大,合作的基面难以吻合,香港社会当时的优势心态在相当程度上负面影响了与内地的平等合作;再加上一些意图以“两制”弱化“一国”的政治力量刻意阻挠,一些境外反华政治势力刻意制造各种事端,香港已经错失了很多合作发展的良机。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说,香港沿用传统的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经济模式在历史上形成的竞争优势已经逐渐消弭,香港主流社会也逐渐接受了“国家好香港更好”的客观现实,这也为其主动参与粤港澳大湾区融合发展创造了相对平等的磨合基面。当然,香港的法治环境、金融业务、国际网络、品牌效应,在粤港澳大湾区还是具有相对的优势。作为粤港澳大湾区的核心城市,香港如何调适自己的心态,如何扬长避短,以积极的态度、主动的选择、开放的心胸、诚意的合作与粤港澳大湾区的其他区内城市结成“生命共同体”,真正把自己当作区内平等合作、相互依赖的亲密伙伴,为了共同的更大利益拆除排斥内地、高度自保的藩篱,弱化境外政治势力的干扰,与其他内地城市相互补强形成聚合效应,不仅对香港,对整个粤港澳大湾区建设的成功与否,都具有非常关键的意义。

   毫无疑问,粤港澳大湾区内各城市的历史,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优势互补、聚合形成的“富可敌国”的经济成就,本身就是对“融合发展”理念的最佳注解,也为区内各城市通过设立更高、更大的共同目标,携手整合、协同发展,奠定了基础。

  

   四、大湾区历来富有融合创新的基因

  

   粤港澳大湾区不仅具有上述制度、模式、文化的多样性,更在于这个区域的民众对于多元文化的接纳程度与吸收能力,都堪称世界一流,比当今世界绝大多数地区都更加具有融合创新型制度与模式的基因。

   香港、澳门作为曾经长期接受殖民统治、长期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并在中国恢复行使主权之后成功实践“一国两制”的特别行政区,本身的客观存在,就是制度创新的产物。“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是巨大的宪政法治系统工程。而经过十多年的磨合,港澳本地法制与新宪制间基本实现了成功衔接,同时实践亦证明,一个社会主义的基础规范当然可以成为一个资本主义政制和法制的基础规范,社会主义的宪政架构可以与资本主义的地方政府体制相容,基础规范与政治法律制度背后的意识形态无关。”④可以说,“一国两制”的成功实践,本身就给不同制度与模式的融合与创新提供了理性的“实物”验证。

1979年建市的深圳,领中国内地的改革开放风气之先,与香港堪称血脉相连,无疑是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之初最直接地经常性接触外来制度和吸纳外来经济模式的地方。深圳作为中国内地设立的最为成功的经济特区,就是在不断突破现状的过程中积蓄能量、发展壮大的,(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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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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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评论》月刊5月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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