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世山:华夏文明兴起的考古学观察——以考古学文化变迁和聚落的“生长”为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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牛世山  

 

华夏文明指汉族的前身以华夏族群为主体创造的文明,为西汉帝国以前古代中国最重要文明之一。

华夏族的形成和发展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历史阶段,大致包括新石器时代晚期到周代。传世文献所见,周王朝及其分封国家与周边其他国家间,主体族群具有明确的身份认同,最明显的是华夏与四夷的分别,有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若线”(《公羊传·僖公四年》)、“微管仲,吾其被发左衽矣”(《论语·宪问》)之说。其他如《尚书·大禹谟》所谓“无怠无荒,四夷来王”、《孟子梁惠王》“莅中国而抚四夷也”、《礼记·王制》之“东曰夷、西曰戎、南曰蛮、北曰狄”,说的是中国人与四面族群有一定区别。即周人国家的主体族群自称夏、诸夏,总称华夏族,是具有共同地域、共同经济和文化生活的共同体,以区别于四邻的夷、蛮、戎、狄等族。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所见,夏、商王国的主体族群的身份认同与周代类似。如殷墟甲骨文所见,商王国具有中土与四土的地理空间划分,商王国的中心居于中原中心地区,周边分布有其他族群和国家,其中商王国是华夏国家的总代表。研究者认为,华夏族群的形成期早到史前时期。徐旭生先生认为中国上古传说时代的族群集团有炎黄集团、东夷集团和苗蛮集团[1],再加上大致同时存在、至迟在周代兴起于东南的百越、北方的白狄、西方的西戎[2],大体涵盖了当时几个大的族群集团,其中炎黄集团与周代的华夏族群集团一脉相承。华夏族群集团与周边其他族群集团不断兼并、融合,逐渐形成的稳定的族群共同体,创造出灿烂的华夏文明。这些认识虽然是基于传世文献得出的,但在今天仍然具有重要价值。

学界对华夏文明的探讨,常将其放在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大背景下进行文化史学的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形成和发展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重大的影响,在世界文明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中国文明起源与形成的研究是重大学术课题之一,也是很长时期以来的热门话题,在今天仍然是关注的重点。中国古代文明是什么时候起源的,什么时候进入文明阶段的?回答这个问题,不是一、两句话所能说清楚的,但现在可以这样说,中国古人是从原始的野蛮状态逐步向文明社会前进的,并不是从哪一个早上中国就进入文明社会的门槛里了。这种认识,经过了很多学者的不断探索,其中不仅有理论与方法的探索、创新,也经过了数十年的研究历程。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理论与方法探索是重要的方面。正如严文明先生所说[3],研究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需要将它放在人类古代文明研究的大背景下来研究,因为中国古代文明是全人类古代文明的一部分,只有放在这个大背景下,才能认清中国古代文明的特点及其在世界文明发展史上的地位与作用。同时,需要以考古学研究为基础,实行多学科的合作,进行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世界上最著名的古代文明,诸如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古埃及文明、古印度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和印加文明,无一不是基于考古的发现和研究,再结合其他学科的综合研究才逐渐清晰起来的。

作为一个重大学术问题,探索中国古代文明的起源是从近代开始的。晚清以来,随着西学东渐、近代意义的历史学的建设,构建真实的中国上古史成为历史学的重要任务。20世纪初,以田野考古为基本特点的考古学传入中国,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走上了基于考古学研究的轨道。1921年,瑞典人安特生发掘河南渑池的仰韶遗址,拉开了中国现代考古学的序幕。安特生把仰韶文化称之为“中华远古之文化”,他认为找到了中国历史文化的史前源头,但此后又推测中国文化是西来的。1928-1937年的殷墟考古,证实商代晚期已经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同时期对龙山文化与商文化的研究,使许多学者坚信中国文明是本土起源的。梁思永先生在1939年从10个方面论证了龙山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明确提出龙山文化是中国文明的史前期之一[4]。从1952年开始对郑州二里冈的发掘,确认郑州商城是一座商代前期的都城遗址,那时的商王朝已经达到很高的文明水准。1959年,徐旭生先生为寻找夏墟而发现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5],邹衡先生首先提出二里头文化是夏文化[6],现在学术界普遍认可二里头遗址为夏都、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属于文明时代也已无异议。夏代文明的产生也不是一朝一夕的事,之后必然有一个逐渐走向文明的过程,中国文明的起源还要追溯到更早的时期——新石器时代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目前学界关注的时段主要在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时代。姜寨仰韶文化遗址出土了黄铜质文物,为公元前4700年左右;仰韶文化时期不仅已出现了铜制品,并且已经出现了如甘肃东乡出土的青铜刀,这说明在中国大地上已经出现了冶铜技术,只是因技术不成熟,所以还没有出现更多的铜制品,此时已进入铜石并用时代[7]。龙山时代,与冶铜有关的遗物及地点明显增多,冶铜技术真正取得了突破。其中登封王城岗的王湾文化遗址出土的青铜容器残片[8],形制同于同时期的陶鬹。这种具有中国本土特征的铜容器的发现证明,当时铜冶铸技术已经在中国大地真正扎根,中国特色的青铜文化正在形成。这个时期是华夏文明起源的重要时期。1996-2000年实施的“夏商周断代工程”,重点发掘了二里头、郑州商城、殷墟和西周时期重要遗址,通过多学科研究,构建了夏商周时期比较准确的年代标尺,对夏商周文明认识也更为全面。2001年以来实施的“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对公元前3500年至公元前1500年左右考古学文化作综合研究,探讨这个阶段的经济和文化进步、社会复杂化到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过程,回答中华文明形成的时间、地域、过程、原因和机制等基本问题。这两个项目取得了重要成果,比较充分地揭示出早期中华文明的丰富内涵和古代文明的辉煌成就。

综合文献记载和学界的研究可知,华夏族群的活动地域以中原为中心,核心区在今天的河南洛阳、郑州一带,这里的地理地貌为洛阳盆地、嵩山山地及其东南面的颍河上游及其支流双洎河、汝河的河流阶地。所在地区的考古学文化及交互文化圈,是当时族群所在的社会发展与人群交流关系的反映。传统观点认为,华夏文明的兴起,是以夏王朝的建立为标志,在考古学文化层面是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的中心在河南洛阳盆地,此后历史上长期为中原文化的核心区。在夏王朝之后有商、周王朝前后相继,它们的建立和发展都离不开夏王朝中心地区这个根基,三个王国的统治核心区都包括洛阳盆地。所以司马迁《史记·封禅书》所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毫无疑问,夏王国的建立是华夏文明演进上的重大事件,一般将此等同于考古学上的二里头文化的形成和兴起,并作为华夏文明兴起的标志,但这还有重新讨论的余地。如果以有关地区考古学文化变迁与聚落的“生长”为视角,结合传世文献证据可见,在二里头文化之前,以王湾三期文化为代表的中原龙山文化阶段,其中出现了一些重要现象,可视为华夏文明崛起的标志和关键片段。下面通过中原及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以及聚落的演变,就此方面做概括性的讨论。

自20世纪20年代仰韶文化发现后,直到60年代,中原地区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文化一直是学界的关注的焦点。加上后来夏、商、周王国兴起于中原地区,在传世文献里,有关文献文本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中原中心论是深入人心的。但50年代以来越来越多的考古发现使苏秉琦先生认识到,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各考古学文化的渊源、特征与发展道路差异很大。他经过十年(1965-1975年)的思考,将中国境内新石器时代考古学文化分为六大文化区系[9],它们是:(1)以燕山南北、长城地带为中心的北方;(2)以山东为中心的东方;(3)以关中(陕西)、晋南、豫西为中心的中原;(4)以环太湖为中心的东南部;(5)以环洞庭湖与四川盆地为中心的西南部;(6)以鄱阳湖—珠江三角洲一线为中轴的南方。这六大区系内,还可以划分出不同的地方类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了中国古代文明起源的模式和道路。这个理论性思考不仅有前瞻性,还有重要指导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学界的讨论很多是在这个思考的背景下。

基于区域考古学文化的演进探讨华夏文明的兴起,一方面要以中原为视角,梳理中原地区从新石器时期中晚期以来到商周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体系及其传统的演变,主要关注本区域的文化内部发展的阶段性;另一方面,还要超出中原视角,梳理中原与外部其他地区文化的交流和激荡,关注中原文化的扩张和辐射力,明了中原文化与外部其他区域文化的强弱转换态势。有关这方面的讨论已比较多,代表性的如赵辉先生对史前方面的研究[10]。

在新石器晚期和铜石并用时代,黄河中、下游、长江中下游等地区各自延续了新石器中期以来的文化传统,逐渐形成各区域文化体系间相对稳定的格局[11]。

大约在公元前5000-前3600年,黄河中游地区是仰韶文化系统,其中在关中、豫西和晋南地区前有半坡文化,陶器群以炊器夹砂罐为核心;其后庙底沟文化明显兴盛起来。在它的东面,以嵩山为中心的郑洛地区,有与庙底沟文化同时兴起的有大河村文化,陶器群以釜形鼎和罐形鼎为核心。豫北冀南有后冈一期文化,大致与半坡文化相当,陶器群以圆腹鼎、圜底釜等炊器为核心。黄河下游地区有大汶口文化,有以炊器鼎(盆形、罐形、釜形和缽形)为核心的陶器群,分布区覆盖整个山东半岛,中晚期向西、向南扩展到豫东、安徽淮河流域。长江中游地区有大溪文化,有以炊器罐形釜为代表的陶器群。这个阶段,中原文化与其他地区的空白地带大多消失,人群的交往自然密切起来,考古学文化所见相互联系明显增多,如在中原周边的其他地区出现了仰韶文化风格的彩陶如红顶钵,一般认为是受仰韶文化影响所致。其中庙底沟文化的对外影响更加明显,如具有该文化典型风格、以弧边三角为主要构图的花瓣图案的彩陶出现在东边的大汶口文化、南边的大溪文化、乃至东北地区的红山文化中。与向东、南的影响不同,庙底沟文化最大的变化是向西扩张到甘青地区,向北到达陕北和河套地区,这明显是因为人群向外迁移的结果。当然此时也能看到四面向中原影响的因素,但明显要弱于仰韶文化体系的对外影响力。

大约在公元前3600-前2900年,即一般定性的仰韶文化晚期阶段,在中原中心区、原庙底沟文化中心区之后是西王村文化;郑洛地区有大河村文化依然延续。相比前一阶段,这个阶段仰韶文化体系对外辐射力明显弱,相反,外部文化对中原地区的影响明显很大,尤以东面的大汶口文化的影响最大。大汶口文化中期主要向西、西南扩展,分布范围覆盖豫东和皖北的地区,势力明显扩大。在西面,大汶口文化的因素直达嵩山东南的双洎河、颍河、沙河上游流域,这些地方的遗址中出现大量大汶口文化的因素,如釜形鼎、罐形鼎、背壶、高柄杯、浅盘豆、盉等;甚至在中原核心地带的洛阳盆地出现了大汶口文化的墓葬,明确可证大汶口文化的人群向西进入中原腹地,这些情况说明大汶口文化不仅向西影响到中原地区,而是把势力范围推进、扩张向中原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2900-前2600年,承西王村文化之绪,庙底沟二期文化从晋南兴起,器体粗犷、带横篮纹风格的陶器群迅速散布到关中、豫西和郑洛地区,黄河中游地区的文化面貌统一性增强,但有的地区地方性特点明显,如郑洛地区的大河村五期遗存明显保留有之前的大河村文化传统。陶器群中盛行三足器的炊器(如盆形或罐形的鼎、袋足斝,早期流行平底盆形鼎,晚期则流行罐形鼎)。这个阶段,区域文化格局的最大的改变是庙底沟二期文化的分布区扩展到豫东地区,这里原属于大汶口文化的传统分布区,这种转换可见庙底沟二期文化作为强势的一方,将豫东地区纳入中原文化的势力范围[12]。但在向南方向,庙底沟二期文化与以江河平原为中心的屈家岭文化对峙于豫南地区。

大约在公元前2600-前2000年,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王湾三期文化成为中原地区的主体文化,其统一性增强,分布区扩大,除了具有典型文化风格的郑洛地区,黄河北面的豫西北的文化面貌也几无差别;周围还有后冈二期文化、三里桥类型、造律台类型、下王岗类型的文化风格与之有很多相似之处。晋南的陶寺文化、关中有客省庄文化与之有一定联系。这个阶段,王湾三期文化作为攻势方,将势力范围向东和南扩展。在东方,王湾三期文化影响下形成的造律台类型的分布范围向东已扩展到今大运河一线,表明在到龙山时代,中原文化不仅将豫东地区完全控制,还向东进一步压缩了东方由大汶口文化发展而来的龙山文化的势力空间[13]。在南方,王湾三期文化后期阶段扩展到石家河文化中心的江汉平原,导致石家河文化的衰亡[14]。

大约在公元前2000-前771年,是人们熟悉的夏商周时期。先是以二里头文化为代表的夏文化以中原腹地为基地,在进一步稳固了原王湾三期文化的势力范围的基础上,文化影响力向东南扩展到安徽淮河流域,向西扩展到关中东部,向北扩展到晋中地区。随后商王国建立,以二里冈文化为代表的商文化迅速占据了原二里头文化的分布区,势力向四面扩张,东到山东半岛,南越长江,北抵河北中部;中心与边缘的考古学文化面貌高度一致。《吕氏春秋·似顺论·分职》说:“汤武一日而尽有夏商之民,尽有夏商之地,尽有夏商之财。”这绝非虚言。周人灭商后,又在商王国的势力范围的基础上向外扩张,北越燕山,东南越过长江,西达甘肃南部。西周文化以关中、晋南最为典型,其他地区者本土原有的文化风格浓厚。

以上通过对新石器晚期到周代4000多年的文化格局及其变迁的梳理,我们看到,新石器晚期以来,以中原为中心的黄河中游与以黄河下游为代表的东方、以长江中游为代表的南方,组成史前文化体系中的相对稳定三角,三者的这种格局在很长时期也是相对稳定的。中原文化的兴衰,主要是与东方、南方文化相互影响、竞争甚至剧烈对抗的结果。相互影响方面,表现为非日常使用的特型物向对方文化区的流传,如早期中原彩绘陶的外传,还有玉器从原产地、中转地向消费地的输送等也输入此类。仰韶文化晚期,中原腹地受到大汶口文化的冲击,表现为后者的以炊器为核心的日常使用的成组甚至全套用器出现在中原,原有的文化因素明显减少,这绝不是文化影响的结果,而是大汶口文化的势力向中原推进、人群迁徙造成的,也反映了东方大汶口文化所在的社会的实力明显强于中原。到王湾三期文化,以炊器为核心的日常使用的成组甚至全套用器向东、向南分别扩展到龙山文化、石家河文化的分布区,这明显是竞争甚至剧烈对抗的战争的结果,从而使后两者的文化削弱甚至消亡。因中原文化势力扩张,造成中原、东方、南方的三方文化体系从很长时期保持相对稳定的格局,到中原崛起、一超独大,原来三个区域间文化体系相对稳定、三足鼎立的均势格局被彻底打破而出现新局面的重大改变。虽然王湾三期文化向东尤其向南远距离扩张明显,但与西邻的三里桥文化、北邻陶寺文化仅为影响关系,说明他们所在的人群政治实体间的关系应该以相互协调为主要方式,而不是以剧烈对抗的战争方式为主流。中原文化的崛起,意味着三方力量对比的失衡,中原文化地域更广、其人群的政治实体的力量更强,其他区域的力量更弱,再也无力与中原文化所在的政治实体对抗。此后,夏、商、周王国基于中原文化长期的历史积淀和丰厚的滋养而相继兴起是水到渠成的事。因此,从三大区域文化传统的变迁可以说,以中原为基础的华夏文明兴起的标志,就是王湾三期文化扩张而导致中原文化一超独大局面的形成。一个人群的政治实体的力量强大,常常会出现对外扩张的情况,文化也强盛,对外辐射力强;反之亦然,古今同理。

上古群体社会的兴衰强弱,人口是最重要的因素。反映在考古学文化层面,就是遗址(聚落)的数量、规模、等级变化以及中心的迁移等。下面对以郑洛地区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的情况进行讨论和分析。

新石器时代中期,中原地区是裴李岗文化及其类型分布区。20世纪90年代初统计该文化的聚落(遗址)有70多处[15],最新统计已发现160处以上[16];其中郑洛地区的,2000年统计有68处[17]。聚落分布以今天的嵩山山地以及东南的双洎河、颍河、汝河阶地最多。仰韶文化阶段的,据统计有5000多处(包括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或大河村文化阶段),其中河南境内1000多处[18]。据2000年统计[19],仰韶文化前期(指半坡文化和庙底沟文化阶段),郑洛地区的聚落遗址总数为238处,比裴李岗时期的68处(1990年前数据)增加了3倍左右。仰韶文化后期(指大河村文化、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郑洛地区的聚落遗址总数为357处[20],比前期增加了三分之一。据20世纪90年代初统计,“中原龙山文化”(包括庙底沟二期文化和王湾三期文化阶段)有上千处[21],后统计有1400多处(含庙底沟二期文化的)[22]。其中王湾三期文化的有六七百处之多[23];其中郑洛地区的王湾三期文化聚落遗址总数已达516处,较之于仰韶后期的357处增加了159处[24]。此阶段豫中和豫北一带遗址的数量增长最快。此后的情况,据2003年前后统计,二里头文化遗址200多处[25](基本是河南境内的),最新统计达793处[26],但比龙山文化阶段要少。

前述2000年统计数据可见,郑洛地区的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遗址,裴李岗文化与仰韶文化前期、仰韶文化后期、王湾三期的数量之比为68:237:356:516,显示后面阶段较之前有较多增长。据1997-2007年洛阳盆地东部(洛阳盆地东部1120平方千米的范围)调查,该区域仰韶文化与龙山阶段的遗址数比以前调查的应该还要更多。如2000年统计整个洛阳盆地有仰韶文化遗址74处[27]、洛阳盆地中东部(洛阳、伊川、宜阳、孟津等地)王湾三期阶段的有186处[28]。1997-2007年调查所见,仅洛阳盆地东部的仰韶文化遗址有228处[29],超过了2000年统计的整个洛阳盆地的数据;可明确细分的,仰韶早期者20、仰韶中期者77、晚期者146处,遗址数量显著增加;龙山文化阶段的,龙山早期(庙底沟二期文化阶段)61处、龙山晚期(王湾三期文化阶段)156处,另外25处遗址只能定到龙山时期;与仰韶晚期的146处相比,龙山早期的数量明显减少;到龙山晚期(王湾三期文化阶段)晚期比龙山早期(庙底沟二期阶段)的遗址数量增加了1.5倍,略高于仰韶晚期的遗址数量;二里头文化时期的遗址有207处,也是增加了。

现在缺乏商代及以后包括中原地区在内的大区域的数据,有关文献记载中有一些信息。文献记载,商人建国后都城经多次迁徙,《世本》记载有亳、隞、相、邢、奄、殷等地,其中多已确定所在。殷墟甲骨文所见商代晚期共有诸侯46个[30],每个应该最少有一处都邑。周人灭商,迅速占据商王国的地盘,大封诸侯。《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士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荀子·儒效》:(周公)“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这些诸侯国都会有都邑。清顾栋高的《春秋大事表·春秋列国都邑表》统计有周、鲁、齐、郑、宋、卫、曹、邾、莒、杞、纪、徐、晋、虞、虢、秦、楚、陈、蔡、许、庸、麇、吴、越等二十四国的都、邑超过351座。实际数量应该更多,许宏统计周代城址有657处[31]。

有关商周时期的情况,1997-2007年洛阳盆地东部的调查数据提供了重要参考。调查共发现二里冈文化(商代早期)遗址120处,其中明确为二里冈文化下层的36处、二里冈文化上层的65处,还有33个遗址只能定到二里冈文化阶段;属于商代晚期(殷墟文化阶段)的遗址60处[32]。相比之下,商代遗址数量比以前明显减少。西周时期的遗址数量与商代近似。东周时期的数量则明显超过了此前以仰韶文化阶段为最高的峰值,达到294处。

从遗址(聚落)数量的历时性看,从裴李岗文化到仰韶文化早期,在超过2000年的时段,聚落数量在缓慢增加。从仰韶文化晚期开始到王湾三期文化以及之后的二里头文化阶段,在长达1000多年的时段,河南境内的聚落数量增加速度提升,尤其是二里头文化的时段比前两个文化阶段大致减半的情况下,遗址数量没有减少,而是增加了。但商、西周时期明显减少了。东周时的数量明显增加,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相应地,聚落密度也随之变化。以洛阳盆地东部调查区域1120平方千米的范围(均可宜居)为基准,可知仰韶文化阶段平均5平方千米就有一处聚落,庙底沟二期阶段大减,王湾三期阶段的密度比仰韶文化时期略低,二里头文化时期比王湾三期阶段有所提高。商、西周时明显降低。东周时聚落密度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区域内聚落的增加,自然是人口增加的结果。但聚落数量的减少,未必反映当时聚落总面积的减少与人口的减少。因为一方面,从王湾三期文化开始,单个中心型聚落的面积增大,大中型聚落的数量增多,尤其是像郑州商城、殷墟大邑商这样的超级大城市的出现,一个超大型城市的面积相当于很多中小型聚落的总面积,因而能吸纳更多的人口。或许还反映了另一种情况,因为王国的扩张,一些人迁徙到王国的边缘地区,导致中心区域人口减少,聚落密度也降低了。洛阳盆地调查说明,东周时期的聚落数量明显增多,且增幅较大;聚落密度也增加了。相应地,聚落总面积也应该增加。再加上这里的东周王城等几个大中型城市,反映东周时期中原中心地区比以前人口有了明显增加。

从区域聚落等级看,在中原地区,裴李岗文化的聚落(遗址)面积不大,小的为数千平方米,大的数万平方米。以等级划分,强分或可分为两级[33],实际上属于同一等级[34]。总的来说聚落分化不明显,由此侧面可知当时的社会发展水平低。到龙山文化阶段,区域聚落明显分化,出现了面积更大的聚落。陈星灿、刘莉等对伊洛河下游的坞罗河和干沟流域进行了区域系统调查。在调查中共发现龙山文化时期的聚落12个,根据遗址的面积对其进行了分级,可分为10万平方米以下和10万—20万平方米两个等级,其中最大的罗口村东南遗址面积约20万平方米[35]。赵春青同样按照聚落的面积将嵩山南北的王湾三期文化分布核心区内的聚落划分为4个等级:100—40万平方米为一级聚落,40—15万平方米为二级聚落,15—5万平方米之间为三级聚落,5万平方米以下为四级聚落[36]。张海按照不同的地理单元对洛阳盆地、郑州地区、颍河中上游地区、洛河中游地区、伊河流域、沙颍河冲积平原六个地理单元内的聚落等级分别做了划分,划分为二至三个等级[37]。二里头文化发现有793处聚落,或可分都邑、次级中心、一般中心、基层四级;其中二里头遗址面积达到300万平方米,属于最高一级的中心性聚落,其他的聚落面积明显小[38]。商周时期的聚落数量及其等级情况没有详细统计数据,但比以前最大的变化是商代出现了面积超大的超级都城,如郑州商城由内、外城两部分组成,内城呈长方形,周长约6960米,其中东、南两墙各长约1700米,西墙长约1870米,北墙长约1690米,面积290万平方米;加上外郭城区,总面积达1300万平方米[39],这个规模,与数百年后的东周时期人口明显增加的形势下中小国都城的规模接近。殷墟作为商代晚期的都城,一般认为有30平方千米、即3000万平方米;据笔者计算近26平方千米,直到战国晚期时最大的城址燕下都的规模与之相当。西周时期,作为最高一级的都城的规模大多在数百万平方米,明显要小。

众所周知,夏商周时期是等级社会,从聚落—城市的视角看,当时的王都是最高一级,具有唯一性,其他性质的城市和聚落依性质具有相应等级,但都达不到最高等级[40]。在夏商时代,邑是居民聚居点的通称。商代只有大邑、小邑之分,如商代晚期的都城叫大邑商[41],殷墟甲骨卜辞中有关于邑的记录。商代的邑,据其规模及性质可分王邑、方国邑、诸侯臣属邑与其他中小族邑等四大类[42]。文献记载周代的都邑等级很明确,分周王都城、诸侯封国都城、宗室或卿大夫封邑;加上其他低级的小邑。其中最高一级的王都或被称为“国”,《考工记·匠人营国》开篇说:“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其中营国指的是营建王城,即周王的都城才称国。《左传》庄公二十八年:“凡邑,有宗庙先君之主曰都,无曰邑。邑曰筑,都曰城。”以宗庙先君神主牌位之有无来区分邑或都,应该是周代礼制反映在城邑上政治化、等级化的表现。但到战国时期,都专指有宗庙的城市的情况应该大为削弱了,出土地下文字资料所见,当时的燕、齐等国的城市普遍称为都,其他各国的多称郡、县。综合来看,周代城邑分国、都、邑以及下面的小聚邑四级[43],与商代同。比照商周时期的情况,新石器和铜石并用时代的聚落等级分三级是合理的,可称为都、邑、聚。《吕氏春秋·贵因》:“舜一徙成邑,再徙成都,三徙成国。”《史记·五帝本纪》也说:“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这类记载是有道理的。

夏、商、周王朝的都城在当时处于最高等级、居于首屈一指的地位,夏王朝之前的情况是不是这样呢?这里略作分析。从仰韶文化以来,随着人口的增长和聚落的发展,区域中心出现。学界对中原地区王湾三期文化的聚落等级尤其关注。赵春青认为王湾三期文化的聚落可分三大聚落群,其间呈“主从式环状布局”,其中分布于郑洛地区、以伊洛平原为中心的A群是主体聚落群[44]。张海将王湾三期文化按河流流域分布的不同划分聚落群,如洛阳盆地的聚落分为伊洛河南、北两组,颍河中上游地区分为上游的登封盆地聚落群和中游的禹州平原聚落群,还有洛河流域的洛河中游聚落群和伊河流域的伊川盆地聚落群、白降河流域聚落群和嵩县盆地聚落群,等等,并提出了“中心聚落—城址”的模式,以嵩山东南地区的社会发展程度最高[45]。王立新同样将颍河中上游的聚落分为王城岗聚落群和瓦店聚落群[46]。钱耀鹏以中原龙山城址为基准进行划分,将王湾三期文化分为以王城岗、古城寨和郝家台三个城址为中心的聚落群[47]。这些聚落群中都发现有大型聚落中心,面积在百万平方米以上,但还没有一个可与龙山文化时期其他文化的中心型聚落或城址相当规模的。可对比的例子如晋南地区陶寺文化,分布区限于晋南,分布区域明显比王湾三期文化的要小。它有中心性城址——陶寺城址[48],面积足有300万平方米。与陶寺中晚期大体同时的绛县周家庄龙山环壕聚落也具有相似的规模,壕以内面积约300余万平方米,龙山时期遗存分布总面积约450万平方米[49]。与陶寺一山之隔的曲沃方城遗址也有300万平方米[50];当然方城遗址的面积只是踏查后的估算,没有经过钻探,或许实际面积要小一些。王湾三期文化分为几个聚落群,各群所占区域面积大小不同,各群的地位应该不是对等的,大群的最大聚落应该在整个文化中居于中心地位,即以伊洛平原为中心、北越黄河到焦作一带的聚落群为该文化的中心区。但在王湾三期文化中迄今还没有发现像陶寺城址这种规模的中心聚落。比照陶寺文化的情况,按理说王湾三期文化也应该有像陶寺城址这种规模的聚落,或许还不止一个。与后代对比,王湾三期阶段中心聚落的规模或与二里头遗址的规模相当,自然应小于商代都城的规模,也就是说,王湾三期文化阶段应该没有出现商代那种超级王都规模的聚落。

中原地区的中心在地理空间上有阶段性的不同。综合学界研究可见,仰韶文化体系的半坡文化阶段的中心在关中东部,庙底沟文化阶段的中心到了豫西,西王村文化阶段的中心在晋南。王湾三期阶段的中心在洛阳盆地,夏商周阶段也是如此,所以司马迁在《史记·封禅书》篇说“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间。”

通过对中原及邻近地区考古学文化的变迁以及聚落演变的观察,综合学界的研究成果,可推知华夏文明崛起于中原龙山文化时期。并获知如下一些认识:

1、龙山晚期中原龙山文化的向外扩张(向东、南明显),势力所及,东到以山东为中心的龙山文化的势力范围(如豫东及以东),向南远距离推进到石家河文化中心的江汉平原,此前很长时期三个区域文化系统相对稳定的均势被彻底打破,出现华夏联盟国家一超独大的新局面,这是华夏文明崛起的标志之一。从此以后,华夏文明的强势地位一直保持到春秋晚期。此后经历春秋五国称伯、争长,到战国七王争霸,最终为华夏国家的秦国完成国家统一。

2、从聚落与城市的变迁看,华夏文明与国家发展中,在仰韶文化阶段邦国国家产生后,聚落分级有三级,即都、邑、聚,其中都一级的规模达上百万平方米。龙山文化阶段是初期王国阶段,都城的规模达到数百万平方米。夏商周王国阶段属于成熟王国国家阶段,聚落“生长”、出现了更高的第四级——国(超级王都),规模达到数百万乃至上千万平方米,都城规模一超独大。

3、从王国兴起后,王权的传递与更替有阶段性变化。自从有了国家,必然存在对王权的争夺。华夏文明和国家发展中,各国家对王权的争夺存在不同的形式和阶段性特点。在邦国国家阶段,华夏族群内部相互争战或联盟。在初期王国国家阶段的五帝时代,内部以联盟为主要形式,在文化上表现为以融合、多元为特点,不像后来商王国采取激进的同化方式,中心与边缘的文化统一性很强。王权的传递形式主要为禅让,王权的传递先在华夏族群内的不同国家、不同氏族、不同血缘的氏族间传递,后发展到东夷集团的太昊与少昊集团的加入、后者参与王权的禅让传递,政治中心相继发生变化。到成熟王国国家阶段的夏、商、西周王国时代,王权相继在单一家族内传递。王权的更替反映的是中国古代政治哲学所讲的从“大同社会”到“小康社会”的社会模式的转变。

 

附记:本文提要曾提交于2020年10月16-17日在郑州举办的“古国时代的中原”学术研讨会。

 

注释:

[1]徐旭生:《中国古史的传说时代》,文物出版社,1985年。

[2]蒙文通:《周秦少数民族研究》,见《古族甄微》,巴蜀书社,2015年。

[3]严文明:《以考古学为基础,全方位研究古代文明》,《古代文明研究通讯》1999年第1期第9-12页,收入《农业发生与文明起源》第175-178页,科学出版社,2000年。

[4]liang, s.y.: "the lungshan culture: aprehistoric phas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roceedings sixth pacific sciencecongress, no.4, pp69—79,1939.中文译文刊于《考古学报》第七册,1954年。

[5]徐旭生:《1959年夏豫西调查“夏墟”的初步报告》,《考古》1959年第11期。

[6]邹衡:《关于探讨夏文化的几个问题》,《文物》1978年第3期。

[7]严文明:《论中国的铜石并用时代》,《史前研究》1984年第1期。

[8]河南省文物研究所等:《登封王城岗遗址的发掘》,《文物》1983年第3期第13页。

[9]苏秉琦、殷伟璋:《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文物》1981年第5期。苏秉琦:《中国考古学从初创到开拓——一个考古老兵的自我回顾》,原载《考古学文化论集》(二),文物出版社,1989年;收入《华人·龙的传人·中国人——考古寻根记》(辽宁大学出版社,1994年)、《苏秉琦文集》(三)(文物出版社,2009年)。

[10]赵辉:《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的形成》,《文物》2000年第1期。赵辉:《中国的史前基础——再论以中原为中心的历史趋势》,《文物》2006年第8期。

[11]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新石器时代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2]段宏振、张翠莲:《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段宏振:《试论华北平原龙山时代文化》,《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13]段宏振、张翠莲:《豫东地区考古学文化初论》,《中原文物》1991年第2期。段宏振:《试论华北平原龙山时代文化》,《河北省考古文集》,东方出版社,1998年。

[14]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

[15]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29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版。

[16]张居中、李梦维:《中原地区裴李岗时代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考古学百年史:1921—2021》,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21年。

[17]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附表三,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18]曹桂岑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聚落》第140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19]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附表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0]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附表五,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1]国家文物局:《中国文物地图集·河南分册》第35页,中国地图出版社1991年。

[22]曹桂岑主编:《中原文化大典·文物典·聚落》第262页,中州古籍出版社,2008年。

[23]韩建业、杨新改:《王湾三期文化研究》,《考古学报》1997年第1期第2页。

[24]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附表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5]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编著:《中国考古学·夏商卷》第86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李维明:《夏文化分布态势量化与信息初现》,《东南文化》2004年第3期,第14页。

[26]贺俊:《论二里头文化的宏观聚落形态》,《考古学报》2022年第4期,第461页。原见于贺俊:《二里头文化区的聚落与社会》,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20年。

[27]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第5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8]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附表六,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29]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编著:《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第1208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30]王宇信、杨升南:《甲骨学一百年》第463页,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

[31]许宏:《先秦城邑考古》第244页,西苑出版社,2017年。

[32]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澳美伊洛河流域联合考古队编著:《洛阳盆地中东部先秦时期遗址:1997-2007年区域系统考古调查报告》第1222页,科学出版社,2019年。

[33]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第29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4]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第148页,文物出版社,2007年。

[35]陈星灿等:《中国文明腹地的社会复杂化进程——伊洛河地区的聚落形态研究》,《考古学报》2003年第2期。

[36]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第142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37]张海:《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38]刘莉:《中国新石器时代:迈向早期国家之路》第209页,2007年。贺俊:《论二里头文化的宏观聚落形态》,《考古学报》2022年第4期,第462页。

[39]袁广阔、秦小丽:《早商城市文明的形成与发展》第68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40]《左传》隐公元年:“先王之制,大都不过国三之一,中五之一,小九之一。”这个记载与考古发现有可比性。

[41]如《合集》36482.“……告于大邑商……”.

[42]宋镇豪:《商代的邑制所反映的社会性质》,《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4期。宋镇豪:《夏商社会生活史》(增订本)第5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

[43]段宏振:《先秦城邑的城郭问题》,何驽主编:《李下蹊华:庆祝李伯谦先生八十华诞论文集》第422-423页,科学出版社,2017年。

[44]赵春青:《郑洛地区新石器时代聚落的演变》第146页,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

[45]张海:《中原核心区文明起源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21年。

[46]王立新:《从嵩山南北的文化整合看夏王朝的出现》,许宏、杜金鹏主编:《二里头遗址与二里头文化研究》,科学出版社,2006年。

[47]钱耀鹏:《中原龙山城址的聚落考古学研究》,《中原文物》2001年第1期。

[48]梁星彭、严志斌:《山西襄汾陶寺文化城址》,《中国重要考古发现》(2001),文物出版社,2002年。何驽、严志斌:《黄河流域史前最大城址进一步探明》,《中国文物报》2002年2月8日第一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山西工作队等:《山西襄汾陶寺城址2002年发掘报告》,《考古学报》2005年第3期。

[49]中国国家博物馆田野考古研究中心、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文物保护研究所:《山西绛县周家庄遗址2007—2012年勘查与发掘简报》,《考古》2015年第5期。

[50]山西省考古研究所:《山西翼城南石遗址调查、试掘报告》,《三晋考古》第二辑,山西人民出版社,1996年。

 

作者:牛世山(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原文刊于: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编《考古学研究》十六,科学出版社,2023年8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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