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冲及 邵建斌:从三大战役看中国共产党人的战略思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7295 次 更新时间:2024-03-04 2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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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冲及 (进入专栏)   邵建斌  

 

战略思维能力,对担负领导工作的人来说,是做好工作的先决条件。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战略问题是一个政党、一个国家的根本性问题。战略上判断得准确,战略上谋划得科学,战略上赢得主动,党和人民事业就大有希望。”总书记多次向各级领导干部提出“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的要求。

战略思维能力,就是高瞻远瞩、统揽全局,善于把握事物发展总体趋势和方向的能力。中国共产党历来重视战略思维,制定正确的战略策略是我们党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宝贵经验,解放战争中举世闻名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充分彰显出这一点。2024年2月2日,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平津战役纪念馆时指出:“这次看了平津战役纪念馆,三大战役纪念馆我都看了。三大战役在中国革命战争史上的地位是不可替代的,以经典之作载入史册。”总书记语重心长:“我们对这些历史都很早就了解,但还要学而时习之,反复琢磨、吸取营养,从中去提炼、去升华我们的领悟。”

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到第二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对整个解放战争全局具有决定性意义。人民解放军共歼灭国民党军154万余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被摧毁。这以后,国民党当局兵败如山倒,解放战争胜利在望。不论战争规模还是战果,三大战役在中国历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属罕见。

为什么三大战役会这样发展,并导致这样的结局?从根本上说,这是由人心向背这个根本因素决定的。在这场战略决战中,中国共产党坚决站在最大多数受压迫民众一边,为他们的利益而战,得到他们的全力支持,从而获得源源不断的力量。同时必须看到,作战指挥也极为重要。正如毛泽东同志所指出的:“战争的胜负,主要地决定于作战双方的军事、政治、经济、自然诸条件,这是没有问题的。然而不仅仅如此,还决定于作战双方主观指导的能力。”三大战役中,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能够从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的高度着眼,深思熟虑、多谋善断,妥善应对种种复杂局面,展现出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

把握大势 科学预见

战略思维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建立在全局性眼光之上的对事物发展总体趋势的科学预见,它要求指挥者、决策者看得远、看得准,对刚刚露头的倾向具有敏锐的识别力,并且能科学预见它的发展趋势。毛泽东同志指出:“预见就是预先看到前途趋向。如果没有预见,叫不叫领导?我说不叫领导。”“坐在指挥台上,只看见地平线上已经出现的大量的普遍的东西,那是平平常常的,也不能算领导。只有当着还没有出现大量的明显的东西的时候,当桅杆顶刚刚露出的时候,就能看出这是要发展成为大量的普遍的东西,并能掌握住它,这才叫领导。”

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历程中,毛泽东同志多次作出富有远见的重大判断。1938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刚刚不到一年,毛泽东同志就发表了《论持久战》,提出持久的抗日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阶段,并将取得最终胜利。1947年,人民解放军刚刚转入战略进攻不到半年,毛泽东同志就在年底的中央扩大会议上以卓越的战略预见指出:“中国人民的革命战争,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二十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百多年以来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这是一个伟大的事变。”

果断进行战略决战,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运用战略思维,洞察历史大势作出的重大决定。当解放战争进入1948年下半年,要不要进行战略决战?何时进行战略决战?成为摆在党中央、中央军委面前的首要问题。如果仅仅从双方军事力量的对比来看,此时,国民党军仍有365万兵力,而人民解放军只有280万,兵力对比上仍处劣势。但毛泽东同志等中国共产党人洞察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看似强大、实则十分虚弱的本质,并且敏锐地察觉到国民党军队正打算实行战略撤退而一时仍举棋不定,在转瞬即逝的关键时刻,毅然作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定。9月,党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毛泽东同志明确指出:“我们的战略方针是打倒国民党,战略任务是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由游击战争过渡到正规战争,建军五百万,歼敌正规军五百个旅,五年左右根本上打倒国民党。”周恩来同志在会上详细地报告了解放战争第三年军事计划的要点,他以发展的眼光分析了双方军事力量的此消彼长,提出:“应准备若干次带决定性的大的会战。”可见,党中央已经作出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定。

事实上,此时国民党军虽然在数量上占优势,但能部署在第一线的正规军实力已大为下降。兵力主要集中在三个地区:一是徐州地区刘峙集团约70万余人;二是东北卫立煌集团约55万人;三是华北傅作义集团,有兵力50余万人位于东起山海关、西迄张家口的狭长地带上。只要把这三个地区的国民党军队解决,整个战局就可大定。而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正是针对国民党军这种分布状况决定的。

在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由于思维的惯性,人们往往难以看清即将发生的新情况、新变化。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敢于冲破长期习惯了的固有观念,敢于下定与看起来比自己实力更强的对手进行战略决战的决心,准备打前所未有的大仗,如果没有高度的智慧和勇气,没有高超的战略思维,是很难做到的。

着眼全局 抓住重点

战略思维要求指挥者、决策者着眼全局,把全局作为考虑一切问题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事关全局的重大问题上始终保持清醒头脑。毛泽东同志指出:“马克思主义者看问题,不但要看到部分,而且要看到全体。”“说‘一着不慎,满盘皆输’,乃是说的带全局性的,即对全局有决定意义的一着,而不是那种带局部性的即对全局无决定意义的一着。”“指挥全局的人,最要紧的,是把自己的注意力摆在照顾战争的全局上面。”“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动作上。”

作为伟大的战略家,毛泽东同志历来胸怀全局、关注重点。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顽固势力不断制造各种摩擦,直至发动皖南事变,伏击和围攻奉命转移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部队9000余人,致使该部除部分突围外,大部壮烈牺牲或被俘。该如何认识突如其来的巨大变化?这是否意味着整体形势的逆转?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是否需要作出根本改变?党内有些同志认为国共合作再次来到破裂的边缘,两党间的关系又一次来到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前夜。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经过全面、冷静分析后认为,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严峻形势下,中日民族矛盾仍是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党的应对策略也立足这一点,在军事上严守自卫,在政治上坚决反击,打退了国民党顽固派的反共高潮。

在三大战役中,举行战略决战的决心确定之后,首先面临的是如何选择作战方向的问题。毛泽东同志从全局出发作出决断:在国民党军统帅部举棋不定的情况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突然行动,切断东北国民党军同关内的联系,将敌军的重要精锐封闭在东北加以歼灭。早在1948年初,毛泽东同志就致电东北野战军提出:“究竟打何地之敌为好,依情况决定。但你们应准备对付敌军由东北向华北撤退之形势。”这是挂在毛泽东同志心头反复考虑的战略性大问题,他的结论是:“对我军战略利益来说,是以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为有利。”选定作战方向、确定作战方针之后,还有一个东北战场从哪里打起的问题。这有两种选择:一是长春,二是锦州。毛泽东同志主张先打锦州,因为从战场的全局来看,锦州地处东北和华北之交的走廊地带,是华北与东北交通联络的咽喉要地,攻克锦州即可切断东北国民党军的后路,形成“关门打狗”之势。战役的进程充分说明了毛泽东同志战略眼光的独到。可以说,他以超乎常人的战略思维提前确定作战方针,选定初战战场,是辽沈战役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的先决条件和重要保证。

在平津战役中,毛泽东同志高超的战略思维能力同样得以充分体现。在纷乱的战局和稍纵即逝的战机中,他及时作出科学判断:把傅作义部抑留华北不使其南逃,是整个战役能够顺利进行的关键。从此时的全国战局来看,傅作义部留在华北几乎是个死局,战争形势一旦稍加明朗,该部必定西撤绥远或从海上南逃。毛泽东同志为把傅作义部留在华北加以消灭,一方面令刚刚结束辽沈战役的东北野战军提前结束休整,星夜进军关内,另一方面对傅作义部“隔而不围”,或者“围而不打”,“以便吸引平津之敌不好下从海上逃走的决心”。与此同时,在同步进行的淮海战场上,也留下杜聿明集团暂时不作最后歼灭,以“不使蒋介石迅速决策海运平津诸敌南下”。当一切部署就绪之后,人民解放军在毛泽东同志指挥下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攻击,将作战重点放在傅作义部一字长蛇阵的两端,堵住敌军西逃或南下的退路。毛泽东同志说:“只要塘沽(最重要)、新保安两点攻克,就全局皆活了。”1948年12月22日,人民解放军攻克新保安,24日解放张家口,1949年1月15日解放天津,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

历史是最好的教科书,从这段历史中不难看出高超的战略思维对战争胜负的重要作用。只有具有高超的战略思维,将战争的全局看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有机整体,对全局和重点的局部了然于胸,才能统筹好方方面面,抓住影响胜败的关键点,才能作出“封闭蒋军在东北加以各个歼灭”和抑留傅作义部于华北这样的战略性决策,使战争的发展基本按照指挥者预计的那样,环环相扣,节节胜利。

因势利导 灵活应变

一切事物都是运动、变化和发展的。事物运动发展的阶段与阶段之间,不但相互区别、相互联系,而且在一定的条件下会发生转化。当一个阶段向另一个阶段推移转变后,要审时度势,及时作出新的战略部署。毛泽东同志指出:“当着革命的形势已经改变的时候,革命的策略,革命的领导方式,也必须跟着改变。”“战略指导者当其处在一个战略阶段时,应该计算到往后多数阶段,至少也应计算到下一个阶段。”“走一步应该看那一步的具体变化,据此以修改或发展自己战略战役计划,不这样做,就会弄出冒险直冲的错误。”

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不仅善于运用战略思维制定战略方针,而且善于根据变化了的情况随时调整,确保战略方针始终与客观实际相符合、与战略目标相适应。土地革命战争时期,毛泽东同志领导秋收起义,按照此前制定的方针,是要夺取大城市。但是,起义遭受挫折后,毛泽东同志重新估量整个中国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形势,重新估量革命的主观力量和面对的各方敌人,适时作出新的战略调整,把起义军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转移,寻找落脚点,保存革命力量,使中国革命从进攻大城市转为向农村进军,成为中国革命具有决定意义的新起点。

三大战役中,淮海战役是规模最大的一场,波澜壮阔、战局多变,战役进程错综复杂。毛泽东同志始终牢牢把握战役的主动权,不断把战局从一个阶段引导到另一个新的阶段。这一战役发展成南线的战略决战,并不是一开始就有完整成熟的设想,而是在实践中根据不断发展的形势逐步形成的。战役开始阶段,毛泽东同志确定淮海战役的作战任务主要是歼灭刘峙集团主力一部,开辟苏北战场,使山东和苏北连成一片。随着战局的发展,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在淮海战役第一阶段尚在进行时,已在考虑下一步的作战计划。1948年11月8日,华东野战军负责人致电中央军委,提出:“我们在此次战役于歼灭黄(百韬)兵团之后,不必以主力向两淮进攻(新海敌主力已西撤),而以主力转向徐(州)、固(镇)线进击,抑留敌人于徐州及其周围,尔后分别削弱与逐渐歼灭之”。第二天,毛泽东同志为中央军委起草复电,明确指出:“应极力争取在徐州附近歼灭敌人主力,勿使南窜。”这是一个新的重大战略决策。时任华东野战军副参谋长的张震同志回忆说:“这样,就把原来以歼灭徐州右翼集团敌军为主的目标,扩大到求歼徐州国民党军主力,把原来仅限于两淮、海州地区的作战,扩大到了徐州、蚌埠地区,‘小淮海’变成了‘大淮海’。”至此,“隔断徐蚌歼灭刘峙主力”的总方针便最终确定下来。

当黄百韬兵团行将被歼时,原在华中地区的黄维兵团逼进徐州主战场,这是战局的又一个新的重大变化。黄维兵团有4个军,约12万人。人民解放军一时面临杜聿明集团,黄维兵团,李延年、刘汝明两兵团三路劲敌,如果应对不好,后果不堪设想。毛泽东同志果断决策先打黄维。11月25日,人民解放军完成对黄维兵团的合围,“吃一个,挟一个,看一个”,激战至12月15日,全部消灭该兵团。随后,人民解放军又在1949年1月10日全歼杜聿明集团。至此,淮海战役胜利结束。

淮海战役与辽沈、平津两大战役具有显然不同的一点,即人民解放军在这场战役中整体兵力处于劣势,以60万对国民党军80万。但是,由于毛泽东同志和中央军委统筹谋划、灵活应变,在战役进行中不断调整目标,硬是把一场看起来胜算没那么大的战役打成了漂亮的歼灭战。毛泽东同志评价:“淮海战役打得好,好比一锅夹生饭,还没有完全煮熟,硬是被你们一口一口地吃下去了。”

三大战役,生动体现了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高超的战略思维。中国共产党是高度重视战略思维、善于驾驭战略全局的党。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百年来,党总是能够在重大历史关头从战略上认识、分析、判断面临的重大历史课题,制定正确的政治战略策略,这是党战胜无数风险挑战、不断从胜利走向胜利的有力保证。”在中国革命、建设、改革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人始终勇立时代潮头,站在全局和战略高度,准确判断所处的历史方位,敏锐把握战略机遇,及时制定战略目标,周密展开战略布局,扎实推进战略举措,带领全党全国人民书写了惊天动地的辉煌史诗。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紧紧围绕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对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全局性、长远性、根本性重大理论与实践问题,进行系统全面的战略思考、战略谋划、战略决策、战略部署,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实现一系列突破性进展,取得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一系列风险挑战考验,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推动我国迈上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了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科学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谋事之基、成事之要。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战略思维“永远是中国共产党人应该树立的思维方式”。党的二十大擘画了全面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蓝图,明确了新时代新征程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目标任务。实现这一宏伟蓝图,必须进一步提高战略思维能力,站在时代前沿和战略全局的高度观察、思考和处理问题,从政治上认识和判断形势,善于通过历史看现实、透过现象看本质,把握好全局和局部、当前和长远、宏观和微观、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特殊和一般的关系,在解决突出问题中实现战略突破,在把握战略全局中推进各项工作,不断把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

作者单位: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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