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之:中原之城与华夏文明的发展演进轨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14 次 更新时间:2019-06-01 15:04: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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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世之  

   内容提要:华夏文明历史悠久,最早形成于中原地区,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是文明的标志。迄今为止,河南境内发现的先秦城址已有200余座,为探索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华夏文明形成以后,经历了邦国—王国—帝国阶段。大体而言,邦国阶段相当于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王国阶段相当于夏商周时代,春秋战国是文明的转型期,即从王国到帝国的过渡期。从秦王朝开始,华夏文明进入到帝国阶段。通过对河南境内先秦城址的剖析,可以窥见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演进轨迹:华夏早期文明为“重瓣花朵”式文明,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的城址,是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随着万国林立、“满天星斗”的仰韶龙山时代文化被一枝独秀的夏文化取代,在二里头遗址建立了“月明星稀”式的中央之邦;河南境内发现的商、周时代城址说明,华夏文明体系基本建立,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从“无处不城”的考古发现来看,春秋战国时代为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期,华夏文明从此开始由王国时期向帝国时期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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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原是一个地域概念,系指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即今之河南省而言,具有“天下之中”或“天地之中”的含义。城(Walled town or walled city)是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并以城墙为突出标志。它与村落一样,同为古代聚落的一种基本类型。《史记·五帝本纪》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汉书·沟洫志》说:“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可见聚落的本义是指人类居住的地方,相当于英文中的Settlement一词,后来扩展为人类聚居的场所。村落也称村庄,是农村聚落的简称,成为长期生活、聚居、繁衍在一个边缘清楚的固定的农业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宽广舞台[1]526-530。城即城邑,村落与城邑的径迹,构成了人类社会结构的两翼。城与村都是自然物和社会关系在特定地域环境内的总和,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相对而言,城比村更具有聚集的特征,是一定因素的聚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城与古代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2]。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河南境内已经发现先秦城址200余处,这为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华夏也是一个地域概念。“华”指华山,《周礼·职方氏》云:“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钱穆据此而论:“古书上说豫州有华山,豫州现在是河南省,所说的华山,在洛水东边,大概就是现在的嵩山,现在的登封、禹、密数县间,古人称做华,这里是夏朝的兴起地。”[3]唐兰释“命簋”时指出:“华,地名……在今河南省密县,西为嵩山,是夏族旧居,所以华即是夏,中华民族起于此。”[4]华邑即华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郑市郭店镇华阳寨村。夏,指夏地,夏部族最早活动在嵩山地区,并以此为中心,建立起历史上的夏王朝。古代“华”与“夏”均在河南境内,而中原地区即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在这里,“天下文明”已臻文化上升、社会进步的境界。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是对英文Civilization的翻译,该词源于拉丁文Civis(市民),并派生出Civitas(城邦)和Civititas(市民资格),其原意与城市有关。以后大都用它来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即由氏族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5]。

   关于文明的含义和标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并且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6]。著名汉学家W·埃伯哈德认为文明有五个特点:分成阶层的社会和国家机构;用牲畜耕作的谷物农业;至少有一个城市类型的中心(有城市建筑等);有文字及记载;使用金属[7]。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8]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文化及巨型建筑[9]。关于文明的概念和标准,中外学者有诸多歧义,但将城市作为国家文明诞生的主要载体,则是众所公认的。英国史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开始[10]。社会学家阿摩斯·霍雷也说过:“城市和文明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如果我们所说的文明是指一种高度发展、广泛传播的文化,那么每一种文明就必有一个中心,把知识、思想、经验等逐渐累积起来,并整理、加工、组织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秩序。”[11]这些说法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城市在文明起源和发展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关于“城市”的概念,苏秉琦把它称之为“古城”,认为“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12]131。从考古发现来看,一般都把城址作为文明的标志。曹兵武认为:“如果一定有所谓的文明社会的形成并必须选择考古学的标志,城市是较为恰当的。”[13]刘庆柱指出:“‘国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而最早国家机器的物化形式与载体以‘城’最具代表性……它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是宫殿、宗庙、官署及其相关遗物。”[14]许宏说:“似乎可以认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而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具体的现象,都应是作为论证城市产生的考古学依据,它们总体构成城市的内涵。”[15]51-52由此看来,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应以中原先秦城址为切入点。

  

   一、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的早期文明

  

   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的华夏早期文明,又称“重瓣花朵”式的古文明,来源于中国新石器文化“重瓣花朵”说。1987年,严文明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指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可以分为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后面“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16],并解释说:“‘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是有核心,有主体,有外围的一个整体,才会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虽然有跌宕起伏然而仍然能够一直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17]94由此可知,华夏文明最早形成于“重瓣花朵”的花心,也就是属于第一个层次的中原地区,说明中原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根脉性、核心性和主源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仰韶晚期城址中找到一些线索。

   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城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古城,迄今为止,在河南境内发现的仰韶晚期城址有两座,即郑州西山和淅川龙山岗。其中西山城址的年代在距今4800年~5300年之间。城址平面近似圆形,直径约180米,面积约3.45万平方米。城外有壕沟环绕,并发现了外围壕沟,从而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这在早期城邑中是极其罕见的;城墙的建造,采用了夯打、版筑和挖槽筑基等多种方法,表现出其建筑技术的进步,在城建史上,可谓是开历史之先河;城内发现有灰坑、房基、墓葬;西城门北侧城垣上可能有望楼一类的建筑;城内有百余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在房基底部、城墙墙基底部和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建筑过程中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城内发现有纵列于城址东北部的道路(L1),道路系统的形成,是其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的重要保障[18];它颇类于八角形的近圆形平面,是从仰韶文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到龙山时代方形城制的过渡形态。“它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开始了以后持续千年的那种群雄逐鹿,争战不已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龙山时代的先河。”[19]从仰韶晚期到龙山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所谓“五帝”,系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而言。仰韶晚期大体上相当于黄帝之世。刘庆柱在论及西山城址时指出:“它们恰好与‘黄帝时代’的时空相吻合。”并说:“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代,是造就‘最早中国’的时代,‘早期中国’就是从‘黄帝时代’走进世界的历史舞台。”[20]他还说过:“中国的国家就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考古和历史已经不谋而合证实了这点。”[21]王巍认为,五帝时代是华夏文明的初期,标志之一是战争法制化,这就是黄帝炎帝时代。另外,社会分层和分化显著,社会分化成不同的人群阶层,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结构。比如说出现了大型城址和墓葬,比如说西山城址[22]。索全星也认为,郑州西山城址始建于距今5300年,若以此说起则中华文明至少有5300年悠久历史[23]。黄帝之世距今5300多年,大体上与考古发现的西山城址在时间上相当。需要特别关注的是,2015年8月,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24]从中国文明发展史来看,西山古城的发现,标志着中原地区开始进入国家阶段,华夏文明已正式形成。考古发现的龙山城址,可以分别同颛顼、帝喾、尧、舜相对应,中国从此进入了五帝时代,也就是最早“中国”的时代。从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已经处于“邦国文明”阶段。

   除了仰韶晚期城址,河南境内又发现了一批龙山文化城址,主要有安阳后冈、濮阳戚城、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登封王城岗小城、淮阳平粮台、漯河郾城郝家台、平顶山蒲城店等,它们分别属于河南龙山文化后冈、煤山和造律台类型(或称王油坊类型)。这些古城基本上分布在太行山和嵩山以东地区,从北到南形成了一条中原“古城线”,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东夷集团的威胁和南方苗蛮集团的干扰,捍卫着以尧舜为盟主的华夏集团的核心地带。

在这些龙山文化城址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淮阳平粮台,该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3.4万平方米,如包括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它是龙山城址中布局最为方正的一座,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的一个基本思想和原则[25]。其南北两门大体居中,已颇具中轴线的味道。南门门道两侧专设有门卫房,这是一种贵族专用的“门禁社区”。南门中间路土下铺设有陶质排水管道,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有规划的公共排水设施。此外,城内有十几座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房屋建筑,还发现了陶窑和铜渣,城内西南角内侧埋有两头完整的牛骨架,当为杀牲祭奠的遗迹。平粮台城址已经具备了初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应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这样一个中心城邑的日常生活需求,由周围大大小小的聚落予以支持,而政治管理和宗教祭祀的权力,却主要由中心城邑中的上层居民独断了。于是,在城址、聚落之间形成的分层网络结构,也使居住于这些城址和聚落中的人群由此产生了层级分化。针对上述情况,学者们大都主张平粮台城址已经发展为最初的城市。俞伟超认为:“在中国古代,这种公共的排水设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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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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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 《南都学坛》 2018年0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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