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回忆美国经济学者杜大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1359 次 更新时间:2023-11-06 1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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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进入专栏)  

 

10月8日上午10点多,纽约大学上海分校的王菁教授发来微信,说她在推特上看到消息,布鲁金斯学会的资深研究员杜大伟(David Dollar)去世了。

她曾应《中国季刊》(China Quarterly)之邀为我和David一起主编的《中国数字金融革命》(Digital Financial Revolution in China)撰写书评。但一开始她不太确定消息是否准确,我就想跟布鲁金斯学会原中国中心主任李成教授确认一下,这才发现头天晚上10点多,李成已经告诉了我这个噩耗,但因为那两天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正好在开学术年会,7日晚上回家后没看微信,错过了这条消息。

10月9日,收到布兰迪斯大学教授Peter Petri的邮件,告知David去世的消息,他在邮件中说:“我认识David已有将近40年,一开始是在世界银行,后来在别的场所。他是一个了不起、杰出的同事,在许多经济学领域发挥了重要、积极的作用,包括在中美关系方面。我也知道,他非常欣赏你”。

David的突然离世让我感到很震惊、也很悲伤,我在5月初还见过他。当时我跟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CF40)的几位同事一起访美,专程拜访布鲁金斯学会,David主持了讨论。美联储原副主席Donald Kohn分析了美国的通胀形势和美联储货币政策,他说虽然加息力度已经非常大,但核心通胀还处于较高的水平。David给大家打了一个比方,他说判断政策是否会完全见效,很像一个人等公交车,公交车一直没来,有两种可能,一是今天正好是节假日,公交车停运了;二是也许很快会有两辆公交车同时到站。

显然,他认为需要做深入的分析,究竟是政策已经失灵、还是只是效应有所延迟?两种情形的含意是不同的。

当时知道他身体有恙,但看起来精神还不错,那天因为在场的人比较多,我只是简单地向他感谢了接待我们,没料到竟成了最后一面。

这些天一直在回想多年来跟David之间的交往,已经想不起来最初相识的时间和情景。应该是在他2004年作为世界银行中蒙局局长搬到北京之后,当时我还在投行工作,曾经多次邀请他参加投资者会议,特别是在亚行、世行的年会期间,只要时间允许,David乐于跟国际投资者交流。他在2009年转任驻北京的美国财政部特使之后,依然如此。

我们在一起做研究,是在他2013年返回美国作为资深研究员加入布鲁金斯学会之后。印象中,开始时的几项工作,都是Peter Petri教授组织的,他也是布鲁金斯学会的非常驻资深研究员。2015年年初在波士顿举行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我们组织了一场关于中国经济问题的讨论会,Peter、David、姚洋和我分别报告了论文,那天会场坐满了听众,讨论也十分踊跃,部分论文经过修改之后,发表在了《亚洲经济学期刊》(Journal of Asian Economics)。

翻看与David之间的邮件往来,大多是在安排会议、讨论研究,还有很多是约时间见面,特别是在我去华盛顿或者David来北京的时候。2014年元旦刚过,我们去纽约参加中美经济二轨对话,1月6日下午,David和Peter分别从华盛顿和波士顿专程赶来,我们就在我们入住的位于华尔街的一个小酒店的楼下聊了两个小时。见面讨论的一个永恒话题是北大国家发展研究院与布鲁金斯学会一起进行合作研究。

我们也经常应邀参加对方组织的学术活动。2014年下半年我组织了一个由亚行研究院支持的讨论会,David和Peter都参加了。2019年6月我到华盛顿参加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举行的金融科技研讨会,正好布鲁金斯学会研究员Arron Klein撰写了一篇关于中国移动支付的报告,David邀请我参加了报告的发布会。

他还另外约了一个时间,对我做了一个关于中美贸易冲突的深度访谈,音频于6月24日发在他主持的博客“Dollar & Sense”上。那次访谈是在布鲁金斯学会大楼斜对面的那个小楼里做的,访谈结束之后,我们继续留在小录音室里聊了很长一段时间,我们对中美经济矛盾的前景充满了忧虑,那天我是带着沉重的心情步行返回酒店的。

2017年我和李成一起在澳大利亚珀斯参加一个会议,期间讨论了国发院和布鲁金斯建立稳定合作关系的可能性。回来之后跟姚洋说了这事,姚洋说正好可以成立“中国2049”联合课题组,共同研究中国经济在未来三十年可能面临的新挑战,由国发院智库提供研究经费。

课题由姚洋、David和我共同牵头,中方成员以国发院老师为主,美方除了David和Peter,还有Eswar Prasad教授。

2018年12月14日,课题组在北大开了开题会,讨论研究计划。2019年5月29-30日,课题组又在北大开了结题会。在结题会之前,经Peter安排,课题组部分成员赴上海,在“上海论坛”上报告了一些主要结论。在2019年底由国发院主办的国家发展论坛上,我代表课题组发布了报告。2020年1月10日,布鲁金斯学会举行了《中国2049》发布会。在李成和姚洋致辞之后,David主持了第一场圆桌讨论,参加讨论的嘉宾包括雷晓燕、王敏、王勋和徐晋涛。报告的中英文版分别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于2020年出版。

课题综合报告的作者是我、杜大伟和姚洋,我写的第一稿。报告提出,与过去四十年的改革与发展经历相比,未来三十年的经济环境会发生较大的变化,过去是低收入经济,现在已经逼近高收入经济门槛;过去是经济全球化环境,现在一些政策出现了逆转;过去是人口红利,现在已经在快速地老龄化;过去是高污染、高能耗,现在必须走低碳发展的道路。这些都意味着我国的经济增长模式必须转变,需要更加重视创新、国内市场、人力资本和绿色经济。

最后我们提出了八个方面的政策建议,其中包括:终结“双轨制”的改革策略,完成向市场经济的过渡;保护知识产权、增加基础研究投入,支持创新;公共财政的重点从支持经济稳定转向提高经济效率与改善收入分配;打破城乡长期分隔的局面,取消户口制度;依靠市场化的手段,走绿色与低碳的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开放政策,但在国际经贸关系中灵活处发展中国家身份和国际角色问题。

中英文报告出版以后,在国内外均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许多地方党政部门将这本书列入必读书或推荐书目录,国外不少媒体也做了报道。

2021年初,David给我们发来邮件,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杂志《金融与发展》(Finance & Development)的主编看到报告之后,向我们约稿。David说他可以先写一个草稿,经过几番修改之后,这篇文章以“全球影响力、国内脆弱性”(Global Clout, Domestic Fragility)的标题发表在当年6月的《金融与发展》,文章用了一句话作为导言:“中国的长期成功将主要取决于内部挑战的化解”。这篇文章的传播面也比较广,曾经有多位国际朋友跟我提到其中的观点。

在《中国2049》课题完成之际,我开始跟David商量下一个联合研究的主题。我的建议是中国数字金融问题。在移动支付、大科技信贷和央行数字货币等领域,中国是走在国际前列的。但近10年的快速发展,既有许多成功的经验,也有不少失败的教训。我和我的同事们于2015年在北大成立了数字金融研究中心,有20多位学者在一起持续地跟踪、分析这个前沿金融领域的创新,积累了较好的研究基础。

当然,这个问题并不是David的研究领域,我的设想是北大的学者可以提供一手的观察与研究,布鲁金斯的学者则可以提供国际视野与比较。一个重要的动机是希望通过布鲁金斯的平台,把中国数字金融的创新与研究介绍到国际上去。

我成功地说服了David,他拉了布鲁金斯的两位学者Arron Klein和Eswar Prasad一起加入课题组,前者已经研究过中国的移动支付,后者对央行数字货币和国际货币体系有不少思考。课题在2020年年中开始、2021年年中结束,可惜受疫情影响,课题研究交流,包括开题会和结题会,都是在线上进行的。最后同样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分别出版了中英文版报告。

北大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与布鲁金斯学会联合课题组的研究报告《中国数字金融革命》,中文版由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英文版由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出版,杜大伟、黄益平主编

上面两个课题的特点是主要聚焦中国国内经济问题,包括David在内的布鲁金斯学者的主要贡献是从美国或国际的角度或环境讨论中国经济问题。

但多年来我们的交流更多的可能还是中美经济合作问题。比如,2015年6月8日,我们一起在北大开了半天会议,讨论中美经济问题。美方参与者除了David和Peter,还有多伦多大学的Wendy Dobson教授,中方发言的包括我、姚洋和卢锋。会上决定由David和我一起写一个总结报告,David先写的第一稿,经修改后分别递交给了各自的官方渠道。

报告对于当时的中美经济关系走向表达了担忧,“……世界经济面临分解为经济区块的危险,而这将会是糟糕的经济学,而且是更糟糕的政治学。”报告对中美均提出了一些政策建议,特别建议美国政府欢迎中国投资基础设施、承认中国市场经济地位、完成IMF配额改革、支持人民币加入IMF的SDR(特别提款权)篮子。上述几条建议中,IMF配额改革和人民币加入SDR,很快就实现了。不过自2017年年初特朗普入驻白宫之后,中美经济关系就急转直下了,当初我们所警告的糟糕的经济学与更糟糕的政治学变成了现实生活。

2022年2月俄乌冲突爆发以后,美国及其盟国对俄罗斯采取了经济制裁,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国际经济与金融环境。我当时担任主编的《中国经济期刊》(China Economic Journal)决定出版一期以俄乌冲突及国际经济为主题的专刊,5月底我写邮件向David约稿,他非常爽快地答应了,说7月底可以交稿。

后来在8月4日收到了他的文章“强权竞争时代的中美贸易关系”,很快就接受发表了。David在文章中指出,尽管技术领域的限制产生了一些影响,但总体看中美贸易关系依然非常强劲。他还认为,无论是中国还是美国,都无法完全替代对方作为贸易伙伴的重要地位。这个观点比较清晰地反映了David毕生的学术与政策理念,支持贸易与投资的开放与合作,通过经济增长解决发展中国家面临的许多挑战。

我一直非常喜欢David的个人风格,为人友善随和,分析客观理性,我从未听他发表过激言论。同样重要的是,我们有许多共同的学术理念与政策主张,对很多问题的看法都比较一致。

早年我曾经跟朋友们说,David虽然是一个官员,却更像是一位学者。后来肖耿教授跟我说,David曾经担任过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教授,肖耿不但修过他的课,还给他做过助教,David的父母也都是大学教授。曾经读过David发在经济学顶级期刊《美国经济评论》(American Economic Review)的文章“援助、政策与增长”,文章的主要结论是,如果货币、财政与贸易政策好,援助可以显著地推动经济增长,否则就没什么作用。

David是一位典型的经济学者,但与一般的学者又很不一样。最大的不同在于他愿意躬身入局,身体力行地践行学术理念与政策主张,特别是帮助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将认知与实践融为一体,是我老乡王阳明的主张,也是我十分推崇的理念。David在世行工作了20年,后来在北京担任美国财政部特使,可惜我对他那段时间的具体工作了解不多。不过9月中我去首尔出差,到韩国央行做讲座,顺便参加了同期在首尔举行的一个学术会议的一部分,在茶歇期间,一位美国女性教授提到David,她说1989年David离开学校去世行的时候,大家都觉得很可惜。但现在再看,与当年的同事们相比,David显然做得更好、贡献也更大。

中国肯定是在David的整个职业生涯中占据非常重要地位的一个国家。他在读大学期间开始对中国历史与文化产生浓厚的兴趣,专门到台北学习中文。我最近才知道,早在1986年,他就作为访问教授到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讲课,他也是在北京认识了他的太太。2004年-2013年在北京工作期间,中国经济肯定是他最主要的工作对象,加入到了布鲁金斯以后,中国经济分析、中美经济关系仍然是他最重要的工作内容。

现在很多人纪念David,无一例外都会提到他对中国经济与中美关系的深刻理解。这是事实,可能在全美国也很难找出比他更了解中国经济的经济学者。即便如此,我还是不想用“中国通”来描述David,在我的心目中,他理性、睿智、坚定,是一位有远见、有情怀的经济学者。

David去世,让我们失去了一位温和、理性的美国经济学者,在今天美国的舆论环境下,这个损失尤其大。我跟David打交道将近20年,过去10年间的联络则更为频繁,但这种交往更像是君子之交。我感觉跟他之间有信任和默契,所以沟通虽然不是很多,但非常顺畅,商量事情也很容易。

作为合作伙伴,David有很多优点,但他也有一个特点,就是不总是能够及时回复邮件。如果跟David不熟,可能容易焦虑。但我一般不会着急,因为知道,虽然他不总能及时回复邮件,但还是靠谱的,只要提前把事情、时间说清楚,他肯定会按计划推进,很少误事。

5月9日在布鲁金斯学会的讨论会结束的时候,作为主持人,David问大家是否还有别的问题。我回复说没有了,我感觉收获特别大,因而提出,“下一步,我们还是应该多见面、多交流。”David即刻表示了赞同,他的最后一句话是,“下次在北京”。

可惜David再也不能来北京了。(2023年10月20日)

来源: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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