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与法德和解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韩两国做出了多次和解努力，但只实现了浅和解，其和解程度未能随时间推移而不断深化。在1965年通过关系正常化实现初步和解的基础上，20世纪90年代之后日韩又至少做出两次和解努力，但其成果都不稳固，不但未能推动两国关系的稳定改善，反而强化了韩国社会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负面认知，破坏了日韩信任的基础，增大了此后日韩和解的难度。日韩和解的特殊过程与发展态势为国家间和解提供了重要案例。历史因素、社会心理与文化、政治领导人变化、美国的态度和两国国内政治等不足以充分解释日韩和解过程中出现的曲折与困难。日韩和解难以深入的背后存在结构性因素的制约，日韩实力对比的不对称及其程度变化以及日韩相互战略需求态势的变化对日韩和解进程具有很强的塑造作用，使其呈现出特殊模式。受实力不对称的制约和日韩相互战略需求态势的影响，未来一段时期日韩要实现深和解依然面临难以克服的阻碍。

关 键 词：国家间和解  日韩关系  实力不对称  东北亚安全  周边命运共同体

和解是国家间关系中的一种重要现象。和解的实现对于国家间关系的良好发展特别是化解历史形成的深层次矛盾具有重要意义。战后日韩和解面临诸多有利条件，如日韩都是美国盟国，美国总体上对日韩关系改善持鼓励态度，两国在战后都实现了经济繁荣，相互之间的经贸联系十分紧密，①且长时期面临一些共同的安全威胁。②但是日韩和解依然难以深入。与法德和解不断走向深入不同，日韩进行了多次和解努力，其中比较突出的有三次，分别发生在20世纪60年代、90年代和21世纪头十年。但后两次和解努力都无果而终，甚至对两国关系产生某些负面效果。日韩和解提供了国家间和解的一种特殊模式，即两国在具备诸多有利条件的情况下，在和解方面进行了多次努力，甚至达成了一些较为重要的成果，但和解成果难以巩固，甚至因社会层面的反弹而导致和解出现停滞甚至倒退的情况。由此本文提出的问题是：日韩和解虽然具备诸多有利条件，却为何长期难以摆脱历史包袱，实现政府与民间层面的深和解？日韩和解到底缺少哪些方面的条件？在一次次看似偶然的和解搁浅现象背后，是否有某些相对稳定的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这些因素是什么以及它们是如何起作用的？

一 文献回顾

和解是国际关系中一种特殊的国家间互动。从个体角度而言，和解意味着两个个体在关系疏远后重新建立友好关系。群体之间的和解在性质上与此相似。路易斯·克里斯伯格(Louis Kriesberg)认为和解是一种相对友好的关系，它通常是在单方面或相互造成极端伤害而导致关系破裂后建立。③学者们普遍认为，国际和解意味着两国关系的性质发生了重要变化，由处于冲突的敌对关系转变为友好和谐的关系。④和解是一个关系变化的过程，关系的变化有多个阶段，并分别处于不同的层次。戴维·克罗克(David A.Crocker)将和解分为三个层次：最浅层次是双方不再发生伤害或杀戮；中间层次是双方的分歧和冲突仍然存在，但承认并尊重对方为伙伴，从而能够通过对话和谈判达成谅解；最深层次包括分享广泛的愿景和实现复原(recovery)与宽恕(forgiveness)。⑤马克·霍华德·罗斯(Marc Howard Ross)将和解分为强和解与弱和解两类，强和解是指两个敌对国家之间关系的完全转变，弱和解则是指暴力敌对的结束和两国之间建设性交流的开始。⑥何忆南把和解分为浅度和解与深度和解。⑦唐世平认为和解的程度可以分为没有和解、浅和解、深和解以及超越深和解四类。超越深和解意味着加害国完全清算过去、受害国对加害国做出重大宽恕，两国建立起强烈和广泛的共同认同。⑧除和解程度外，学者们还区分了和解的阶段。千慈贤(Chun Ja-Hyun)认为和解可以分为程序性和解、物质性和解与观念性和解三个阶段。⑨耶胡迪思·奥尔巴克(Yehudith Auerbach)从身份政治与和解叙事的角度提出了细分为七个阶段的和解金字塔：(1)熟悉相互冲突的叙事；(2)承认对方的叙事，但不一定接受它们是真实的；(3)对对方的苦难表示同情；(4)至少为对方声称的苦难承担部分责任；(5)表示愿意对过去的错误行为进行复原或者补偿；(6)对历史问题进行道歉并请求对方的原谅；(7)努力将相反的叙事纳入彼此接受的历史叙事中。和解金字塔是一个一般性的分析框架，阶段的顺序并非固定不变。⑩

关于战后日韩关系的波折以及和解进程的缓慢与停滞，学者们主要从历史、心理与文化、国内政治、美国因素和政治领导人等方面进行了分析。

(一)历史因素的影响

历史因素视角聚焦于日韩两国由于殖民历史而产生的有关历史责任、领土归属、“慰安妇”和强征劳工等问题，认为由于历史遗留问题以及日本对历史问题的立场反复，导致日韩无法实现深和解。(11)尽管日韩于1965年通过签署《日韩基本条约》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但条约并未有效解决两国之间的历史问题。(12)此外，“慰安妇”问题的持续发酵成为影响两国互信的重大障碍。(13)在和解过程中，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一直不肯进行充分的道歉和赔偿。进入21世纪，日本首相一再参拜供奉有战犯牌位的靖国神社，发表否认殖民统治与侵略战争的言论，日本文部省审定的教科书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也让韩国不满。(14)这些因素加深了韩国对日本的不信任，使韩国很难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采取宽容政策。(15)

历史纠葛无疑是日韩和解需要跨越的障碍，但认为两国难以实现深和解主要是由于复杂的历史问题这一观点在两方面面临困难：首先，任何两国间的和解都涉及复杂的历史问题，日韩和解面临的历史问题是否比法德和解或其他国家间和解面临的历史问题更为复杂难解？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似乎是否定的。其次，历史纠葛对于其后的和解进程是否具有决定性作用？国家间和解的性质和意义正在于超越历史。历史作为已经发生和不可改变的事实，并不能完全决定两国关系未来的发展方向。法德能够超越痛苦的历史实现和解，进而书写战后法德关系新的篇章就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从战后日韩关系的发展过程来看，两国对历史的态度都发生过比较重要的变化，这说明随着国内外环境的变化，一国对历史问题的态度在一定范围内是可变的。已经过去的历史本身并不能完全决定两国是否实现和解。

(二)心理与文化因素的影响

部分学者把关注重点放在日韩的心理与文化方面，认为战后日韩逐渐形成了各自的历史“悲情主义”，使日本在历史认识问题上无法理解韩国对日态度和行为，同时造成韩国民众对于日本政治心理的困惑。(16)对韩国而言，《韩日基本条约》缺乏关于殖民地责任、反省和谢罪的内容，导致韩国的受害者意识在战后未能淡化。(17)从文化特性的角度，鲁思·本尼迪克特(Ruth Benedict)认为日本社会广泛存在一种耻感文化，(18)它决定了日本不可能在历史问题上轻易妥协。日本信奉强力法则，宁愿对美国俯首称臣，也不肯轻易向亚洲邻国道歉，这给日本与中韩和解造成了困难。(19)

心理与文化无疑是国家和解的重要方面，特别是深和解需要加害国和受害国在观念层面做出重要改变。因此，可以说在所有不成功的和解案例中都能找到心理与文化因素发挥作用的证据。但心理与文化的解释也面临多方面挑战。首先，和解本身是一个心理变化过程，需要解释究竟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和解过程中相关国家的心理变化。其次，文化是一个内涵丰富的概念，因此很难准确判断与度量文化因素在日韩和解过程中的作用。如果试图从心理与文化深层结构的不变性来解释日韩和解过程的曲折，则存在用常量解释变量的问题，不变的心理文化特点难以解释战后多变的日韩关系。在同样的文化背景下，日本首相小渊惠三(Keizo Obuchi)和村山富市(Tomiichi Murayama)对历史表现出反省和道歉的态度，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和安倍晋三(Abe Shinzo)则表现出明显不同的态度。

(三)政府政策与社会民意的不协调

日韩和解过程中多次出现的现象是：两国政府在某一时间点就某个问题达成一定妥协，但随后在民间(特别是韩国方面)激起强烈不满，导致已达成的协议被搁置甚至废弃。如1965年两国达成《日韩请求权协定》，协议规定两国及其国民间的请求权问题已获得完全和最终解决。(20)但到20世纪90年代，由于韩国民间对日索赔运动的高涨，韩国政府提出个人请求权并未消失的主张。2018年10月，韩国大法院就第二次世界大战强征劳工索赔案做出终审判决，勒令涉事日本企业向受害者进行赔偿。(21)又如，2015年12月，日韩就“慰安妇”问题达成协议，双方确认就此达成“最终且不可逆转”的解决方案，(22)但韩国社会对协议内容表示强烈不满，(23)文在寅政府上台后采取了事实上推翻“慰安妇”协议的做法。有学者认为，日韩两国在和解道路上忽视民意，导致政府层面的协商缺乏坚实的民意基础，为两国的深和解埋下了很大隐患。(24)

日韩和解过程中政府与民间的不协调是客观存在的现象。这是和解过程不顺畅的伴随现象，以其作为日韩和解难以推进的主要原因，可能会造成分析的表面化。其背后存在的问题是：首先，韩国政府明知民间存在强烈的反对情绪，为何依然要做出多次和解努力？其次，韩国社会对于在相关问题上实现和解所持的反对立场是一直都很强烈，还是民间态度也有不小的变化空间？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与民间态度的不协调在两国的表现形式存在较大不同：韩国政府推动和解的努力往往遭到民间的强烈反对；相比之下，日本民间存在一些推动和解的动力，包括部分日本企业有通过提供赔偿与韩国民间达成和解的意愿，但其想法往往被日本政府所阻止。这种方向上的不一致是偶然的，还是有某种结构性因素在起作用？

(四)美国因素的作用

日韩都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重要盟友，美国作为国际体系中实力最强大的国家，对日韩和解进程无疑可以产生一定影响。对于美国因素如何起作用，人们存在不同的看法。车维德(Victor Cha)认为，日韩关系的一个特点是，两国之间没有联盟关系，但有一个共同盟友美国。他认为美国的介入是一种消极力量，如果美国减少对两国的安全保障，将推动日韩进行更紧密的合作。(25)也有学者持相反的观点，认为美国的积极参与有利于日韩合作。如果失去美国的安全保障，日韩将陷入安全困境，可能采取相互制衡政策，导致关系恶化。(26)随着中国的快速发展和美国亚太战略的调整，美国在推进日韩安全合作方面做出了更大努力。如2014年3月，在日韩关系恶化的背景下，美国总统奥巴马在海牙推动美日韩三国领导人会晤，促成朴槿惠(Park Geun-Hye)上台后与安倍晋三的首次见面。(27)

在日韩和解过程中，美国的作用有其限度，它更多的是为和解创造相对有利的外部条件。首先，能否实现和解归根结底是日韩之间的事情，美国的推动要通过日韩的国内政治起作用。其次，美国发挥的作用具有不稳定性。美国并没有持之以恒地推动日韩和解，而是在大部分时间采取置身事外的态度。此外，美国在日韩关系中的立场并非完全中立。对美国而言，日本的重要性明显超过韩国，这使美国在日韩纷争中容易有意无意地偏向日本，(28)这往往进一步强化了韩国在历史问题上的不满，使美国调解日韩关系的努力难以达到预期效果。

(五)政治领导人的视角

这一视角强调日韩政治领导人在和解进程中的作用。20世纪60年代，韩国朴正熙政府为促进本国经济发展，与日本签订《韩日基本条约》，通过做出很大妥协的方式实现了两国关系正常化。20世纪90年代，金大中(Kim Dae-Jung)与小渊惠三联合推动日韩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这些都体现了政治领导人在和解过程中的重要作用。与此同时，小泉纯一郎多次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以及安倍晋三推动日本政治右倾化的做法也给日韩和解制造了很大障碍。有学者认为，只有当日韩各自出现强有力的致力于和解的领导人，并且促进和解的非政府组织比专注民族主义的非政府组织的力量更强大时，日韩和解才会取得进展。(29)

在和解过程中，领导人无疑是一个重要因素。两国领导人之间的良好关系既是和解的动力，往往也是和解进程较为顺利的结果。没有良好的双边关系为基础，两国领导人很难建立起十分友好的关系。和解的重要成果往往通过领导人的会晤和联合声明得以体现，这些会晤和联合声明也常被视为领导人关系良好的表征。但是，以政治领导人的作用解释日韩和解具有一定的随意性，因为领导人的性格、偏好和价值取向作为自变量具有偶然性。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韩领导人中既有积极推动和解的，也有对和解态度不甚积极的。值得研究的是，领导人对和解的积极性主要由领导人个人的性格与偏好所决定，还是基于当时的国家利益以及所面临的国际环境？日韩都出现过一些希望和解的领导人，他们的努力也取得了一些阶段性成果，可是这些成果为何未能巩固和持续，这仅仅只是因为出现了领导人更迭吗？此外，朴槿惠采取了推动韩日和解的重要举措，但这一努力在其任期内就遭遇重大挫折，这也显示出领导人的作用具有很大的局限性。

二 解释框架

从进程上看，国家间和解首先是在某种实力对比关系下基于成本—收益考虑的政策选择，它在一开始主要不是身份认同和价值观是否趋同的问题。和解过程中出现的积极现象(如“我们感”的产生和共同身份认同的形成等)往往是在两国已经实现一定程度的和解、双方关系有较大幅度改善后才得以萌芽和发展，并成为双方走向深和解的促进因素。对历史问题一致的观念以及共同的身份认同并非双方和解的原始动力，即使最成功的和解案例法德和解也是如此。20世纪40年代末50年代初，法德开启和解进程时，双方在历史问题上仍然纠缠不清，两国在社会心理层面并未做好敞开怀抱进行合作的充分准备。(30)社会心理因素对和解产生积极促进作用往往建立在两国能够较好地处理利益分歧、形成逐步增大的共同利益并能较为协调地应对共同威胁的基础上。

日韩和解带来的困惑是：在两国已经实现关系正常化且有一定共同利益、在较长时期内大致也面临较大共同安全威胁的情况下，它们的和解为何未能不断深入发展、两国之间为何未能形成良性的社会认知和社会心理态势？对此，本文认为在日韩和解进程背后有某些结构性因素在持续发生作用，并对每一次和解努力都产生了制约。这样，从方法论角度可以避免分别用不同因素来解释日韩不同阶段的数次和解努力及其波折，对日韩数次和解努力不成功的事实形成更为一般化的解释。这既有助于深化对日韩和解的认识，也有利于加强对国际社会中相似性和解案例的理解。

(一)实力不对称与日韩关系

在日韩和解难以深入特别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两次重要和解努力无果而终的背后存在结构性因素的制约。这一结构性制约首先来自日韩实力的不对称。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是国家实力中最重要的两个方面。由于日韩是美国的盟国，在安全上都高度依赖美国的保护，它们很难主要依靠自身的军事实力维护安全，同时在美国的安全保护下，它们的国家安全总体上具有保障。因此，在日韩关系中，经济实力的对比具有更为突出的意义。

自1948年韩国建国以来，韩日实力对比发生了很大变化，但“韩弱日强”的基本格局一直未发生根本性变化。如图1所示，在韩日建交的1965年，韩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只有日本的3.4%。此后，韩国经济快速起飞。1995年，韩国GDP首次达到日本的10%以上。2014年，韩国GDP达到日本的30.3%。此后，韩国GDP大体保持在日本GDP的三成以上。一方面，战后韩国经济取得了惊人的发展，从1965年的31.2亿美元上升到2022年的1.67万亿美元，57年增加了534倍，这极大地提升了韩国人的自信心，强化了其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与努力；另一方面，韩国与日本的经济实力总体上依然存在很大差距，日本对韩国仍保持明显的实力优势，两国的总体实力对比并未发生结构性变化。

图1 韩国GDP占日本GDP的比例(1965-2022年)

资料来源：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计算，韩国和日本的GDP都是现价美元值。参见“GDP(Current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view=chart，访问时间：2023年6月5日。

实力不对称会在比较广泛的意义上塑造日韩两国的国际环境。实力不仅影响一国在国际社会中发挥作用的资源基础，还会影响该国在国际上的政策选择空间、两国相互之间的谈判地位以及他国对该国的重视程度与政策反应。在日韩长期交往的过程中，实力不对称还会对双方的政策心理产生影响。布兰特利·沃马克(Brantly Womack)认为，非对称性是国家间关系中广泛存在的现象。随着长时间的相互作用，非对称关系可能会习惯化为双方之间的互动模式。在实力不对称的国家之间存在着关注上的不对称。在实力强大的A国与实力相对较弱的B国的长期互动中，A国因其实力优势而容易自负，可能简单地给B国贴上“友好”或“不友好”的标签，而不太关心B国的具体利益和心理担忧。相比之下，因为A国的实力优势能给B国带来真实的风险和机遇，使B国有理由更为关注双边关系，可能对A国的做法过分紧张并做出过度反应。(31)

实力不对称导致的一个基本态势是，在日韩就两国关系尤其是历史问题进行谈判时，日本对韩国的尊重往往难以达到韩国希望的程度，日本可能在历史问题上持傲慢态度，这对韩国本就颇为敏感的心理造成较为强烈的刺激，从而容易激发双方在社会心理层面的对立。如在1951-1965年的日韩建交谈判中，日本不仅表现出强硬立场，还在谈判期间多次挑起争端。1953年日韩第二轮谈判期间，日本派兵占领两国存在争议的独岛(日本称竹岛)，并在岛上设立领土标志，此举招致韩国民众的强烈抵抗。(32)

使问题变得更为复杂的是，在实力不对称基本性质不变的情况下，日韩实力不对称的程度在过去几十年发生了很大变化。1965年，韩国的经济总量只相当于日本的1/30；1995年，韩国的经济总量达到日本的1/10；2021年，韩国的经济总量为日本的1/3强。实力不对称程度的持续弱化对日韩的行为方式产生了重要影响。一方面，随着经济实力显著增强，韩国在国际上受重视的程度不断提升。韩国于1988年举办夏季奥运会，2018年举办冬季奥运会，于1999年成为二十国集团成员。2021年7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将韩国认定为发达国家，这是贸发会议自1964年成立以来第一次将一个“发展中国家”变更为“发达国家”。(33)此外，韩国涌现出三星电子、现代汽车和SK集团等世界级企业，韩国文化也在东亚地区具有很大影响力。韩国取得的多方面进步以及国际社会对韩国所取得成就的广泛认可对韩国人的民族心态产生了很大影响。这一变化影响了日韩在历史问题以及其他涉及双方重要利益问题上的态度。韩国以自身为参照系，由于在60多年中取得了巨大发展，其民族自信心得到极大提升，在对外关系中的心理预期随之水涨船高，日益难以忍受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敷衍态度。相比之下，在实力不对称程度大幅下降的背景下，日本对韩国的重视虽有所上升，但程度有限。由此，在日韩和解过程中，在韩国人希望达到的要求与日本政府愿意做出的让步之间依然存在明显差距。鉴于韩国人民族自信心上升的程度，这一差距相比之前可能是增大而不是缩小了。

对日韩和解我们可以做一点反事实的思考：如果日韩1965年的关系正常化是以21世纪的实力对比为基础，谈判结果应该会有很大不同，而不会像签订《日韩基本条约》那样，韩国几乎在所有问题上都要迁就日本的立场。对韩国来说，在双方实力对比存在巨大差距的情况下，在诸多问题上对韩国不利的结果以条约的形式被固定化了。此后，虽然韩国的实力地位得到明显改善，但日本认为已达成的协议不可更改，并且日韩依然处于实力不对称结构下，日本认为在很多问题上没有屈就韩国态度的必要，不愿对韩国做出更多让步，这进一步加剧了韩国社会对日本的愤懑。

(二)实力对比、相互战略需求与国家间和解

实力不对称关系构成战后日韩和解的长期基础性背景，并持续制约着双方的行为方式。不过实力对比是一个基础性变量，从实力对比结构到日韩和解过程中的具体政策，还需要有更直接的驱动力。

在实力对比之外，影响和解进程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日韩相互之间的战略需求。国家间和解需要相关国家超越痛苦的历史仇怨。一般来说，在没有显著现实利益推动的情况下，此前敌对国家的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不太可能突然发生重大的积极变化，在实现深和解之前，国家间和解需要强大的利益推动力。一国对另一国的重大战略需求可以对该国对对方的不满产生抑制作用。相反，战略需求的不足往往导致一国不愿轻易向对方做出妥协和让步，尤其是在认为对方犯有“历史性错误”的情况下。

国家间战略需求的形成受多方面因素影响，实力本身会影响国家的战略需求，如强大的经济实力可能强化他国对该国的经济需求、强大的军事实力可能催生他国对于获取该国军事安全保护的需求等。由于实力对比对战略需求具有一定的塑造作用，一个基本事实是，在战后以来的大半个世纪中，总体而言韩国对日本的战略需求大于日本对韩国的战略需求。同时，战略需求还受到诸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如美国地区战略的调整、朝鲜半岛安全形势的演变和国际经济环境的变化等因素都可能造成韩国对日本战略需求的变化。

参与和解进程的两国之间的战略需求理论上可以呈现四种不同态势：一是相互战略需求都高；二是相互战略需求都不高；三是加害国对受害国的战略需求高，受害国对加害国的战略需求不高；四是受害国对加害国的战略需求高，加害国对受害国的战略需求不高。

实力不对称程度与两国的相互战略需求关系这两个变量的结合可以形成8种不同的形态组合，并对国家间和解产生不同影响(见表1)。

第一种情况即对和解十分有利的情况是，两国相互之间的战略需求都高且这一战略需求保持稳定。这为克服由历史恩怨造成的关系阻碍提供了重要动力，并且一方的努力更容易得到另一方的积极回应，由此形成相互强化的正向循环。在这一情况下，加害国对于就历史问题进行道歉持开放态度，受害国可能在历史问题上也会采取灵活态度。双方相对包容的态度有助于促进其他领域的合作，其他领域合作的增强反过来也有助于巩固在历史问题上的和解成果。

法德和解是两国实力不对称程度低且相互战略需求都高的案例。战后欧洲国际地位的衰落、冷战背景下面临的来自苏联等国的“共同威胁”、法国作为政治大国与德国作为经济大国的功能互补以及只有通过法德合作才能更好地实现两国的共同发展等，使法德相互保持了高水平的战略需求，为克服历史恩怨造成的阻碍提供了持续的动力。战后初期美日之间的和解是两国实力不对称程度高且相互战略需求高的案例。由于美日实力差距较大，美国在战争中压倒性地击败了作为战争发动方的日本，并对日本进行了占领和改造。战后美国对日本的颐指气使以及日本对此的甘心接受使美国不会对日本发动战争的历史过于纠结。冷战的开启、1949年苏联核试验的成功以及同年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使日本在美国地区战略布局中的重要性变得突出，这推动美国迅速改变对日政策，从经济和安全上扶持日本。战争结束时的巨大实力差距使日本基本心平气和地接受了美国做出的一系列安排，并主动投入美国怀抱。1947年5月，日本昭和天皇明确告诉驻日盟军最高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日本国民的文化层次还比较低”，他们迫切“希望有人来领导他们”。(34)美国因其战略需要而改变对日政策以及日本主动向美国靠拢使日美关系迅速发展，历史问题没有成为日美关系发展的很大阻碍。

第二种情况即对和解最不利的情况是，两国相互战略需求都不高，甚至存在一定程度的战略矛盾。战略需求的缺乏使两国不愿在历史问题上向对方展现积极姿态，尤其不愿因此承受来自国内的批评与反对。加害国对受害国的合理诉求漫不经心，不愿做出反省与道歉，甚至在历史问题上火上浇油；受害国则不愿轻易在历史问题上宽容加害国，由于对加害国的不满情绪难以宣泄，其负面认知可能变得更为强烈。在此情况下，双方要实现浅和解都颇为不易。李承晚政府时期的日韩关系是实力高度不对称程度状态下两国相互战略需求不高的案例。虽然当时韩国的实力与日本存在很大差距，但李承晚政府并不认为自身对日本有很大的战略需求，因为其最关心的安全问题主要依赖美国的保护，在经济上也主要依赖美国的援助。这使李承晚政府在对日媾和问题上的态度颇为强硬。

第三种情况是，加害国对受害国的战略需求高而受害国对加害国的战略需求不高。这种情况对和解颇为有利。因为在和解的早期阶段，更重要的是加害国对受害国在历史问题上做出反省和道歉，只要加害国展现这一姿态，受害国对加害国的不满情绪就能得到缓解。由此，即使受害国对于改善关系的态度并不十分积极，历史问题对双方关系的负面影响也会大大降低。20世纪70—80年代日本与东南亚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符合这一类型。冷战时期，日本在东南亚具有重要利益，东南亚水域是日本海上贸易的重要通道，东南亚是日本原材料的主要供应地和工业品的重要销售市场。(35)这一时期，日本还试图通过经济主义路线填补越南战争失败后美国在亚洲军事收缩形成的“权力真空”，(36)扩大在这一地区的政治影响力，进而帮助日本实现成为“政治大国”的目标。1977年8月，日本首相福田赳夫(Fukuda Takeo)访问东南亚并提出“福田主义”，表示日本将坚持和平主义，不做军事大国；要与东南亚国家建立心心相印、相互信赖的关系。(37)“福田主义”的推行使日本与东南亚国家的关系得到快速发展。

第四种情况是，受害国对加害国的战略需求高而加害国对受害国的战略需求不高。这一情况对和解也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局限于浅和解，并不利于深和解。在这样的利益关系下，受害国虽然在历史问题上对加害国怀有不满，但基于自身利益考虑，可能在双边关系中采取灵活务实的妥协态度，使两国关系得以发展。问题在于，加害国对受害国低水平的战略需求使其不愿在历史问题上做出反省与道歉，受害国的不满情绪难以化解，由此导致双方关系具有不稳定性。受害国虽然会采取一些积极措施发展与加害国的关系，但难以在历史问题上对加害国予以重大宽恕。这在日韩关系正常化过程以及朴槿惠政府时期的和解进程中都有所体现。

三 日韩和解过程的案例分析

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日韩进行了至少三次重要的和解努力，分别是20世纪60年代日韩关系的正常化、1998年金大中—小渊惠三时期新伙伴关系的建立以及2015年朴槿惠—安倍晋三时期两国“慰安妇”协议的签订。这三次和解都试图在一定程度上缓解或超越某些历史问题上的对立，并且都是在日韩实力不对称结构下进行的，但双方实力不对称的程度以及相互战略需求的态势存在差异。

(一)实力高度不对称状态下的日韩关系正常化

20世纪50年代，日韩开启了以实现邦交正常化为目的的谈判进程。谈判从1951年10月开始，到1965年6月签署《日韩基本条约》结束，历时近14年。协议的签署标志着日韩实现了关系正常化以及在国家层面的初步和解。

日韩的初步和解是在双方实力高度不对称的背景下实现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日本已实现较高水平的工业化，成为资本主义强国之一。战后初期，日本面临十分困难的经济形势，但其仍有较好的经济发展基础，因为战前日本有长时间的资本积累。战争结束时，日本国内对经济发展至关重要的铁路和电力基础设施几乎完好地得到保存，重化工业的相当一部分设备也得以保留。1950-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GNP)以年均10%以上的速度增长。1973年，日本国民生产总值已达到美国的1/3，成为仅次于美国和苏联的世界第三大经济体。(38)相比之下，韩国于1948年8月成立，1950年6月至1953年7月又经历了朝鲜战争。韩国立国之初面临严重的经济困难，并高度依赖美国的经济援助。1949年3月出台的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NSC 8/1文件提出，美国经济合作署考虑在截至1952年6月30日的财政阶段向韩国提供总额4.1亿美元的经济援助。(39)美国提供经济援助的目的是确保韩国的消费品和原材料供应，防止出现严重饥荒、引发社会动荡，同时希望韩国能够在美国援助逐步下降的情况下实现经济自立。但李承晚政府并不重视经济发展，也没有认真执行美国为其制订的经济发展计划。美援的结果反而使韩国经济的对外依赖性进一步增强。1953-1962年，外援约占韩国国民生产总值的8%和进口支出的70%，而外援的95%来自美国。(40)

在关系正常化谈判过程中，日韩综合实力悬殊，日本在谈判中始终处于优势地位。日本充分利用其有利地位，尽量回避原则性问题并拖延对其不利议题的讨论。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从安全角度还是从经济角度，实现与韩国关系的正常化并非不符合日本利益，但日本追求的是以对其最有利的条件实现关系正常化。从结果来看，日本的意图基本得到实现。

一方面，实力对比结构对日韩的第一次和解努力产生了重要影响；另一方面，同样是在实力显著不对称的结构下，李承晚政府和朴正熙政府对日韩和解的态度存在明显差异。其重要原因在于，李承晚政府和朴正熙政府对于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存在不同的战略需求。朴正熙政府对此有着更为迫切的需求，这使其在日韩谈判中以更大的决心做出妥协，从而使日韩关系正常化得以在其任内快速实现。

朴正熙(Park Chung-Hee)通过1961年5月的军事政变进入韩国权力核心。上台后不久，他在6月1日会见外国记者时表示：“让日本人以谢罪过去的诚意参加会谈，现今已不适用了。过去之事就如流水，邦交正常化才是明智的。”(41)与之前的韩国政府相比，朴正熙的态度发生了很大变化，因为他对日韩关系正常化有着更迫切的需求，这体现在四方面：第一，朴正熙是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迫切需要获得他国的承认与支持。他试图通过顺应美国改善日韩关系的要求，换取美国对其统治正当性的认可。如果日本同意与朴正熙政府举行谈判，相当于事实上承认了其政权的合法性。第二，当时韩国的经济形势十分严峻。朴正熙上台当年，韩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80美元，失业和贫困现象普遍存在，全国40%以上的人口处于绝对贫困状态，其经济不得不依赖外国援助维持。(42)国际收支不平衡、经济增长乏力和外汇短缺使韩元对美元持续贬值。(43)第三，韩国的经济状况直接影响社会政治稳定。以朴正熙为首的军人集团在发动军事政变后，迫于国内外压力，许下了将来还政于民选政府的诺言，这使其面临尽快稳定社会经济状况的政治压力。第四，为了在南北对峙的局面下与朝鲜进行长期对抗，韩国也需要尽快改善与日本的关系，加快自身经济发展。

对当时的韩国政府和企业而言，在来自美国的援助因美国深陷越南战争而不断削减、欧洲国家在经济上对韩国不太重视的情况下，从地理上邻近的日本引进资金与技术是最可行的选择。与日本发展商业关系、获取日本的援助与民间资金有助于加强朴正熙政府的财政基础，推动其制订的发展计划的实施，并通过经济发展增强朴正熙政府的政治合法性。(44)基于上述迫切的战略需求，朴正熙对于尽快实现日韩关系正常化表现出“连日本人都觉得性急”的热情，并做好了面对韩国民间反对的心理准备。1962年9月，他表示，“韩国和日本的为政者在某种程度上必须做好接受国民谴责的心理准备”。(45)

实力显著不对称的态势以及朴正熙执政早期对日本的高战略需求使韩国在谈判中对日本做出了更大的妥协，以在多个领域对日本做出让步的方式，实现了日韩关系的正常化。在每一个议题上，韩国的最终所得都与其最初要求相去甚远。在最重要的历史认识与战争赔偿问题上，韩国的立场从最初的索要战争赔偿、彻底清算殖民统治历史转变为放弃对殖民历史的清算，回避“战争赔偿”的字眼、采用“财产与请求权”的说法，实际上接受了日本方面以“经济合作”替代“殖民受害清算”的要求。在赔偿金额方面，从曾经希望的超过20亿美元变为日本向韩国提供无偿援助3亿美元、有偿援助2亿美元和民间贷款3亿美元，并且韩国同意日韩及两国国民之间存在的财产与请求权问题获得“完全和最终的”解决。(46)

在谈判过程中，对两位日本首席谈判代表在历史问题上的刺激性言论的不同反应，清楚地体现了李承晚政府和朴正熙政府处理历史问题的不同态度。

1953年10月15日，日本首席谈判代表久保田贯一郎(Kubota Kanichiro)在日韩第三次会谈中宣称，日本在占领朝鲜期间建设了铁路和港口、开垦了农地，日本大藏省还向朝鲜划拨了预算，日本在资本主义经济结构内平等地对待朝鲜人，日本的做法促进了朝鲜的经济发展。(47)久保田贯一郎的说法引起了韩国的极大不满，导致日韩第三次谈判破裂。在韩国的坚决反对下，1957年4月日本参议院外务委员会明确撤回“久保田发言”这一原则立场，日韩会谈才得以恢复。

1965年1月7日，在日韩第七次会谈期间，日本首席谈判代表高杉晋一(Shinichi Takasugi)在日本外务省记者俱乐部会见记者时称：“有人说日本应该为过去对朝鲜的(殖民)统治道歉……日本确实统治了朝鲜，但是我国是想做好事……要求日本道歉之说并不妥当，日本是在朝鲜留下工厂、房屋、山林回来的……不存在能够称之为剥削或压迫的事实。”高杉晋一的发言被韩国首席谈判代表金东祚(Kim Dong-Jo)喻为“百万吨级的妄言”。金东祚认为，如果这一消息传到韩国，必然会导致日韩会谈再往后推迟数年。为此，韩国希望高杉晋一否认曾经做过这样的发言，韩国政府还与日本政府联手封禁相关媒体。在日本《赤旗报》于1965年1月10日报道高杉晋一发言内容的情况下，韩国政府称该报道是“捏造的内容”。(48)韩国的反应使高杉晋一的发言未对日韩谈判产生致命影响，双方得以于几个月后签署《日韩基本条约》。

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是，朴正熙是否因急于发展经济而对日本采取了过于宽容的态度，从而错失了日韩实现更深入和解的机会？对此我们可以反思的是，如果朴正熙政府对谈判采取与李承晚政府相似的态度，能否换来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真正让步？日韩实力高度不对称的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日本不太可能在历史问题上做出大的让步。很难想象在朴正熙政府采取与之前韩国政府相似态度的情况下，有什么特别的理由会带来日韩关系截然不同的发展轨迹。如果朴正熙政府对待历史问题的态度不发生变化，仅仅是高杉晋一的不适当发言就可能使日韩关系在1965年再次发生重大逆转。在日韩实力高度不对称、战略需求高度不平衡的情况下，要通过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反省实现日韩更深入的和解，在当时确实超出了韩国领导人的能力。

(二)实力差距缩小背景下的日韩和解

20世纪90年代，虽然日韩实力不对称的基本格局未变，但韩国实力已得到极大提升，韩国人的民族自信心显著增强。在此背景下，日韩又进行了新的和解努力，其中比较突出的是1998年日韩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伙伴关系”以及2015年达成“慰安妇”协议，但这两次和解的成果都不稳固，并很快出现和解倒退的现象。

1.面向21世纪的新伙伴关系：1998年的日韩和解

20世纪60年代的日韩和解并未解决两国之间的领土争端和历史问题，也未弥合两国人民的情感裂痕。与20世纪60年代韩国政府因明显不对等的实力地位和对日本迫切的现实需求而在历史问题上采取妥协态度不同，90年代韩国政府更强调要求日本对殖民历史进行反省。90年代中期，随着日本政治右倾化，日本阁僚接连发表否定历史和美化侵略战争的言论，并且日本政府要员多次参拜靖国神社，日韩关系明显恶化。(49)

但不久之后日韩关系迎来转机。1998年10月7—10日，韩国总统金大中访问日本，两国首脑发表联合宣言，宣布将日韩之间的“紧密、友好、合作关系”提升为“面向21世纪的新伙伴关系”。在宣言中，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就日本在殖民统治期间对韩国造成的巨大伤害和痛苦表示深切的悔恨和衷心的歉意，金大中真诚地接受小渊惠三对历史的承认，并对此表示赞赏。金大中呼吁两国克服不幸的历史，在和解和睦邻友好合作的基础上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50)

联合宣言的发表是日本政府首次以正式书面文件的形式对其殖民统治给韩国人民造成的损失和痛苦表示反省和道歉，是日本政府对殖民历史态度的一个重要变化。日韩两国政府的态度变化为它们实现深和解提供了契机。推动日本政府态度变化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日韩实力不对称程度大幅降低以及冷战后日本对韩国的战略需求上升，这使双方相互需求的不对称性明显下降。换句话说，日本政府态度变化是日韩关系平等化趋势的产物。“面向21世纪的新伙伴关系”这一提法本身不仅体现了两国关系水平的提升，同时意味着两国地位的相对平等化。在联合声明中，日韩表示要建立更高层次的平衡合作关系。(51)

20世纪90年代，日韩实力不对称的结构依旧存在，但不对称程度大幅降低。1997年，韩国GDP总量达到日本的12.7%，(52)与1965年的3.4%相比有了很大提升，韩国经济表现出颇为迅猛的发展势头。在实力差距有较大程度缩小的同时，日韩对彼此的战略需求也发生了相应变化。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使韩国经济受到很大打击，从短期来说，韩国迫切需要获取日本的资金支持，以推动产业结构改革，尽快走出经济危机的阴霾。联合宣言中关于日本向韩国提供30亿美元贷款的内容满足了韩国的这一短期需求。

从日本方面来讲，到20世纪90年代，随着韩国实力快速增强，其在东亚地区的影响力明显上升，这使日本对韩国的重视程度提高。在当时的地区环境下，日本在战略与政策层面对韩国的需求也有所上升。这首先表现为两国在朝核问题上的立场有所接近。在联合宣言中，两国对朝鲜的导弹发射行为表示担忧和遗憾，认为如果不对朝鲜发展导弹的做法加以控制，会影响日本、韩国乃至整个东北亚地区的和平与安全。(53)其次，随着冷战结束，日本对中国的战略认知和定位逐渐发生变化，这推动日本重新审视韩国在应对中国快速发展过程中的作用。90年代中期，随着新版《防卫计划大纲》的出台和日美同盟的“再定义”，日本对中国的战略戒备增强。(54)基于对中国消极的战略认知，日本希望通过联合中国周边国家构筑牵制中国的包围圈。(55)在此背景下，拉拢实力迅速上升且同为美国盟国的韩国、改善日本在地区主导权竞争中的态势成为日本的一个重要政策选项。由于拉拢韩国的战略需求上升，日本在和解过程中做出了比过去更大的让步。

同时，这一时期的日韩和解依然面临较强的结构性约束。首先，虽然日本对韩国的重视程度上升，但在“日强韩弱”基本格局不变的情况下，日本对韩国多少还是持某种居高临下的态度，日本政府虽然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比过去更大的妥协意愿，但实际程度仍很有限，且态度并不稳定。其次，韩国实力虽然与日本存在明显差距，但其20世纪90年代的综合实力与60年代已不可同日而语，这显著增强了韩国民众的民族自信心，韩国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要求进一步提高。在新的时代背景下，韩国要求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展现连续和稳定的反省态度。韩国社会对于在历史问题上向日本追责的声音更加高涨，越来越难以接受为了经济发展而在历史问题上对日妥协让步的做法。(56)由此，在韩国的基本要求与日本愿意做出的妥协之间依然存在不小的差距。这使得1998年日韩和解的势头在此后未能有效保持。

2001-2006年执政的小泉纯一郎鲜明地展现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另一面。他在任期内六次参拜靖国神社，并在历史教科书问题上采取美化侵略的做法，引发了韩国的强烈抗议。2005年3月23日，韩国总统卢武铉(Roh Moo-Hyun)发表“有关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表示小泉纯一郎参拜靖国神社的行为“让诸多前任反省和道歉的实际行动付之一炬”，“日本在领土问题、教科书等问题上的倒退立场抹灭了迄今为止日本政府所做的所有反省和道歉”，对此韩国将“竭尽全力予以回应”，并提醒韩国国民“做好在经济上蒙受损失的准备”。(57)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立场倒退使小渊惠三对殖民历史所做的书面道歉失去了意义，显示出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政策缺乏连续性，强化了韩国社会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态度不诚恳的认知，破坏了日韩相互信任的基础，增大了此后日韩和解的难度。

2.民意压力下的和解倒退：“慰安妇”协议的曲折

2013年朴槿惠政府上台后，日韩关系经过一段时间的曲折后又做出推动历史和解并加强军事安全合作的努力。2015年12月28日，日韩外长宣布就日军“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且不可逆转的”协议，日本承认日本军事当局参与其中的“慰安妇”问题是对众多女性名誉和尊严的严重侮辱，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向所有“慰安妇”表示最诚挚的歉意和悔恨。双方决定由韩国政府成立“慰安妇”支援财团，日本政府通过预算一次性出资对其进行资金支持。在日本政府稳步执行上述措施的前提下，双方确认“慰安妇”问题最终且不可逆转地得到了解决。两国政府就避免在国际社会包括在联合国为这一问题相互指责或批评达成共识。(58)

日韩在朴槿惠—安倍晋三时期达成“慰安妇”协议，在历史和解方面取得了重要进展，但朴槿惠在上台执政之时对日本并无明显好感，对于发展韩日关系并不积极。朴槿惠于2013年2月就职，直到2015年11月2日中日韩三国领导人会议在韩国举行时才首次与安倍晋三举行双边会晤。2013-2014年，韩日之间大部分高层交流机制都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朴槿惠多次呼吁日本“以正确的眼光看待历史”。(59)

2015年前后，韩国客观上具有加强与日本合作的战略需求。首先，日韩合作有助于韩国增强应对半岛安全问题的能力。其次，在日韩关系紧张的背景下，2012-2014年日本对韩直接投资、赴韩旅游人数和韩国对日出口额均出现明显下降，韩国对日出口更是出现连续三年负增长。(60)此外，美国积极推动日韩关系的改善，主动介入日韩和解进程。美国认为日韩在历史问题上的纠葛妨碍了日韩合作，损害了美国的战略利益。美国总统奥巴马刻意推动美日韩三国领导人2014年3月在海牙的会晤，促成朴槿惠上台后与安倍晋三的首次见面。朴槿惠在“慰安妇”问题上的态度发生转变，既是因为日本做出了一定的让步，也是奥巴马政府持续施加压力的结果。(61)有学者认为，如果没有奥巴马政府的持续施压，日韩“慰安妇”协议是不可能达成的。(62)

“慰安妇”协议的达成对日韩和解具有重要意义。此次日韩和解进程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两国实力不对称的程度进一步降低。进入21世纪，韩国经济实力的上升势头依然迅猛，日本经济总量则基本处于停滞不前的状态。在日韩达成“慰安妇”协议的2015年，韩国GDP达到日本的33%。韩国还于2010年承办了二十国集团领导人首尔峰会，其在国际社会的话语权进一步提升。加上这一时期中日关系恶化，日本在国际上采取积极配合美国围堵中国的政策，在国际上拉拢澳大利亚、印度、东南亚国家和韩国等，以在亚太地区抑制中国影响力的上升。对韩国的战略需求上升推动着日本在“慰安妇”协议中对历史问题采取相对灵活的态度，在一定程度上承认自身的错误和责任。

对朴槿惠政府来说，“慰安妇”协议在执行过程中面临两方面的现实挑战：第一，虽然日本在历史问题上做出了比过去更大的妥协，但韩国社会在历史问题上的妥协意愿显著降低，对日本的要求变得更加严格。在达成“慰安妇”协议的当天，朴槿惠发表了“对国民讲话”，希望“慰安妇”受害人和国民能从改善韩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对“慰安妇”协议给予理解。(63)但韩国社会对协议表现出强烈的反对情绪。“慰安妇”幸存者表示无法接受这个结果，认为日本只是装模作样地谢罪，强调“慰安妇”群体要的不是“补偿”，而是“法律的赔偿”。(64)“慰安妇”幸存者拒绝了日韩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的支付款项，她们坚持认为日本政府必须承认对“慰安妇”罪行负有主要责任，并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65)韩国多个团体发表声明要求韩国政府废除“慰安妇”协议，并将10亿日元资金返还日本。(66)韩国民间团体以“韩国慰安妇协议会”为首，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阻碍协议执行，如在协议发表后立即发表声明表示这是“外交耻辱”。为对抗韩国政府的“和解与和平财团”，他们成立“正义纪念财团”，用韩国人的自愿捐款代替政府资金，还表示要在韩国和世界各地树立更多年轻“慰安妇”的微型雕像。(67)

第二，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不够诚恳且缺乏连贯性。在“慰安妇”协议签署仅三天后，日本《产经新闻》援引与安倍晋三关系密切人士的话说，“‘慰安妇’协议是安倍首相为了让韩国保持沉默而进行的赌博”。换句话说，日本政府更多地将其表态视为一种政治策略，而不是对“慰安妇”受害者的真诚道歉。安倍晋三在三周后向国会表示，“没有发现表明‘慰安妇’被强行带走的文件”，这直接推翻了日本在“慰安妇”协议中的说法，挑战了“慰安妇”协议的目标。(68)2016年2月，在联合国消除对妇女歧视委员会审议日本问题时，日本政府代表表示，日本政府在其开展的调查中发现的任何文件都无法证实军队和政府当局强行带走“慰安妇”的说法。(69)在日韩外长会谈约9个月后，韩国要求安倍晋三直接向前“慰安妇”发出致歉信。对此，安倍晋三表示“我无意再次道歉”。(70)

日本在“慰安妇”问题上的做法是日韩和解过程中展示日方真实态度的一个典型案例，反映了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某种深层心态。日本政府的做法具有高度的两面性：它一方面以貌似诚恳的态度表示歉意和悔恨，试图以此寻求韩国谅解，使相关问题不再成为日韩深入合作的障碍；另一方面，日本对内又声称并没有真正地道歉，对“慰安妇”相关史实采取极力否认的态度。日本政府认为，通过一次道歉表示就已解决相关历史问题，道歉不必重复进行，并要求韩国此后不要再提“慰安妇”问题。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的做法是高度策略性的，不是在对历史进行深刻反思与诚恳认错的基础上寻求对受害群体的赔偿和精神上的弥补，而是把道歉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试图通过一次性的政治话语表达摆脱历史问题对外交的长期困扰。日本政府的做法说明其完全无意接受协议对其在历史认识问题上的约束，这不仅未能安抚韩国“慰安妇”受害者和民众，反而激起韩国社会的更大不满，进一步破坏了韩国对日本的信任基础。

面对韩国民间对“慰安妇”协议的广泛反对，文在寅政府采取了顺应民意的做法，事实上搁置了这一协议。文在寅(Moon Jae-In)于2017年5月9日上台执政，5月11日在与安倍晋三的电话交谈中谈及“慰安妇”问题时表示，“大多数韩国人在感情上并不接受这一协议”。(71)同年12月28日，文在寅表示“慰安妇”协议是一个没有考虑受害者和公民意见的“政治协议”，在程序和内容上存在重大缺陷，“我作为总统再次明确表示，‘慰安妇’问题不能通过该协议解决”。(72)2018年9月25日，文在寅与安倍晋三在纽约会晤时表示，由于为解决“慰安妇”问题而设立的“‘和解与治愈基金会’已无法发挥正常职能，有必要解散”。(73)2018年11月21日，韩国政府做出解散“和解与治愈基金会”的最终决定。(74)此举引起日本的强烈不满。同日，安倍晋三表示，“如果不遵守国际协议，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就无法成立”。日本外相河野太郎(Taro Kono)表示“完全无法接受”韩国的做法。日本执政的自民党迅速通过一项决议，表示“以极大的愤怒批评韩国不断违反国际誓言的行为”。(75)

2015-2018年，日韩和解过程中出现了和解推进然后逆转的情况。它发生在日韩实力依然不对称但不对称程度快速缩小的背景下。日强韩弱的实力对比结构导致日本在历史问题上仍然采取了相对傲慢的态度，在协议的履行方面没有给予韩国充分的尊重。日韩实力不对称程度的减小使得韩国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要求提高，其大于日本妥协意愿的增大程度。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在日本愿意做出的让步与韩国社会愿意接受的妥协之间始终存在不小的差距。在“慰安妇”问题上推进和解但最终失败的波折使日本认识到，通过有限的官方道歉和资金补偿不可能让韩国在历史问题上偃旗息鼓，这一认识降低了日本解决历史问题的信心和决心。韩国社会则强化了日本政府在历史问题上态度敷衍的认识，使其更加怀疑日本政府的诚意，并对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态度更为挑剔。

2022年5月，韩国总统尹锡悦(Yoon Suk-Yeol)上台执政，并自2023年起在韩日关系中采取了颇为主动的重要举措。2023年3月1日，尹锡悦在发表对朝鲜半岛反抗日本殖民统治具有特殊意义的“三一节”纪念讲话中表示，日本已从过去军国主义的侵略者转变为与韩国共享“普世价值”、在经济安全及全球问题上“携手合作的伙伴”。(76)3月6日，韩国政府公布针对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强征劳工受害者赔偿问题的解决方案，决定由韩国行政安全部下属的财团筹措资金，代替在索赔案中作为被告的日本企业支付赔偿金。(77)3月16—17日，尹锡悦访问日本，这是韩国总统时隔12年首次专程访问日本。

尹锡悦在韩日和解方面采取力度较大的举动既受其个人亲美色彩的影响，更受韩国对于改善韩日关系战略需求的推动，主要体现在三方面：第一，自2022年以来，朝鲜频繁试射导弹，使东北亚安全形势趋于复杂。根据詹姆斯·马丁防扩散研究中心的统计，2022年朝鲜共发射导弹69枚，数量远超此前任何一年；2023年2—3月，朝鲜又发射导弹15枚。(78)紧张的安全形势使东北亚安全问题成为韩国的优先议题。第二，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美国加大了“印太战略”的推进力度。从安全上，美国积极推动美日韩三方安全合作；从经济角度，日韩是美国试图打造的“芯片四方联盟”的重要成员，美国期望日本和韩国在“印太经济框架(IPEF)”中发挥重要作用。韩国感受到来自美国较为强烈的推动力。(79)第三，韩国经济面临一定的困难。受大国战略竞争和乌克兰危机背景下地缘政治博弈激化等多重因素的影响，全球贸易、金融和能源安全等遭受巨大冲击，韩国经济也遭遇很大困难。截至2023年2月，韩国自1997年5月后首次出现连续12个月贸易收支逆差的情况。(80)加强与日本的合作一定程度上有助于缓解韩国不利的经济形势。如对于尹锡悦政府释放的善意，日本做出取消安倍政府2019年对韩国生产半导体所需前体化学品实施的出口管制措施，这对韩国的半导体产业是一个积极的消息。

与此同时，日本对韩国的战略需求却未出现明显提升。由于实力对比的不平衡以及双方战略需求的不对称性，对于尹锡悦推动日韩和解的重要举措，日本虽持欢迎态度，但并未在历史和劳工赔偿等方面做出积极回应。2023年3月28日，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将于下一年度开始使用的小学教材的审定审议结果，新历史教科书粉饰日本的殖民历史和战时罪行，淡化和歪曲日本强征和奴役劳工的史实，并强化了其对独岛(竹岛)的主权主张，(81)此举引起韩国社会的极大不满。

尹锡悦试图推动韩日和解的努力面临两方面挑战：一是未得到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积极回应，从而使自身在政治上陷入被动。在日韩关系当前的结构性态势下，韩国如果试图通过谈判方式，以尹锡悦政府实际做出的让步为代价换取日本在历史问题上的反省和道歉，这是无法实现的事情。在尹锡悦政府单方面对日让步的情况下，韩国更不可能得到日本对历史问题的真诚反省与诚恳道歉。二是在历史问题上的退让招致韩国社会的强烈批评。《韩民族日报》发表社论认为尹锡悦对日本采取的是“举白旗投降”式的外交。(82)韩国最大的在野党共同民主党党首李在明(Lee Jae-Myung)称尹锡悦与日本首相岸田文雄(Fumio Kishida)的会晤是韩国外交史上“最屈辱、最可怕的时刻”。(83)对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韩国劳工受害者而言，他们要求日本赔偿主要不是出于经济目的，而是要寻求公正。尹锡悦提出的由韩国筹措资金代偿的方案只会让受害者感到更大的伤害。韩国试图绕过历史问题推动韩日安全合作、缓解韩日在经贸领域矛盾的做法，虽可暂时推进两国合作，但由此引起韩国社会的强烈反对，已损害了尹锡悦的执政基础，同时使两国政府层面的和解与社会层面的和解更加脱节，给未来的和解埋下了较大隐患。

四 结论

和解是国与国关系中的重要现象，日韩和解是战后国家间和解的一个典型案例，它在一定意义上构成了和解的一种特殊模式。关于国家间和解的既有研究更多地关注和解的进程，但未能充分注意到国家间和解的进程受到两国实力对比、相互战略需求关系等实力和利益层面因素的影响，国家在历史问题上的观念转变需要能在一定时期内持续和较为稳定的推动力作为支撑，它并不只是一个观念层面的互动过程。实力对比态势和战略需求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构成了影响国家间和解的底层因素，把它们纳入对和解过程的分析，有助于进一步深化对国家间和解的认识。实力对比和相互战略需求不仅对日韩和解产生了很强的塑造作用，也是影响其他国家间和解的重要因素。本文的分析对于中日和解、阿以和解及印巴和解等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根据本文的分析框架，展望未来，在日韩实力不对称关系不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情况下，要使日韩深和解得以实现，可能需要满足三个条件中的至少一个：第一，日本对韩国的战略需求显著上升，这使日本政府愿意在历史问题上做出诚恳的并具有政策连续性的反省与道歉，能够大幅缓解韩国社会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不满情绪，这是最有利于日韩和解稳步推进的情形。第二，韩国对日本的战略需求大幅上升，这使韩国政府和社会愿意基于现实利益考虑，在一定程度上抑制其在历史问题上对日本的不满，日韩合作因此能够有所推进。过去60多年的经验显示，由此导致的和解十分脆弱，一旦韩国对日本战略需求的下降，有可能出现和解进程的倒退。第三，由于存在外部压力特别是来自美国的压力，日本政府对历史问题采取反省和道歉的态度，并且这一态度能在较长时期内稳定保持，这可以使韩国社会对日本的不满情绪得到缓解，从而为日韩和解创造相对良好的社会心理环境。不过在未来5—10年内，这三种情形中的任何一种出现的可能性都很小，日韩要实现深和解依然面临难以克服的阻碍。

感谢《世界经济与政治》匿名审稿人的意见与建议，文中疏漏由笔者负责。

注释：

①2020年，日本是韩国的第三大进口来源地(仅次于中国、美国)和第五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中国、美国、越南和中国香港)。同时，韩国是日本的第三大出口目的地(仅次于中国、美国)和第四大进口来源地(仅次于中国、美国、澳大利亚)。参见World Integrated Trade Solution,"Japan Trade Balance,Exports and Imports by Country and Region 2020," https://wits.worldbank.org/CountryProfile/en/Country/JPN/Year/2020/TradeFlow/EXPIMP，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1日。

②冷战时期是苏联，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的一个时期是朝鲜。

③Louis Kriesberg,Constructive Conflicts:From Escalation to Resolution,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1998,pp.351-352.

④Chun Ja-Hyun,"Have Korea and Japan Reconciled? A Focus on the Three Stages of Reconciliation," Japanese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Vol.16,No.3,2015,pp.315-331.王高阳认为，各种各样的和解概念具有一个最基本的含义即“化敌为友”。参见王高阳：《理解国际关系中的“和解”：一个概念性框架》，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16年第2期，第104—129页。

⑤David A.Crocker,"Reckoning with Past Wrongs:A Normative Framework,"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Vol.13,No.1,1999,pp.43-64.

⑥Marc Howard Ross,"Ritual and the Politics of Reconciliation," in Yaacov Bar-Siman-Tov,ed.,Conflict Resolution to Reconciliation,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pp.197-224.

⑦Yinan He,The Search for Reconciliation:Sino-Japanese and German-Polish Relations Since World War Ⅱ,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9,pp.16-20.

⑧唐世平：《和解与无政府状态的再造——基于六部作品的批判性综述》，载《国际政治科学》，2012年第1期，第61—104页。

⑨Chun Ja-Hyun,"Have Korea and Japan Reconciled? A Focus on the Three Stages of Reconciliation," pp.315-331.

⑩Yehudith Auerbach,"The Reconciliation Pyramid:A Narrative-Based Framework for Analyzing Identity Conflicts," Political Psychology,Vol.30,No.2,2009,pp.291-318.

(11)刘荣荣、王珊：《沉疴与新患：日韩关系恶化探析》，载《现代国际关系》，2019年第8期，第12—18页。

(12)Tom Phuong Le,"Negotiating in Good Faith:Overcoming Legitimacy Problems in the Japan-South Korea Reconciliation Process,"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78,No.3,2019,pp.621-644.

(13)姜龙范：《日韩建交后的“慰安妇问题”：政府、民意与美国因素》，载《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第95—119页。

(14)苏英、刘江永：《韩日关系恶化的成因、背景及前景》，载《东北亚论坛》，2020年第1期，第113—126页。

(15)王高阳：《战后韩日和解的历史与现实——兼与中日和解的比较》，载《东疆学刊》，2018年第4期，第29—34页。

(16)胡令远：《东亚实现真正和解的文化思考》，载《日本研究》，2008年第4期，第14—18页。

(17)郑毅：《中韩日“战争记忆”的差异与历史认识重构》，载《日本学刊》，2016年第3期，第134—158页。

(18)鲁思·本尼迪克特著，吕万和等译：《菊与刀——日本文化类型》，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154页。

(19)王高阳：《战后韩日和解的历史与现实——兼与中日和解的比较》，载《东疆学刊》，2018年第4期，第29—34页。

(20)United Nations,"No.8473,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 Agreement on the Settlement of Problems Concerning Property and Claims and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583/volume-583-1-8473-English.pdf,访问时间:2022年12月17日。

(21)Supreme Court of Korea,"Supreme Court en banc Judgment 2013Da61381 Rendered October 30,2018," https://library.scourt.go.kr/SCLIB_data/decision/eng16_pnvate_33-2013Da61381.pdf，访问时间：2023年3月17日。

(22)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Announcement by Foreign Ministers of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t the Joint Press Occasion," https://www.mofa.go.jp/a_o/na/kr/page4e_000364.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8日。

(23)Benjamin Lee,"South Korea-Japan Comfort Women Agreement: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9/south-korea-japan-comfort-women-agreement-where-do-we-go-from-here/，访问时间：2023年3月17日。

(24)王高阳：《战后韩日和解的历史与现实——兼与中日和解的比较》，载《东疆学刊》，2018年第4期，第33页。

(25)Victor Cha,Alignment Despite Antagonism:Tie United States-Korea-Japan Security Triangl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9,pp.36-41.

(26)Cheol Hee Park,"Cooperation Coupled with Conflicts:Korea-Japan Relations in the Post-Cold War Era," Asia-Pacific Review,Vol.15,No.2,2008,pp.13-35.

(27)Carol E.Lee,Kwanwoo Jun and Yuka Hayashi,"Current Leaders of South Korea,Japan Meet for First Time; President Obama Hosts 'Breakthrough' Meeting in the Hague," https://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949704579461571598440060，访问时间：2022年12月6日。

(28)李枏：《同盟管理的两难困境：以美日韩三边关系为例》，载《当代美国评论》，2019年第3期，第61—79页。

(29)Yangmo Ku,"International Reconciliation in the Postwar Era,1945-2005:A Comparative Study of Japan-ROK and Franco-German Relations," Asian Perspective,Vol.32,No.3,2008,pp.5-37.

(30)关于战后初期德国社会对于“去纳粹化”的消极态度以及法国试图严厉对待德国，可以参考托尼·朱特著，林骧华等译：《战后欧洲史卷一：旧欧洲的终结1945-1953》，中信出版社2014年版，第72—73、146—147页。

(31)布兰特利·沃马克著，李晓燕、薛晓芃译：《非对称与国际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47—60页。

(32)方秀玉：《战后韩国外交与中国——理论与政策分析》，上海辞书出版社2011年版，第156页。

(33)联合国贸发会议关于各国的类别分组参见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Country Classification," https://unctadstat.unctad.org/en/Classifications/DimCountries_All_Hierarchy.pdf，访问时间：2023年1月26日。

(34)加文·麦考马克著，于占杰、许春山译：《附庸国：美国怀抱中的日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35)曹云华：《日本与东南亚：爱恨交织的伙伴——对日本战后东南亚政策的回顾与前瞻》，载《东南亚研究》，1992年第1期，第41—45页。

(36)五百旗头真著，周永生等译：《日美关系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2年版，第254页。

(37)乔林生：《福田主义与日本的东盟外交》，载《日本研究》，2007年第2期，第60—64页。

(38)安德鲁·戈登著，李朝津译：《现代日本史：从德川时代到21世纪》，中信出版集团有限公司2017年版，第392、401页。

(39)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Report 8/1,"The Posi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with Respect to Korea," https://www.trumanlibrary.gov/library/research-files/position-united-states-respect-korea-national-security-council-report-81?documentid=NA&pagenumber=1，访问时间：2023年1月27日。

(40)宋丙洛著，张胜纪等译：《韩国经济的崛起》，商务印书馆1994年版，第218页。

(41)祝曙光：《难以化解的民族积怨——战后补偿问题与日韩关系》，载《探索与争鸣》，2005年第1期，第51—54页。

(42)Jung-Hoon Lee,"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Japan:Toward a New Partnership," in Byung-Kook Kim and Ezra F.Vogel,eds.,The Park Chung Hee Era:The Transformation of South Korea,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11,p.434; Kwan S.Kim,"The Korean Miracle(1962-1980)Revisited:Myths and Realities in Strategy and Development," https://kellogg.nd.edu/sites/default/files/old_files/documents/166_0.pdf,访问时间：2023年1月27日。

(43)Bank of Korea,Economic Statistics Yearbook 1962,https://www.bok.or.kr/eng/bbs/B0000289/view.do?nttId=10046024&menuNo=400366&pageIndex=7,访问时间：2023年1月27日。

(44)Jung-Hoon Lee,"Normalization of Relations with Japan:Toward a New Partnership," p.432.

(45)安成日：《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79、308页。

(46)United Nations,"Japan and Republic of Korea,Agreement on the Settlement of Problems Concerning Property and Claims and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https://treaties.un.org/doc/Publication/UNTS/Volume%20583/volume-583-1-8473-English.pdf，访问时间：2023年3月17日。

(47)转引自马孟启：《战后日本对韩国经济外交研究》，外交学院2022年博士学位论文，第55页。另参见安成日：《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第174—177页。

(48)安成日：《当代日韩关系研究(1945-1965)》，第344页。

(49)王公龙：《金大中上台后的韩国对日政策》，载《当代亚太》，1999年第3期，第21—26页。

(50)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Republic of Korea Joint Declaration:A New Japan-Republic of Korea Partnership Toward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korea/joint9810.htm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4日。

(51)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Republic of Korea Joint Declaration:A New Japan-Republic of Korea Partnership Toward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korea/joint9810.htm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4日。

(52)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参见The World Bank,"GDP(Current US$)," https://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NY.GDP.MKTP.CD?view=chart，访问时间：2023年6月5日。

(53)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Japan-Republic of Korea Joint Declaration:A New Japan-Republic of Korea Partnership Towards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https://www.mofa.go.jp/region/asia-paci/korea/joint9810.html，访问时间：2022年12月4日。

(54)吴怀中：《从〈防卫白皮书〉看日本对华安全政策》，载《东北亚论坛》，2009年第1期，第96—103页。

(55)吴怀中：《当代日本的亚太战略》，载周方银主编：《大国的亚太战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01页。

(56)杨延龙、张蕴岭：《历史伤痕的当代阴影——韩国对日关系的社会政治》，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4期，第136—144页。

(57)《韩总统卢武铉就有关韩日关系告全国国民书》，https://www.chinanews.com.cn/news/2005/2005-03-24/26/554757.s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4日。

(58)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of Japan,"Announcement by Foreign Ministers of Japan and the Republic of Korea at the Joint Press Occasion," https://www.mofa.go.jp/a_o/na/kr/page4e_000364.html,访问时间:2023年3月8日。

(59)Scott A.Snyder,"Park Geun-hye's 'Correct View of History' with Japan," https://www.cfr.org/blog/park-geun-hyes-correct-view-history-japan，访问时间：2023年1月28日。

(60)晋林波：《日韩“冷战”的原因与影响》，载《国际问题研究》，2015年第6期，第50—62页。

(61)Simon Tisdall,"Korean Comfort Women Agreement Is a Triumph for Japan and the US,"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dec/28/korean-comfort-women-agreement-triumph-japan-united-states-second-world-war,访问时间:2023年1月6日。

(62)Daniel Sneider,"Behind the Comfort Women Agreement," https://toyokeizai.net/articles/-/99891，访问时间：2023年1月28日。

(63)《朴槿惠呼吁从大局出发对慰安妇协议给予理解》，https://cn.yna.co.kr/view/ACK20151228003800881，访问时间：2023年1月28日。

(64)Juliet Eilperin,"Agreement on 'Comfort Women' Offers Strategic Benefit to U.S.in Asia-Pacific,"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politics/agreement-on-comfort-women-offersancillary-benefit-to-us-in-asia-pacific/2016/01/09/41a03d84-b54c-11e5-a842-0feb51d1d124_story.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8日。

(65)Benjamin Lee,"South Korea-Japan Comfort Women Agreement: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9/south-korea-japan-comfort-women-agreement-where-do-we-go-from-here/,访问时间：2023年1月8日。

(66)Tim Kelly and Hyonhee Shin,"South Korea Risks Ties by Disbanding 'Comfort Women' Fund:Japan P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korea-japan-comfort-women-abe-idUSKCN1NQ0CH,访问时间：2023年3月2日。

(67)Benjamin Lee,"South Korea-Japan Comfort Women Agreement:Where Do We Go from Here?" https://thediplomat.com/2016/09/south-korea-japan-comfort-women-agreement-where-do-we-go-from-here/，访问时间：2023年1月8日。

(68)引自Yuji Hosaka,"Why Did the 2015 Japan-Korea 'Comfort Women' Agreement Fall Apart?"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1/why-did-the-2015-japan-korea-comfort-women-agreement-fall-apart/,访问时间：2023年2月10日。

(69)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Office of the High Commissioner,"Committee on the Elimination of Discrimination Against Women Examines Reports of Japan," https://www.ohchr.org/en/press-releases/2016/02/committee-elimination-discrimination-against-women-examines-reports-japan，访问时间：2023年2月6日。

(70)Yuji Hosaka,"Why Did the 2015 Japan-Korea 'Comfort Women' Agreement Fall Apart?" https://thediplomat.com/2021/11/why-did-the-2015-japan-korea-comfort-women-agreement-fall-apart/，访问时间：2023年2月10日。

(71)Jung In-Hwan,"In Conversation with Japanese PM,Pres.Moon Says Majority of S.Koreans Don't Accept Comfort Women Agreement," https://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international/794487.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9日。

(72)Jung Min-Kyung,"Moon Decries 2015 Korea-Japan 'Comfort Women' Deal as Flawed," https://www.koreaherald.com/view.php?ud=20171228000905，访问时间：2023年1月9日。

(73)Kim Bo-Hyeop and Hwang Ye-Rang,"Moon Hints to Abe That Reconciliation and Healing Foundation Needs to Be Disbanded," 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international/863576.html，访问时间：2023年1月9日。

(74)Tim Kelly and Hyonhee Shin,"South Korea Risks Ties by Disbanding 'Comfort Women' Fund:Japan PM," https://www.reuters.com/article/us-south-korea-japan-comfort-women-abe-idUSKCN1NQ0CH，访问时间：2023年2月9日。

(75)Cho Ki-Weon,"Abe Denounces S.Korea's Decision to Dissolve Reconciliation and Healing Foundation," http://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international/871356.html，访问时间：2023年3月9日；Hyunmin Michael Kang,"South Korea Decides to Dismantle 'Comfort Women' Reconciliation and Healing Foundation," https://thediplomat.com/2018/11/south-korea-decides-to-dismantle-comfort-women-reconciliation-and-healing-foundation/，访问时间：2023年3月9日。

(76)Lee Haye-Ah,"Full Text of President Yoon Suk Yeol's Speech on 104th March 1 Independence Movement Day,"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30301002300315，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

(77)Kim Tong-Hyung,"Yoon:Forced Labor Plan Crucial for Better Ties with Japan," https://apnews.com/article/south-korea-japan-forced-labor-world-war-ii-3d78fe07258b0458df8258825cd6851c，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

(78)The Nuclear Threat Initiative,"The CNS North Korea Missile Test Database," https://www.nti.org/analysis/articles/cns-north-korea-missile-test-database/，访问时间：2023年4月5日。

(79)在“三一节”纪念讲话中，尹锡悦明确表示，美日韩之间的三边合作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参见Lee Haye-Ah,"Full Text of President Yoon Suk Yeol's Speech on 104th March 1 Independence Movement Day,"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30301002300315，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

(80)Kim Young-Bae,"S.Korea Posts 12th Straight Month of Negative Trade Balance," https://english.hani.co.kr/arti/english_edition/e_business/1081900.html，访问时间：2023年4月1日。

(81)Esther Chung,"Japan Claims Dokdo,Soft-Pedals Forced Labor in Textbooks," https://koreajoongangdaily.joins.com/2023/03/28/national/diplomacy/korea-japan-textbooks/20230328163857586.html，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

(82)《韩国“举白旗投降”式的外交却换来了“独岛是日本领土”歪曲历史的教科书》，http://china.hani.co.kr/arti/opinion/12431.html，访问时间：2023年4月15日。

(83)Lee Minji,"Main Opposition Slams Korea-Japan Summit as 'Most Humiliating' Moment in Diplomacy," https://en.yna.co.kr/view/AEN20230317003600315，访问时间：2023年4月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