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朝明:《孔子家语》与中华文明研究新视野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2979 次 更新时间:2023-11-03 23:09

进入专题: 《孔子家语》   中华文明   《论语》  

杨朝明  

 

摘 要:《孔子家语》可谓中国文化史上的“奇书”:若论其在中国思想与中国智慧中的价值,可以说罕有其匹;如论其在中国学术史上遭到的怀疑,亦堪称首当其冲。但是,近代以来出土的简帛文献证明,《孔子家语》确为先秦旧籍。鉴于《孔子家语》的内容、体量及相关学术问题,其价值绝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以资印证校验《论语》等早期典籍文献的记载。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中国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也是对历代学者研究得失的一个很好检验。

关键词:《孔子家语》; 《论语》; 中国儒学; 学术史;

 

按照西汉孔安国的说法,《孔子家语》与《论语》时代、性质相同,这与我们的研究结论完全一致。《孔子家语》近57000字,数倍于《论语》,内容之丰富、价值之重要超乎很多人的想象。然而,就是这样一部十分珍贵的典籍,却长期被定论为典型的“伪书”而遭弃,着实令人唏嘘不已。如果不是战国出土文献的成批问世,该书依然会湮没无闻。2013年11月26日,习近平总书记考察孔子故里,在孔子研究院视察学术成果时,看到桌子上摆放的《论语诠解》和《孔子家语通解》,说“这两本书我要仔细看看”。党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视是一个特殊的机缘,更引发了人们对《孔子家语》的关注。越来越多的学者进一步了解了该书的非凡价值,可以相信,借此契机,中华文明研究会继续打开新的视野。

一、从典型“伪书”到“儒学第一书”

历史研究以可考可靠的材料为基础,但在学术研究中,有一类历史文献却“知其伪而不能废”【1】,《孔子家语》可说是其中最为典型的一部。在对待《孔子家语》的资料问题上,诸多学者处在矛盾境地,既承认其价值,又不敢轻易使用,因为此书是否可靠等问题一直存在论争。

《孔子家语》是集中记述孔门师徒思想言行的著作,今传本《孔子家语》共十卷四十四篇,魏王肃注,书后附有王肃《序》和《后序》。过去由于疑古思潮的深广影响,《孔子家语》“伪书说”长期作为主流认识而存在,然而近代以来简帛文献的出土一再证明,《孔子家语》确为先秦旧籍,经过认真研究考察,可以发现其价值不在“四书”之下,完全称得上“儒学第一书”或“孔子文化第一书”。

《孔子家语》原有孔安国的《后序》及其孙孔衍的《奏言》。按照孔安国的说法,《孔子家语》在性质上与《论语》相同。孔安国说:“《孔子家语》者,皆当时公卿士大夫及七十二弟子之所谘访交相对问言语也。既而诸弟子各自记其所问焉,与《论语》《孝经》并时。”【2】

在审慎研究的基础上,我们提出《论语》是由子思领纂的观点。【3】子思在孔门弟子所记材料中选取“正实而切事者,别出为《论语》”,其余则“集录为《孔子家语》”。【4】如果说《论语》的文体相当于孔子“语录”的“选编”,《孔子家语》则是相关孔子遗说文献的“集录”。由《孔子家语》材料来源的角度出发,梳理《论语》《礼记》以及《孔子家语》等文献相关记载,可以看到孔门弟子有随时记录与整理孔子言语的习惯,如“子张书诸绅”“退而记之”“小子识之”【5】等。《孔子家语·七十二弟子解》有一则很重要的记载:“叔仲会,鲁人,字子期,少孔子五十岁。与孔琁年相比。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二人迭侍左右。”“每孺子之执笔记事于夫子”,说明常常有弟子“迭侍左右”轮流记录,这不仅表明了《孔子家语》等孔子遗说的材料来源,也验证了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法的可靠性。宋代王柏等人所谓“王肃杂取”诸书以“混乱粗精,割裂前后,织而成之”【6】的看法则缺少切实的证据。

唐代颜师古在《汉书·艺文志》的“《孔子家语》二十七卷”下注曰:“非今所有《家语》。”【7】颜师古此论的根据还不得而知,他可能看到了不同的《孔子家语》材料。有不同的材料,不能就此认定《孔子家语》不可靠,要充分认识到此书流传过程的复杂性。学术界对于颜师古此语的解读是有问题的,《汉志》所列“二十七卷本”应是藏于中秘的官本,不同于孔安国整理的家传本。“孝景帝末年,募求天下礼书”,当时士大夫“皆送官”【8】,不难想见这些辗转抄写的本子之间存在文本的差异,这便是孔安国所说《孔子家语》“散在人间”“好事者或各以意增损其言,故使同是一事而辄异辞”的情况。相比于秘府中的收藏本,孔安国本在数量上应有不同,大概少了很多,这就是孔安国所说其中有其“不复录”的内容,也有“不取”的部分。这也正是司马贞《史记索隐》所引《孔子家语》的内容于今传本中或有或无的原因。经孔安国所整理之本,不仅与子思最初汇集的不同,而且也与汉代官府本有异。当然,无论如何编次,作为孔氏后裔的孔安国都会力求《孔子家语》材料之真。这一出发点,孔安国表述为“窃惧先人之典辞将遂泯没”,孔衍表述为不愿见“孔子家古文正实”却被“灭其原”。

综合出土文献透露的信息以及学者们的研究,可以肯定《孔子家语》是与《论语》高度相关的儒家著作。《汉书·艺文志》将《孔子家语》归于“论语类”,与《孔子家语后序》之说若合符节。根据对安徽阜阳木牍的研究,至少在西汉初年已有类似书籍流传。更有学者推断《孔子家语》是“孟子以前的遗物”【9】,或者其时间当在“《荀子》之前”【10】,这与我们“最终成于子思的领纂”【11】的推断不冲突。将《孔子家语·论礼》与上博竹书《民之父母》《礼记·孔子闲居》等相比勘,也可以侧证这一结论的可信。在大多数情况下,《孔子家语》都表现出更为完整、古朴的文本特征,一般还对所述事件原委进行交待,经孔安国整理的《孔子家语》整体看更为近真。

《孔子家语》不是伪托拼凑的伪书,当然不是说该书不存在任何问题,只是这些问题与该书的不可靠是不同层面的问题。《孔子家语》可能存在孔门弟子记录整理时的“润色”、后人传抄过程中的“增损”、孔安国最终整理时的误排,这些问题曾是疑古学者判定其为“伪书”的“铁证”。然而,在了解此书之成书及复杂的流传过程后,对于这些关于《孔子家语》“割裂”“织成”之类的说法就应当重新认识了。

《孔子家语》是专门的孔子儒学记述,在规模上超过儒家“四书”的总和。在深入研究之后,我们认为该书与《论语》《大学》《中庸》《孟子》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甚至比“四书”更为重要,学习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一定不能不读《孔子家语》。我们认为,中国儒学最紧要、最基本的典籍可由传统的“四书五经”加上《孔子家语》而改为“五书五经”。将《孔子家语》与“四书”、《史记》等相比较,更能达成这样的认识:要准确地理解孔子,要真正走近孔子,决不能舍弃《孔子家语》——该书可以被称为“儒学第一书”。

自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表示“要仔细看看”《孔子家语通解》和《论语诠解》以来,《孔子家语》的关注度得到了极大提高。学术界进一步思考该书的价值与意义,研究该书的可靠性、可信性,反思既往研究得失,视野更开阔、方法更多元、领域更宽广,《孔子家语》的学术文化意义逐步得到更突出的彰显。

目前,《孔子家语》已有多种标点本和注译本。在笔者出版《孔子家语通解》(2005年3月台北万卷楼、2009年4月齐鲁书社)之后,又有图书以同名出版,如译林出版社的王盛元的《孔子家语通解》(2014年1月)、研究出版社的高宏存和张泰的《孔子家语通解》(2014年3月)。作为“中国文献珍本丛书”之一,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于2013年10月影印出版了《〈孔子家语〉文献辑录》,该书收录了中国历代的相关文献十四种,分为八册,为研究者提供了珍贵的资料。上海古籍出版社于2019年9月出版了宋立林校点的日本学者太宰纯《孔子家语》增注本;中华书局于2021年9月出版了高尚举教授的《孔子家语校注》,列入“新编诸子集成续编”。同时,先后出版了多部相关学术论著,如刘巍《〈孔子家语〉公案探源》(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3月)、邬可晶《〈孔子家语〉成书考》(中西书局,2015年8月)、王秀江《〈孔子家语〉考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6年6月)、宁镇疆《〈孔子家语〉新证》(中西书局,2017年4月)、宋立林《〈孔子家语〉探微》(中国文史出版社,2017年5月)等。与《孔子家语》研究相关的学位论文也大批涌现。

围绕《孔子家语》,全方位研究已经展开,诸如《孔子家语》的材料来源、编撰、流传流变、历代书序、断代研究、单篇研究、思想研究、《孔子家语》与相关文献比较研究等。李学勤先生在为宁镇疆《〈孔子家语〉新证》所作的序文中说:“2004年,我应约为山东曲阜杨朝明博士的《〈孔子家语〉通解》写序,曾说该书的问世,‘正好顺应了当前学术界要求深入研究《家语》的趋势’。十几年过去了,探索中国传统文化渊源的潮流更为发展拓大,为了更好地理解作为传统文化主流的儒学,再进一步认识《家语》的必要尤觉凸显。”李学勤先生指出了《孔子家语》研究的价值与学术趋向。

令人欣慰的是,对《孔子家语》的关注已不限于学术界,出现了《孔子家语》书法展览、名言选辑、专题讲座、网络讲读、研读班等多样形式的活动,说明《孔子家语》已经溢出单纯的“历史文献资料”范畴,与传统儒家“经典”一样开始对普泛的大众生活、当下的文化环境产生直接影响。这预示着《孔子家语》这个“宝库”将被打开,其被冷落、厌弃的时代已成为过去。

二、开启中华传统文化研究的新视野

经过与新出土文献相互印证、与传世文献资料综合比对,学者们坚定了对《孔子家语》的整体认知:《孔子家语》并非后世“言之凿凿”的伪书。《孔子家语》中的文献资料不仅直接补充了孔子儒学和中国古代文明的研究资料,而且能够纠正不少传世文献的模糊不清之处,更激活了一批为人们长期忽视的“伪书”,扩充了孔子儒学与中国思想文化研究的基础。尽管《孔子家语》可能经历了整理润色、传抄中的增损以及重新编订,但这与传统意义上的“作伪”有着本质上的不同。《孔子家语》为今天人们认识孔子儒学、中华古文明打开了全新视野。

《孔子家语》最为直接的价值,就是增加了数量庞大的可以利用的重要文献资料。如前所说,《孔子家语》体量大,内容丰富,有许多材料不见于其他典籍。先秦时期的历史文化材料,尤其是关于孔子和早期儒家思想研究的资料,只言片语都堪称珍贵,更何况数量如此巨大的先秦文献。任何事物的发展变化都有其规律性,历代对《孔子家语》的认识也具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在经历了被怀疑乃至被否定、鄙弃之后,由新材料的辅助,加以慎重研究,《孔子家语》的成书真相终于被揭示出来,孔子与儒学研究终于重获长期失落的宝贵材料,此乃今人之幸!

《孔子家语》与《论语》思想相通,可以印证校验《论语》等文献的记载。关于《孔子家语》与《论语》的关系,孔安国说《论语》“正实而切事”,是从众多材料中选辑出来的孔子语录。《孔子家语》资料性质与《论语》相当,书中随处可以看到《论语》的“影子”。比之《论语》的“纯正”,《孔子家语》显得内容“驳杂”。正如有学者指出的,众多以“王肃伪撰《家语》”而攻击《孔子家语》价值的观点,都是预设了一种由自己划定的圣人言行的“神圣模式”,以至于凡有不合“模式”的文字则必被打成伪作。而这种预设的“神圣模式”的形成,显然主要与《论语》及其所谓“纯正”的定位相关。以往不少学者对于先秦儒家的研究,往往不顾《论语》有特定的选裁标准,而以“《论语》未见”为理由,否定在此之外的一些孔子言行记录的真实性,这种思路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说《论语》是“取”有关孔子言论材料而成,由此出发,我们认为“论语”之“论”有“选择”“别择”之意。【12】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屯部》曰:“论,叚借为抡。”【13】《国语·齐语》“权节其用,论比协材”,韦昭注:“论,择也。”【14】如果《论语》书名之“论”为“选择”之意,则《论语》其名为选自“孔子家”之“语”中材料之意,如是则《孔子家语》对于《论语》研究的意义就更加明显。

在传统学术研究的方法论方面,《孔子家语》也给予我们很好的启示。《孔子家语》“伪书”案的终结,为历史文献研究方法提供了借鉴,也是对历代学者研究得失的一次很好检验。朱子说《孔子家语》“是当时书”【15】,可见其思考之敏锐。只要认真比较今本《孔子家语》与很多典籍材料相同、相通之处,例如将《孔子家语》与大、小戴《礼记》等进行比勘,《孔子家语》材料的优点或优势就能显现出来。受疑古思潮的影响,历史上有不少学者以思想不纯、文辞粗陋攻击《孔子家语》,如清人崔述曰:“然取所采之书,与《家语》比而观之,则其(按:指《家语》)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辞必浅陋,远不如其本书,甚或失其本来之旨。”【16】其实,如果认真对比,不难发现崔述所论是以王肃“杂取众书”伪造《孔子家语》为前提,其论断有极为强烈的主观色彩,是不符合实际的。《孔子家语》与互见者相较往往是各有优劣,甚至更占多数的情况是《孔子家语》优于他书。

虽受自宋代以来疑古思潮的长期影响,仍有学者发现了《孔子家语》的重要价值,因而在相关的研究中使用该书的材料,这正是清朝四库馆臣所言的“知其伪而不能废”。如李启谦先生在谈论孔门弟子研究的材料运用问题时就说:“有时可信的书中也有错误的地方。……相反,被称为‘伪书’的《孔子家语》,其所记的很多内容……则都是可信的。”【17】当然,这是在《孔子家语》“伪书”说语境中的表述,这种特别现象的出现可以说是中国学术史上的一个奇观。

打开《孔子家语》,就好像进入了孔子思想的广阔世界,能使人们更加了解孔子学说的丰富来源,《论语》中的许多记载仿佛找到了详细的注解。例如,孔子说自己“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说“殷因于夏礼……周因于殷礼”,又说“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家语》则提供了孔子与周公关系的大量材料,让人明确看到孔子“接着周公说”的学说体系特征。如果找一位孔子最为崇拜的人,那一定非周公莫属。孔子学习古代文化,钟情于周公开创的礼乐文明。孔子曾说:“甚矣吾衰也,久矣吾不复梦见周公!”暮年孔子之叹,充分彰显了周公于其无比重要的意义,可以说,周公是孔子魂牵梦绕的人物。《孔子家语》的《观周》篇说孔子“适周问礼”,记载了孔子此行的收获:“观乎明堂,睹四门墉有尧舜之容、桀纣之象,而各有善恶之状、兴废之诫焉。又有周公相成王,抱之负斧扆,南面以朝诸侯之图焉。”孔子思考最多的是“周之所以盛”的问题,十分关注周公之德业,《孔子家语》载:“(孔子)问礼于老聃,访乐于苌弘,历郊社之所,考明堂之则,察庙朝之度。于是喟然曰:‘吾乃今知周公之圣,与周之所以王也’。”老聃乃“周守藏室之史”,司马贞《史记索隐》曰:“守藏史,周藏书室之史也。”孔子问礼于老聃,定能加深对周朝典章制度的了解。通过《家语·观周》篇,当能明晰《论语》中孔子“从周”之意。

孔子把《周礼》设官分职、董正治官的国家政治架构看作一架马车,用“驾车之道”类比“治国之道”,这样的例子在典籍中俯拾即是。在《执辔》篇中,孔子深入剖析《周礼》的御政之术及其进退缓急,认为古之“为政”最根本的框架就是《周礼》的“以六官总治”,“以内史为左右手,以六官为辔”,从而注重德法,考课官吏,治理国家。将《周礼》六官以及太宰一职的职掌与孔子此论相对照,可见六官的职分正是以《周礼》六官系统为依据,这说明《周礼》成书很早。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孔子称“以六官总治”乃“古之御天下”的情形。孔子言其“古”,则《周礼》成书于西周时期的可能性极大。【18】由孔子对包括《周礼》在内的周公创制的深刻理解与倾心服膺,可以想见孔子以前古文明的发展,或许我们之前低估了中国古代文明的发展水平。

由《孔子家语》的地位所决定,它能够开辟中国传统文化研究的新天地。与《论语》相比,《孔子家语》内容丰富、具体生动,首尾完备,提供了更多学术信息。《孔子家语》汇集了孔子的大量言论,再现了孔子与弟子、时人论说问题的许多场景,还有经过整理的孔子家世、生平、事迹以及孔门弟子材料。作为先秦儒家文献,《孔子家语》可与许多其他传世、出土文献对照综合,考论印证上古遗文,校勘补充先秦典籍。《孔子家语》全息展现了丰满的孔子形象,打开的是一个更真实真切、更细致深入、更翔实活泼的中国古代思想文化的世界。

三、中国学术史的绝佳标本

由于《孔子家语》的特殊性质及其特殊流传历程,它一直密切联结着中国传统学术每一阶段的发展,可谓中国学术史的一个绝佳的标本。厘清《孔子家语》公案,不仅意味着孔子研究、早期儒学研究多了一部可信的、丰富的、珍贵的材料,更蕴含着丰富深刻的对于中国文化史、学术史认识救偏补弊的意义。

孔子长期从事教育,并以自己的方式介入时代与政治。孔子去世后,所留存的“孔子遗说”不断流传,并得到了后人精心的整理、编纂。对这个过程的认识,实际是认识《论语》《孔子家语》《孔丛子》等典籍编纂成书、价值高低、真伪之辨等问题的关键。对《孔子家语》价值的认识,与秦汉之际的学术思想、汉代的学术与政治、汉代经学的发展历程也存在直接关联。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儒家经典具有神圣地位。非常遗憾的是,在汉代经学兴盛、儒家典籍经典化的重要时期,《孔子家语》错过了列于“经”书的机会。《孔子家语》也曾有过幸运,这就是它躲过了秦始皇的焚书之举。按照孔安国的说法,荀卿入秦,以“孔子之语及诸国事、七十二弟子之言,凡百余篇”献秦昭王,《孔子家语》由此传入秦国。《孔子家语》与诸子同列,“故不见灭”【19】,却也于整个汉代只是在孔氏私家流传。

《孔子家语》本有机会立为学官。孔衍曾将《孔子家语》上奏朝廷,其在奏言中说明了原委:“时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得古文科斗《尚书》《孝经》《论语》,世人莫有能言者,安国为之今文,读而训传其义。又撰次《孔子家语》。既毕讫,会值巫蛊事起,遂各废不行于时。”【20】孔衍认为《孔子家语》等“典雅正实,与世相传者,不可同日而论”【21】,不宜任这些“孔子家古文”被割取至《礼记》等书,“灭其原而存其末”,因此他有意将私家藏书献于朝廷。只是历史机缘如斯,虽然其时“天子许之”,然而“未即论定而遇帝崩,向又病亡,遂不果立”。【22】

三国时,孔衍后人孔猛就学于王肃。王肃为《孔子家语》作注,使得《孔子家语》终于流传开来。但因为王肃反对郑玄之学,不少人的成见是王肃立说专与郑玄作对,因而后世为数众多的学者接受了所谓王肃为反对郑学而伪作《家语》乃至更多著作的说法。称王肃反郑学固无大错,但说王肃因而伪作《家语》就有问题了。【23】不过,尽管有所非议,仍未影响到《孔子家语》在魏晋南北朝以至隋唐时期的广泛流传,唐代编修《群书治要》依然收录了《孔子家语》。

宋代疑古思潮兴起,《孔子家语》首先遭到质疑;清代怀疑古史古书的思潮更盛,《孔子家语》遂成为“典型伪书”。宋人的“刨根问底”精神发展到清代的考据学,又派生出古籍“辨伪”之学。清代有关于《孔子家语》的疏证著作,乃模仿阎若璩《古文尚书疏证》体例,也是了解疑古思潮的绝佳材料。然而,同为清代学者的徐文靖作《竹书纪年统笺》,不仅逐字详注,而且诸凡所引书间之讹误亦一并笺之,对于《竹书纪年》的认识、态度与那些“疏证”之作判然有别。在时代的整体气候下,人们过于苛刻地“甄别”史料,以“审慎”相尚,以“谨严”自矜,许多宝贵文献被打入“伪书”行列,有的被疑而不敢用,有的被弃而不再用。以崔述为代表,他的疑古考辨工作对于后来学者产生了巨大影响,胡适称其为“科学的古史家”,钱玄同也认为他是“两千年来的一个了不起的疑古大家”。顾颉刚对崔述更是服膺甚至崇拜,其言自己读崔述的书“高兴极了”“读了大痛快”,其被胡适称为“剥皮主义”的“层累说”,即是受到崔说的直接影响和启发。诸多近现代学者推崇疑古思潮,这与当时的时代风气紧密相连。顾颉刚说:“予若不处五四运动时代,决不敢辨古史;即敢辨矣,亦决无人信,生不出影响也。”【24】“适宜之环境”加上当时其本人“少年之勇气”,使他走在了疑古风潮的最前端。

相对于前辈,顾颉刚一方面推崇崔氏的著作,另一方面又“蓄意要辨论中国的古史,比崔述更进一步”,他甚至想到“换了一个方法做去,也足以补他的缺陷”。【25】在《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明显可见顾颉刚与崔述学术立足点之不同。从出发点上看,崔述实际上信任儒经、尊重先王,以捍卫圣道为目的而展开疑古与考信;顾颉刚则经、史等观,以“经”为史书史料,认为它们无一不经过后世的加工乃至歪曲。就像阎若璩的《古文尚书疏证》推倒了“儒学宝典”的神圣那样,顾颉刚虽称自己“不管是非,不管善恶”“立于超然者的地位”“不要糅杂丝毫感情”【26】,但在客观上,他的研究结果的确消解了“孔子之道”的崇高,这便与崔述在学术终点上判然有别。

顾颉刚认为,对于孔子,前人称得上“研究者”的很少,“大多数是闭着眼睛崇拜孔子的人或攻击孔子的人”,可是他们崇拜或者攻击的并不是真正的孔子,“孔子只是代人受过”。所以,他写作《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指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孔子”“各时代的人,他们心中怎样想,便怎样说,孔子的人格也就跟着他们变个不歇”【27】。他从考察“圣人”观念的变化入手,认为各时代有各时代的圣人观念,从而各个时代都给孔子披上了自己时代的外衣,因而希望用“客观的态度来研究孔子”“不存计算功利的念头”,从而去寻得“真”的孔子,剥去后来各个时代为孔子披上的“外衣”。他以历史的“超然者”身份自居,希图纯以科学的方式研究人文,然而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并不存在纯粹的“超然者”。在顾颉刚心目中,孔子仅是“君子”而已,他希望自己的研究能够恢复孔子“君子”的本真,使“各时代人替孔子加上的伟大都还给各时代”,只是不少都“还”错了对象,而且他的这种认定与取向同样是一种先在的立场,以“超然”自许者很可能意识不到自己并不超然。

以今天的眼光视之,与孔子一生行迹有关的历史记载很多是有价值的。如郭沂先生曾经综论各种孔子史料的可靠性问题,认为《论语》以外,今本和帛书本《易传》《孝经》《礼记》及《大戴礼记》中的有关文献、《荀子》中的有关文献、《孔子家语》和《孔丛子》中的有关文献、河北定县竹简《儒家者言》和《哀公问五义》、上博竹书中的有关文献与《论语》具有同等价值,都是可靠的史料。孔子所作的《春秋》、整理的《诗》《书》《礼》《乐》《易》,和《春秋》三传、先秦儒家子书、《史记》的《孔子世家》和《仲尼弟子列传》等,都是可靠的文献。此外,先秦两汉诸子书、史志、汉代传记中的有关记载,也都比较可靠。【28】

类似郭沂这样的看法,在顾颉刚看来则为大谬。其基本认识是:“孔子传说经两千年之编造,五花八门,无奇不有。”【29】按照顾颉刚的说法,崔述所考信之真孔子,实以《论语》《左传》《孟子》三书为根本,而《国语》《公羊传》《礼记》《史记》等皆为次等材料。但他认为这样的标准“尚失之于宽”,认为《孟子》未必可取,《左传》未必尽信。

在顾颉刚那里,《孔子家语》显然不可信,系出于西汉人伪造,至王肃又别伪一本,今日之本则又非王肃之旧,可谓“赝中有赝”。此书虽为记载孔子之专书,却无任何取信之价值。因为该书在学术上“未曾发生影响”,所以,此书连“痛加攻击之必要”都没有。【30】如此严苛的评判,胡适“剥皮”之形容的确切当而形象。

对于太史公司马迁所作的《史记》,顾颉刚认为,《孔子世家》“三语之中必讹其二”【31】。在他看来,仅仅经过崔述和梁玉绳的考证,《史记》中的“伪孔子”就已经被击得“体无完肤”。因此,司马迁的《孔子世家》只是西汉人的“《孔子传》”,而远非真实的孔子之传。《大学》《中庸》之类亦不足够可靠,其中所载孔子之言虽“笃实极矣”,但“自传说之眼光观之,彼固与采桑娘、山隐居之故事立于同等之地位者也”。【32】足可信从的看来只剩下《论语》了。可是由崔述考定,《论语》也有窜乱、有续附,出于多人而汇为一本,又复采自他书以足成之,前后十篇文体多异,最后五篇尤不可信。在崔述的基础上,顾颉刚说《论语》“乃一至不纯一之本,乃一三国时凝固之本”。按其逻辑,书既晚成,“中经汉人窜乱者实不知其几”【33】,其可靠性也就可想而知了。

对孔子与“六经”的关系,顾颉刚也加以否认。他的理由是《孟子》和《史记》所谓孔子删述六经之语不见于《论语》,“除了乐的一件”,其中“只有他受了《诗》《书》等的影响而说出的话”,而且“就是这几条也有信不过的地方”【34】。对此,钱穆先生曾言:“儒家亦古学一大宗,《六经》亦古籍一大类,儒家之与《六经》,其自身即为古史一大部。”【35】顾颉刚也承认,这样做下去,“几乎牵涉到中国的全部历史”。【36】顾颉刚也曾意图写一部自己“满意的孔子研究”,却认为我们所能见到的“真孔子”“其量绝少”,想知道孔子的“历年生活”是不可能的事。既然写作真实的《孔子传》实无可能,其所满意者,只能是将孔子文献与孔子相剥离的“辨伪”工作,这种工作的最终结果是把“孔夫子”变为了一个“空夫子”。

在《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顾颉刚特别提到,范家相与孙志祖二人都以《家语》为伪,而他们“一生未尝相闻问”,两家之书亦无只字互道,“足见此心此理之同自有客观之真实,而时势所趋每不期而归于一虑,有不可摇之大力在焉”。【37】关于顾颉刚所追求的“客观之真实”,我们今日仰赖出土材料,得以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看得更清晰。庞朴先生指出:“以前我们多相信,《家语》乃王肃伪作。……现在上博藏简《民之父母》篇的再世,轰然打破了我们这个成见。对照竹简,冷静地重读《孔子家语·礼论》和《礼记·孔子闲居》,不能不承认,它们确系孟子以前遗物,绝非后人伪造所成。”【38】可见前述所谓“时势”“不可摇之大力”,也并非真正的“超然”于以往整个学术史,实际仅属于一个时代的疑古的风潮。

自今日视之,顾颉刚等人所辨之不当已不难判断。从《孔子研究讲义按语》看,他喜欢酣畅淋漓的怀疑和“辨伪”,只是嫌以往学者“辨伪”不足,认为“缺乏批评精神”。学术研究处于一种思维定势中,往往容易将问题扩大化。一旦发现“伪迹”,便不再反过来做更细致的考辨。例如范家相判定《家语》三序为伪,顾颉刚还认为其考订未尽。因《史记》谓孔安国早卒,而王肃之后序则言“年六十卒于家”,所以“岂年六十犹可云‘早卒’乎!”【39】顾颉刚为了证明《家语》为伪,又不得不说它“弥缝甚工”。今日我们可以换一个角度去想:王肃能细密“甚工”地伪作整部《孔子家语》,又怎么会在这种地方露出马脚?

顾颉刚的疑古与崔述一样,同以“考信”为追求,这样的学术精神自然值得充分肯定。就在疑古愈来愈盛之时,王国维先生提出了著名的“二重证据法”。但每一时代的学术大势都会不同程度地影响到身在其中之人,王国维也受到疑古思潮的影响,他对《今本竹书纪年》的疏证结论即是一例。所不同者,他较早并充分利用出土材料,因而所受影响相对较小。

钱穆先生曾为《崔东壁遗书》作序,说“崔氏之于古史,有信之太深者,亦有疑之太勇者”【40】,含有对其疑古太过的批评。钱穆先生看到了保存中华民族文化的非同寻常的意义,忧虑“疑古过勇”将会带来不良的后果,他说:“中国二千年来之人才几于皆儒教之人才,故二千年来之历史亦不啻儒术之历史,二千年来之文化亦不啻儒术之文化也。”【41】“一民族之复兴,必将于其民族文化自身为内力之新生;而求其文化自身有内力之新生者又必于其已往之历史有清明之别择。”【42】此言可谓语重心长。学术研究不可缺少怀疑精神,但“信之太深”与“疑之太勇”都有所偏倚,正所谓“过犹不及”。对于中国古文明的研究,方法论意义上的偏失,后果是很严重的。

作为一部关于“孔子”的书,《孔子家语》的价值非比寻常。《孔子家语》经历了如此坎坷波折的命运,实在承载了太多!今天,《孔子家语》是孔子、儒学与传统文化研究不能越过的重要典籍,也是超出学术研究领域而同样值得大众了解阅读的经典,需要继续揭示其价值。尤其在当下的时代,《孔子家语》需要进入到更多人的视野,进入传统文化研究者的视野,充分认识其地位,发挥其独特价值。

 

注释

1(清)《四库全书总目》卷九一,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769页。

2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济南:齐鲁书社,2013年,第578页。

3 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4 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5 杨朝明:《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第2页。

6 (宋)王柏:《家语考》,《鲁斋集》(四库全书本)卷九。

7 (汉)班固撰,(唐)颜师古注:《汉书》,北京:中华书局,1962年,第1716-1717页。

8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第578页。

9 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10 朱渊清:《阜阳双古堆1号木牍札记二则》,《齐鲁学刊》2002年第4期。

11(10)杨朝明:《新出竹书与〈论语〉成书问题再认识》,《中国哲学史》2003年第3期。

12 杨朝明:《〈论语〉成书与文本特征》,《理论学刊》2009年第2期。

13 (清)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清道光二十八年(1848)刻本。

14 徐元诰撰,王树民、沈长云点校:《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220页。

15 (宋)黎靖德编:《朱子语类》卷一三七,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第3252页。

16 (清)崔述:《洙泗考信录》卷一,北京:中华书局,1991年,第3页。

17 李启谦:《孔门弟子研究》,济南:齐鲁书社,1987年,第11页。

18 杨朝明、宋立林主编:《孔子家语通解》,第292页。

19 孔安国:《孔子家语后序》,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第578页。魏玮认为,其中“故不见灭”的“故”字传统理解将之看作表示因果关系的连词,释为“所以”,其实不然。考之李斯焚书之议,诸子之书亦在焚灭之列,若视之为因果连词则于语意不通。实际上这个“故”字蕴涵着孔安国的深意。杨树达《词诠》“故”字条下,列“表态副词”一条:“反也。按实假作‘顾’字用。”并举《史记·赵世家》“秦服其劳而赵受其利,虽强大不能得之于小弱,小弱故能得之于强大乎”一句为例。王引之《经传释词》亦有类似解释。其实从《词诠》对“故”字的分析,联系孔安国序“故不见灭”一句的上下文语意,这里的“故”表示了孔安国对“不见灭”的强调,隐含着孔安国对《家语》亡于秦火的担心和看到《家语》幸存下来的欣喜。(见魏玮:《〈孔子家语〉“三序”研究》,曲阜师范大学硕士论文,2009年。)

20 《〈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第581页。

21 《〈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第581页。

22 《〈孔子家语〉后孔安国序》,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第581-582页。

23 杨朝明:《代前言:〈孔子家语〉的成书与可靠性研究》,杨朝明、宋立林:《孔子家语通解》,第13-16页。

24 顾颉刚:《顾颉刚读书笔记》卷十二,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16页。

25 顾颉刚:《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古史辨自序》上,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5页。

26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第2页。

27 顾颉刚:《春秋时的孔子和汉代的孔子》,《古史辨》第2册,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第131页。

28 郭沂:《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364-369页。

29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第23页。

30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第16页。

31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第5页。

32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第23页。

33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第11页。

34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第27页。

35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年,第321页。

36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第3页。

37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第21页。

38 庞朴:《话说“五至三无”》,《文史哲》2004年第1期。

39 顾颉刚:《孔子研究讲义按语》,《中国典籍与文化论丛》(第七辑),第18页。

40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322页。

41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326页。

42 钱穆:《崔东壁遗书序》,《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八),第329页。

 

杨朝明,现任孔子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特聘教授。第十三届全国政协委员,第十一届山东省政协常委,第十四届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央委员,第十四届全国人大代表,兼任中华孔子学会副会长、国际儒学联合会副理事长等社会职务。出版《孔子家语通解》《论语诠解》《八德诠解》等学术著作20余部。

原载《孔子研究》2023年第5期

    进入专题: 《孔子家语》   中华文明   《论语》  

本文责编:Super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哲学 > 中国哲学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47063.html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