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一次处于何去何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确实需要双方再一次作出选择。而这对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命运就掌握在两国自己手中，美国已在对华遏压和“脱钩”操作中频频碰壁，是时候为双边关系采取补救措施了。
随着中美研究中心（ICAS）时隔4年在华盛顿恢复举办线下实体会议，笔者日前得以再次同美国智库和战略界同仁开展为期一周的面对面交流。这次访问让我亲身体验到中美关系正在发生的微妙变化，也再次感受到这一双边关系的特殊性和重要性。
关于中美关系近10年来出现的困难和挑战，来自中美两国战略和学术界的各种论断和预测不在少数，其中有代表性的包括美国中国问题专家兰普顿的“美中关系正处于临界点”，基辛格博士的“美中关系回不到过去”以及哈佛大学教授艾利森的“修昔底德陷阱”等。我无意对这些观点和言论作过多评判，但和他们一样对中美关系心怀忧虑。2019年4月，笔者在亚特兰大参加庆祝中美建交40周年的学术会议，美国前总统卡特在会上回忆起40多年前与邓小平先生交往的种种往事，希望与会中美代表珍惜来之不易的中美关系和40年来取得的成就。因为工作关系，我曾参与处理2001年4月“中美南海撞机事件”，对中美关系的复杂性和敏感性也有着深刻体会与理解。
其一，所谓“修昔底德陷阱”不能预言甚至代表大国关系的未来。因为未来从来不是对历史的简单重复，而是在滚滚向前的洪流中不断开辟新的道路。当然，历史的惨痛教训也确实警示着重演美国学者笔下“修昔底德陷阱”的代价，这一代价之大要求中美两国都必须竭尽全力避免类似情况发生。当前仍在持续演进的俄乌冲突和不断升级的巴以冲突等更是再次表明，冲突战乱带给人们的将是不可承受之重。
其二，中美两个大国可以超越世界史上曾反复上演的利益对垒，走向合作共赢。正如新能源技术的创新突破正在开辟人类告别化石能源的新发展路径，中美也应在创新探索中开辟有别于过去那种资源争夺、零和博弈式的大国关系。中国作为世界最大发展中国家，内需市场急剧扩大，已经开始铺设内生供给需求良性循环的发展之路。这样也更有利于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这个意义上讲，所谓“修昔底德陷阱”式悲剧重演的底层逻辑实际上正在丧失，中美两国可以从各自的发展中相互赋能，正向激励。
正因如此，中美两国学界和战略界应以前瞻性视野以及使命感，为两国政治经济、科技社会等层面的交流交往献计献策、排雷除险。而且从微观层面来看，中美两国国内同我一样深深浸润感悟两国友好合作重要性的也大有人在。建交以来的40多年见证着中美两国在经贸、科技、教育、人文等诸多领域结成千丝万缕的联系，这些斩不断的双边联系成为中美关系不会轻易被颠覆的社会基础。很难想象美国的反华政客们能以什么方式让中美“脱钩”，也很难想象以泛政治化和泛安全化为借口长期强行阻断中美两国社会各界交往将会造成怎样的情绪和后果。
又一次处于何去何从十字路口的中美关系，确实需要双方再一次作出选择。而这对世界上最重要双边关系的命运就掌握在两国自己手中，美国已在对华遏压和“脱钩”操作中频频碰壁，是时候为双边关系采取补救措施了。
宽广的地球完全容得下中美各自发展、共同繁荣。但美国在进入21世纪第二个十年以来逐渐将中国定义为首要战略竞争对手。需要注意的是，中美各自语境中的“竞争”在内涵和外延上都截然不同。中方视竞争为前进发展的动力和彼此合作的空间，美国则把“竞争”定义为“有你没我”“你死我活”。美国正确认知和接受中国，是中美关系趋于稳定和进入良性循环的基础和前提。
进一步讲，美国还须摒弃冷战思维。在我这个时代出生的人都经历过冷战阴影，但告别冷战30多年来，冷战思维仍在一些西方政客的大脑中盘桓不去，现在我们似乎又将面临一场“新冷战”。美国自特朗普政府以来逐渐以意识形态和是否“志同道合”来定义与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系，将中美划分为“你”和“我”两个相互割裂的世界。从针对中国的贸易战、科技战到军事安全领域的遏制，美国所作所为无不让人感觉到冷战气息袭人。停止以冷战思维和“国强必霸”逻辑来制定对华政策和与中国打交道，是中美关系避免走向“新冷战”、保持两国关系行稳致远的不二选择。
近期中美关系出现一些积极发展势头。双边高层交往增多，还成立了经济领域工作组以及工商界间沟通渠道和出口管制信息交流机制，直通航班有所增加，人文交流也逐步恢复。这次在华盛顿的智库访问期间，笔者听到美方包括一些资深中国问题专家在内对中美关系企稳向好的不少期待，他们都清楚意识到中美加强合作、促进双边关系健康发展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历史再次来到了考验中美两国政府乃至整个人类社会智慧和勇气的重要关头。让我们共同期待中美两国开创大国和平共处的历史新纪元。
原文发表于《环球时报》
本文是基于近日在华盛顿举办的“2023中美研究中心年会”上的演讲
作者系华阳海洋研究中心理事长、中国-东南亚南海研究中心理事会主席、中国南海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席、厦门大学讲席教授 吴士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