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畅畅: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的马克思——评《马克思归来》一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04 次 更新时间:2021-09-26 17:2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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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畅畅  

   摘要:本文从商品化与数字异化这两个角度, 对2016年出版的中译本《马克思归来》进行整体轮廓的描述。通过对文集作者观点的介绍, 以此带出当前西方批判传播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 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工人阶级能否联合起来?

   关键词:马克思;商品化;数字异化;信息工人阶级

  

   1977年马克思主义传播学者斯迈思在题为《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盲点》文章中指出, 欧洲批判传播研究更侧重于传媒的意识形态建构, 而忽略了媒体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基础性的经济功能 (例如商品化) 。新媒体技术的不断发展, 也使不少传播学者如麦克卢汉等人断言, 马克思主义者“难以理解新媒体的活力”。另外, 随着晚期资本主义或后现代社会, 以及全球化时代的来临, 尤其是信息与通信技术成为拯救历经1995—2000年互联网泡沫以及2008年次贷危机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良方”, 如文森特·默多克所言, 马克思“实质上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盲点”。

   2008年次贷危机的爆发使已故经济学家明斯基对资本主义金融体系的根本矛盾的洞见与预言重新受到关注, 2014年皮凯蒂因《21世纪资本论》声名鹊起。对此, 诸如《纽约时报》等西方报刊相继撰文指出, 马克思再次“流行”。在马克思于金融危机后的“流行”这一背景下, 西方批判传播学者重新反思资本主义甚至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体系与制度、内容生产、劳动与雇佣制度以及阶层分化, 重新分析大众传播尤其是通信产业与互联网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复杂功能, 并最终借助马克思主义学说重构传播学理论, 由此应用在社会实践与变革中。出生于奥地利的年轻学者克里斯蒂安·福克斯与资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文森特·莫斯可共同合作, 通过网络刊物《3C:传播、资本主义与批判》 (TripleC:Communication, Capitalism and Critique) 向全球学者征文, 最终在2012年出版特刊《马克思归来》。这本文集的作者以年轻的传播学者为主, 资深的传播政治经济学者并不多, 但总体上呈现了当代西方左翼批判传播学者的研究水平与思考深度。

   该文集总共分为四个部分。第一篇是《马克思、媒介、商品与资本积累》, 该主题是传播政治经济学最为擅长的分析领域:传播的商品化, 其中关于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网络结构的剥削关系、数字化与资本积累的几篇文章, 尤为出彩;第二篇是《马克思与意识形态批判》, 这一部分不但承袭了马克思《德意志意识形态》里关于意识形态的分析框架, 更与时俱进地将这一框架应用在当前关于“酷”文化、消费主义、新自由主义、女权主义的研究上;第三篇是《马克思与媒介使用》, 主要关注媒介使用问题和受众研究, 不过这一部分只收录了两篇文章, 相对比较单薄, 这也体现了当前西方批判传播学较少涉足于效果和受众研究;第四篇是《马克思、可替代/社会主义媒介和社会斗争》, 如何使用马克思主义理论梳理和分析基于社交媒体的抗争行为、知识劳工的社会斗争, 以及数字自我的异化与跳脱出这一困境的可能性, 则是这一部分的关注重点。本文主要从商品化与数字异化这两个角度, 对该书进行整体轮廓的描述, 通过对作者观点的介绍, 以此带出当前西方批判传播学所关注的核心问题,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 全球范围内的信息工人阶级能否联合起来?

  

   一、商品化与加剧的不平等现象:马克思对数字资本主义失效了吗?

  

   美国已退休的伊利诺伊大学传播学教授丹·席勒曾于1999年提出“数字资本主义”概念, 以反思国内对数字网络与产业所寄予的解放生产力、推动资本主义经济增长的乐观主义观点。在他看来, 数字资本主义虽然成为不断演变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的新的支撑点, 推动资本主义产权关系的历史性飞越。然而, 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潜在的经济危机从未消逝, 如大卫·哈维所言, 危机“只是四处流窜而已”;它具体体现在日渐加深的“数字鸿沟”及其社会不平等现象。这表明, 面对倾向于信息通信技术密集型产业的资本主义体系和“新经济”, 马克思关于生产方式、剩余价值、商品拜物教、异化劳动、金融资本与信用货币等一系列理论, 依然有效。

   《马克思归来》一书提醒我们:首先, 在传播理论中重新嵌入关于商品和商品化的研究。尽管没有直接使用“商品化”术语, 但马克思在《资本论》里提供的M—C—M′与C—M—C公式, 从劳、资两方分别直观地演示了商品化的具体过程:对象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交换价值并进入市场流通, 从而对象转化为商品并由货币体现出来的过程。波兰尼在《大转型》一书中指出, 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成功建立, 离不开劳动力、资金和土地的商品化过程;但资本主义的运转, 从一开始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内部循环过程。相反, 它仰仗于长途贸易以超越既有的市场范围, 寻找新的发展空间;与此同时, 沃勒斯坦所说的“中心—边缘”依附体系的形成, 保证资本在全球范围内的利润最大化。虽然20世纪70年代斯迈思早已提出西方传播批判研究里存在关于传媒商品化的理论盲点, 直到20世纪90年代后半叶文森特·莫斯可才厘清传播与商品化之间的辩证关系。他表明, 传播过程和传播科技对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化的一般过程起了推动作用;与此同时, 整个社会的商品化过程对传播过程与传播制度的深入渗透, 使商品化过程的持续深入及其出现的矛盾对作为社会实践的传播产生影响。

   那么, 如何讨论商品化的一般过程同传播与媒体之间的关系?马蒂耶丝·艾克曼、伊安·费舍尔等人的文章表明, 任何商品化过程起始于资本对劳动力与劳动工具的购买, 也就是可变资本与不变资本的成本投入, 应用于媒体领域, 则各自表现为媒体内部的人事制度、薪酬待遇等劳动力再生产机制, 同基础设施的建设与扩张以及资本对相关设备的成本核算与控制。劳动关系的商品化、资本和广告商的增值逐利需求, 构成了乔姆斯基意义上的媒体“过滤器”, 推进了内容生产与产品流通的商品化过程, 例如市场新闻业的发展或者媒体的娱乐化趋势等现象。20世纪80年代新自由主义在英美两国粉墨登场, 更加剧了传播与媒体产业的私有化、商品化与全球化。这意味着, 伴随金融资本逐渐渗透进传播组织之中, 媒体的日常实践、生产范式和价值取向, 更有可能服膺于大卫·哈维所说的“剥夺性积累”逻辑。这一关系的形成, 依附于信息与通信技术的变革以及媒体的全球化扩张所导致的在流通领域内“时间对空间的消灭”或“时空压缩”。《马克思归来》的编者之一福克斯就认为, 在马克思看来, 媒体和传播技术在跨空间协调生产以及加速信息传递等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并帮助资本不断拓展其商品化领域。

   承接关于传播的商品化与商品形式的论述, 我们需要把“劳动”置于传播学研究中的核心位置。丹·席勒的《传播理论史》已经向我们清楚地展示, 从杜威、李普曼到后来的行政研究的美国传播理论, 正在欠缺对生产性劳动这个概念的前提下开始发展;而忽略技术劳动的文化研究从20世纪80年代通过美国流传至全球, 恰好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出现并巩固其霸权的时期, 二者在时间上的耦合, 很难说是凑巧。也正是在这个时期, 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结构进行重组, 由福特制向后福特制即弹性积累体制转变。与之相对应的, 传播研究里“物质劳动”与“精神生产”的分离也开始出现。这种分离观表现为, 既然劳资之间的对抗形式、生产过程与组织形态都发生变革, 那么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劳动理论便难以解释“后工业时代”下消费主义与娱乐活动, 也无从阐释通信、文化、信息技术与服务业以及白领工人等经济现象。

   以奈格里等人为代表的学者, 在总结20世纪60年代意大利工人自治运动的实践经验的基础上, 发展并丰富了拉扎拉托所提出“非物质劳动”概念的意涵:它包括“涉及智力和语言的劳动”与最为重要的“情感劳动”。然而, 文集作者之一年轻的博士罗伯特·普雷在其文章中, 一针见血地点出奈格里与哈特的劳动概念, 并未与“帝国”内在地关联, 前者被认为脱离于帝国而实现自治;这种将单一的外部因果力量隔离出来的做法, 无疑犯了片面 (并非错误) 的本质主义错误。要纠正这种错误, 用席勒的话说, 有效的方式则是回返整合的概念, 重新定义生产性劳动:它不再是某种具体的劳动内容, 而是一种既蕴含于“智力”追求又内在于“经济”生产的雇佣关系。如此看来, 当我们在讨论新媒体行业的知识劳工或通信产业的白领工人时, 是否应当将承担生产、物流、运输等作为新媒体或通信技术的物质基础建设的蓝领工人与之相关联?当我们在讨论西方文化创意产业或互联网公司里的“创意阶层”时, 是否遗忘了驻扎在第三世界的各大工厂里那些经常被社会性别化和种族主义化甚至被无产阶级化的普通工人?曼德尔提出的“全球工人”理念, 与席勒这一统合性的智识努力前后呼应, 跨行业、跨地区的全球商品链的形成与延伸, 构成上述两者的物质性基础。按照沃勒斯坦的观点, 正是商品链, 将分布在世界各处、似乎互不连属的劳动力连接并“动员”起来, 将个体劳动转变成“合作整体”的一部分, 并将之作为“资本主义生产的基底”。

   因此, 在数字资本主义时代下, 要重新激活传播学研究的批判性, 需要我们直面美国传播学发展的行政与商业导向、文化冷战背景、媒体和技术中心主义以及实证主义方法论等问题。这也正是《马克思归来》一书的逻辑起点。在此基础上, 我们需要将包括新媒体与通信在内的传播/产业视为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生产和再生产过程的一部分, 探讨资本对公共财富的剥夺、传播领域内雇佣劳动与劳资矛盾、传播的排斥与容纳机制及其导致的阶级分化、传播业在经济中的地位、传播产业所有权的集中/多元化程度等现象。我们要厘清传播与新媒体技术在资本主义国家形式上的各种表现形式, 例如国家和市场、资本在传播资源配置等领域的社会倾向、国家与资本以及社会的关系、政治经济权力中心与传播权力中心的相互构建、社会传播力量对资本主义制度的挑战等。最后, 我们必须追溯与勾勒传播的生产与再生产的国际关系, 尤其是金融资本与风险投资的全球扩张, 文化霸权的形成、新媒体环境下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再次建立的可能性以及媒体民主化工程等。这恰好与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所提出关于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的“分篇” (即一般的抽象的规定、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国家、生产的国际关系以及世界市场和危机) 在逻辑上一脉相承。

  

   二、信息乌托邦主义还是赛博新自由主义:数字资本主义的二律背反

  

   从托夫勒《第三次浪潮》对人类社会“信息化阶段”的设想 (彼时, 中国正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经济改革和社会转型) , 到尼葛洛庞帝未来主义式的预言即《数字化生存》的流行;从卡斯特式的去等级的、扁平化结构和充满民主想象的理想主义网络社会理念, 到近年来舍基的《未来是湿的》宣言成为互联网经济或“新经济”的圣经, 全球 (包括中国在内) 已经由上至下地、迫不及待地拥抱信息社会的到来。与此同时, 杂糅了产消者、文化消费和去政治化等话语的个人英雄主义、成功学、消费主义, 在倡导自我管理和自我规训的新自由主义精神的感召下, 作为内核主导并形塑着信息社会的主体与主体性。

关于这种主体性, 莫洛佐夫在《网络幻象》里有过精辟概括:信息乌托邦主义与互联网中心论。前者强调新媒体与民主化的必然性关系, 后者则忽略技术的政治情境, 强化其所激发的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方式”。(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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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全球传媒学刊》2017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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