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斌典 孙珮云: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逻辑及其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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卢斌典   孙珮云  

 

随着数字技术的发展,人们的生产方式、认识方式、交往方式被算法和信息所改变。整个世界由物质、商品的堆积逐渐演变为数据和信息的堆积,数据成为新的“世俗之神”。在商品主导的世界中,人变为一顶帽子,而在数字资本主义主导的世界中,人变成可供利用和剥削的数据。数字资本主义是信息时代的资本主义,标志着当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转型,代表着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和未来发展趋向。数字资本主义逐渐脱离空间和时间的限制,它依托数字技术、算法、大数据等源源不断地开辟市场和免费占有数字劳动,吮吸着活劳动的时间、智力和生命力,成为当代资本主义的重要形态。它通过内在的技术逻辑,使大量坚固的东西烟消云散,既向非资本主义国家或地区扩张,又向内部环境延展,衍变为一种新现代性,形塑了一个新的人类纪。在此背景下,我们有必要从本体论、认识论和存在论三重维度审视数字资本主义的技术逻辑。

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本体重构

金融危机后,产业经济或实体经济发展遭遇瓶颈,资本主义借助互联网技术和数字技术等手段,呈现新的发展势头。资本主义的内部结构和本质属性发生剧烈转型,它由传统型转向数字型,由金融资本主义转向数据资本主义。数字化、信息化与全球化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重要特征。资本的数字化、信息化和全球化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需求,它旨在加强生产的精确化、交换的便捷化、分工的专业化、消费的稳定化以及市场的扩大化,它疯狂地突破各种限制,追逐利润,掠夺原材料和劳动者的剩余价值。在新的发展阶段上,数据成为新的宠儿,被寄予厚望,成为新的动力和工具。数据原本是一种参数或踪迹,但在数据的资本主义应用中,它背后的经济价值和附加属性被不断挖掘出来,催生出数字劳动和以数字为轴心的新的生产方式和组织形式。数据的发展建立在生产方式和交往方式的发展变化之上,它是资本主义生产过程的直接产物。可以说,整个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是数据的发展史,它呈现出由无数据到有数据再到大数据的演变过程。

(一)数据:新型生产要素

随着技术的发展和交往联系的增加,大量数据随之产生,并以指数型态势增长。数据是离散的和无定形的东西,它被理智直观所把握。但它背后隐含的经济属性和文化机制使其成为继土地、劳动力、技术、资本之后新的生产要素。数据是对象化的智力力量和知识形式,它是当代资本主义世界中本源、始基、原子与“逻各斯”,是新的“特殊的以太”和“普照的光”,它以一种独特的抽象力发挥着统摄作用。世界上的人和事物被数字归纳概括和形塑,它们的真实存在被抽离成一种数据存在。它们被用0和1的数字形式演绎着其真实存在,又通过特定的存储、传输、转码、解压等过程再现其原貌。数据扮演着幕后操纵者或“看不见的手”的角色,隐藏在资本与技术之间,逐渐演变为新的“形而上学的怪诞”,训导着整个世界从数据中来,到数据中去。

数据是资本的重要酵素,是一种特殊的流和脉冲,是可供持续开采的矿藏。数据储量大、变化快、种类多。数据化则是将人或人类实践产生的语言、信息、图像转变为二进制的数字存在形式,再通过特定的存储、分析、传输和翻译进行对实际事物的还原。这种数字化或数据化的处理方式更加方便信息传输和处理,使生产和生活联系更加畅通,成为当代工业生产中必备的原材料甚至是新的生产资料。资本的周转和循环过程都依赖这些数据的支撑,原生数据和处理过后的数据是后福特制社会、信息社会、后工业社会中的中坚力量,对于完整把握市场信息、洞察消费需要、促成产销一体化格局至关重要。庞大数据的支撑使得生产过程更加精细化、准确化、效率化甚至是自动化。正如塔尔诺夫所说:数据是资本主义的新型生命线。数据的发展迎合了资本主义发展的需要,数据本身既有可供分析的价值,又有成为有效消息、流量和事件的潜质,而这正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命脉。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是对数据的征用和发挥,图谋数据背后的交换价值乃至剩余价值,最大化挖掘和使用数字生产力。人们在线活动和数字交往产生的数据对于资本主义来说既是一种创造收益的商品,又是一种固定资本。资本主义无情剥夺了数字劳动的产物,将其化为己用。

(二)数字劳动:当代劳动的新样式

随着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人类的劳动发生实质性改变,它由物质劳动发展为非物质劳动,由产生实体的劳动发展为产生虚体(数据、知识、信息、服务、符码、图像、视频等)的劳动。无论我们承认与否,我们都被吸纳进资本主义世界,都在从事着数字劳动。我们生活在一个数字现代性主导的世界,被迫接受盘剥和利用。而现在,劳动不仅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而是超越自然、时间和空间和局限,在新的数字空间中完成。劳动的物质性基础被淡化,它的非物质的一面逐渐显露出来。它可以生产数据、信息,可以是输出一些服务或文化内容,还可以是在数字空间中的娱乐和艺术活动。它的形式具有多样性和超脱性,它逐渐从现实社会中脱嵌出去,在虚拟的数字世界中完成自己的使命。

马克思曾区分了简单劳动与复杂劳动、具体劳动与抽象劳动、私人劳动与社会劳动,而在现世界,数字劳动是复杂劳动、抽象劳动以及社会劳动的现代版本。这种劳动的特点是去地域化、去中心化、灵活化、碎片化、虚拟化和技术化,它全面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首先,时间和空间不再是数字劳动最大的限制,因为伴随着信息传播技术、互联网技术、编码解码技术以及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跨距离传输阻力大大减弱,信息传播变得飞快,人们可以进行远程登录和畅通无阻的交流。其次,数字劳动不再局限于特定的工厂或流水线,它不再被某一中心或程序控制,它具有灵活化和碎片化的特征。再次,数字劳动主要是与信息打交道,它的主客体都变为虚拟的实体,它在数字空间中解决问题或完成自己的工作量。最后,数字劳动是一种脑力劳动控制体力劳动的活动,是一种智力和技术活动。它建立在技术、语言、信息的基础上,具有特定的技巧和手段。

(三)数字平台:新的剥削机制

数字平台是一种供两个或两个以上不同用户使用的界面,它是信息和数据的汇集者,它发布即时或非即时的信息,为不同用户提供数据、信息、技术、包装、宣传等多方面的需求,它具有的表面上的公平性、开放性和共享性。数字平台快速席卷全球。按照斯尔尼塞克的划分,数字平台大致分为广告平台、云平台、工业平台、精益平台、共享平台等形式。这些平台有的旨在迎合消费需求,提供广告服务,有的是为了提供技术支持和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还有的是促进工业和产品信息交换。平台的背后是大量的金融资本、信息资本、文化资本等固定资本在支撑,数据收集的广泛性和资源整合的有效性是数字平台赖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

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数字平台,它们是数据流通中的桥梁和节点。数字平台在客观上迎合了处理数据的内部需求,但它又是双向或多向收费的,它收取成本费、介绍费、宣传费、服务费等费用。数字平台通过数据支撑和算法驱动,产生强大的计算力和先进的预测功能,能够提供精确的个性化服务。数据平台本身旨在加强不同用户或受众之间的数字化联系,但它逐渐演变为一种赘瘤,它反过来干预用户间的关系,垄断和滥用数据,控制消费需求,干涉用户的隐私。它还吸引和笼络部分用户成为自己的附庸,疯狂榨取其剩余价值,进而导致平台对多种用户的多重剥削。

二、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认知转变

认识论是贯穿于哲学发展的重要线索,它致力于对人类知性、理智和智力的研究和探索,是爱智慧的展现,它集中体现在物质与意识、思维与存在、主观与客观的辩证关系之中。无论是原始社会、古代社会还是近现代社会,认识论都扮演着重要角色。而随着现代科技和资本主义的发展,数字化认识逐渐成为新的可能,它提供了诸种新的认识手段和方法,改变人们的认识世界方式,拓宽了认识范围,增进了认识的全面性与科学性,衍变为新的“认知型”。“认知型”这一术语是由福柯在法国哲学家巴什拉和康吉莱姆的启发下提出来的新概念。它指的是一个时代的知识话语,是每个时代受历史规则和文化符码制约的产物。它受制于时代的经验和信息,基于特定时代的知识积累状况而显示自身的特征。它并不简单指涉某种世界观,它不是知识的某种形式或内在的合理性,而是在科学、认识论、实证性与话语实践中的关系整体。它致力于研究问题被什么构成,而不是给出解决问题的答案。

(一)传统认知型与现代认知型

传统认知型大致可以分为三种:原始认知型、古代认知型以及近代认知型。原始认知型主要是原始社会中人们对世界、事物的认知情况。它的内核是原始思维,是人类对外部世界和社会交往的最初理解。而古代认知型则见于已知的四大文明古国以及古希腊罗马时期的文字、文学、艺术、哲学等。古希腊罗马时期的哲学是古代认知型的突出表现,当时的哲学家们相继提出本源说和认识论假说。而培根和笛卡尔等人开启了近代认知型,培根认为知识是存在的反映,他主张“三表法”,主张廓清认识中的“四假象”。笛卡尔则主张唯理论,主张从确定的公理出发进行演绎和推理,追求真理性的知识。斯宾诺莎则将知识分为感性、理性和直观知识,认为客观世界是认识的对象,认识是对客观世界的反映,他的认识论消解上帝在认识领域的绝对地位,带有无神论色彩。针对唯理论和经验论之争,康德试图调和两者的矛盾。康德的认识论建立知性为自然立法的基础上,他扭转了知识符合对象的传统观点,实现了认识论上的哥白尼革命。他区分了感性、知性和理性三个阶段,主张时间和空间的感性直观到知性范畴乃至理念的跃迁,探索主体的先天认识方式和能力。黑格尔则强调思维与存在的同一性,他把所谓“真实的东西”既表述为实体,又表述为主体,推崇绝对理念的统摄地位。他提出精神运动是概念内在的发展,也是认识的绝对方法,主张辩证法、逻辑学和认识论的抽象统一。

纵观以上几种认识型,我们可以看出传统认知型追求总体性、直接性、线性统一性和形而上学性,它是一种反思的哲学或科学,强调认知主体、中介和客体之间的必然联系,但事物本身或事物之间的多元性、异质性和微观层面往往被漠视或遗漏。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以及人的认识能力的增强,传统认识型逐渐式微,新兴的实践论、分析哲学、现象学、解释学、精神分析学、结构主义、后现代主义、控制论、博弈论、信息论、大数据、云计算等认知方法的影响力在逐渐加深,以往的认识格局和限度发生翻天覆地的转变。在传统认知型到现代认知型的转变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认识论扮演着重要角色。马克思指出:“从前的一切唯物主义(包括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的主要缺点是:对对象、现实、感性,只是从客体的或者直观的形式去理解,而不是把它们当做感性的人的活动,当做实践去理解,不是从主体方面去理解。”马克思主义将认识论置于唯物主义之上,将辩证法和唯物主义紧密结合起来,确立了从具体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具体的思维路线。马克思主义强调社会实践的首要地位,认为认识是主体在实践基础上对客体的能动反映,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有效地摆脱了旧形而上学和机械唯物主义的干扰。

(二)大数据与数字认知型

人类认知型的转变具有社会历史性。随着数字处理技术和信息传播技术的发展,传统认知型在数字认知型下相形见绌,数字认知型有效避免了传统认知型中的片面性、直观性和机械性,减少了认知主体认识事物过程中的相对性和形而上学性。数字认知型借助数字化机器或设备,将认知主体宰制为认识过程之外的“外主体”,造成真正认知主体的暂时空缺。在这种新型认知过程中,真实事物被抽象为数字、数据、符号或图像,被当作特定的标本进行集中处理或分析,认识的客体游离于事物本身,导致认知客体的拟像化和失真化。而认识中介的地位发生本质性转变,它不再是一个转换器或中轴,而是凌驾于整个认识过程之上,形成新的“物神”或“座驾”,这是启蒙理性与工具理性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发展变化的新样态,也是数字现代性侵入日常生活世界的鲜明特征。

数字认知型可以穿透传统认知型的迷雾,更精准的把握人的主观需求和事物的动态变化。传统认知型一般都注重选择部分样本作为分析对象,而数字认知型选定的是事物的“全本”。这种对“全本”的把握是数字技术赋能后的结果。可以说,数字认知型是当代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产物以及必然要求。以互联网、人工智能、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等为内核的数字认知型为世界诸问题提供可能的答案,它介于现代认知型和后现代认知型之间,是历史交汇处的产物。互联网将现实世界更紧密地链接在一起;人工智能采用更先进的技术更高效、便捷地融入生产和生活之中;大数据、云计算、区块链、元宇宙等新型数据集合方式如雨后春笋一样不断涌现出来,成为数字经济发展的新着力点。我们知道大数据指的是基数大、种类多样(包括文字、图形、视频等)、有一定价值的数据大集合,它是借助现代科学技术无法在短时间内进行处理的庞大数据堆积。这种大数据在现代服务业、医疗保险和福特制-后福特制生产中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大数据是超乎想象的数据集合,具有较强的统计、描述和运算能力,这种数字技术赋能使得它逐渐演变为新的智力结构,建构着时代的命脉与症状。大数据改变着人们认识和改变世界的方式,冲击着旧有的风俗习惯和社会制度。数字资本主义造就的数字认知型改变了我们的认知视野,延展了人体器官的能力,增进了人们对复杂事物的理解以及知性思维的转变。

以大数据、云计算等为核心的数字认知型具有以下几个特点:第一,事物之间的相关性凌驾于因果性之上。原因和结果是唯物辩证法的重要内容,事物之间的因果联系是事物联系和发展的重要机制。但是大数据不再苛求这种因果关系,而是找寻事物之间的相关性,以事物的相关性作为事物本质和发展态势的重要评判标准。事物之间的相关性按照强度为标准可以分为强相关和弱相关,按照事物之间的作用力关系可以分为正相关、负相关和不相关。第二,事物之间的中介性取代直接性。直接性是我们对感性现实的直观把握,它是一种对事物本源和内在规律的总体把握,有效地剥离纷杂的非主要联系和隐藏的非必要因素,而数字认知型绕道中介性寻求对事物或事物间关系的窥探,进而形成一种中介效应或中介作用。它旨在加强对离散、异质、多元事物的剖析,进而消解传统意义上的稳定总体、系统或结构,形成一种非本质主义的星丛或星链。第三,事物本身的所指对能指的僭越。事物的所指指的是语言所反映的事物概念,事物的能指是语言的声音形象。所指是一种数理意义上抽象,能指是对事物本身形象的锚定。在数字认知型中,事物的所指不断外化和数字化,它不断冲击着能指的限度,造成了所指与能指的区隔,因而也形成了数字符号对具体事物描述的规范性问题。物的虚像掩盖了物本身,物存在的价值和意义旁落。数字认知型的这三个特征构成了数字资本主义时代新的价值诉求,同时也形塑了其内在的三个悖论。

三、不可承受之轻:数字资本主义的存在之痛

数字资本主义的发展是资本逻辑与数字技术的联姻,它催生以数据为驱动的数字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带动数字经济、平台经济、元宇宙等新兴经济类型的发展,改变人的劳动方式乃至生存方式,形成新的社会形态即数字文明新形态。但是由于数字资本主义的内核——资本逻辑的内在缺陷以及大数据的资本主义应用,数字资本主义形成新的集置或座架,导致人的价值迷失和存在危机,造成数字文明的时代之殇。

(一)隐蔽的监控与意识形态规训

监视是资本主义原始积累中的重要手段,它旨在加强生产效率,防范工人阶级、奴隶等消极怠工或造反。随着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监视的主体、形式和场所发生了全面变化。从监控的主体来看,现代监控不再是资本家以及它所雇佣的监工来负责,而是通过现代技术手段包括“电子眼”、互联网技术、信息追踪技术等来完成监视,它的主体是政府和企业的联合体。以摄像头为内核的电子眼成为悬在人们头上的“上帝之眼”,人们被迫接受它的督导或规训。人类智力生产出来的人造物,反过来成为钳制人的东西。从监控的形式看,现代监控由直接在场变为远程监控形式,由肉体暴力变为非肉体暴力形式。现代监控逐渐变得非强制和“液态化”,相应地,它的奖惩方式也发生转变,主要有政治策略、经济手段(扣除工资)和意识形态压制等。从监控的场所来看,现代监控不再停留在生产端,而是浸透到消费、流通和交换等环节中。资本的触角不断扩展,它不仅发生在工厂中,而且还在工厂之外上演,造成对日常生活世界的侵袭和殖民。因此,我们可以看到传统监控到现代监控的嬗变,旨在加强侦破、打击恐怖分子、预防犯罪发生的积极监视转变为全天候、高强度的消极控制。人们被监控系统固定在蛛网之上,只剩下赤裸生命。这种监视透露着资本主义统治者对员工的不信任,于是他们率先应用数字化手段展开了一场阶级斗争,形成一种隐蔽的政治对立,维持自己的统治。

监视资本主义是一种新的数字经济发展模式,是一种赘瘤式的积累方式,它比以往的积累模式更具隐蔽性和剥削性,它把握着国家发展和人民安全的命脉,垄断生产和消费者的信息,形成政治经济上的霸权地位,甚至形成数字帝国主义。监视资本主义利用现代技术和算法,通过对互联网用户的监控,获取其具体信息、心理特征和内在需求,进而分析数据中的隐含的信息流,利用算法向用户推送广告,达到售卖特定产品的目的,形成竞争优势,最终谋取巨大的经济利润。它更注重用各种形式的现代科技来监视员工的工作状态、精神心理和日常休闲,以促进生产的维持和效能提升。与此同时,它利用知识、技术和平台优势创造了新的支配性结构,严重危害个人隐私、尊严和自由。监视资本主义通过对数据和信息的垄断,既把握生产者或服务人员的内在需求,又不断获取着消费者或使用者的有效信息。总的说来,现代监控对人的控制的日益趋深,意识形态规训也逐渐增强。在数字经济主导的市场秩序中,人与人产生的数据相分离,数据成为反制人的手段,数字化时代形成了“数字利维坦”。

数据提取以及大数据在监视资本主义中占据着重要地位。数据是监视资本主义的原材料,而互联网用户是原材料的提供者。人类细微化的生活被转译成数据,并被存储起来。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物质劳动和非物质劳动都围绕数据再生产和大数据运算展开,也承受着大数据的监控。大数据旨在分析海量数据,计算用户的主观偏好和消费习惯,并向其推送相关性产品或广告。它归根到底窃取了用户数据,侵犯了用户隐私,谋取了经济利润,提升了剩余价值转化率,创造了新型商机。这种监控资本主义无论在形式上怎么转变,它内在的剥削和掠夺机制未发生转变。监控资本主义更注重意识形态规训,在某种意义上发展为“敞视全景监狱”。更进一步,德勒兹指出现代社会已经由规训社会转变为控制社会。在德勒兹那里,规训是塑形式的改变,而控制是网筛式的调制。控制的中介便是数字语言代码,代码是对信息的一种编程,无数的信息代码充斥在现代生活世界中,形成数字世界次元宇宙。因此,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人们遭受的监视和控制变得更多。

(二)数据异化与新的赘疣

数据原本是人类实践活动的产物,它旨在描绘和计算,是提升生产效率、实现合理化生产的重要手段,然而它逐渐演变为一个怪物。数据作为21世纪的石油,它是新式生产的原材料,它具有潜藏的经济价值。单一的数据在经济层面基本没价值,而庞大的数据则具备了显著的使用价值或交换价值。庞大的数据堆积在客观上催生了数据库和大数据,它们反过来协调和组织劳动力,预测人类行为和内心需求,促进资本家形成竞争优势,然而在另一方面促逼着广大群众。这是一种新启蒙辩证法,是新技术理性的双重效应。这种反转和颠倒的实质则是马克思所揭示的异化理论。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资本主义生产中四方面的异化。从生产目的来说,劳动者的劳动与其劳动产品相异化,劳动生产出来的产品作为异己的存在物同劳动相对立。从生产过程来说,劳动者与劳动活动相异化,这是由生产行为本身异化导致的。原本劳动是自由自觉的类本质活动,可是资本主义制度下的劳动是非自由和剥削式的,它不是主动积极的,而是一种被迫和压制。受制于生存和生活条件,一些人不得不出卖劳动力,而这种出卖劳动力的过程恰恰是剩余价值的发源地。在《资本论》中,马克思解释了剩余价值不发生在生产和消费端,而是发生在雇佣劳动中。从生产结果来说,人与人的类本质发生变化,人与人相异化。在资本主义生产制度下,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和谐的,而是对立的。人不再从类中寻找自己的存在感而是在私人占有中获得虚假的满足,人与人之间关系被权力架空,充斥着各种算计和阴谋。这种关系最终表现为个人与他者的对立、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随着数字资本主义时代的到来,当代社会中异化的机理和形态发生了转变。罗萨在《新异化的诞生》中认为当代异化主要包含空间、物界、行动、时间、自我与社会关系的异化。其中最值得反思的是自我的异化。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中,数字劳动也发生了相应的异化现象。具体说来,数字劳动与数字劳动产品相异化,数字劳动者与数字劳动相异化,结果导致所有权与占有权的分离,数据垄断者与数据贫民的对立。在其中,数据成为一种异己的力量与人对立。数据异化是马克思异化理论的深化与升级,这种异化体现在数据的无限商品化以及评价人的标准不断量化等方面,它直接导致人的生活世界被殖民化。数据异化还加剧了形形色色的虚无主义的抬头,比如历史虚无主义、文化虚无主义、价值虚无主义等。在数字经济主导的市场秩序中,人与人产生的数据相分离,数据成为反制人的手段。人们处在数据茧房和牢笼之中,被数据挖空,被算法操纵,被迫成为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中的牵线木偶,人的主体力量或主体性在数字理性的压抑下被消逝。与此同时,人与人的关系被数据与数据的关系取代,人的生命钝化为数字力量,人们生命政治遭受威胁,生命的意义被数据架构和捕捉。人类的言行在大数据和算法下都被预测出来,因而形成一种数据透视主义和数据原教旨主义。在这种理念的指导下建构出新的数字抽象,而这种数字抽象成为新的形而上学统治着当代世界。于是,数据的异化吞噬了人类的正常生活,人被数据驱使和奴役,能动性逐渐丧失。总之,数据异化导致人与人、人与自然关系的恶化,它形成了新的赘疣,导致数据拜物教的诞生。

数据拜物教是数字异化的重要特征。在数字资本主义之中呈现出数据拜物教或拜数据教的特点。数据拜物教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的量化拜物教,数据的生产与再生产是资本主义发展的头号问题。数据拜物教的主要特征是定量研究压倒定性研究,因而它也忽视了对社会的定性研究即对伦理道德、批判理论和阶级斗争的研究等。在这种现象背后,数字与资本联姻,资本逻辑和算法逻辑紧密结合,数据逐渐脱离时空限制,实现脱域化,展现自己的独特魅力,数据的强劲运算力、预测能力和社会效力被无限夸大。由于数据拜物教的发展,一系列社会形态不断涌现出来,比如消费社会、景观社会、流量社会、加速社会、倦怠社会乃至妥协社会。由此可见,数据成为新的物神,它取代了上帝、商品、货币等东西的地位,在当代社会生产中发挥着不可或缺的作用。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初期,商品成为资本家疯狂追逐的事物,工人生产的商品越多,资本家赚取的利润也就越大,因此,商品被附加一种神秘属性。而货币是商品的一般等价物,对货币的崇拜也由此展开,同样地,资本是私有制条件下商品凝固的一种形式,它是生产发展和循环流通的重要动力来源。马克思认为商品、货币和资本拜物教之下人与人的关系被物与物的关系遮蔽,他揭示三大拜物教的内在逻辑关联,并提出了拜物教必然消亡的论断以及建构自由人联合体的伟大设想。马克思关于三大拜物教的论断是对社会现实的控诉与无情批判,它旨在通过哲学批判和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联合破除资本主义制度的罗网,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以及人类的真正解放。它是当代资本主义批判的最强音,对我们理解数字资本主义的本质具有重要作用。

(三)数字鸿沟与新的不平等

数据是资本主义时代的“特洛伊木马”,它被植入人们的生活之中,加剧了数字鸿沟。所谓的数字鸿沟其实是数据在生产、分配、交换、流通中的新陈代谢断裂导致的空间、时间和族群中的不平等。造成这种不平等的原因有很多,主要有资本家的技术优势、数据的资本主义应用以及资本本身的缺陷,我们有必要正确认识数字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下蕴含的不平等机制。

首先是地区间的不平等。大城市是数据聚集和处理中心,它吸纳着各式各样、不同层级的数据劳动者。由于资本的虹吸效应,东方逐渐从属于西方,农村逐渐从属于城市。这一点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尤甚。数字资本的发展有两种路向,一是它在资本外部不断吸纳非资本主义市场,二是它更新资本主义内部环境。在第一种路向上形成了数字帝国模式。数字帝国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最新样态,它借助信息公路和数字通道将数据作为新型鸦片在世界范围内倾销,形成新的数字殖民和数字霸权,改变着世界的政治经济格局。数字资本主义帝国以技术支持和经济合作的名义在世界范围内打入数字欠发达国家内部,而在这过程中它附加自己的价值理念和文化诉求,宣扬资产阶级文化和所谓的自由主义意识形态,这实际上也构成了一种文化帝国主义。因此,数字帝国主义在本质上是剥削式、不平等和非正义的。在第二种路向上形成数字全景监狱。它不断攫取群众的数据信息,监控群众的行为,引导新的消费趋向和空间布展,使得剥削更加全面化、立体化。

其次是代际的不平等。代际鸿沟指的是数字新生代与数字旧生代在数据占有和分配中的巨大差异。在以往的社会地位和财富分配中,数字旧生代由于其资金、经验和道德资本的积累占据着较大优势,但是数字新生代属于新生事物,具有旺盛的生命力和竞争力,他们迅速适应数字化新产品,不断迎合资本扩张的需要,在数字浪潮中迅速获益,而数字旧生代被迫在浪潮中急流勇退,失去与数据接轨的机会也就意味着失去获取信息和资源的机会,最终失落或退场。这原本是一种新陈代谢规律,但它变化猛烈且周期太短,严重影响正常的新旧更替,进而形成“一边倒”的局面。这种代际间的不平等的骤化造成数字文明的冲突,导致数字生态的紊乱。这种“代际辩证法”促成了数据贫民和“新穷人”的出现,“新穷人”接触的数据和掌握的数据过少,而生产和生活数据也被无偿占有并被用来谋取利润,最终形成数据孤岛。

最后是族群间的不平等。数字资本主义帝国凭借着在技术、货币和语言上的优势,形成新的区隔和对立。它们的数字技术先进,配套技术完备,相关的科学方法臻于成熟。它们利用美元在国际货币体系中的基础地位促进数字经济的发展,利用英语这种国际通用语言促进全球数字交往。因此,数字化技术的公平性和中介性在其资本主义应用中消失殆尽,世界上呈现出由绝对贫困到象征性贫困的演变趋势。绝对贫困发生在工业化发展之前和工业起步初期,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揭示这种绝对贫困的社会来源、形成机制和解决方案。他们共同从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找寻答案,主张破除私有制,消灭压抑人的诸多社会关系,实现共同富裕和人的全面发展。但在数字资本主义阶段,绝对贫困的情况虽然得到了一定的改善,但象征性贫困愈演愈烈。这种象征性贫困是人在数据、符号、信息等方面的缺失,这种贫困导致的两极分化更加严重,形成族群间的直接对立。这种象征性贫困是数字正义旁落的表现,它导致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的二元对立。

(作者简介:卢斌典,青岛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硕士生导师;孙珮云,中南财经政法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博士后)

来源:《社会主义研究》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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