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世之:中原之城与华夏文明的发展演进轨迹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97 次 更新时间:2019-06-01 15:04

进入专题: 中原   华夏文明  

马世之  

内容提要:华夏文明历史悠久,最早形成于中原地区,并经历了漫长的发展历程。从考古发现来看,城址是文明的标志。迄今为止,河南境内发现的先秦城址已有200余座,为探索中原地区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华夏文明形成以后,经历了邦国—王国—帝国阶段。大体而言,邦国阶段相当于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王国阶段相当于夏商周时代,春秋战国是文明的转型期,即从王国到帝国的过渡期。从秦王朝开始,华夏文明进入到帝国阶段。通过对河南境内先秦城址的剖析,可以窥见华夏文明在中原地区的发展演进轨迹:华夏早期文明为“重瓣花朵”式文明,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的城址,是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随着万国林立、“满天星斗”的仰韶龙山时代文化被一枝独秀的夏文化取代,在二里头遗址建立了“月明星稀”式的中央之邦;河南境内发现的商、周时代城址说明,华夏文明体系基本建立,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从“无处不城”的考古发现来看,春秋战国时代为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期,华夏文明从此开始由王国时期向帝国时期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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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原是一个地域概念,系指我国黄河流域中下游地区,即今之河南省而言,具有“天下之中”或“天地之中”的含义。城(Walled town or walled city)是历史文化的特殊产物,并以城墙为突出标志。它与村落一样,同为古代聚落的一种基本类型。《史记·五帝本纪》云:“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汉书·沟洫志》说:“或久无害,稍筑室宅,遂成聚落。”可见聚落的本义是指人类居住的地方,相当于英文中的Settlement一词,后来扩展为人类聚居的场所。村落也称村庄,是农村聚落的简称,成为长期生活、聚居、繁衍在一个边缘清楚的固定的农业人群所组成的空间单元,是农村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宽广舞台[1]526-530。城即城邑,村落与城邑的径迹,构成了人类社会结构的两翼。城与村都是自然物和社会关系在特定地域环境内的总和,都是自然属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相对而言,城比村更具有聚集的特征,是一定因素的聚集规模达到一定程度的结果。城与古代文明的关系十分密切[2]。据不完全统计,迄今为止,河南境内已经发现先秦城址200余处,这为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提供了重要的考古学依据。

华夏也是一个地域概念。“华”指华山,《周礼·职方氏》云:“河南曰豫州,其山镇曰华山。”钱穆据此而论:“古书上说豫州有华山,豫州现在是河南省,所说的华山,在洛水东边,大概就是现在的嵩山,现在的登封、禹、密数县间,古人称做华,这里是夏朝的兴起地。”[3]唐兰释“命簋”时指出:“华,地名……在今河南省密县,西为嵩山,是夏族旧居,所以华即是夏,中华民族起于此。”[4]华邑即华阳故城,在今河南新郑市郭店镇华阳寨村。夏,指夏地,夏部族最早活动在嵩山地区,并以此为中心,建立起历史上的夏王朝。古代“华”与“夏”均在河南境内,而中原地区即为华夏文明的发祥地。

“文明”一词,最早见于《易经·文言》:“见龙在田,天下文明。”孔颖达疏:“天下文明者,阳气在田,始生万物,故天下有文章而光明也。”在这里,“天下文明”已臻文化上升、社会进步的境界。现代汉语中的“文明”一词,是对英文Civilization的翻译,该词源于拉丁文Civis(市民),并派生出Civitas(城邦)和Civititas(市民资格),其原意与城市有关。以后大都用它来指人类社会的进步状态,即由氏族解体而进入有了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阶段[5]。

关于文明的含义和标志,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指出:“文明时代是社会发展的一个阶段,在这个阶段上,分工、由分工而产生的个人之间的交换,以及把这两个过程结合起来的商品生产,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完全改变了先前的整个社会。”并且认为“国家是文明社会的概括”[6]。著名汉学家W·埃伯哈德认为文明有五个特点:分成阶层的社会和国家机构;用牲畜耕作的谷物农业;至少有一个城市类型的中心(有城市建筑等);有文字及记载;使用金属[7]。夏鼐在《中国文明的起源》一书中指出:“现今史学界一般把‘文明’一词用来指一个社会已由氏族制度解体而进入了有国家组织的阶级社会的阶段。这种社会中,除政治组织上的国家以外,已有城市作为政治(宫殿和官署)、经济(手工业以外,又有商业)、文化(包括宗教)各方面活动的中心。”[8]美国哈佛大学张光直教授认为,初期文明的一般标志是青铜冶金术、文字、城市、国家组织、宫殿建筑、庙宇文化及巨型建筑[9]。关于文明的概念和标准,中外学者有诸多歧义,但将城市作为国家文明诞生的主要载体,则是众所公认的。英国史前考古学家戈登·柴尔德认为,人类文明的出现,是城市革命的结果,城市的出现是文明时代的开始[10]。社会学家阿摩斯·霍雷也说过:“城市和文明是同一事物的两个不同侧面。如果我们所说的文明是指一种高度发展、广泛传播的文化,那么每一种文明就必有一个中心,把知识、思想、经验等逐渐累积起来,并整理、加工、组织成一种约定俗成的生活秩序。”[11]这些说法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城市在文明起源和发展中所占的重要位置。关于“城市”的概念,苏秉琦把它称之为“古城”,认为“古城指城乡最初分化意义上的城和镇,而不必专指特定含义的城市”[12]131。从考古发现来看,一般都把城址作为文明的标志。曹兵武认为:“如果一定有所谓的文明社会的形成并必须选择考古学的标志,城市是较为恰当的。”[13]刘庆柱指出:“‘国家’是‘古代文明形成的概括’……而最早国家机器的物化形式与载体以‘城’最具代表性……它们遗留下来的物质载体是宫殿、宗庙、官署及其相关遗物。”[14]许宏说:“似乎可以认为,城市是国家出现、文明时代到来的唯一标志。而金属器、文字、礼仪性建筑等具体的现象,都应是作为论证城市产生的考古学依据,它们总体构成城市的内涵。”[15]51-52由此看来,探讨华夏文明的起源与发展,应以中原先秦城址为切入点。


一、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的早期文明


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的华夏早期文明,又称“重瓣花朵”式的古文明,来源于中国新石器文化“重瓣花朵”说。1987年,严文明在《中国史前文化的统一性与多样性》中指出,中国新石器文化可以分为中原文化区、甘青文化区、山东文化区、燕辽文化区、长江中游区和江浙文化区,后面“这五个文化区都紧邻和围绕着中原文化区,很像一个巨大的花朵,五个文化区是花瓣,而中原文化区是花心。各文化区都有自己的特色,同时又有不同程度的联系,中原文化区更起着联系各文化区的核心作用……假如我们把中原地区的各文化类型看成第一个层次,它周围的五个文化区是第二个层次,那么最外层也还有许多别的文化区,可以算作第三个层次”[16],并解释说:“‘重瓣花朵’式的结构是有核心,有主体,有外围的一个整体,才会具有很强的向心力和凝聚力,它是一种超稳定的结构,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来生生不息、虽然有跌宕起伏然而仍然能够一直向前发展的根本原因。”[17]94由此可知,华夏文明最早形成于“重瓣花朵”的花心,也就是属于第一个层次的中原地区,说明中原文化在华夏文明中的根脉性、核心性和主源地位。这种情况可以从仰韶晚期城址中找到一些线索。

中原地区发现的最早城址,是仰韶文化晚期的古城,迄今为止,在河南境内发现的仰韶晚期城址有两座,即郑州西山和淅川龙山岗。其中西山城址的年代在距今4800年~5300年之间。城址平面近似圆形,直径约180米,面积约3.45万平方米。城外有壕沟环绕,并发现了外围壕沟,从而形成了三重防御体系,这在早期城邑中是极其罕见的;城墙的建造,采用了夯打、版筑和挖槽筑基等多种方法,表现出其建筑技术的进步,在城建史上,可谓是开历史之先河;城内发现有灰坑、房基、墓葬;西城门北侧城垣上可能有望楼一类的建筑;城内有百余平方米的大型夯土建筑基址(F84);在房基底部、城墙墙基底部和城门门道下均发现有埋婴现象,这是建筑过程中具有特殊宗教意义的奠基礼仪;城内发现有纵列于城址东北部的道路(L1),道路系统的形成,是其人流、物流、信息流畅通的重要保障[18];它颇类于八角形的近圆形平面,是从仰韶文化早中期的环壕聚落到龙山时代方形城制的过渡形态。“它的出现,宣告了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开始了以后持续千年的那种群雄逐鹿,争战不已的大动荡、大分化、大变革的龙山时代的先河。”[19]从仰韶晚期到龙山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五帝时代,所谓“五帝”,系指黄帝、颛顼、帝喾、尧、舜而言。仰韶晚期大体上相当于黄帝之世。刘庆柱在论及西山城址时指出:“它们恰好与‘黄帝时代’的时空相吻合。”并说:“黄帝时代是中华文明起源与形成的时代,是造就‘最早中国’的时代,‘早期中国’就是从‘黄帝时代’走进世界的历史舞台。”[20]他还说过:“中国的国家就是从黄帝时代开始的,考古和历史已经不谋而合证实了这点。”[21]王巍认为,五帝时代是华夏文明的初期,标志之一是战争法制化,这就是黄帝炎帝时代。另外,社会分层和分化显著,社会分化成不同的人群阶层,形成了金字塔式的结构。比如说出现了大型城址和墓葬,比如说西山城址[22]。索全星也认为,郑州西山城址始建于距今5300年,若以此说起则中华文明至少有5300年悠久历史[23]。黄帝之世距今5300多年,大体上与考古发现的西山城址在时间上相当。需要特别关注的是,2015年8月,习近平在“致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的贺信”中指出:“中国有着5000多年连续发展的文明史。”[24]从中国文明发展史来看,西山古城的发现,标志着中原地区开始进入国家阶段,华夏文明已正式形成。考古发现的龙山城址,可以分别同颛顼、帝喾、尧、舜相对应,中国从此进入了五帝时代,也就是最早“中国”的时代。从华夏文明的发展历程来看,已经处于“邦国文明”阶段。

除了仰韶晚期城址,河南境内又发现了一批龙山文化城址,主要有安阳后冈、濮阳戚城、辉县孟庄、博爱西金城、温县徐堡、登封王城岗小城、淮阳平粮台、漯河郾城郝家台、平顶山蒲城店等,它们分别属于河南龙山文化后冈、煤山和造律台类型(或称王油坊类型)。这些古城基本上分布在太行山和嵩山以东地区,从北到南形成了一条中原“古城线”,主要是为了应对来自东夷集团的威胁和南方苗蛮集团的干扰,捍卫着以尧舜为盟主的华夏集团的核心地带。

在这些龙山文化城址中,最具代表性的莫过于淮阳平粮台,该城址平面呈正方形,长、宽各185米,城内面积3.4万平方米,如包括城墙及外侧附加部分,面积达5万多平方米。它是龙山城址中布局最为方正的一座,此后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的一个基本思想和原则[25]。其南北两门大体居中,已颇具中轴线的味道。南门门道两侧专设有门卫房,这是一种贵族专用的“门禁社区”。南门中间路土下铺设有陶质排水管道,这是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有规划的公共排水设施。此外,城内有十几座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房屋建筑,还发现了陶窑和铜渣,城内西南角内侧埋有两头完整的牛骨架,当为杀牲祭奠的遗迹。平粮台城址已经具备了初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应是政治中心、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这样一个中心城邑的日常生活需求,由周围大大小小的聚落予以支持,而政治管理和宗教祭祀的权力,却主要由中心城邑中的上层居民独断了。于是,在城址、聚落之间形成的分层网络结构,也使居住于这些城址和聚落中的人群由此产生了层级分化。针对上述情况,学者们大都主张平粮台城址已经发展为最初的城市。俞伟超认为:“在中国古代,这种公共的排水设施,常见于以后的城市遗址,而村落遗址则从未发现过。从这些局部情况来判断,平粮台遗址似已发展为最初的城市。”[26]许宏指出,出土于河南淮阳平粮台时代城址的陶质排水管道距今4000多年,是迄今为止中国最早的有规划的公共排水设施,值得注意的是,这处中原国家形成期的城址,是同时代的城址中布局最为方正规矩的一座。而此后,(长)方形几乎成为中国历史上城市建设规划的一个根本思想和原则[27]。严文明通过分析,认为平粮台龙山城具有以下六大特点。一是规划整齐。全城成正方形,坐北朝南,为磁北偏东6度,几乎与子午线重合。这种格局显然是精心规划的,它所体现的方正对称思想一直影响到中国古代城市几千年的发展,成为中国城市的一大特色。二是防卫设施严密。城墙本身便是很大的防卫设施,为加强管理,还专门设立了门卫房。三是有公共下水管道设施。供水设施现尚未发现,估计应为水井。排水设施也仅发现了5米多长的一段,整个长度和走向尚不清楚。虽然如此,已足以说明当时有了公共的下水道设施。四是有较高级的房屋建筑。现在仅挖掘了十几座房基,都在东南角,应不是主体建筑,即使如此,这些房子一般都是用土坯砌筑的分间式建筑,有的用夯土做台基,房内有走廊,比一般村落的房子讲究得多。由此可知城内的居民主要是贵族,是统治者。五是有手工业设施。在城内东南、东北、西南都发现了陶窑;东南的第15号灰坑内发现铜渣,说明当时在城内有炼铜和制造陶器的活动,并不是一个单纯的军事城堡。六是有宗教活动的遗迹。如城西南角内埋一大一小两头完整的牛骨架,当为杀牲祭奠的遗迹。城内发现一些小孩墓葬,有瓮棺葬、土坑葬和灰坑葬。其中有些是正常埋葬,有的也可能是祭奠的遗留。

上述几个特点足以说明,像平粮台那样的城址,已经具备早期城市的基本要素。它应是政治中心,因而有较高级的房屋,有规划整齐的市政建设;它也可能是经济中心和宗教中心,因而才有炼铜(这是当时最先进的手工业)和烧制陶器的遗迹,以及宰杀大牲畜祭奠的遗迹。正因为它有如此重要的位置,才会调集那么多人力修建那么坚固的城堡。这种城堡显然已不是一般村落的土围子,而是一个具备雏形的城市了[28]。

除淮阳平粮台外,其他一些城址也各具特色,如博爱西金城遗址发现了粟、黍、水稻、小麦、大豆等五种粮食作物的碳化遗存,尤其是小麦遗存在中原地区龙山文化遗址中还是首次发现,说明当时已经由种植粟类作物的单一种植制度逐渐地转变为多种农作物种植制度,这种先进的种植制度不仅可以提高农业总产量,而且还可以减少粮食种植的危险系数,是农业发展水平的一个重要标志。

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城邑的出现,恰值已经产生严重社会分化、征服与掠夺性战争频起的时代,城防设施就是战争冲突和社会分化的产物。伴随着社会分化而出现的、汇集诸种代表当时社会经济、文化发展最高的文明要素于一处的这些城址,是华夏早期文明的重要标志。


二、从“多元”到“一体”的夏文明


关于中华文明的起源与形成问题,长期以来学术界盛行着“满天星斗”说,这是著名考古学家苏秉琦最早提出来的。他在《中国文明起源新探》中,列举了山西襄汾陶寺、山东莒县陵阳河、山东寿光边线王、上海福泉山、江苏常州武进寺墩、辽宁朝阳喀左—建平—凌源、内蒙古乌盟老虎山等,分布地域北至长城地带,南至长江以南水乡,东至黄海之滨、西至秦晋黄土高原。“中华大地文明火花,真如满天星斗,星星之火已成燎原之势。”[12]118-119中国历史发展到夏代,随着万国林立、“满天星斗”的仰韶龙山时代落下帷幕,二里头文化一枝独秀,建立了“月明星稀”式的中央之邦。根据历年来的考古成果,可知由龙山文化晚期、新砦文化和二里头文化共同构成了一条完整的夏文化链条。

河南境内发现的夏代城址,主要有登封王城岗大城、新密古城寨、新密新砦、济源原城、偃师二里头、郑州大师姑、新郑望京楼等。其中王城岗大城城址内出土的黑陶杯上,刻有形似“共”字的文字,还有一件铜鬶残片,城址、文字和青铜器等文明要素,均在这里被找到。王城岗城址是公认的夏代第一都——禹都阳城。新砦城址现存面积大约100万平方米,城内北部的浅穴式大型建筑,面积1000多平方米,是同时期最大的祭祀遗存——神坎。

偃师二里头遗址是夏王朝鼎盛时期的都城,现存面积约5平方千米~6平方千米。这里发现了迄今所知中国最早的宫城,宫城位于遗址中东部,面积10.8万平方米。城内分布着数十座宫殿建筑基址,已经探明的有34座。宫城城外四面均发现平行于城墙的宽达10余米至20米的环城大道,四条大道垂直相交,构成了纵横交错的路网系统。在宫城南侧大道的二里头文化二期路土之间,发现了两道大体平行的车辙痕迹,为探索中国古代车的起源提供了重要资料。宫城以外,分布着居住区、祭祀活动区、铸铜作坊遗址、制骨作坊遗址、绿松石作坊遗址和墓葬,出土有陶器、玉器、青铜器等。2002年春,三号宫殿建筑基址南院M3出土一件绿松石龙,头朝西北,尾向东南,由2000余片各种形状的绿松石片组合而成。整个图形置于一个长条呈梯形的托座上。绿松石龙为巨头,蜷尾,龙身起伏有致,颜色绚丽,整个龙体栩栩欲动,十分珍贵。

在以往论及二里头遗址聚落总体状况时,一般都是认为一号、二号宫殿建筑基址,铸铜作坊遗址和贵族墓葬等重要遗存珠玑般散落于这一大型都邑之中。通过近年来一系列的考古新发现,人们逐渐改变了这一观念,充分认识到二里头聚落的布局是事先经过精心规划的:它的中心区有作为城市“骨架”的纵横交错的道路网;还有围以方正规矩城垣的宫城;宫城内发现的大型建筑基址群都有明确的中轴线。种种迹象表明,二里头遗址是一处经过缜密规划、布局严整的大型都邑。

关于二里头遗址的考古成果,可以归纳为如下十大发现:一是初步探明东亚地区最早的核心都邑的聚落大势;二是发现中国最早的城市主干道;三是发现中国最早的车辙;四是发现中国最早的“紫禁城”——宫城;五是发现中国最早的中轴线布局的大型“四合院”宫室建筑群;六是发现中国最早的多进院落宫室建筑群;七是首次在宫殿区发现了贵族墓及随葬其中的绿松石龙;八是发现与祭祀有关的巨形坑——中国最早的国家级祭祀场;九是发现中国最早的大型围垣官营作坊区;十是发现中国最早的绿松石器作坊。以上十个中国之最,表明二里头遗址是“满天星斗”陨落后的文明之都。

在洛阳盆地,已发现二里头文化遗址125处,加上内地与澳门联合考古队在巩义境内伊洛河下游调查到46处,合计达170余处。这些遗址包括王都、区域性中心聚落、次级中心聚落与小的村落,从而形成金字塔式的聚落结构。作为夏代王都的二里头遗址,在这个聚落格局中别具一格,从而形成了众星拱月之势。论及二里头遗址和二里头文化所产生的深刻影响时,许宏说:“二里头文化的周围乃至更远的区域分布着若干各具特色的考古学文化。它们与二里头文化之间,存在着不同程度的联系与交流。这种联系与交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周围甚至边远地区的一些考古学文化中,经常可以见到二里头文化的因素;另一方面,在二里头文化中也包含着来自四面八方不同区域的文化因素。这支高度发达的青铜文化,以其博大的胸怀,兼收并蓄,汇集了中华大地早期文明的精粹,最终达致王朝文明的辉煌。它在内部高度发展的同时,又向四周发射出超越自然地理单元和文化屏障的强力冲击波。在这一过程中,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29]陈星灿说,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出现,表明之前多元化的邦国文明走向一体化的王朝文明。作为东亚大陆最早的广域王权国家遗存,二里头文化堪称“最早的中国”[30]。由此可见,二里头文化与二里头都邑的文明底蕴,经过商周时代的传承扬弃,发展成为华夏文明的主流。


三、高度发达的商文明


商邑烈烈,宫室巍巍。河南境内发现的商代城址,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焦作府城、郑州小双桥遗址、洹北商城和安阳殷墟等。其中郑州商城被称为“从地下挖出来的文明”,也是迄今发现的商代早期都城中规模最大、年代最早的都城。该城址由宫城、内城、外郭城、城壕组成,规模约25平方千米。宫殿区内夯土建筑基址密布,初步统计约有数十座之多。宫殿区东北部墙体外约8米处,发现用青石板材砌筑而成的石筑水管道涵洞和石筑水槽遗址,应为宫城外侧的水利设施。内城内外,分布着祭祀遗迹,窖藏铜器坑,铸铜、制骨和制陶等手工业作坊遗址和墓葬等,出土有大量青铜器、陶器、原始瓷器、玉器和骨器。

郑州商城规模巨大,布局严谨,具有如下特点。第一,出现了三重城垣相套的平面布局,将宫城、内城和一般居民区截然分开。宫城于内城东北部,主要是宫殿遗址,为帝王贵族聚居地。外郭城为一般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这种层层相套的格局,开创了中国早期城市分区的先河。第二,修筑了高大的夯土城垣,城垣之外绕以宽阔的护城壕,建立了较为完备的防御体系,继承并延续了仰韶龙山时代以来中国城市的防御功能,对中国古代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第三,城门数量明显增多,表明当时可能存在较为发达的城市道路交通系统,便于居民出行和商品经济交换,为后世城市四通八达的交通体系奠定了基础。第四,发现较为完备的供水排水设施,符合人类居住生活条件。不仅建造有面积约2000平方米的蓄水池和石筑管道涵洞,而且挖掘有大量水井,并通过挖壕沟、铺筑地下陶水管的方法进行排水,确保城内人们的正常生活。第五,城内具有较为发达的祭祀遗存。第六,宫殿区内的高台建筑,对后世宫殿建筑影响深远,不仅显示王室的威严,而且利于防潮,为后代王朝所继承。

郑州商城的发现,引起学术界的极大关注,邹衡认为:“迄今发现,有史可查的‘历史之最’就是商代中央政权所在的国都,所以,也可以这么说:中国文明,是从郑州开始的。另从世界范围看,文明古国如埃及、印度、希腊及罗马城等,都没有发现像郑州商城遗址规模如此宏伟、历史又如此久远的都城遗址。”李伯谦说:“根据‘夏商周断代工程’研究结果,郑州商城始建于公元前1600年前后,距今有3600年的历史,其中多达25万平方千米的规格,三重城垣的结构,宫殿区及给水设施的兴建,成组合的大型青铜器礼器群的聚造,在当时世界诸文明古国中独占鳌头。”李维明更是认为:“如今探讨夏文化,它的‘立身之本’就是郑州商城,没有郑州商城,二里头作为夏文化,就只能在云里飘着,根本落实不下来。”有学者将人们心目中最为崇拜的女神——《红楼梦》中的林黛玉与郑州商城相媲美,他们十分感慨地说:“天上掉下来个林妹妹,地下冒出来个郑哥哥。”[17]31-54这个所谓的“郑哥哥”,代表了当时世界文明的最高水平。

与郑州商城同为早商都城的偃师商城,又称尸乡沟商城,被认为是商汤所都之西亳,它同郑州商城的始建年代一起成为夏商王朝更替的界标。郑州小双桥遗址规模巨大,周围设有环壕,中部建有宫城,发现了宫殿建筑基址、祭祀场与祭祀坑、青铜器铸造作坊及青铜建筑构件、朱书陶文等遗迹遗物,应是中商时代的一处重要都邑,很有可能就是仲丁所居的隞都。垣北商城发现有大城或曰“外城”,城内有宫城、小城和宫殿宗庙建筑,这是商代考古的重大突破。从区域研究角度看,该城址的发现,有助于理解殷墟作为商代最后一处都邑出现于洹河岸边的历史背景及洹河流域古代聚落的发展演变规律,并为完善商代考古学文化的编年框架提供了关键性资料。位于洹北商城西南的安阳殷墟,是商代后期的都邑。其规模巨大,面积约36平方千米。殷墟的布局以宫殿区为中心,宫殿区位于洹河南岸,历年来共发掘50多座宏伟壮观的宫殿建筑基址。宫殿区周围为居民区和手工业作坊区,再外则是墓葬区。出土遗物以甲骨、青铜器、玉器等最为引人注目。共出土刻辞甲骨约15万片,殷墟甲骨文与汉晋木简、敦煌写经、满州老档并列为20世纪初我国学术史上的四大新发现。在出土的数千件青铜器中,司母戊方鼎、司母辛方鼎、三联甗、偶方彝、鸮形尊等代表了中国青铜时代青铜铸造技术的高超水平。“从出土的器物看,商代的青铜礼器对周边地区影响巨大,在王权中心,以郑州、洛阳和安阳为主,文化发展水平极高,青铜礼器充分显示出王权的霸气和不可一世。次文化区则属于王权达不到或者分封的区域,其出土的礼器显示出体量上与规制上的不同,但却体现出追求奢靡与华丽之风。”[31]商王朝前后经历十七世三十一王六百余年,并且控制着“肇域彼四海”的广阔疆域,仅从商代城址考古发现来看,当时华夏文明已经达到相当的高度。张渭莲认为,商文明是极具影响力的文明。这种影响力表现在商文明一旦定格即以中原为中心向外扩张,这种向周边地区的扩张以长江流域最为明显。许多证据表明,中国古代文明的许多特点在商时已经基本形成[32]。从世界范围看,商文明高度发达,同当时诸文明古国相比较,占有极其崇高的地位!


四、“郁郁乎文哉”的西周文明


周人原是商王朝的一个方国,竟以蕞尔小邦崛起渭上,翦灭殷商,使其文化成为华夏的主流,而且开八百年的基业,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代。孔子云:“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极度推崇西周的文物制度。

夏商周三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西周。“周代社会观念的形成,是中国古代传统观念的奠基。”[33]374-375从城市建设来看,西周曾经筑城于镐,曰“宗周”;后又营建东都洛邑,称“成周”。成周所以称“成”,取义于周朝开国大业的完成,建立了统一四方的都邑,表示“周道始成,王所都也”。从考古发现来看,虽然在洛阳瀍河两岸找到一些线索,但迄今为止尚未发现城垣与城壕。“成周”是王都性质的城邑,其规格之高,仅有镐京可以与之相提并论。西周时期,除在洛邑建设成周为东都外,周王朝还建立诸侯国作为王室的屏藩。这些诸侯国的都城多有线索可寻。河南境内发现的西周城址较多,主要有韩旗城址、祭伯城遗址、娘娘寨城址、官庄城址、焦国故城、上阳故城、蓼国故城、蒋国故城等。其中虢都上阳故城城址平面略呈长方形,东西长1000米~1050米,南北残宽560米~600米,周长约3200米。宫城位于城内西南部,平面近似长方形,周长约1350米。在宫城内中偏西的北部,发现一座大型宫殿建筑基址,横贯基址中部有一条窄浅而较规整的沟槽遗迹,相当于古代“承水之器”,是为了测定基址地面而特意设置的“水准仪”。此外,还发现了横贯宫城的陶水管道,说明上阳城内已有比较完备的排水系统。在宫城与外郭城之间,分布着制陶、制骨、铸铜作坊和粮库遗址。上阳城北约4.5千米处的上村岭,是著名的虢国墓地,墓葬总数在500座以上。从发掘清理的200多座墓葬中,出土大批珍贵文物。其中虢季墓内出土的玉柄铁剑尤为珍贵。该剑通长34.2厘米,由铁质剑身、铜质柄芯与玉质剑柄嵌接组合而成。剑身中部有脊,锋作柳叶形。铁质剑身与铜质柄芯两面接合,铜质柄芯前端作条状与剑身脊部接合。条状柄芯表面镶入条状绿松石片,圆形柄芯下端套入中空的玉柄之内。玉柄由茎首两部分套接而成,两者均为和田玉,玉质细腻,光洁透润。剑茎为圆柱形。剑首下端嵌以形状不同的绿松石。剑茎表面饰成组的斜向平行线与C型云纹,剑首表面饰以四瓣花萼形纹样。这说明至迟在西周晚期,冶铁技术已经出现。

以城墙作为大规模的永久性的防御设施,是历代城址所共有的特征。西周城址沿袭了仰韶龙山时代及夏商古城传统,非常重视城邑的防御建设,除修筑高耸的城垣外,还围以宽阔而深的城壕。三门峡焦国故城用两重城壕进行层层设防,虢都上阳城址外面也围绕两重城壕,不仅如此,城内西南部的宫城外面,也挖了一道壕沟。“筑城以卫君”,为了守卫国君的安全,竟然用多重城墙与壕沟将贵族所居的宫殿区重重包围起来。官庄城址的情况也是如此,系由外壕、大城、大城环壕、小城和小城内外环壕构成,防卫之严密程度,使人叹为观止!

从高耸的城垣到锋利的铁剑,表明西周时期文化昌盛、经济发达情况的一斑!西周社会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曾经起过重要作用。从意识形态方面考察,自西周开始,“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西周三百多年来,华夏意识渗入中原各地,自西徂东,无往而没有分封网的触角伸入各地,当地文化层次,一方面吸取新成分,一方面反哺华夏文化,经过三千年的融合,西周代表的华夏世界终于铸成一个文化体系”[34]。

五、转型期的春秋战国文明

西周末年,周幽王被西夷犬戎杀于骊山之下,随着丰镐降下都城的帷幕,东方的洛邑揭开了新的一页,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从镐京东迁洛邑,史称东周,开启了中国历史上的春秋战国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王权坠落,礼崩乐坏,社会进入了一个大动荡、大分化和重新组合的“革新时代”,也就是中国文化史上的“轴心时代”。正值我国商品经济由滥觞期步入发展阶段的关键时期,商品经济的发展,为社会的改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促使更多的劳动力离开土地,涌入城市。当时诸侯争霸,战争频仍,夯筑城垣,开挖城壕,构筑军事防御屏障,从而造成了城市数量的剧增。“旧的等级城制遭到破坏,新的城市不断涌现,春秋时期正处于这一大的历史变革的过程中。这一过程充满着新旧间的矛盾和斗争,春秋时期的筑城运动也因此带有极为浓厚的过渡色彩……进入战国时期,政治上兼并战争愈烈,七雄争霸的局面最后形成;经济上,铁器的广泛使用和农业的发展,促进了整个社会经济的繁荣及人口的大量增长。城市的空前发达与性质的转变是这二者交互作用的直接结果。”[15]128春秋战国之世为城市发展的转型期,是中国城市发展史上的一个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阶段。仅河南境内发现的春秋战国城址就多达170余处,比较重要的有洛阳东周王城、郑韩故城、蔡国故城、宋国故城、陈楚故城、黄国故城等,从而呈现出“无处不城”的壮丽局面。

洛阳东周王城城址平面略呈不规则的正方形,面积约9平方千米。在城内西南部,发现南北两组宫殿建筑基址。王城西南隅是仓储区,发现大面积粮窖群。城内西北部是手工业作坊区,发现有制陶、制玉和铸铜作坊遗址。王城的东半部主要为墓葬区,现已发现上万座东周时期的墓葬,在王城广场的一处车马坑中,发现一辆车子前面排有6匹马,是我国最早发现的一处“天子驾六”遗迹。

关于王城的城市规划布局,《周礼·考工记》载:“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这是一种典型的中国都城布局模式,它以宫室为中心,宫室位于王城中心,宫室南北中轴线便是王城规划的主轴线。宫的前面是朝会诸侯群臣的庭殿,后面是商业贸易市场。宗庙、社稷则据主轴线对称设置在宫室前方的左右两侧。这便是宫、朝、市、祖、社五者的相对位置和它们之间的关系。整个城市方正规整,每边三门,街道呈方格网状纵横交错。“经”为南北干道,“纬”为东西干道,“夫”为田制基本单位,古代百亩为“夫”,十夫为“井”。王城规划完全采用了井田制那套方格网系统,以“夫”为基本网格,“井”为基本组合网络,经纬涂(阡陌)为坐标,中经、中纬为坐标主轴线而构成的……这套井田方格网系统的规划方法,一直为后世所继承,发展而为我国城市规划的传统方法[35]。王城城市布局模式,显示出中国特有的讲究均衡、对称的审美观,透露出中国特有的“礼”文化特征,由于考古资料的限制,目前还不能完全按照《考工记》这部经典对东周王城进行复原,但在城内已经发掘出三条南北大道,一条路面宽18米左右,一条路面宽12米左右,一条路面宽20米左右,可能都是王城的主干道,为王城“方格网系统”的规划方法提供了线索。

王城城内西南隅发现两座大型建筑群组,如果说这两组建筑群就是东周的主体宫室所在,似与《考工记》“营国制度”不尽相符。从东周宫室偏居一隅的做法,获知春秋时期王城建设虽大体遵循“营国”的制度,但由于受到特定的自然环境和社会因素的制约,不得不在某些方面作了变通。尽管当时礼崩乐坏,周天子权威失坠,已不能控制全国礼乐征伐之事,而这些大型建筑表明,自西周以来作为宗主国的躯壳却依然存在。

战国时,东周王城与成周合称“二周”。《盐铁论》称:“三川之两周,富冠海内,皆为天下名都。”洛阳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它是特殊范畴的城市,同列国都城相比,它是规格最高的都城,“华人自古还以王城居于六合(东西南北上下)中心,认为王城中轴线即天下中轴线”[36]。虽然当时在中国大地上,形成了诸多新的地域文化圈——秦、楚、巴蜀、吴越、燕、三晋、齐鲁等,但只有王城才是整个华夏文化圈的核心。在一个漫长的历史阶段内,位于洛阳盆地的东周王城,在中国古代核心地带的作用,是远非列国都城所能比拟的。

新郑郑韩故城是春秋战国时期郑国与韩国的都城,郑、韩两国先后在此建都长达500余年之久。城址平面呈不规则长方形,城垣周长20千米,城内面积约16平方千米。城内中部有一道南北向隔墙,将城址分为东西二城。西城北墙上发现许多“马面”建筑,东城北墙发现了瓮城设施,布局清晰,保存完好,在春秋战国都城遗址中极其罕见。郑城之内,道路纵横交错,形成网状系统,比较著名的有逵路和周氏之衢。城中闾里市肆甚多,有中分、东匠之闾、逵市、羊肆等。考古发现的郑国宫殿建筑基址,位于西城西北部,保留在地面上的一座春秋大型夯土台基,俗称“梳妆台”,可能是郑国的朝宫。东城内发现有郑国宗庙遗存,社稷祭祀遗址,仓廪遗址,铸铜、制骨、制玉、制陶等作坊遗址。郑国墓地分布在郑城内外,主要有李家楼、后端湾、仓城西等。李家楼郑公大墓内出土青铜和玉器共102件,所见青铜器,“都是气象伟大,铜质精绝,体重胎厚(全部88件,共重2360斤),纹饰精工,钟必成律,鼎必成列,簠簋成隅”[37]。其中两件莲鹤方壶,是迄今所见最为珍贵的青铜艺术品,两壶大小基本相同,稍有差异。现存河南博物院的一件,通高1.62米,宽0.54米,重64.28公斤。此壶造型庄重,设计精巧,铸造精致,被誉为中国青铜时代的杰作,为“时代精神之象征”,是“一切社会情形及精神文化之一如实表现”[38]。

韩国宫殿区位于西城中北部,这里发现有宫城、韩国宗庙遗址、官署建筑遗存、地下冷藏遗址等。在宗庙遗址的中心处,出土一件圭形石碑,为黄灰色花岗岩,长方体,顶为圭形,前后两面磨光,中部偏下有一圆穿,上部左右两侧有突出的不等长半圆形翼。碑根部为毛石,竖斜尖状。碑高3.26米,中部宽0.45米,厚0.26米。这是我国目前发现最早的石碑和周代唯一的宗庙碑。东城内发现的铜兵器窖藏坑,出土各类兵器180余件,均系战国晚期专为韩国驻军制造。仓廪遗址和铸铜、冶铁、制陶作坊遗址,也大都分布在东城内。韩国墓地可分为王陵区与中小贵族及平民墓区两类,王陵区均分布于韩都郊外,中小贵族及平民墓区多分布在郑韩故城周围地带。已经发掘的有许岗韩王陵与胡庄韩王陵,经过清理,在韩王陵的布局及其墓室结构方面获得了许多珍贵资料。

郑韩故城在规划布局上有许多特征。第一,打破了西周以来“营国制度”对城市形制必需规整的要求,以讲究实效的革新精神,按照地势构筑城垣。因三面带水,状似牛角,故被称为“四十五里牛角城”,从而印证了《管子·乘马篇》的说法:“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因天材,就地利,故城郭不必中规矩,道路不必中准绳。”这是一座建于广川之上的名城。第二,该城系由东西二城构成,西城或称内城,东城或称外郭城,在形制上犹如一个两城并列的复合体。郑国的宫殿区在西城西北部,宗庙与社稷则分布在东城西部;韩国的宫室与宗庙均在西城。传统的看法认为,都城坐向由“坐西朝东”变为“坐北朝南”发生在东汉时期的洛阳城,现在看来,中国都城坐向的转变,发生在春秋战国时期的郑韩故城。第三,西城为政治活动中心,东城为经济活动中心,但其具体功能则各有侧重。特别是在墓葬区的规划上,郑、韩两国各不相同。郑国墓葬区广泛分布于故城内外,韩国不在城内设置墓葬区,所有墓地均分布在城区周围,体现了郑、韩两国在都城规划上的不同特点。第四,城外增筑马面、瓮城,加强防御体系建设。郑韩故城上述规划特点,大都为后世城市所继承。“郑韩都城在春秋战国时期长达5个半世纪中,始终处于十分重要位置。其地位与作用不亚于齐、魏、楚、秦等国之国都,而更在其他诸国国都之上。”[39]

除洛阳东周王城与新郑郑韩故城外,值得一提的还有上蔡蔡国故城、淮阳陈楚故城与淅川龙城城址。蔡国故城是蔡国之都,春秋中后期它与陈和东西二不羹并称“四国”,成为“赋皆千乘”的楚之别都。由于其所处地理位置之优越,使其能够汇长江、黄河文化于汝宁,聚淮南、汝北之浩气于上蔡,在华夏文明发展过程中发挥过巨大作用。陈楚故城又称陈国故城或陈郢故城,是西周与春秋时期陈国之都和战国后期楚国之都。历史上以“城郭高沟池深”著称。城东南5公里的马鞍冢,是楚国贵族墓地,南冢可能是楚顷襄王墓,北冢应为楚顷襄王夫人墓。楚顷襄王冢西的车马坑内,随葬有错金银龙首辕头,表明墓主人规格之高,非王者莫属。龙城城址被认为是楚都丹阳所在,附近分布着20多处楚国墓地,出土许多珍贵的文物。其中下寺M2出土的云纹铜禁,器身为长方形,通高28.8厘米,通长131厘米,通宽67.6厘米,周围由数层粗细不同的铜梗所组成。禁身四周攀附有12个铜怪兽,怪兽有角,张口伸舌,凹腰,尾上卷,前爪攀附禁沿,后爪紧抓禁外壁,似要吞食禁上面的美味佳肴。禁底部卧有12只虎形足,虎头饰高冠,昂首吐舌,竭尽全力。整个器形庄重瑰丽,实为一件珍贵的艺术品。徐家岭M9出土的2件神兽,通高48厘米,长47厘米,宽27厘米,大小、造型、纹饰基本相同,应是一对尾部相对的鼓架。神兽头部六龙探首,分向不同的方向,张口,吐舌,颈、身、尾为虎的造型,龟足。单身脊背正中铸一方座,座上又有一怪兽作直身欲搏状。其口内更衔一龙,头上有三个角,吐蛇、躬身。神兽身上镶嵌孔雀石,组成飞龙、凤鸟、虎及涡纹图案。神兽造型别致,制作精美,实乃罕见的艺术精品。

河南境内发现的列国都城遗址,还有刘国故城、滑国故城、陆浑故城、宜阳故城、苑陵故城、大梁故城、宋国故城、阳翟故城、许国故城、鄢邑城址、胡国故城、东不羹故城、西不羹故城、顿国故城、南顿故城、道国故城、新蔡故城、房国故城、柏国故城、江国故城、沈国故城、鄀国故城、番国故城等,这些历史名城同其他城址一道,谱写了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城市史上最为光彩夺目的篇章。

在中国文化史上,春秋战国时代被称为“轴心时代”。德国学者卡尔·雅斯贝尔斯说:“在公元前800年到公元前200年间所发生的精神过程,似乎建立了这样一个轴心。在这时候,我们今日生活中的人开始出现。让我们把这个时期称之为‘轴心时代’。在这一时期充满了不平常的事件,在中国诞生了老子和孔子……这个时代产生了所有我们今天依然在思考的基本范畴,建立了人们今天仍然信仰的世界性宗教。”[40]从华夏文明发展进程来看,在这一时代的中国河南境内,修筑了许许多多的城邑,出土了无数珍贵的文物精品,因而也可以说,这是东周王城和郑韩故城的时代,是莲鹤方壶、神兽与云纹铜禁的时代。从社会发展观念来看,“总结先秦时代社会形态的发展,如果从夏代算起,到战国末年,已经有了近两千年的时间,这几乎占了进入文明时代以后中国古史的一半。这样长阶段的社会历史发展对于此后中国古史的发展的影响巨大,自是情理中事,不待多论。近两千年间日积月累的变迁,点点滴滴的进步,都汇总于春秋战国时代,历史进步的巨大动力也积贮于此。在中国古史中,春秋战国的经济与文化等诸多方面都表明这是一个辉煌的时代。社会形态在春秋战国时代的深刻变化,是这个辉煌时代的基石。秦汉以降的中国古代社会两千余年的发展实肇端于春秋战国时期。所以说这个时代社会形态及其深刻的历史意义决不可小觑”[33]528。这个时代在华夏文明史上占有特殊重要的地位。


六、小结


据河南境内考古发现的先秦城址来看,从始建于5300年前的郑州西山仰韶文化晚期城址算起,华夏文明已经结束了“文明前夜”或曰“文明曙光”时期,从而步入了文明的早期。中华文明具有5000多年的历史并非空穴来风,而是有文献记载和考古依据的。华夏早期文明,可以被形象地称之为“重瓣花朵”式文明。处于重瓣花朵花心之中的淮阳平粮台龙山文化城址,被公认为是中国最初的城市。由此可知,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的城址,是华夏文明形成的重要标志,当时中原地区已步入华夏文明的“邦国”阶段。

在华夏文明早期,中华大地上的文明火花犹如满天星斗,已成燎原之势。夏王朝的建立,开启了华夏文明史上的新篇章。随着万国林立、“满天星斗”的仰韶龙山时代落下帷幕,夏文化一枝独秀,在二里头遗址建立了“月明星稀”式的中央之邦。华夏国家完成了由多元向一体的转型,“中国”世界的雏形得以形成。华夏文明进入到王国文明阶段。

河南境内发现的商代城址,主要有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和安阳殷墟等,其中郑州商城规模巨大,年代最早,在中国城市史上是一个不可替代的里程碑,以致有的学者说,中国文明是从郑州开始的。安阳殷墟的发现,更是震惊世界,被评为中国20世纪百项考古之首。有人说郑州商城是“从地下挖出来的文明”,其他城址何尝不是如此,整个商文明都是从地下发掘出来的,从世界范围来看,同世界诸文明古国相比较,商文明占据着极其崇高的地位,直接为后来中国古代文明的繁荣奠定了基础。

西周时期的城址布局严谨,大城、小城和内外环壕层层设防,“筑城以卫君”,其防卫严密的程度使人叹为观止!当时文化昌盛,经济发展,已经开始铸造铁器,社会生产力得到进一步发展。从城市规划到社会生活,一切按“礼”“乐”制度办事。孔子一再说“吾从周”,竭力推崇西周文物制度。夏商周三代对后世影响最大的是西周,当时华夏文明体系基本建立,并成为中国文化的主流。

春秋战国时代为中国城市发展的转型期,又称“轴心时代”,河南境内发现的春秋战国城址甚多,呈现出“无处不城”的壮丽局面。洛阳东周王城的布局,显示出中国特有的讲究均衡、对称的审美观,透露出中国特有的礼文化特征,表现出其在当时整个华夏文化圈中的核心地位。郑韩故城的布局也有许多特征,这些特征大都为后世城市所继承。此外,新郑出土的莲鹤方壶、淅川出土的云纹铜禁和神兽,均属极其珍贵的艺术品,代表了当时文化发展的高峰。社会形态的深刻变化,表明这是一个极其辉煌的时代,华夏文明从此开始了由王国时期向帝国时期的过渡阶段。

中国古代进入文明社会后,其政治实体演进为邦国—王国—帝国三个阶段。邦国阶段相当于仰韶晚期与龙山时代;王国阶段为夏商周时期;帝国阶段始于战国之后的秦王朝。“秦王扫六合,虎视何雄哉!”[41]公元前3世纪末,华夏大地上一片金戈铁马,刀光剑影。秦王政“续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用了不到10年的时间,先后灭掉韩、魏、楚、赵、燕、齐六国,于公元前221年建立起中华民族第一个统一的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国家——秦王朝。历史从此揭开了新的一页,华夏文明进入了帝国时期。通过以上剖析,透过中原先秦城址的考古发现,可以窥见华夏文明的发展演进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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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本文转自 《南都学坛》 2018年03期,转载请注明原始出处,并遵守该处的版权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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