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立生 罗春阳:中国式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和新文明意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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庞立生   罗春阳  

 

中国走向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史上的重大历史性事件,也是人类发展史上极其罕见的重大社会变革。在现代化发展史乃至人类发展史上,尚没有一个人口规模如此巨大的发展中国家通过自身的现代化发展,给自身命运乃至世界体系、国际格局、人类文明带来如此大的变动和影响。在2023年2月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习近平明确指出,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的独特世界观、价值观、历史观、文明观、民主观、生态观等及其伟大实践,是对世界现代化理论和实践的重大创新。在2023年6月2日的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进一步强调:“在新的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在本文看来,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之间具有深刻的内在逻辑关系,是同一个历史进程。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崭新的现代化叙事逻辑,并敞开着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和引领人类文明形态历史性变革的新文明意蕴。

一、中国式现代化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内在关联

对中国式现代化的理解需要一种大历史观的视野。也就是说,需要把它置于更为宏阔的历史视野和更为宏大的历史时空中加以把握,从而更为清晰、更为客观地呈现这一历史事件和现象的发展脉络及其演变趋向,揭示其发展变化的主题主流主线,从而努力实现历史自觉,把握历史大势,掌握历史主动,确保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

世界历史是中国式现代化得以展开的历史境域。任何一个民族要想在现代世界里生存和发展,用马克思的话说,“如果不想灭亡的话”,就必须把现代化作为自己的选择。也就是说,现代化对一切民族和国家而言都具有历史的必然性,是一切国家和民族都要普遍经历的历史性命运。这是不以任何民族和国家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近代以来,现代化成为人类社会发展的主旋律,实现现代化成为世界各个国家和民族的普遍追求。西方国家最早通过资本主义的制度形式走上现代化道路,由此在很长时期内获得和占据了现代世界的主导地位,甚而使人们产生了这样的主观印象:任何一个国家和民族似乎只有走上西方资本主义发展道路,才能真正实现现代化。美国学者福山甚至提出这样的“历史终结论”断言:“当今世界上,我们却难以想象出一个从根本上比我们这个世界更好的世界,或一种不以民主主义和资本主义为基础的未来。”这一“历史终结论”的断言其实在马克思那里就已被终结了。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的现代化是由资本逻辑推动的,它开拓了世界市场,创造了发达的社会生产力,在世界范围内塑造了两极对立的支配-从属关系,把一切国家和民族都卷入了这一不平等的世界体系之中,并使资本主义现代文明及其意识形态被赋予先验的普适性、天然的正当性和绝对的优越性等虚幻的色彩。马克思把一种彻底的批判维度和辩证的思想方法带入对现代化的理解中,既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促进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巨大历史进步意义,又洞察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固有的无法消弭的矛盾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性内爆”,由此敞开了通向共产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道路。在马克思看来,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并不仅仅表现为西欧资本主义道路,资本主义并不代表未来社会的发展方向。每个民族和国家的现代化发展道路取决于它所具有的特定社会条件和历史环境。马克思进一步通过研究东方社会的特殊实情,阐明了各国选择社会发展道路的具体性和多样性,断然否定了“资本主义生产各阶段是不可跨越的”的抽象观点,提出了跨越资本主义制度“卡夫丁峡谷”的可能性。

对于中华民族而言,现代化同样是不可逃避的历史命运。只不过,资本主义先行构造的世界历史秩序成为中国在近代被迫进入现代化进程的先在前提。“天朝帝国万世长存的迷信破了产,野蛮的、闭关自守的、与文明世界隔绝的状态被打破,开始同外界发生联系”。中华民族在近代的落后处境,使自身一度丧失了在历史发展中掌握历史主动的主体自我意识和能力,失落了在世界历史体系中的自主性发展权利和资格,从而使“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随着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中国现代化进程发生了决定性转折,开始与马克思主义密切联系在一起。二者联系的内在必然性就在于,只有马克思主义才能真正满足中国人民谋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国家富强的根本需要。马克思主义提供了发现、诊断、批判和超越现代性的理论框架和思维方式,它之所以具有巨大的现实力量,归根结底就在于,它赋予人民大众改变自身命运的历史创造活动以最坚定的理想信念,赋予人类实现自身解放的共产主义运动以最彻底的理论支撑,赋予人类文明形态的历史性变革以最现实的道路指引。马克思主义蕴含着中国人民探索和改变自身命运的主体性和能动性,它为彻底开展反抗封建统治和资本主义剥削的社会革命指明了现实的方向。“一个国家实行什么样的主义,关键要看这个主义能否解决这个国家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对于近代中国来说,只有通过彻底的社会革命,才能真正解构和变革使近代中国陷入贫困落后和遭受外来压迫的深层次制度根基,改变阻碍社会历史创造的政治经济建制,从根本上冲破根深蒂固的封建制度体系的束缚和资本现代性编织的权力支配关系网络。只有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中华民族才能重拾自己失落已久的主体性,重塑自己在现代化历史进程中的主体性身份,重构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历史地位,重新焕发出历史的主动精神,从而掌握现代化发展的主动权,投入到自身伟大的历史创造活动中。由是观之,马克思主义之所以成为中国人民的历史选择,是因为它为中国人民反思和解决自己的命运问题提供了最优的思想武器。如果中国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而展开彻底的社会革命,那么,中国革命就不能彻底达到自己的目的,也就不能终结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历史,从而消灭在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剥削压迫制度,摆脱近代以来任人宰割、饱受欺凌的悲惨命运。如果中国的社会革命不能完成自己的根本任务,那么中国现代化事业就不可能获得自己特定的社会基础、制度条件和前进方向,也就不可能建构起自己的独立性和自主性。正是马克思主义对西方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彻底性批判及其敞开的崭新社会主义方向,才为中国现代化事业和民族复兴带来了希望和光明的前景,也为中国共产党作为现代化事业的核心领导力量提供了科学的思想武装。

中国现代化事业与马克思主义的联系也不是抽象的。马克思主义虽然提供了揭示人类社会发展规律和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但并不是撇离开一切具体条件的抽象理论原则和绝对真理。如果以为未来的答案都可以外在地给予,“愚昧的凡俗世界只需张开嘴等着绝对科学这只烤乳鸽掉进来就得了”,无疑就会陷入无头脑的形式主义或教条主义。“中国革命和中国建设的艰难和危机要求理论的统一性、齐一性”,这有可能助长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教条主义倾向。事实证明,撇开特定的具体现实而把先验的原则强加到对象中去,不仅不能给我们的事业带来成功,反而只能把我们的事业引向歧途和失败。教条主义是马克思主义论断的主观化、形式化运用,它总是体现为脱离实际的虚假理论热情和形而上学的思想任性。与教条主义的斗争,成为中国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然要经历的内在环节。如果不能从根本上反对并纠正教条主义,就不可能真正确立起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此,毛泽东有着极其深刻的认识,并在同各种形式的教条主义斗争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从而提出了“一个结合”的重大命题。正是通过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才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确立起自己的主体性,巩固了自己的前提和基础,获得了自己的需要和主张,逐步拥有了自己的实质性内容。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以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从新的实践和时代特征出发,对推进“一个结合”提出了明确要求。

在继承发展“一个结合”重要论述的基础上,习近平进一步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新论断。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从结合的前提、结合的结果、结合的意义出发,深刻阐明了“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思想。可以说,从“一个结合”到“两个结合”,表明我们党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认识的理论深化和思想跃迁,是又一次重大的思想解放,是新时代我们党日益实现文化自觉的思想创新,也是我们党日益提升文化自信的理论表征。从本质上看,“一个结合”中的具体实际,不仅指向现有国情的现实内容,同时也包含着历史文化的内在环节。历史文化是现实的历史根基和文化血脉,它本身也是具体实际的内在组成部分,是具体实际不可割裂的内容。历史文化不是死的,而是活的,它潜存和蕴含于现实之中。在此意义上,“第二个结合”与“第一个结合”是一脉相承的。同时,在此基础上,把“第二个结合”独立地提出并着重加以强调,饱含着我们党在新时代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这一历史实际和文化实际的深刻历史自觉和文化自觉,表明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史根基和文化积淀的科学把握和深刻洞察,既是对具体实际认识的思想升华,也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规律性认识的理论创新。

相对来看,“第一个结合”侧重解决的是理论与实际之间的矛盾,强调一切要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立足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实际问题和实践要求,使理论能够在与实际的内在结合中得到现实的运用和发展,从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现实性向度,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现实的生命力和实践的创造力。“第二个结合”侧重解决的则是现代与传统之间的关系,强调要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要以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为指导,激活古老的中华文明,推进中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从而在结合中“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让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赋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更加宏阔深远的历史纵深,进一步拓展和筑牢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从而巩固和彰显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主体性向度,赋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以强大的历史穿透力和文化感召力。“第二个结合”是“第一个结合”的拓展、深化和提升,它为新时代新征程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开辟了广阔空间,也为中国式现代化的创新突破奠定了坚实的理论根基。

在新时代,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的飞跃,引领中国式现代化进入了创新突破的发展期。我们不仅成功推进了中国式现代化,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站在了新的历史起点上;同时,中国式现代化也从“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四个现代化”成功拓展,进入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崭新阶段,开启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的新征程。可以说,只有中国式现代化发展到特定的阶段和水平上,进入新时代的历史方位中,才能使它的本质规定性日益展露出来并获得真正的现实性。新事物的发展只有达到取得现实性成果的更高水平界面,方能使它的主体性特点决定性地挺立起来。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同步推进,使中国实现了从落后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再到逐步引领时代的巨大变革,也使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关联得到了充分的展开和实际的确证。正是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性飞跃中,中国式现代化重构和创新了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开辟了现代化的新道路。

二、中国式现代化重构和创新了现代化的叙事逻辑

从本质上看,“中国式现代化”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和中国标识的原创性重大命题,也是构建中国自主哲学社会科学知识体系的重要学术话语,蕴含着极为丰富和深刻的学理阐释价值和思想创新空间。

现代性是每个国家和民族在现时代必须获得的时代规定性,现代化是现代世界发展的普遍必然趋向。从普遍性和客观性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具有特定的时代内涵和文明内涵;从具体性和历史性的角度来看,现代化又具有特定的前提条件和现实基础。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建立在西方社会特定的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的根基之上,并不是可以随意抛弃它的前提基础就能获得的抽象存在物。中国式现代化不是国外现代化的翻版,它走的是一条完全崭新的现代化道路。从普遍性的角度来看,市场经济、民主政治、法治社会等都是现代化的一般规定性和共相特点。从特殊性的角度来看,现代化的具体道路和特点又不止于抽象的普遍性。西方现代化是建立在资本主义制度基础之上的。马克思关于资本主义制度研究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发现就在于,他敏锐洞察到,全部的资本主义生产在本质上都是为了交换价值而进行的生产。在马克思看来,这既是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动力根源所在,也是资本主义制度的非正义性所在。马克思由此提出了超越为交换价值而生产的制度安排从而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共产主义新制度构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正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并具有显著优越性和强大生命力的制度,它经历了动态演进、发展完善的过程,并经过了长期实践检验,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而不断完善和发展。实践证明,它是能够有效体现人民意志、保障人民权益、激发人民创造力的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依法治国有机结合起来,把理论创新、实践创新与制度创新内在统一起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自我完善中更加成熟、更加定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制度文明史上的伟大创造,它赋予中国式现代化以社会主义的性质和方向,也重构和创新了现代化的叙事逻辑,具体体现在以下方面:

(一)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叙事逻辑

在现代化的发展中,以何为主体,把何种存在者确立为社会发展的中心地位,是现代化过程中首先要面临的价值选择问题。资本主义现代化把抽象的个人作为主体。自笛卡尔提出的“我思故我在”这一论断开始,近代西方哲学便确立起从抽象的“自我”出发来规定一切存在的哲学观念,以此为西方现代化提供思想支撑。西方现代化推崇“个人主体性”,本质上不过是“资产者”的主体性,它把绝大多数劳动者排除在外,旨在实现资本自我增殖和资本家利益最大化,体现为以资本和资本家为中心的现代化逻辑,从而使绝大多数人被少数人所统治,最终导致人的异化状态和“人的本质的灾难”。在马克思主义看来,人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和动力,也是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和归宿。然而,马克思主义所理解的人又不是抽象的个人。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发展的真正主体和动力并不是少数“英雄人物”“杰出思想者”或特权者阶层,而是占社会绝大多数并对社会发展起积极推动作用的广大人民群众。马克思主义把“以人为本”与“人民立场”有机统一起来,主张变革资本逻辑占据主导地位的不合理社会关系及其制度安排,使无产阶级和广大劳动人民从体制性的压迫中彻底解放出来,并通过扬弃私有财产,使劳动、资本和财富抛弃其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在自由联合的真实集体中把人从物质必然性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最终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理想。

中国式现代化坚持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立场,把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追求作为奋斗目标,尊重人民主体地位,紧紧依靠人民,不断造福人民,牢牢植根人民,从而扬弃了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资本主义现代化模式。中国式现代化既体现为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又指向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人口规模巨大,是中国推进现代化必须面对的基本国情和客观实际。相较于小规模、小范围的现代化,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和最大发展中国家,要把如此巨大体量的人口全部纳入现代化进程,力求整体实现现代化,这在人类发展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在现代化发展过程中,大国和小国崛起的逻辑必然有所不同。中国式现代化既要解决巨大人口规模中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又要充分利用巨大人口规模所产生的巨大需求、巨大市场和巨大人口红利。只有自觉站在最广大劳动人民的立场上,才能使现代化事业获得最广泛的民心支持和民众基础,最终取得预期成果。中国式现代化坚持社会主义方向,把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动力和归宿,强调发展为了人民,把人民作为发展的目的,注重发展依靠人民,把人民作为发展的主体力量,注重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作为发展的归宿,从而确立起以人民为中心的崭新叙事逻辑。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大规模、整体地带入现代化,让全体人民共享现代化的发展成果,实现共同富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在对待资本的态度和方式上,中国式现代化体现出特有的创造性。通过创造性地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国式现代化既有效地利用资本,发挥资本作为重要生产要素的积极作用和“文明面”,使之服从并服务于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根本要求,同时又注重合理地规范、引导和驾驭资本,抑制资本无限扩张的本能冲动和可能导致的贫富两极分化状态,从而将之引导到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轨道之中。这一崭新的现代化路径有效防止了以资本逻辑为中心的现代化模式所造成的贫富两极分化的失衡状态,是现代化发展路径的崭新创造。

(二)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了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叙事逻辑

如何处理好现代化过程中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关系以及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类现代化发展的又一难题。马克思把现代社会理解为“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的发展阶段。在这一阶段,对物的依赖构成了人的独立性的中介和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对物的片面追求、占有和享受,造成了人的精神的贫困和空虚,使人陷入了片面的发展状态,一切需要和享受都被赋予了利己主义性质,人的精神和人的本质失去了内在的丰富性,整个社会由此走向失衡失序的片面发展状态。一方面是物质财富的极大发展,另一方面又是人的精神的“绝对的贫困”;一方面在控制自然和征服自然的无节制掠夺中不断实现资本的积累和财富的扩张,另一方面又导致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破坏和全球性生态危机;一方面是不断谋求对外扩张和全球霸权,另一方面则是自身政治制度日益暴露出内在局限和严重危机;等等。西方资本主义现代化集中体现为片面发展、知性对立和冲突失衡的现代化,它使人与社会的发展处于严重的异化状态,资本主义也由此陷入了全面的危机之中。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资本主义的现代化发展阶段是现代化的特定阶段和具体历史形态,它并不是现代化的终极形态和理想形态,必然会被更高的发展阶段和文明形态所代替。共产主义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科学理想,并不是“对整个文化和文明的世界的抽象否定”,它将超越和扬弃各种知性的对立,使各种矛盾进入到伟大的综合阶段,在更高的界面上实现了辩证的和解和全面的协调发展。

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了科学社会主义追求全面发展的价值理念,致力于克服现代化发展中的片面化弊端。对于中国的现代化发展而言,许多发展问题往往是叠加在一起的:既要解决发展速度的问题,又要面对发展质量的问题,同时还要处理好发展公平的问题;既要解决好发展不充分的问题,也要解决好发展不平衡的问题,同时还要关注发展可持续性的问题。“后来居上”的“并联式”“叠加发展”,内在地要求中国式现代化的各领域各方面要相互协调。中国式现代化秉持系统观念和辩证思维,坚持“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把推动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作为现代化的重要方针,坚持辩证的、全面的、平衡的发展观点,统筹推进现代化各领域各方面的关系,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的新发展理念,促进现代化建设各领域各方面相协调、相促进,从而推动人的全面发展和社会全面进步。在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从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协调发展,过渡到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的“三位一体”发展,再到进一步增加了社会建设维度的“四位一体”发展,提升到增加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建设维度的“五位一体”发展,充分体现了对现代化各个领域以及发展规律的认识跃迁,彰显了全面协调发展的价值旨趣。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变革了物质主义膨胀和导致生态危机的片面化发展模式,重构和创新了全面协调发展的现代化叙事逻辑。

(三)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了自主发展的现代化叙事逻辑

西方现代化本质上是自我中心主义和扩张主义的现代化,这一现代化模式体现为无止境的贪欲、增殖和积累,它以自我利益为中心,追求自我利益的最大化,并力求在扩张中维护自身的统治地位和霸权。西方现代化既植根于西方根深蒂固的绝对主义宗教传统与普遍主义的“救世”情结,也蕴含着希腊-罗马传统中的霸权主义文化基因,同时也受到西方资本主义贪得无厌的功利主义的“进步强制”原则的支配。西方现代化所塑造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集中体现为“中心和边缘”的结构关系,其中,发达的一方处于中心地位,落后的另一方则处于边缘地位。中心和边缘之间形成了支配和被支配的从属关系。在这种不平等的结构关系中,西方发达国家把自己的发展建立在对他国的压迫、剥削和殖民的基础之上,它崇奉“强权政治”和“国强必霸”的逻辑,以零和博弈的思维试图垄断发展优势,不断强化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依附性,巩固“核心国家”与“边缘国家”之间的“支配-从属”关系,以此谋求世界霸权和自身利益最大化。在资本扩张所推动的经济全球化进程中,资本主义现代化不仅通过血腥暴力来实现疯狂的资本原始积累,而且也把冲突、对抗和矛盾带到世界的任何一个角落。西方现代化塑造的全球资本主义体系,使发展中国家面临着追求现代化发展与让渡独立性之间的悖论,迫使发展中国家必须在这一不平等的体系结构中作出两难抉择。一些国家由此被迫走上了被动性、依附型的现代化发展道路,让渡了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失落了自己发展的自主性,被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所控制和支配,沦为其附庸。

中国式现代化不是被动性、依附型现代化,而是自主性、内生型的现代化。“中国式”这一定语不仅仅是表达和描述中国特色的概念,更重要的是它体现了中国现代化的主体性和原创性。中国式现代化没有走历史上一些国家依靠侵略和扩张实现崛起的老路,也不走依附性发展从而丧失自己独立性的弯路,而是坚定致力于探索出一条以独立自主的方式实现现代化的新路。中国式现代化植根于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蕴含着自强不息、内在超越的生命精神,五千年从未中断的中华文明塑造了中华民族一脉相承的主体性和自主意识。习近平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连续性、突出的创新性、突出的统一性、突出的包容性、突出的和平性。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及其积淀而成的强烈民族自信心和自豪感,成为中华民族饱经挫折磨难但依然刚毅坚卓、发愤图强的精神力量。这一主体性也使中国人难以屈从于外在的强制而甘愿沦为西方发达国家的附庸。马克思主义作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指导思想,它对现代性批判的深层旨趣正在于破除“抽象对人的统治”,倡导经由主体的自我否定而实现的自我发展、自我超越和自我完善。中国式现代化秉持了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自主发展和辩证否定原则,弘扬了中华文明独立自主的民族精神,强调从自身的具体实际出发,实事求是、独立自主,把发展放在自己的力量基点上,坚持自己的事情必须由中国人民自己做主,扎根中国大地,坚定走出一条自己的道路。在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中,中华民族不仅成为创造自身复兴叙事和民族历史叙事的发展主体,也成为独立自主并平等参与世界历史叙事的能动主体。独立自主是我们立党立国的重要原则,自主发展也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内核精神和崭新叙事逻辑。

(四)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叙事逻辑

西方现代化本质上体现为主客二元对立的知性思维,它在二元对立中谋求普遍主义的绝对统一性。这一思维模式体现出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立场,它把自我设定为宰制他者的主体,而把他者看成谋取自我利益的对象,它所体现的主体性是抽象狭隘的功利主义的主体性,这一主体性的伸张必然体现为追求自我利益最大化的殖民和扩张,最终造成自我和他者之间的紧张和冲突。可以说,当今世界无休止的冲突和战争,在很大程度上都与西方现代化的资本扩张及其推动有着内在的联系。西方现代化的资本原始积累过程充满了暴力和血腥,它通过战争的方式谋求对外扩张和殖民掠夺。在从早期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走向全球垄断资本主义的过程中,资本扩张的直接暴力掠夺形式被以“文绉绉的西服领带”的文明外衣所掩盖。现代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所谓的“新国际劳动分工”和新技术赋予资本的弹性空间以及跨国资本渗透等方式,来剥削不发达国家和地区。虽然其掠夺和剥削的形式有新变化,且更具隐蔽性和多样性,但掠夺扩张的本质并没有改变。从这一现代化模式所导致的实际后果来看,它给世界带来的是无休止的冲突动荡和严重危机。恃强凌弱、零和博弈等霸权霸道霸凌行径,只能导致人类的和平赤字、发展赤字、安全赤字、治理赤字日益加重。正是囿于这一矛盾冲突的知性思维,亨廷顿把西方文明史理解为一部“霸权战争史”,并想当然地以此把中国的崛起理解为“核心国家大规模文明间战争的潜在根源”。

事实上,中国式现代化展开的是与西方现代化的冲突扩张模式完全不同的新逻辑,这就是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叙事逻辑。中国走和平发展道路,是基于历史文化、现实国情以及未来趋势所作出的科学判断。中华文明具有突出的包容性和和平性,它所蕴含的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和平主义思想传统,从文化上内在地规定了中国不会采取对外扩张和霸权的形式来谋求自身发展,“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始终是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决定了中国不断追求文明交流互鉴而不搞文化霸权,决定了中国不会把自己的价值观念与政治体制强加于人,决定了中国坚持合作、不搞对抗,决不搞‘党同伐异’的小圈子”。马克思主义作为人类解放的理论,它对资本主义的彻底批判态度也决定了它所敞开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必定会实现对资本主义现代化发展方式的扬弃和超越。近代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的历史耻辱和创伤,也使以“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作为基本信条的中华民族在选择自己的现代化发展道路时,难以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之上。中国式现代化深刻地洞察到西方冲突扩张现代化模式的历史限度,牢牢把握了当今世界和平发展的时代潮流和文明交流互鉴的历史趋势,强调和平发展、合作发展和“永不称霸、永不扩张、永不谋求势力范围”,推崇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尊重与交流互鉴,积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弘扬践行人类共同价值,走出了一条“以合作取代对抗,以共赢取代独占”的现代化新路,从而向世界展示了共商、共建、共享、共赢的新图景。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创新了和平发展的现代化叙事逻辑,使现代化的发展摆脱了冲突对抗的旧逻辑轨道,推动了世界历史叙事从单边主义、霸权政治向多边主义、新型国际关系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转变,展示了世界历史叙事的新框架和新前景。

三、中国式现代化敞开的新文明意义和价值

中国式现代化是现代化发展史乃至人类社会发展史上前所未有的实践创新。中国作为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和东方社会主义大国,从自己的国情和实际出发,开辟出一条崭新的现代化道路,深刻改变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的历史性命运,深刻改变了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深刻改变了世界发展的趋势和格局。任何一个事物都要经历孕育、萌发和生长发展的阶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历史性任务。这意味着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在历史纵深上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拓展,日益占有和获得了自己的主体性,而且取得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大成果,从而抵达了自己新的历史方位。只有在新的历史方位上,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所具有的历史性意义才日益清晰地显现出来,并使之在中华民族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人类社会发展史的宏大坐标系中得到更为全面和客观的估量。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国式现代化所造就的不仅是世所罕见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稳定两大奇迹,也必然产生和造就全新的文明理念和文明原则,蕴含着人类文明形态的崭新创造,并因此而具有引领人类未来发展的新文明意蕴。

习近平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一重要论述精辟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人类文明新形态三者之间的内在一致性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规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性质和方向,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和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大实践成果和文明成果。其中,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开拓人类文明新形态的根本途径,人类文明新形态则是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所呈现的文明样态。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集中体现为人类文明的社会主义新形态。人类现代文明的发展会止于资本主义这一现有的历史性形态吗?马克思主义通过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批判,早就给出了否定的答案。在马克思主义看来,社会主义不仅体现为一种超越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同时也是一种更高的文明形态。但是,社会主义的文明理想或理想的文明形态要变成现实,真正获得实体性的内容并彰显出实际的优越性,必须通过创造性的现代化实践来实现。中国式现代化推动社会主义的文明理想与中国特定的社会现实相结合,丰富和充实了社会主义的文明内涵,从而使社会主义的文明精神在中国这片土壤上获得了它的具体化和现实化的形态。在资本主义现代化的进程中,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操作和构造了“东方与西方”“落后与先进”“传统与现代”等对峙性的差序话语,一度使先在展开的资本主义现代化获得了绝对的话语权力,在全球传播并输出了一种被抽象统治了的文明观。上个世纪末,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遭受巨大挫折,陷入低潮,各种“历史终结论”沉渣泛起。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终结了把“现代化等同于西方化”的论调,消解了西方根深蒂固的自我中心主义立场。中国式现代化辩证把握了现代化道路的普遍性与特殊性的辩证关系,变革了资本主义“被抽象统治”的文明观,刷新了对人类文明现代化发展道路的认知范式。中国式现代化彰显了社会主义文明的中国特色和显著优势,也使社会主义文明理想获得了现实成果,发展成为枝繁叶茂、果实累累的现实文明新形态。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了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使命任务。一方面,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中国式现代化所要实现的战略目标和远景蓝图,将是中国式现代化从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到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更高阶段;另一方面,这一高度发达的现代化又是以社会主义为本质规定的,它是社会主义现代化所抵达的新高度新境界。社会主义现代化与高度发达的现代化之间的有机结合,则意味着它使现代化在更高层次上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完成态。这一新形态不仅是现代化发展史上从未有过的,而且也是人类文明史上从未有过的。

中国式现代化所创造的文明新形态,也同时体现为中华民族文明的现代形态。如何对待自己的文化传统,是现代化需要面对的普遍问题,也是一种文明在精神上走向健全和成熟的重要标志。中国式现代化蕴含着中华文明的深层基因,它从中华文明的历史传统中走来。我们既需要将中国式现代化置于中华文明的伟大传统和历史根基中加以理解,深刻把握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华文明底蕴,又要深刻体会中国式现代化给中华文明开辟的新前景新形态。“文化即是一个生命。”中华文明是一个生命体,它必然也要经历成长的过程。任何文明形态都必然体现为民族性和时代性的统一体。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促进了中华文明的新飞跃。“在人类每一新的飞跃之中,他们都会回忆起轴心时代,并在那里重燃火焰。自此之后,情况一直如此:对轴心时代可能性的回忆和重新复苏—复兴—引发了精神的飞跃。”在人类文明的精神飞跃中,文化传统的火焰总是被重新点燃并照亮未来。中国式现代化始终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坚定文化自信,推进文化自强,并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中生成着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中华文明蕴含的四海一家、世界大同的人类情怀,为政以德、道之以德的德治思想,自强不息、革故鼎新的超越精神,天人合一、和谐共生的境界追求,和而不同、讲信修睦的社会伦理等,是中国人特有的宇宙观、天下观、社会观、道德观的重要体现。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它们都被重新激活并凝结、转化和落实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发展理念、道路与实践中。中国式现代化所敞开的天下观、世界观、社会观、历史观、发展观、义利观等等,既是对中华文明的文化基因和思想传统的传承和弘扬,也是新的时代条件下对传统价值理念和文明精神的创新和发展,是中华民族现代文明蕴含的新理念。

从根本上看,中国式现代化一方面重构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整体面貌,例如经济产业形态的改变、社会组织方式的变更、政治参与方式的改革等等,另一方面也重塑了人们的价值观念、生活态度、行为模式乃至心理结构。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经验”也重构了“中国体验”。“中国体验是这场大规模的社会变迁的观景之窗。”中国式现代化的探索重建了中国人的生活世界,也重建了中国人的生活伦理和精神谱系,促进了中国人精神的成长。它所带来的深入人心的精神历程和中国体验,促进着中华民族的文化心理结构发生着细腻的变动与革新,使新质悄然发于旧胎。这一生活世界持续性变革所产生的情感结构、文化自觉、价值认同等社会内容和形式,正以或显或隐的形式微观地作用于人民大众的日用常行和生活实践之中,并发挥着文明濡染之功效,成为当代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内在有机组成部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本质上体现为中华文明的复兴。可以说,中国式现代化激发了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活力,促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有机融合,使曾经在近代一度蒙尘的中华文明焕发出勃勃生机,获得了崭新的时代性内容,绽放出新的时代魅力和风采,开拓出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形态。

从世界历史的视野和人类文明的视野来看,中国式现代化正在敞开并日益彰显其新文明的意义和价值,将引领人类文明走向和人类文明形态发生历史性变革。可以说,当今世界和时代发展的矛盾和问题日益凸显,这些矛盾和问题已不是某一领域、某一方面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整体性问题,是在现代化过程中日益积累、集聚并上升为文明层级的复杂难题。“核战争的可能性,生态灾难,不可遏制的人口爆炸,全球经济交流的崩溃,以及其他潜在的全球性灾难,对我们每个人都勾画出了一幅令人不安的危险前景。”人类文明发展正面临着高度的风险性。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现代性文明的彻底性批判表明,人类文明未来的发展不能栖息和停留于已有的旧形态,它在积极消化、吸收和占有现代文明现有成果的同时,必须扬弃它的历史形态而达至更高的文明境界。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不仅对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中华文明的现代发展具有重大的历史性意义,而且对人类文明的未来走向将产生深远的影响。中国式现代化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道路,也是赓续中华文明历史文脉和谱写中华文明当代华章的根本道路。中国悠久厚重的历史文化、超大规模的人口数量、巨大的经济体量以及独特的社会制度,加之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大国地位和作用,使中国式现代化给整个世界和人类文明带来的影响也必然是世界性和历史性的。中国将世界五分之一的人口带入现代化,会大幅度超过现有发达国家的人口总量。它将改写现代化的世界版图,并从根本上改变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处境,显著改变世界发展的整体格局。更为重要的是,中国式现代化在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中,提出了一系列超越西方现代性文明原则的重要理念,探索了改变人类生存处境的文明实践,对人类文明发展产生着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新的文明形态意味着新的生活方式、生存态度和价值体系的重新构造,它显然不是头脑中抽象的理论构想,而是需要实践的探索和现实道路的支撑。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孕育和产生的新发展理念、全过程人民民主理念、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生态文明理念、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文明交流互鉴理念等等,无不蕴含着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思想原则和文化精神,也为解决人类的现代性困境和全球性问题提供了颇具引领性和未来性意义的中国理念、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在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中,这些理念日益获得整全的理解和积极的实践,也使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内涵和意义愈发彰显,从而向世界展示了“发展中的中国”“开放中的中国”“为人类文明作贡献的中国”。在此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是蕴含着新的文明理念和文明追求的更高文明形态的创造,是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文明创新和文明开拓。

从历史的观点来看,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生成和创造必然是一个历史过程。只有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民族发展实践和文明探索,才能承担引领人类文明走向未来的历史使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是我们在新时代新的文化使命。这一文化使命的提出,表明我们党在新的起点上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自信和文明担当。在西方现代文明的历史性局限已经充分暴露之际,人类文明的发展亟需新的文明理念的引领以及新文明形态的创生和突破。从中国式现代化所展示的新文明意蕴来看,人类文明的历史性变革必定会蕴含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巨大而丰富的社会历史经验。人类文明的发展如果忽略了中国式现代化这一创造性的实践,则必定会产生巨大的失误,从而将在困境中摸索更长的时间。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国式现代化开辟的文明新形态正在积极地创造、发育和成长之中,它将引领人类文明形态发生历史性转变,对人类文明的未来产生不可估量的深远影响。

作者单位:东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部

原文刊载于《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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