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建永:国学大师汤用彤对中医的认知转变及中医史研究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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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建永  

 

近代西医东渐以来,中医的生存发展和文化价值常为国人所热论,但学贯中西的文化大家关注该话题并热衷研究者却很罕见。被誉为“中西印会通第一人”的汤用彤(1893—1964年)先生是少数几位从文明交流互鉴视角探究中医的国学大师,堪称现代中医文化研究史上的重点人物,他在近代名人对中医的认识与态度的转变方面也颇具代表性。

汤用彤对中医认知的转变经过

汤用彤早年留学美国,与陈寅恪、吴宓并誉为“哈佛三杰”,但他曾受洋化教育的影响而不信中医。其子汤一介在自传《我们三代人》中回忆:“在我们住南池子缎库胡同三号时,六号曾租给一周姓中医,我母亲有时找他看病,我父亲总是反对,而相信洋医院。他带我们这些孩子外出吃饭,总是带上酒精、棉花之类,要我们擦手。”

留学归国的学者认定中医为迷信的心态,可从汤用彤老友傅斯年之语中得到解释:“我是宁死不请教中医的,因为我觉得若不如此便对不住我所受的教育。”

对此现象,刘理想、张其成撰文《从民国时期京剧的境遇谈近代名人对中医的态度》指出:在中国近代社会大环境下,“传统就是落后”这样一些简单的标签贴在中医头上,遂使人们在没有认识中医等传统文化之前就先对它抱有偏见。这一偏颇态度不难理解,近代名人因受时代风气影响,且多有为改善旧中国医疗状况而推行“科学救国”的初衷。常有人用近代名人批评中医的言论来否定中医,但很少考虑他们所处的时代背景及其对中医态度的变化,留下了近代名人坚决反对中医的片面印象。这种孤立静止地看待事物、无视发展变化的思维,局限了人们对于近代名人中医立场的理性考察。因此,应全面客观地评价近代名人对中医的认识与态度。

汤用彤对中医的认知转变,是在晚年一场大病之后。他任北大副校长时,长期患有高血压,1954年11月13日晚从人民日报社开完会回家后,因积劳成疾突然中风。次日被送至协和医院,检查为脑血管阻塞,15日做脊椎穿刺,发现大面积脑溢血。北大校长马寅初敦请卫生部部长李德全组织抢救,予以特护治疗。当时的北京市市长彭真闻讯派人看望,并特别关照协和医院多加照顾。

在北京的苏联医学专家赶来会诊,他们都表示病况危急,已无希望。唯独著名中医施今墨诊断后,认为尚可挽救。由于中医的及时介入,昏迷20多天的汤用彤终于苏醒过来,脱离了生命危险。医生们由衷感叹,如此严重的脑溢血能转危为安真是奇迹!

汤用彤住院近半年,出院后在家养病,北大党委书记江隆基聘请中医师继续为其做针灸治疗。又经过半年多的针灸治疗,他中风变形的面庞得以恢复,并从瘫痪在床、无法言谈行动,逐渐改善到能够在人搀扶下走路、聊天和写作了。他将此后所写全部文章和笔记统称为“康复札记”,以感怀政府组织医疗抢救的再生之恩。汤用彤因切身体验而改变了以往对中医的误解,从此他治学时非常注意医学和养生的史料。他说:

“对于针灸的问题,因为我原来以为是一种迷信,就是偶然听见它的疗效,也以为是谣传,所以我对针灸毫不留心。但是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由于亲身的经历及耳闻目见,我从对中医的极端反对变成极端的推崇,使我常常在书中留心关于针灸的记载。”

此外,曾经反对中医的胡适、鲁迅等文化名人都是体验到中医奇效后,改变了对中医的偏见。可见,只要能实事求是地了解和探索中医,终能发现其独特价值和科学性。

在跨文化比较中考证针灸起源于中国

针灸发明权属于中国本是不争之事实,但随着针灸在世界上声誉日隆,一些国外学者提出异议,并以汉译佛经为据。日本医学家长滨善夫等人1950年出版《经络之研究》,举出多种汉译佛经来证明针灸发源于印度,引发热议。这种错误观点若不予纠正,势必对中国针灸在国际上的地位和权益产生不利影响。迎战此问题,不能单凭民族感情,必须有理有据地进行论证。

针对国际上流行的针灸起源于印度的谬说,汤用彤1961年发表论文《针灸·印度古医书——康复札记之二》,利用我国远古文物,结合中国古籍、汉译佛经和英译巴利文材料,证明针灸并非由印度传入,而是中国固有的,汉文佛经出现“针灸”字样乃翻译者使用汉地习语和意译造成的误读。

针灸的真义不在于工具术式,而在于其行医的哲理依据,需要在经脉理论指导下辨证施治。有鉴于此,汤用彤认真阅读《灵枢》等针灸经典,并通过梳理针灸发展史,证明针灸在春秋战国时已经盛行。后来马王堆出土的《十一脉灸经》等著作,据考证均成书于战国至秦汉之际。凡此,皆无可辩驳地证实针灸是中国自古有之的原创性医学发明。

汤用彤以严谨缜密的考证解决了国际上长期聚讼纷纭的针灸起源问题,并从中揭示出中外文化比较中应注意的重要问题。他批评受时风偏见影响的一些中外学者有种荒谬的思维习惯,即凡中国与印度有相同之事,往往不分析全部事实,便先主观断定中国受印度影响。

例如:“岐伯”和“耆婆”发音近似,就说“岐伯”即“耆婆”之译音、中医发源于印度。又见印度来华僧人善医学,就说印度医学由其传到中国,无视那时中医学已很发达。其实,本末倒置地硬说中医是受印度影响的产物,是民族虚无主义的表现。

据汤用彤考证,印度佛教于公元元年前后传入中国同时带来印度医药,并对中国文化产生一定影响。中医里有些印度的药材、养生和诊疗理论,如“四大不调”等学说,中国原有阴阳五行体系,却无“地火水风四大说”。

这些印度思想被南朝陶弘景所采取,他通达儒道释三教,不仅深谙中国医学,还通晓印度医学,可谓“中西医结合”第一人,但此处“西医”不是指欧美医学,而是西来的印度医学。可见,中医海纳百川、兼容并蓄,并不排斥任何其他医学,融入主要起源于古希腊的西医学,也是中医发展史上一个关键阶段。

把养生修身列为中国哲学根本问题

我国的哲学和宗教经典中医学资源丰厚,但长期未受重视。随着新史学和身体现象学的兴起,医学进入哲学史的研究视野。汤用彤中风初愈,便把医学史作为治学重点。他这类未刊稿现存数十万字,如《〈孙真人千金要方〉养性问题札记》《〈千金翼方〉养性篇札记》《〈册府元龟〉养生篇笔记》,以及道藏和佛藏中的医学史料等札记。这对于推进当前学界的身体哲学和医学哲学史研究,为哲学文化研究开辟新途径都富有意义。

笔者做汤一介老师的助手时,从中选出两篇遗文《从〈吕氏春秋〉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养生问题》《〈养性延命录序〉校勘札记》加以校注,并写成解读文章《跨文化对话视野下汤用彤对医学哲学史的开掘》。经汤一介审定和推荐,《中国哲学史》2014年第1期首次推出“汤用彤与医学哲学史”专栏,刊出这三篇文章,以推动中医哲学研究的开展。

《从〈吕氏春秋〉看中国哲学史中的养生问题》一文首次把养生问题作为中国哲学史上一个根本问题揭示出来,并从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方法论视角进行开创性研究。这虽有别于传统的西方哲学,但却符合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从而显发了中医原创思维和中国哲学的特质和主体意识,丰富并深化了中国哲学研究的内涵。

身体现象学早已成为国际显学,汤用彤在60年前已楬橥身体的哲学意义这一虽极关键但易被遮蔽的问题,可谓国内学界对身体现象学研究的最早回应。儒家的修身往往不着眼于身体层面,道家则彰显了身体在生命中的主体意义。“身”与“天下”相比,主导权在“身”,“修齐治平”的事业都是身体的延伸。

汤用彤梳理了养身与养心(神)等观念的发展演变,认为治身、养身、养生、养性都包括人体方面的保养,这既是如何保养身体的医学问题,也涉及身体与精神、生理与心理、形与神、物与心的关系,以及“治国平天下”的方法问题。

刊于《历史研究》的汤用彤《读〈道藏〉札记》中首篇即《关于〈养性延命录〉》。《养性延命录》是陶弘景在《庄子·养生篇》《服气经》《黄庭经》等养生经典基础上系统归纳提炼而成。汤用彤对《养性延命录》及序言的校勘,是研究相关养生问题的基础工作。

汤一介、杨辛1956年调入北大担任汤用彤的专职助手,以传承其学说。汤用彤提出与杨辛合写一篇道家养生论的文章,并指导他查阅《道藏》中的资料。

2012年,笔者在做汤一介的博士后时,在燕南园发现杨辛为汤用彤手抄的文稿。杨辛前来鉴定时曾说:“汤老1957年向患重病中的我讲,养生关键是要避免过度透支损耗身心,否则人就像年久失修而松垮的河堤,大水一冲便会崩塌。”这是汤用彤根据自身经验教训来现身说法。笔者发现其比喻出自《养性延命录》:

“我命在我不在天。但愚人不能知此。道为生命之要,所以致百病风邪者,皆由恣意极情,不知自惜,故虚损生也。譬如枯朽之木,遇风即折;将崩之岸,值水先颓。今若不能服药,但知爱精节情,亦得一二百年寿也。”

杨辛谨遵汤老修心养身的教导,现已102岁高龄,依然思维清晰、言行敏捷、耳聪目明,每天劳逸结合,研究创作不辍,生活十分充实而愉快,成就了百岁不衰的高质量生命。

中医哲学发源于黄帝老子之道学(简称“黄老学”)。依托黄老重生思想,探索与发掘养生学以及中医学的演进路径,汤用彤有开端之功。1956年,他对登门问学的萧萐父讲:王充《论衡》累称黄老,值得探究,为此应考查王充所著《养性书》;“养性”即“养生”,乃道家思想的重要一环,由贵己养生推到天道自然;秦汉之际道家更有新发展,衍为黄老学、神仙家和医家,如《楚辞·远游》《黄帝内经》所述。这些论断可与马王堆帛书《黄帝四经》等参照印证,足见汤用彤之睿识。

汤用彤家传藏书中有明末儒医殷仲春所撰《医藏书目》,这是我国现存第一部医学目录,书中体现了晚明儒道释合流的社会思潮。汤用彤从三教比较中率先研究了“儒医”问题,汤一介承继其未竟之业,在国家重大工程《儒藏》立项之初,就将“儒医”列为《儒藏》编纂与研究的重要课题,还关心《医藏》的规划进展。汤用彤、汤一介较早提出身心和谐问题,并上升到哲学和文化的高度予以开创性的研讨,这对中医哲学和传统养生的学术研究有开风气之先的作用。

在汤一介师指引下,笔者展开对儒医、道医和佛医的梳理,以丰富中医文化的内涵。笔者进行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黄老道家思想史”“中医原创思维的方法论研究”,就是在汤先生父子基础上接续研究黄老学与中医学的关系,如《黄帝内经》等医书对黄老学的传承和发展等问题。在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新编中医哲学思想通史”立项后,笔者作为子课题“近现代中医哲学研究”负责人,正在将汤用彤列为其中的重要人物来论述。

综观汤用彤著述可知,在中医发展过程中,陶弘景、孙思邈及后继者立足中医融合外来医学,他们一方面不忘自身主体理论框架,另一方面注重吸收融会外来学说。这两种相反相成的态度及其系统性的创获,在我国丰富的医典中有鲜明的体现。

总体上看,中医哲学以黄老道家开篇,逐步展现出儒道释交融合流、东西方医学交流互鉴、贯通发展的趋势。我们要把握返本开新的原则,充分吸纳前贤成果,不断推动中医哲学文化的传承与创新。

 

作者:天津社科院国学中心主任、研究员

《中国中医药报》2023年5月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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