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伟民:关于习近平经济思想若干重大理论观点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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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伟民 (进入专栏)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观大势、谋全局、明方向、求实效,成功驾驭了我国经济发展大局。在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原创性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了习近平经济思想,引领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随着经济工作实践的深入开展,我们对新时代做好经济工作的规律性认识进一步深化,习近平经济思想也在不断丰富发展。比如,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提出“必须把坚持高质量发展作为新时代的硬道理”“必须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作为最大的政治”等新的重要论述,我们要及时跟进学习,抓好贯彻落实。习近平经济思想博大精深,是一个逻辑严密的理论体系。这里仅就其中的十个重大理论观点,谈点粗浅的学习体会。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

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是习近平经济思想的逻辑起点。习近平同志在刚刚当选中共中央总书记时就鲜明指出:“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就是我们的奋斗目标。”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这一重要思想明确了为谁发展、为什么发展这一经济理论的基本问题,是对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重大发展。

我们党的初心和使命就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要求在发展中保障和改善民生。共同富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重要特征,集中体现了我们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我国发展已经到了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历史阶段,要不断促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

把握新发展阶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对我国经济发展阶段,先后作出“三期叠加”、经济发展新常态重大判断,并进一步指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之后,我们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这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新发展阶段。这些判断思想一致、逻辑统一、逐步递进,是实践发展和认识深化的成果。

“三期叠加”,就是我国发展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在此基础上,习近平总书记进一步概括为经济发展新常态,对“三期叠加”作了更深入、更系统的阐释。

经济发展新常态表现为九个趋势性的变化。经济发展新常态表明,我国经济正在向形态更高级、分工更复杂、结构更合理的阶段演化。这意味着,经济增长速度正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经济发展方式正从规模速度型粗放增长转向质量效率型集约增长;经济结构正从增量扩能为主转向调整存量、做优增量并存的深度调整;经济发展动力正从传统增长点转向新的增长点。

作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的战略判断,有着深刻的道理学理哲理。马克思主义坚持远大理想和现实目标相结合、历史必然性和发展阶段性相统一,认为实现共产主义这一崇高目标必然经历若干历史阶段。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的实践中认识到,发展社会主义不仅是一个长期历史过程,而且是需要划分为不同历史阶段的过程。新发展阶段,就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的一个阶段,同时是其中经过几十年积累、站到了新的起点上的一个阶段,是我们党带领人民迎来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历史性跨越的新阶段。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亿万人民团结一心、踔厉奋进,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取得伟大历史成果,解决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取得历史性成就,为我国进入新发展阶段、朝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奠定了坚实基础。同时,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不是一个静态、一成不变、停滞不前的阶段,也不是一个自发、被动、不用费多大气力自然而然就可以跨过的阶段,而是一个动态、积极有为、始终洋溢着蓬勃生机活力的过程,是一个阶梯式递进、不断发展进步、日益接近质的飞跃的量的积累和发展变化的过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发展的要求,也是我国社会主义从初级阶段向更高阶段迈进的要求。

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

实现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是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全体中国人民的伟大梦想。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要认准一个方向、一个目标,最大限度地凝聚全社会共识,一步一个脚印地向前迈进。

根据发展阶段,确定发展目标,一届接着一届办、一代接着一代干,是我国创造经济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的一条重要法宝。改革开放后,我们党先后提出了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目标、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目标。“三步走”中的前两步目标和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均已顺利实现,特别是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庄严宣告,从现在起,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就是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是对“三步走”中的第三步目标的再部署、再提升,既一脉相承,又与时俱进。

贯彻新发展理念

理念是行动的先导,是管全局、管根本、管方向、管长远的。社会主要矛盾转化、发展阶段转段、发展目标提升,催生发展理念的创新。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发展目标已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转向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要求用新的发展理念来引领经济的新发展,必须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

创新发展,就是要变中国制造为中国创造,解决发展动力问题;协调发展,就是要处理好发展中各方面的重大关系,解决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绿色发展,就是要推进绿色低碳循环发展,解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问题;开放发展,就是要通过扩大开放促进改革、推动发展,解决发展内外联动问题;共享发展,就是要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解决社会公平正义问题。

新发展理念是我国发展思路、发展方向、发展着力点的集中体现,是对经济社会发展规律认识深化的集中反映。新发展理念是关系我国发展全局的一场深刻变革,也是一个有机联系的整体,必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

推动高质量发展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增长速度进入换挡期,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必须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高质量发展已成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

高质量发展要从不同的维度观察。首先,高质量发展是落实新发展理念的发展,是创新成为第一动力、协调成为内生特点、绿色成为普遍形态、开放成为必由之路、共享成为根本目的的发展。其次,高质量发展是质量与数量的统一,只有数量,没有质量,不是高质量发展;没有数量,质量没有载体,也谈不上高质量发展。推动高质量发展,不是速度不重要了,而是要实现经济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衡量高质量发展,就是看经济的新增量,是否实现了结构优化、技术进步、效率提升、分配公平以及减污降碳等。再次,从宏观上,高质量发展就是增长、就业、价格、国际收支均衡的发展;从产业上,就是产业体系的现代化,生产方式的平台化、网络化、智能化,以及产品的高端化、数字化、绿色化;从空间上,就是人口、经济、资源环境空间均衡的发展;从分配上,就是投资者有回报、企业有利润、员工有收入、政府有税收,各主体的分配公平合理,体现共同富裕的导向;从效率上,就是劳动、资本、土地、资源、能源以及人才、科技、数据、环境等生产要素在市场经济中得到高效配置。

构建新发展格局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立足实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目标、统筹发展和安全的战略决策,是把握未来发展主动权的战略部署。构建新发展格局,就是要对原有的发展格局进行调整优化和改革,激发发展的内生动力;畅通国内生产、分配、流通、消费之间,以及与国际市场之间的循环,打通堵点、清理淤点;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构建新发展格局,一要加快科技自立自强,解决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问题;二要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推进新型工业化和以实体经济为支撑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三要培育完整内需体系,提高供需体系韧性;四要着力扩大居民消费,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五要增加居民收入,提高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比重;六要推进城乡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格局;七要推进制度型开放,实现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

部署实施国家重大发展战略

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都要求坚持重点论,根据发展理念、发展阶段、发展目标,确定一批重大战略,作为工作抓手,推进重大行动。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系列新的重大发展战略。

一是重点区域方面,包括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长江经济带发展、粤港澳大湾区建设、长三角一体化发展、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高标准高质量建设雄安新区,推动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二是重点领域方面,包括实施创新驱动发展、乡村振兴、新型城镇化、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战略等;三是经济安全方面,包括确保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安全、数据安全等。

每一项重大战略,习近平总书记都提出了实施战略的一系列新思想、新思路、新举措。比如,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要牵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这个“牛鼻子”,实行“多点一城、老城重组”;推动长江经济带发展,要坚持生态优先、绿色发展,共抓大保护、不搞大开发;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要坚持紧扣发展、深化改革、强化激励、扩大开放;推进新型城镇化,首要任务是促进常住人口有序实现市民化,坚持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保障粮食安全,关键是确保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保障能源安全,要推动能源消费、供给、技术、体制“四个革命”和加强国际合作。这些重大战略及其新思路、新举措已经并将继续对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产生深远影响。

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供给和需求是一块硬币的两面。供给决定增长能力、决定增长质量和效益,需求决定增长能力能否充分释放、使增长能力转化为现实增长。供给如果发生结构扭曲,不可能光靠需求扩大来解决。因此,宏观调控不仅是需求管理,而且应当面向供给发力。我国经济运行面临的突出矛盾和问题,虽然有周期性、总量性因素,但根源是结构性失衡,必须从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上想办法。

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大方针,不是西方的供给学派,而是根据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基本原理,坚持问题导向,在理论上作出的创新性概括,在政策上作出的前瞻性安排。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最终目的是满足需求,主攻方向是提高供给质量,根本途径是深化改革。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主要手段包括但不限于公平的市场准入、规范的市场交易、有序的市场退出、激励创新、减轻企业税费负担、处置“僵尸企业”、提高劳动力市场灵活性、鼓励竞争打破垄断、农民工市民化、减少政府不当干预、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同时,必须把实施扩大内需战略同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有机结合起来,坚持需求侧管理和供给侧改革并重,形成需求牵引供给、供给创造需求的更高水平动态平衡。

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提出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一个重大突破,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一个重大成果。经济发展就是使稀缺的资源更有效率地配置,用尽可能少的投入生产尽可能多的产出。

党的十四大作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决策,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就是要使市场在社会主义国家宏观调控下对资源配置起基础性作用,这一重大理论突破,对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社会发展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强有力推动了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已经建立,但产权保护、市场准入、公平竞争、社会信用等制度尚不完善,制约着经济发展。理论创新对实践创新具有重大先导作用,全面深化改革必须以理论创新为先导。推进经济体制改革,必须在理论上有新突破,而且必须聚焦在我国经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

习近平总书记关于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的重要论述,重新定义了我们要建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个什么样的市场经济。一方面,这就是由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市场经济。市场决定资源配置是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市场经济本质上就是市场决定资源配置的经济。健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必须遵循这条规律,要紧紧围绕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这一根本性的改革方向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这一思想,抓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本质特征,明确了经济体制改革的主线,这是党中央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大原创性理论贡献。另一方面,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不是否定或弱化政府作用。建立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要充分发挥市场作用,又要更好发挥政府作用,但市场作用和政府作用的内涵不同。政府可以影响和引导资源配置,作用主要是宏观调控、市场监管、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环境保护。

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多目标平衡

习近平经济思想不仅包含着关于经济发展的丰富理论观点,也充满了指导发展的科学方法论。习近平经济思想的方法论有很多,这里仅谈谈学习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和多目标平衡的体会。

治大国如烹小鲜。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是我们党治国理政的重要原则,也是做好经济工作的方法论。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一直强调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稳是主基调,稳是大局,没有稳,一切都无从谈起;同时,稳不是不作为,在稳的前提下要在关键领域有所进取,在把握好度的前提下奋发有为。稳中求进的具体要求,包括但不限于,保持战略定力,对短期经济运行出现变化,必须平心静气、冷静观察,不要频频出手。坚持问题导向,发展就是要解决问题,而不是积累矛盾,对矛盾和问题决不能不作为、往后拖,拖下去代价更大。保持历史耐心,很多事物的发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必须因势利导,顺势而为,水到渠成,不要急于求成、拔苗助长。坚持久久为功,以“功成不必在我”的境界,不为短期政绩而盲动,发扬钉钉子精神,积小胜为大胜。坚持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牢牢守住不发生系统性风险的底线,坚持总体国家安全观,守住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以及金融风险、生态环境、社会民生等方面的底线。

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必须从系统论出发优化经济治理方式,加强全局观念,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这一思想方法提出的时代背景是,我国发展进入多目标平衡阶段,同时面临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强生态环境保护、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共同富裕、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等方面的新要求。目标多元化,对经济治理体系、治理能力、治理方式提出了更高要求,但一些领域出现了单项目标、单个工作急躁冒进、顾此失彼,进而导致“合成谬误”等问题。在多重目标中寻求动态平衡,就是要坚持系统观念,把握好时度效,正确处理好一系列重大关系,包括要正确处理好政府和市场、质量和数量、供给和需求、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传统生产力和新质生产力、经济社会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发展和安全以及落实和问责、激励和约束等重大关系。

 

(原载于《习近平经济思想研究》2024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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