姜龙范:日韩建交后的“慰安妇问题”:政府、民意与美国因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3 次 更新时间:2019-07-05 23:3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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姜龙范  

   内容提要:日韩两国实现邦交正常化后,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慰安妇问题”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处于被遮蔽的状态。20世纪90年代初,“慰安妇问题”开始浮出水面,成为两国政府不得不正面处理和应对的棘手课题。日韩两国在处理“慰安妇问题”上龃龉不断,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直到朴槿惠上台执政后,通过美国的居间斡旋,两国迅速就“慰安妇问题”达成“最终且不可逆”协议。该协议充分体现了日美韩在政治层面和战略层面的不同考量,但缺乏深厚的民意基础。随着朴槿惠总统下台,协议在韩国成为众矢之的。日韩“慰安妇问题”并未因这一协议的签署而被彻底解决,今后仍可能成为影响日韩关系顺利发展的一大障碍。

   关 键 词:慰安妇问题  慰安妇协议  日韩关系  政治博弈  民意

  

   1965年6月,日本和韩国正式签署《日本国与大韩民国之间基本关系条约》(以下简称《日韩关系基本条约》),实现了两国邦交正常化。然而,这并未彻底解决两国之间的历史遗留问题,也未能从根本上弥合两国人民之间的情感裂痕。日韩之间的历史问题根深蒂固,“慰安妇问题”①是其中最为敏感的议题。2015年12月28日,日韩签署《日韩慰安妇协议》(以下简称“慰安妇协议”),试图彻底解决两国间持续半个世纪的“慰安妇问题”。但是,协议签署的时机和背景颇为蹊跷,引发了韩国朝野的普遍质疑和反对,甚至有人认为这是韩日两国政府“暗箱操作”的结果。2016年12月31日,正值两国协议达成一周年之际,不仅日本驻首尔大使馆门前的“慰安妇”少女像未被撤走,反而在日本驻釜山总领事馆门口又立了一尊。更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2017年5月举行的韩国大选中,所有总统候选人都主张应与日本重新协商“慰安妇问题”,刻意与主导签署“慰安妇协议”的朴槿惠政府划清界限。

   文在寅总统上任后立即表示,“多数韩国人在情感上无法接受‘慰安妇协议’”。②不仅如此,2017年7月19日公布的《未来五年国家政策行动规划》还决定于2018年设立“慰安妇纪念日”,2019年成立“慰安妇问题研究所”,2020年建立“慰安妇历史博物馆”,使原本已十分复杂的“慰安妇问题”再次掀起巨大波澜,并可能导致日韩两国政府签署的“慰安妇协议”成为一张废纸,也给未来的两国关系带来更大不确定性。

   综观日本、韩国及中国学界有关“慰安妇问题”的研究成果,大多侧重于某一时期的专题性实证分析,③缺乏对“慰安妇问题”发展脉络的梳理,尤其是对朴槿惠执政时期,韩日两国政府缘何在较短时期内达成妥协、签署协议的深层背景的充分探讨和剖析。鉴于此,本文从梳理日韩“慰安妇问题”的演变轨迹入手,集中对朴槿惠执政时期日韩两国政府达成“慰安妇协议”及其后又备受诟病的深层背景和内外动因进行深入分析和探讨,并对两国关系的未来走向予以评估和展望。

  

   一、战后日韩“慰安妇问题”的演变轨迹

  

   战后日韩两国漫长的“马拉松式”外交交涉,将主要精力集中在邦交正常化谈判上,受多重因素的影响和制约,“慰安妇问题”并未被纳入两国谈判的议题之内,导致这一问题被搁置下来。日韩建交后的一段时间里,由于两国主要致力于加强经济合作,“慰安妇问题”也未被提及。自20世纪90年代之后,“慰安妇问题”逐渐浮出水面,成为两国不得不直接面对和解决的重要课题。从历史发展的脉络来看,“慰安妇问题”在战后日韩关系史上呈现出“被遮蔽”、“被忽视”、“被激活”以及“被激化”的迥异面相。

   (一)经济优先逻辑下的“慰安妇问题”

   战后的日韩关系是一对特殊的双边关系,尤其在冷战时期,两国关系的发展和演变与美苏博弈的此消彼长息息相关。1951年9月《日美安全条约》签署后,美国出于朝鲜战争的需要,立即指示日本同韩国进行外交谈判。美国力促日韩改善关系的目的,除了冷战的“反共”需要外,还具有将对韩国的经济负担转嫁给日本的意图。朝鲜战争爆发后,韩国在经济上完全依赖美国援助,让美国不堪重负。1951年10月,在盟军总司令部(GHQ)的安排下,日韩两国代表在东京举行建交预备会谈,尔后经过长达14年的“马拉松式”谈判,双方最终于1965年6月正式签署《日韩关系基本条约》。

   在漫长的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过程中,双方着重就财产请求权、“李承晚线”④、渔业问题、旅日侨民的法律地位以及领土争端等问题进行了谈判。尽管在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及韩国外交文书中能够窥见双方协商“慰安妇问题”的蛛丝马迹,但其显然被排除在主要议题之外,甚至在双方达成的八项请求权协议文本中也找不到“慰安妇问题”的相关内容。“慰安妇问题”之所以未能成为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主要议题,主要有两方面原因:一是韩国国内因素。朴正熙总统上台伊始,韩国政局混乱、经济崩溃,急需日本的支持。为了维护政权的合法性和正统性,并重振经济,朴正熙积极倡导“经济第一主义”,制定了“经济开发五年计划”,提出“先建设、后统一”的口号,旨在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由于来自美国的经济援助日益减少⑤,韩国政府遂将目光转向经济高速发展的近邻日本,甚至不惜在谈判中做出重大让步,从而忽略了敏感的“慰安妇问题”。二是国际因素。美国在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的所有“关键时刻”周旋于日韩两国之间,居间调停。在美日、美韩双边高层会谈中,美国始终将日韩邦交正常化作为主要议题,极力为日韩谈判创造良好的氛围,从而促成《日韩关系基本条约》的缔结。也正因如此,“慰安妇问题”没有成为日韩邦交正常化谈判的主要议题,进而成为其后影响日韩两国关系走向的“历史悬案”。

   日韩邦交正常化之后,两国关系长期处于“政冷经热”状态。朴正熙总统执政时期,韩日两国经贸关系发展迅速,截至1973年上半年,日本对韩国投资总额已达3.5亿美元,远远超过美国对韩投资额(1.7亿美元),跃居韩国利用外资来源地排名榜首位。⑥但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后,两国在政治、安全领域却接连发生严重摩擦:1973年8月,韩国特工在日本东京帝国饭店绑架了韩国新民党总裁、总统候选人金大中,日韩两国“定期阁僚会议”由此中断;翌年8月,又发生了在日朝鲜侨民文世光枪击朴正熙总统事件。虽然朴正熙幸免于难,但其夫人陆英修中弹身亡。韩国政府认为这是一起“朝鲜以日本作为‘工作基地’对韩国实施的破坏和颠覆活动”,责任应由日本承担。⑦这两起重大事件,使两国关系一度陷入高度紧张状态。虽然经过美国居中调解,双方达成外交妥协,但其影响并未消除。在此背景下,日韩两国无暇顾及处理“慰安妇问题”。

   1983年1月,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访韩,这是日本首相第一次对韩国进行正式访问。翌年9月,韩国全斗焕总统实现对日本的访问,这是日韩建交19年以来韩国总统首次访日。在全斗焕总统访日期间,裕仁天皇对日韩之间“不幸的过去,表示遗憾”。但在会谈期间,天皇避开韩国主张的“谢罪”字眼,使用了“遗憾”的暧昧措辞,令韩国对日本的反省诚意产生怀疑。值得一提的是,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在日韩首脑会谈或高层互访中均未提及敏感的“慰安妇问题”。原因在于,日本坚持认为《日韩请求权协定》中已经圆满解决了这一问题,当时的韩国政府也基于同样考量认为难以再向日本提出对“慰安妇”当事者的赔偿问题。⑧

   “慰安妇问题”正式成为日韩交涉的焦点,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令人费解的是,第一次公开提出“慰安妇问题”的是日本,并非韩国。自1991年开始,“慰安妇问题”正式成为日本国内政治的重要议题。1991年12月6日,韩国的民间团体“太平洋战争受害者遗属会”35名成员向日本政府提起诉讼,其中包括3名“慰安妇”当事者。与此同时,日本社会党委员长土井多贺子等25名女议员也向加藤纮一内阁官房长官提交了有关要求日本政府调查真相、谢罪及赔偿的建议书。12月7日,在东京举行的日韩外务省局长级会谈上,韩国才正式向日本政府提出交涉。恰在此时,日本中央大学教授吉见义明在日本防卫研究所图书馆发现了有关战时日本军部参与“慰安妇问题”的相关资料,并将之交给日本主流媒体之一的《朝日新闻》。12月8日,日本外务大臣渡边美智雄在电视节目中公开回应,这是日本政府首次公开承认日韩之间存在“慰安妇问题”。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开始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日军有关的“慰安妇问题”进行调查。⑨

   1992年1月11日,《朝日新闻》在晨报的头版头条、社会版及晚报上详细披露了战时日本军方参与经营“慰安所”的情况。⑩翌日,《读卖新闻》和《日本经济新闻》也做了跟踪报道。消息传出,日韩两国舆论哗然。加藤纮一也不得不明确表态,“日本军部确实曾参与慰安妇事件”。在这一特殊背景下,日本首相宫泽喜一于1992年1月16日访问韩国,其间正式承认日本军队曾参与征召随军“慰安妇”和经营“慰安所”,对于“被征召的朝鲜妇女经受的难以用笔墨和言词形容的痛苦表示由衷的歉意并进行反省”。(11)对此,卢泰愚总统表示赞赏,并期待日本采取必要措施,尽快澄清事实真相。卢泰愚的这番讲话表明,韩国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过于温和。

   从日韩建交以来关于“慰安妇问题”进行外交交涉的发展脉络来看,历届韩国领导人确有刻意淡化历史问题的倾向,而将关注的焦点集中在优先发展经济方面,这一点在卢泰愚总统的相关言论以及金泳三总统对相关问题的处理方式中有充分体现。1990年5月,韩国总统卢泰愚访日时,明仁天皇、海部俊树首相分别用“痛惜”“谢罪”等措辞对历史上的侵略行为表示反省。对此,卢泰愚表示:“既然日本已直率地认错,并做了反省和道歉,我们就应该宽宏大量地接受他们的道歉。”(12)而金泳三在上台之初,甚至将历史问题与经济问题脱钩,倡导韩日两国应从注重“政治逻辑”转向“经济逻辑”。1996年6月,金泳三总统在与到访的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会谈时,也未主动提及包括“慰安妇问题”在内的历史遗留问题。显然,韩国刻意避开难以达成共识的棘手问题,是为营造有利于两国建立“面向21世纪的新型关系”的友好氛围,谋求在经济层面与日本发展关系、加强合作。

   (二)历史及领土争端阴影下的“慰安妇问题”

   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政治右倾化日益严重,阁僚接连在历史问题上大放厥词,美化侵略战争,进一步损害了原本就脆弱的日韩关系。尤其是1996年2月两国在“竹岛”(以下根据行文,日方称“竹岛”,韩方称“独岛”)归属问题上发生严重争执,两国关系降至建交以来的最低点,陷入“史无前例的危机”。(13)翌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韩国深受其害,至1998年初金融危机进一步发展为全面的经济危机,使韩国遭受“朝鲜战争以来最大的一次国难”。(14)面对“国难”,韩国国民在反思政治、经济体制弊端的同时,也对金泳三政府的对日政策提出质疑,认为“金泳三政权在历史认识和领土等问题上过分刺激了日本人的感情”,要求反省过去对日外交的呼声渐高,韩国主流媒体《中央日报》和《朝鲜日报》纷纷发表评论,呼吁“重新恢复业已荒废五年的韩日关系”。(15)

在韩国面临历史上空前严重的金融危机和经济困境的背景下,金大中上台执政,在内政、外交方面推行一系列改革,修复韩日关系是其对外政策的核心课题之一。1998年10月,金大中总统访问日本,与日本首相小渊惠三共同签署《韩日共同宣言——面向21世纪的新合作伙伴》以及附属文件《面向21世纪韩日双边合作行动计划》。(16)在《日韩共同宣言》中,日本就过去的殖民统治向韩国做书面反省和道歉,金大中总统则表示今后不再提及历史问题,这是两国首次以文件形式“清算”过去历史,“翻开了日韩关系史新的一页”,“标志着两国关系迎来了一个转折点”。(17)尔后韩国立即解除实行了53年的对日本大众文化产品的禁令,(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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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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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18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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