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益平:金融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079 次 更新时间:2024-03-12 20: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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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益平 (进入专栏)  

 

2023年中央经济工作会议除了强调加大宏观调控力度、巩固和增强经济回升向好态势,还特别提出要统筹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要求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科技创新、绿色转型、普惠小微、数字经济等方面的支持力度。2023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则明确提出,锚定建设农业强国目标,把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作为新时代新征程“三农”工作的总抓手。乡村振兴既是一个经济问题,也是一个社会和政治问题,而且涉及粮食安全、绿色转型、社会和谐等事关国家发展的大事,因而是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一项重大而紧迫的战略任务。

这两个会议所作出的战略部署,赋予了金融部门重要责任。在宏观经济层面,金融部门要以更大的力度支持投资和消费,包括乡村的投资和消费,从而进一步推动经济持续回升。但金融如何才能增强对乡村经济的支持力度、稳定宏观经济,是一个值得思考与探索的问题。在发展质量方面,金融部门要在农村经济升级转型中发挥关键作用,金融服务供给不仅要有利于确保粮食安全,也要致力于提升农民的收入水平,还要促进绿色、可持续生态环境的保护。目前,中国金融部门为乡村经济所提供的服务还有许多改进空间,这一方面缘于“三农”工作的特殊性,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的金融体系还不够灵活、有效、稳健。改善“三农”发展重点领域的金融服务将是一项长期任务。

一、服务“三农”的金融政策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脉,乡村振兴离不开金融的支持。但是,金融在服务“三农”方面面临一些天生短板。金融的本质是资金的融通,通过期限、风险和规模的转换实现收益共享和风险分担。金融交易的最大挑战是信息不对称,容易造成交易前的逆向选择——不容易找到合适的交易对手、交易后的道德风险——交易对手不按合同履约。正是因为这个原因,金融服务中存在“二八法则”情况:金融机构服务好20%最好的客户,就能抓住80%的市场份额,而服务剩下80%的客户,则难度大、成本高。而这80%的客户恰恰是普惠金融服务的主要对象,所以,普惠金融发展难、农村金融服务供给不足的问题长期存在。一方面,“三农”领域的客户数量大、规模小、地理位置分散,金融服务触达难度很大;另一方面,这些客户缺乏完整的财务数据和一定的抵押资产,金融风控难度大。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政府采取了诸多措施来改善“三农”领域的金融服务,包括创办服务乡村的金融机构、创设支农结构性货币政策以及明确涉农贷款的监管要求等。农村信用社、小额信贷公司和村镇银行的引入,缘于以下清晰的动机:走近“三农”领域客户,缓解金融“触达难”,找到金融“风控难”的解决方案。更重要的是,一部分金融机构的风险管理能力比较弱,引发了较大的风险事件。例如,在21世纪初农村信用社普遍存在不良贷款比率较高问题,政府与中央银行通过采取补充资本金和提供流动性等措施才稳住了局面。

整体上看,政府实施了以下两方面政策来改善“三农”领域的金融服务:一是结构性的货币政策。自1999年起,中央银行向地方法人机构包括农村商业银行、农村合作银行、农村信用社和村镇银行给予支农再贷款支持,引导其扩大涉农信贷投放,降低“三农”领域经济主体的融资成本(王玮等,2005)。对符合要求的贷款,按贷款本金的100%予以资金支持,这属于长期性工具。二是行政性的监管要求。例如,原中国银行业监督管理委员会曾明确要求商业银行的涉农贷款增量不低于上年、增速不低于各项贷款平均增速。客观地说,这些措施对改善“三农”领域的金融服务发挥了巨大作用,但金融服务供给不足与相关需求较大之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有的措施,例如引入服务“三农”领域的新机构,确实能较有效地解决金融服务可触达的问题,但并没有很好地解决金融风控问题;有的措施,例如结构性货币政策,增加了地方法人机构涉农信贷的资金供给,但客观地说,大部分农村金融机构的主要矛盾不是资金缺乏,而是资产缺乏,实际是没有能力找到风险可控的好客户,在大多数情况下,支农结构性货币政策的效果也不太容易得到直接评估;有的措施,例如行政性的监管要求,确实起到了立竿见影的功效,不过其可持续性还有待观察,银行为了达到监管要求发放涉农信贷,将来如果产生不良贷款,可能需要在政策责任与商业责任之间做出区分。

2023年10月召开的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要加快建设金融强国,全面加强金融监管,完善金融体制,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这些要求都是为了支持中国经济实现高质量发展,同样适用于支持中国乡村实现全面振兴。乡村振兴所需要的金融服务有其特殊性:农户数量庞大、地理分布广泛,既没有完整的财务数据,也缺乏可抵押的资产;农业生产的规模通常比较小,且具有很强的季节性,受自然条件的影响非常大。可见,涉农经济主体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普惠金融客户群体。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所提出的“优化金融服务、防范化解风险”,更好地服务“三农”,简单地说,就是要在能管住风险的前提下,面向“三农”领域提供良好的商业可持续的金融服务。

二、服务“三农”的金融创新

中国金融部门已经形成了一些创新业务与实践,在服务“三农”方面取得了较好成效。一个典型例子是许多中小银行采用的“关系型贷款”模式。其具体的做法是:银行的信贷员长期跟踪、了解社区内的村民、企业家,不但了解他们的经济活动,包括企业经营与农业生产,还了解他们的人品和社会关系。全面了解的目的是判断这些潜在客户的违约风险,而不需要过度依赖财务数据和抵押资产,因为信用风险评估的核心是判断潜在借款人的还款能力与还款意愿。事实证明,这种关系型贷款的风控是比较有效的,其不良贷款的比率通常要低于银行其他类型的贷款。这是因为银行通过建立长期“关系”,部分解决了信息不对称问题,大大缓解了金融“触达难”和“风控难”的问题。“关系型贷款”模式执行得比较好的中小金融机构很少发生大的金融风险,其短板是运营成本比较高,不太容易为“三农”领域提供大规模的金融服务。

另一个典型例子是数字金融,即利用数字技术改善金融产品、流程与模式。数字金融也是2023年中央金融工作会议提出的“五篇大文章”之一,是未来改善金融服务值得努力的一个方向。迄今为止,中国最为成功的数字金融业务是移动支付。2004年底线上支付工具——支付宝上线,2010年推出移动版,2017年推出线下二维码收款等。至2023年底,不仅两家头部移动支付平台(支付宝和微信支付)的用户均已达到10亿左右,支付笔数也已经达到全国支付总数的八成——虽然支付额度还只占总支付的一成。移动支付的普惠金融意义是显而易见的:当下的中国人,无分城乡,只要有一部智能手机,能够连上移动信号,就可以享受同样的支付和其他金融服务。这对于“三农”金融服务的提升是革命性的。有研究表明,乡村的家庭妇女在使用移动支付工具后,其职业选择空间扩大了、收入增长的可能性也提高了(Huang et al.,2020)。究其原因,就在于移动支付与电商、物流一起,将乡村居民与全国市场连接到一起,形成了真正意义上的全国统一大市场。

数字金融还有一项非常成功的业务——大科技信贷,即获得金融牌照的大科技公司利用平台快速、海量、低成本地获客,同时利用客户留在平台上的数字足迹开展信用风险评估,从而极大程度地改善了客户触达和金融风控状况。大科技平台发放信贷的做法最初于2010年出现在中国。当然,今天的大科技信贷业务实践是各国数字平台相互学习、不断提升之后逐步形成的,但中国大科技信贷的规模在全球最大。非传统数据和人工智能可以用于信用风险评估,这是数字技术时代的创新。与传统信贷业务相比,无论从服务边界还是从风险管理的角度看,大科技信贷都实现了质的突破。有研究发现,这种新的业务模式特别适合用来服务地理位置偏远、经营规模较小、财务数据缺乏、没有征信记录的“信用白户”(黄益平和邱晗,2021)。2020年,网商银行推出“大山雀”卫星遥感技术,通过卫星航拍图片确认农业生产情况,对解决农户“贷款难”问题提供了可行的技术路径,为数字信贷业务创新提供了较大空间。

与此同时,传统金融机构特别是商业银行也在非常积极地运用数字技术改善金融服务。当然,金融机构的数字化程度不同:有的只是利用平台处理一些信息收集和通知的任务,有的则几乎将信贷服务的全部流程搬到了线上。一些地方通过建立金融信息服务平台,分享社保、税收、水电费等数据,支持银行的信贷决策。不过,总体看来,商业银行数字化转型的效果呈现非常明显的“马太效应”,即大银行的效果优于小银行,这可能是因为数字化转型对市场规模、数据资源和技术能力有基本的门槛要求,小银行这些方面的劣势比较突出。也有不少银行与大科技公司展开获客与风控方面的合作,取得了不错的效果。不过,为了防止产生新的金融风险,监管部门对科技公司和商业银行之间的合作模式也提出了新要求。

三、金融如何更好地支持乡村全面振兴

农村经济主体种类很多,业务差异很大,所适用的金融服务方式也不一样,但金融还是有一些共同特质。金融要真正服务好乡村振兴,必须找到解决信息不对称矛盾的有效手段,就是既要解决触达的问题,又要解决风控的问题——不但为“三农”提供高质量的金融服务,还可以控制住金融风险。这里所讨论的金融服务都是基于市场条件的,政策性金融当然也很重要,但最好不要与商业化金融混在一起讨论。例如,特定的农村经济主体具有十分重要的经济、社会甚至政治重要性,但可能由于特别的原因无法承受市场化定价。在这种情况下,可以由官方机构提供政策支持,包括担保、贴息等。

为了改善面向“三农”的商业化金融服务,可以考虑市场化、产业化和数据化3个策略。市场化主要指提供金融服务要遵循市场规律。例如,在鼓励银行发放涉农信贷方面,银行首先得有可靠的风控手段,如果缺乏有效的信用风险评估方法,商业银行要么无法执行政策,要么勉强执行了,可能会造成新的风险。同样,涉农信贷的利率也应该由市场决定,靠行政命令降低贷款利率,银行的资金回报可能无法覆盖贷款风险,相关信贷业务将很难长期持续。中国过去发展普惠金融的政策常常要求同时解决“融资难”和“融资贵”的问题,这一取向也许可以做出适当调整。例如,在鼓励涉农信贷方面,不简单化地做出行政性的要求,而通过诸如共享公共数据等支持银行找到好的风控手段,同时要允许银行开展市场化的风险定价。如果市场价格确实太高,也最好不要行政性地压低贷款利率,而应该采用诸如担保和贴息等政策手段。

产业化是指将小农户、小企业统合到大的产业链、供应链上,从而不但可以帮助小农户、小企业增强市场力量,成为全国统一大市场的一部分,还可能使这些产业链上的主体享受供应链金融服务。产业化本身就是乡村振兴的重要手段,小农经济无法长期支持农村经济发展和农民收入提高,而产业化可以改变这一点,甚至不一定需要将所有的小农户、小企业全部统合到大的产业链上。连接上产业链之后,这些小农户、小企业就不再是分散、不稳定的个体,它们在产业链上的供求关系就可以支持金融机构做风控。供应链金融既可以由金融机构对供应链实行封闭运行,尽量确保不发生违约事件,也可以只是使用潜在借款企业在供应链上的产品供求信息来支持对这些企业开展信用风险评估。

数据化是指记录农村经济主体的经济活动甚至社会活动,并以这些数据支持金融机构的决策活动。到目前为止,最为成功的数据化过程体现在消费互联网领域。除了部分老年人和青少年,绝大部分农村人口都上过网,包括移动支付、电子商务、短视频、社交媒体等,上过网就必然会留下一些数字足迹,这样就能一步到位地解决“触达难”和“风控难”的问题,这也是部分大科技企业提供消费信贷服务的技术基础。不过,数据化目前主要局限于消费互联网领域,所以,即便是一些开展小微企业贷款业务的平台,所能依赖的主要还是零售逻辑。下一步的重点是要通过供应链、产业链和物联网等渠道连接上各类农村经济主体,包括小农户、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农村个体户、农村企业等,从而使更好解决“触达难”“风控难”问题具有较好的技术条件。

中国已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现在正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乡村全面振兴是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重要前提。金融要在乡村全面振兴中发挥关键性作用,但农村经济主体的特点决定了改善支持乡村全面振兴的金融服务的难度非常大,其关键考验在于:一是要能够提供良好的金融服务,二是要能管得住金融风险。这就要求金融政策要在创新与稳定之间实现动态平衡。过去40多年,中国在这方面既有成功经验,也有失败教训。未来应考虑进一步落实市场化、产业化和数据化的策略,持续改善支持乡村振兴的金融服务。

 

作者介绍:黄益平,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院长、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国家高层次人才特殊支持计划领军人才。主要研究领域为宏观经济与金融政策。

作者单位: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

原文刊发:《中国农村经济》2024年第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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