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亚青:美国对华战略转变与中美关系走向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88 次 更新时间:2021-09-19 21:5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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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亚青  

   【摘要】 中美关系跌至低谷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美国对华战略思维的转变。权力政治的强势回归、对崛起大国的战略焦虑、国家利益的排他性定义、地缘政治的再度兴起——这些都反映了美国战略思维的转变,并导致了美国战略行为的变化,包括对中美相对身份的再界定、对美国利益的再确定、对意识形态的再考量。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是一场相对持久的博弈,有时甚至会张扬激烈。但目前存在的一些基本事实,使得中美两国必须在战略竞争条件下寻求共存与合作。中美两国的基线共同利益是维护世界秩序的和平与稳定,两国关系的合理走向是稳妥管控危机,有较大可能性在全球治理领域发现和创造合作机遇,积极寻找一种共同进化的可持续相处之道。

   【关键词】 中美关系 权力政治 战略思维 战略行为

   当前,中美关系正在经历两国建交以来最艰难的时刻。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之后,对中国实行了几乎是全方位的极限施压,接连运用贸易战、科技战、外交战、舆论战等强硬手段,不断冲撞中美关系的底线,中美关系跌至低谷。拜登胜选后,虽然开启了对华对话的窗口,在安克雷奇对话中,双方进行了“坦诚、深入、长时间、建设性的沟通”,各自表明了立场,但美国对华政策似乎并没有实质性改变。美国重返世界,以联合盟友为重要国际战略,在外交手段有所变化的同时,对华战略施压并无减弱。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并且具有超越双边关系的全球性意义。合作不仅对两国有利,而且对世界有利;对抗则是两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灾难。但为什么中美关系会发展到目前的状态?

   对这个问题一个初步的回答是,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了重要变化,战略思维的变化进而导致了战略行为的变化。这种变化具有长期性的特点,因此中美关系会表现为一种持久的战略博弈;但中美必须在地球上共存共处,这是一个基本事实,所以即便是强竞争性的战略关系也不会排除合作的可能,不会必然成为一种绝对意义上的零和游戏。

“历史终结”与美国30年的对华战略

   冷战结束是20世纪最重要的国际事件。苏联解体不仅迎来了美国的“单极时刻”,也被福山引申为“历史的终结”。所谓历史的终结,是指美国取得了冷战的胜利,证明民主政体和市场经济是迄今为止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形式,因此,在黑格尔历史观的视野中,人类的历史到此宣告终结。从国际政治心理学的意义上讲,冷战结束使美国处于胜利的亢奋之中,对整个世界发展的历史进程表现出极大的自信和乐观。

   冷战后的30年里,美国对华战略的基本思路是在这样一种极度乐观的背景下产生的。从乔治·布什总统开始到奥巴马政府,虽然这一战略随着中国实力的增长和世界形势的变化有不少调整,“中国威胁论”的声音也不绝于耳,但总体上连续性大于断裂性,即便是当乔治·布什政府初期将对中国的定位改变为“竞争者”,但后来的发展似乎是低开高走。美国将反恐界定为国家安全的最重要事项,中美在反恐过程中表现出合作意愿和行动。奥巴马时期也启动过重返亚太战略,但在世界性金融危机的背景之下,中国不仅进入美国倡导发起的二十国集团,走上世界经济治理的中心舞台,也积极参与了主要大国之间合作救市的行动。因此,在从冷战结束到奥巴马执政的近30年时间里,美国在所谓的“胜利之后”,对华战略的总体基调是将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方式则是通过接触政策实现战略目标。这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美国对华的战略目标是将中国改变成为一个与美国更为相似的国家。 从西方文化和实践的视角来看,“非此即彼”似乎是一个稳定的思维模式。康德和黑格尔的一个重要哲学传统就是明确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将异质性视为冲突的根源,将同质性视为和平与合作的前提。也就是说,只有同一类型的国家才是朋友,才会积极合作。美国在取得冷战胜利的氛围之中,对将中国改变为美国式的民主国家充满乐观情绪。约翰·桑顿对中国国际国内的情形进行了专门分析,认为中国可以变得与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更加相容。在这30年中,现实主义理论在美国国际关系学界和政策界影响减弱,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建构主义发展迅速。后两种理论虽然在本体论上有着重要差异,但在政策取向上是一致的,那就是以国际体系的主导性制度,包括规则和规范,来改变一个国家的利益偏好和身份认同。

   第二,美国对华战略原则是将中国纳入国际体系。 约翰·伊肯伯里作为美国全球战略和自由霸权秩序的重要学者,明确指出像美国这样的世界超强国家,在取得胜利后,应以自己的实力建立一整套符合自身价值理念的国际制度,将国际社会其他成员全部纳入这一制度,以此建立和维护世界的和平与秩序,维护霸权国自身的价值利益和物质利益。伊肯伯里认为,“在70年的时间里,世界的主导秩序是西方自由秩序。二战结束之后,美国及其伙伴建立了一个多面且延展的国际秩序,这一秩序是围绕经济开放、多边制度、安全合作和民主联盟而组织起来的。在这一过程中,美国成为世界秩序的‘第一公民’,形成了‘霸权领导’,发挥了协调同盟、稳定世界经济、促成合作、倡导‘自由世界’价值的作用”。伊肯伯里还将美国形容为“自由主义的利维坦”,所建立的世界秩序是“美国领导下的自由霸权秩序”。约瑟夫·奈在冷战后也提出了软实力理论,将软实力定义为使别人愿意做你愿意做的事情,亦即同化其他国家的能力。根据这些理论,这一秩序不仅可以维持世界的和平与稳定,也可以同化其他大国,并将其纳入其中,主动与美国相向而行。

   第三,美国对华战略手段是接触为主、斗争为辅。 可以说在30多年里,美国政治精英的一个共识是与中国接触。正是在这样一种主导战略手段的背景下,美国确定了全面接触的基本战略,在重要问题上采取所谓“战略模糊”姿态。虽然有的时候美国的傲慢与偏见表现得十分明显,例如银河号事件和中国驻南斯拉夫大使馆被轰炸事件,但在涉及中国最关注的问题时,比如台湾问题,美国则表现出一种模棱两可、试探红线但避免直接触碰红线的态度。可以看出,美国在30多年时间里,始终没有将中国十分清晰地确定为敌人或是战略对手,这应是有意识的战略模糊,既可以使接触政策得以持续实施,也为双边合作留有余地。

   在这个时段,中国坚持和平合作的战略思想,在双边关系上作出了“合则两利、斗则俱伤”的战略判断。虽然中美之间的竞争和斗争时有出现,但中美关系总体上是合作与竞争并存、合作是主导面的态势。这一阶段双方的战略谋划整体上基于一种正和思维,战略行为也表现出以合作为主导的取向。

权力政治回归与美国战略思维的转变

   权力政治是西方国际关系的重要思想,也是现实主义理论的核心内容。权力政治以权力和利益为国家唯一的行动目标,以零和思维考量国家之间的关系,以强制性压服为国际合作的必要条件。虽然权力政治从来没有从美国国家战略中消失,但在冷战之后的几十年里影响力相对减弱。2010年之后,权力政治逐渐呈现回归的态势。美国新保守主义作家罗伯特·卡根认为世界正“回到丛林时代”。特朗普执政期间,权力政治更是明确成为美国国家战略的重要指导思想,奥巴马政府的国家安全顾问苏珊·赖斯将其称为“特朗普的霍布斯丛林”。特朗普政府出台的《美国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战略方针》将“有原则的现实主义”作为对华政策指导方针,就充分反映了权力政治已经不仅是思想理念,而且成为政策原则,以下几点尤其突出。

   大国竞争。 权力政治首先将国际政治的实质界定为大国之间的竞争。结构现实主义的领军学者肯尼斯·华尔兹认为,只有大国才能在国际政治的舞台上扮演有意义的角色。美国强现实主义学者 (hard realist) 约翰·米尔斯海默在冷战后连续著述,强调世界政治的核心是大国政治,大国政治的核心是你死我活的争斗,争斗的极端形式是争夺世界霸权。因此,世界政治是竞技场,大国政治必然以战争的悲剧而告终。冷战结束伊始,米尔斯海默就预言欧洲必然重新走向列强竞争的场景;“9·11”事件之后美国将反恐确定为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他又尖锐地批评美国战略迷失了方向,只有大国才应该是美国的战略重点。美国任何时候的主要敌人都是迅速崛起的大国,将崛起大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系的战略只不过是一种“大幻想”,对于中国尤其如此。

   权力转移。 权力政治将权力转移视为体系性战争最容易发生的时刻。早在20世纪80年代,美国学者A.F.K.奥根斯基和J.库格勒就提出了权力转移理论,认为霸权国和崛起国之间实力接近的时候,这两个国家最容易发生大型战争,因为争霸是国际政治不变的本质。近年来,格林厄姆·艾利森提出了“修昔底德陷阱”理论,指出霸权国和挑战国之间虽然不是必然、但却非常容易陷入修昔底德陷阱,当年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就是在霸权城邦国斯巴达和新兴城邦国雅典之间开始的。1400~1900年间发生的16次权力转移现象中,只有四次没有发生战争,还包括将整个世界笼罩在恐怖平衡阴影之中的美苏冷战。权力转移理论的结构宿命基调将在同一体系中任何两个实力接近的大国锁定在结构冲突的无解困境之中,在中国崛起并日益接近美国实力的情境下,再次成为国际关系领域备受关注的理论之一,也对美国对华战略的转变产生了重要影响。

   相对收益。 权力政治将相对收益视为国家间竞争的根本追求。绝对收益和相对收益是国际政治中的两个重要概念,是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理论辩论的一个核心议题。绝对收益是比较单纯的收益问题,指在两个行为体交往过程中任何一方所获得的利益;相对收益则是分配问题,指在这一过程中双方获得的利益之比。这个问题是国家间合作和竞争的一个根本问题,绝对收益论认为,两个国家在合作交往之中,只要自己获得利益,就可以继续合作下去;而相对收益论认为,国家在合作交往之中,最关心的并不是自己是否获益,而是自己相对于对方获得了多少利益,如果自己获益少、对方获益多,则会中断合作。美国现实主义学者格里克认为,在无政府国际体系中,国家最关心的不是绝对收益,而是相对收益。相对收益持续递增的国家最终会成为强者,相对收益持续递减的国家最终会成为弱者。这一理论背后的思想支撑则是帕默斯顿的名言“没有永恒的朋友,只有永恒的利益”。在两个国家的交往中,如果一个国家不断获得相对收益优势,最终就会成为综合实力更强的国家,当两国关系出现矛盾或是两国利益出现冲突的时候,这个强势国家就会以权力压制甚至征服对方。这无疑是“美国吃亏论”的理论诠释。地缘政治。 权力政治将地缘政治视为争霸世界的战略布局。地缘政治是在18、19世纪西方兴起的国际战略理论,内容是将地理要素作为国家战略的基本竞争要素,实质是权力的战略布局,是一种地理空间战略学说。地缘政治战略的流派包含马汉的海权论、麦金德的陆权论、杜黑的空权论和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理论。无论强调哪一种权力,都是以控制和主导世界为目的。简言之,马汉的海权论认为,谁控制了海洋,谁就控制了世界;麦金德的陆权论认为,谁控制了世界心脏地带,也就控制了世界岛,进而控制了整个世界。现在重新产生重要影响的是尼古拉斯·斯皮克曼的边缘地带论。他将欧洲的一部分、中东、印度次大陆、东南亚等区域称为边缘地带,认为谁控制了边缘地带,谁就可以控制欧亚大陆,谁控制了欧亚大陆,谁就可以掌握世界命运。 正因如此,斯皮克曼建议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要完全消灭德国和日本,而是要用其制衡苏联和中国。现在第一、第二岛链的战略意义被高度重视,地缘政治的影响可见一斑。

   这一系列权力政治要素重新占据美国战略思维的主导地位,并成为美国战略政策的重要指针。同时,中国的迅速崛起以及在综合实力上与美国的日益接近,使得美国对华战略思维发生了明显变化,也直接导致美国对华战略行为的变化。权力政治的回归使得美国更多地从竞争角度考量中美关系,也成为中美关系步履艰难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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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21年第1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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