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乃社:“第二个结合”与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建构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036 次 更新时间:2023-10-12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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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要: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之下,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条件下,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对于寻求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建构文化主体性意义重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发展文化认同的根脉,在近代以来文化认同的发展中,地位逐渐得到明确和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中国现当代文化哲学的构建起到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在当代条件下,“第二个结合”对建设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体系具有重要意义。

 

在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推进到了新境界,有了新的丰富内涵。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1]94。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新境界,“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2]18。在2023年6月2日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3]。他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赋予高度评价,这一系列论述,在当代马克思主义理论中,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占据重要地位,有重大的意义和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对于建构和巩固我们的文化主体性有重要的意义,“‘结合’巩固了文化主体性”[3]。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立,是文化发展上的重大事件,也是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重要遵循。

新时代,在以中国文化发展为基础、以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寻求中国现代文化认同和主体性建构为主要内容的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建构过程中,中国本土文化尤其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发展,如何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是一个重大的问题。本文从学理研究的角度,主要探讨“第二个结合”对于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建构的支持和引领问题,探讨这一重大理论的当代环境,回顾近代以来中华传统文化在文化认同建构中的发展,并展望中华现代文化建设和建构问题。

一、当代主要背景

“第二个结合”理论的提出和阐释,首先和我们所处的时代有直接的关系。如何总结和概括时代特征?我们处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我们在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这就是最大的时代背景。

(一)两个大局

当下,我们面临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战略全局,面临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面临不可阻挡的全球化之下异常复杂的国际关系,如何在多变的世界中,顺利推进中国式现代化,如何站稳脚跟,立于不败之地,我们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底蕴至为重要。在这个时期提出“第二个结合”,对于解决我们面临的重大发展问题,有非常的意义和价值。我们国家发展到一定阶段,尤其作为发展中国家,到了这个阶段,要避免各种发展陷阱,要做出前人、他人没有做出的伟大事业,建成中国式现代化,必须重视自身的特点。在两个大局的推进中不丧失自身的方向、根脉,能够凝聚中国人民的精气神,必须有文化上的说服力和凝聚力。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就是关键和核心,这是中华民族识别自身、凝聚力量的关键。近代我们屡遭创伤,传统文化也屡遭冲击和批判,当下对待传统文化要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吸取精华,弃其糟粕。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新时代稳妥前进,我们既要坚持创造性,也要坚持自己的优秀传统。

对于新时代来说,我们需要更多理解中国自身的特点、讲好中国故事、树立中国形象,这些都需要从文化上加以确认和梳理。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结合起来,形成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建构中国特色的现代文化,这些都是重大的历史、现实和理论课题。如何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的中国特色?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4]。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的魂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脉。“第二个结合”,就是要始终坚守两个“脉”,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脉,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魂脉结合起来,成就新时代伟业。根和魂二者都不能偏废,没有了魂前进中就没有了指导和方向;没有了根现代文化本身就无处立足。如何在一个纷繁复杂多样的世界里立稳脚跟,关键在于我们有没有根,我们的根是什么,这个根可不可以给我们源源不断地输送养料,给我们建立立足点,形成文化认同,建构文化主体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在两个大局中站稳脚跟、凝聚力量的关键。

(二)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

在当代文化建设中,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是一个大问题。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历史,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样的理论创新是我们从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和新时代的历史发展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是迈向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的历史要求。

当代文化问题的突出和现代社会发展中的现代化、现代性有关。19世纪中叶,中国受到西方列强的强烈冲击,在器物层面上西方的船坚炮利与我们有很大不同,但是造成重大震撼的更多是在制度层面尤其是文化层面上。从那时起,中国社会开始对中国和外国的关系、对以西方为代表的“新学”和中国传统文化所代表的“旧学”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比较和思考,对如何处理好二者之间的关系有了很深刻的体会。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此后中国知识体系的发展就在中国传统文化、西方现代文化、马克思主义文化基础上展开。马克思主义源起西方,在世界各国传播,在一些国家落地生根,尤其在中国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成为中国现代和当代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要秉持开放包容,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不断培育和创造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3]。马克思主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外来文化都需要我们给予重视。马克思主义是魂,中华传统优秀文化是根,外来文化是重要的营养。以我为主,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我们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将发挥极为重要的作用。

中国式现代化首先要把中国现代化的特点认识清楚。我们对自身的制度、理论、道路、文化要充满自信,要对自己的历史过程有深刻认识,在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过程中,优秀传统文化始终是压舱石,是中华儿女凝聚起来的强大纽带。历史成就我们,我们成就历史。“第二个结合”对于我们在中国式现代化新征程中建构文化主体性有非常的意义和价值。

我们要文化强国,做到文化自信、自强,做到文化自觉,首先基于对文化自我、文化主体性的认识和理解。这个问题可以从文化认同的角度进行探讨。在文化认同的建构中,对马克思主义、中国传统文化以及外来文化彼此关系的认识和理解经过了很长时间的争论,近代以来中国文化发展的核心问题就是如何面对外来文化,如何处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外来文化的关系。

二、中国传统文化与文化认同的历史发展

新时代文化建设贯穿于党的十八大报告、十九大报告和二十大报告之中,其核心问题就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文化自强、文化自主、精神主动等问题。从学理上看,这些主要是文化认同的问题。

“认同”这个概念在汉语中比较明确,但是在国际上、在英语中含义比较多,比如学术上常用的有身份、统一性、认同,在词典中还有如相同、身份、一致、特征、同一性、本身、本体、特有的感觉或信仰等含义。所谓认同,就是对一种文化的认可、理解、同意、秉持、坚守等。这表现为一种主体的文化上的身份,主体对自身身份的观念、理念和辨别。认同具有不同的方面和层次,知、情、意不同层面上都有认同问题,有些还涉及对制度、器物等的关系和态度。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即“第二个结合”,是我们在文化建设、文化认同建设中的重要结论,形成了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以马克思主义为魂的认同系统。这个认同是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发展的历史结果,是近代以来文化认同发展的必然结果。

“第二个结合”的提出和论证,具有深厚的历史背景。近代以来,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是一个非常有争议的问题。所谓的古今中西之争,就是中国文化遭遇到西方外来强势文化的冲击而无法面对,新学和旧学、西方和中国、传统和现代之间的冲突问题凸显出来。我们在近代多灾多难的历史中走出一条自己的路子,实现了救亡图存,这就是一个如何选择自身的身份,如何重建自身认同(主要是文化认同)的问题。

从近代以来文化认同的发展历史来看,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1911年以前的清朝末期,1912年到1949年,1949年以后。

在第一个阶段,中国遭遇西方的强有力冲击,传统文化以自身的应对方式来理解西方文化,以求坚守自身文化的一致性,由于在现实中遭遇生死存亡的危机而无法解释和应对,于是文化认同的困境显现出来。这种文化冲击使得很多人对传统文化产生了怀疑、批评,诸多先知先觉的知识分子和官员试图通过对传统文化的改造、演绎来应对,挖掘、改变自身文化,以求存续。

其时文化认同危机在不同层面上展开。在民众生活的层面上,表现为社会舆论的变化和对西方文明的恐惧与不解。在社会层面上,很多人尤其是知识分子和政府官员意识到,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文化各个方面遭遇到重大的困难,这些困难引发了在观念上对传统文化的怀疑和否定,以及对西方文化的审慎分析,对其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做出思考。在国家层面上,国家和民众推进了国家制度的改革,对社会知识生产的内容以及主要结构进行了重新定位。此时,一些官僚和知识分子开始比较自觉地反思传统文化所具有的缺点和优点,以及如何从自身的文化出发去建构自身社会制度。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6月14日《派载泽等分赴东西洋考察政治谕》中,光绪帝下令派五位大臣去东西洋考察,开始筹备立宪的过程。“方今时局艰难,百端待理,朝廷屡下明诏,力图变法,锐意振兴”[5]1。这是传统国家和政府的一次自我革新的努力,是自上而下的社会文化认同的重大变革,是比较重要的以传统文化为基础进行的新的文化建构活动,也是文化认同重新建构的一个重要阶段。

第二阶段是1912年到1949年。清朝的覆灭是传统文化自身遭遇重大挫折的标志性事件。如果说在第一阶段传统的文化认同已经破产或者遭遇重大危机,那么第二阶段清朝的覆灭到民国的建立和垮塌是中国进行文化认同重建的一个更为重要的阶段。这个时期的文化活动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熠熠生辉,不同的文化建构的努力从不同的方面得以展开,所应对的都是中国如何现代化的问题,中华传统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的问题,解决中华文化主体性遭遇严重冲击的问题。文化认同方面出现了激进、保守、西化三派。各派提出的不同的主张,逐渐形成了社会运动,形成了社会制度,表现为从坚持改良,到追求全盘西化,到进行民主革命,尤其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展现了一个历史和逻辑的发展过程。其结果是整个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传统社会逐渐瓦解,一个新的社会逐渐形成。在这个阶段,古今中西之争问题变得非常尖锐,学界政界屡屡掀起论战。比如五四运动前后的“东西之争”———关于东方文化与西方文化特点、性质及相互关系问题的思想学术论争,就广泛的意义而言,它的影响贯穿了整个近现代。论战始于1915年,迄于1927年,“五四”前后争论得尤为激烈。尽管有人提出坚守传统文化,有人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入侵主张对其全面吸收和接纳,民国时期所有的文化讨论最后都走向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立足于中国文化本身的优点,同时借鉴外来文化的优越性,为中国的社会发展,包括政治、经济等的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后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等著作中,对近代以来的文化争论批判性地作了科学总结,并对如何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提出了精辟的见解。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随着新中国成立,这些文化上的讨论暂时告一段落。从文化认同的角度来说,这既不是回归传统文化认同,也不是放弃自身文化主体性,而是整个改变了对未来的文化认同,既不单纯地因循守旧,也不毫无拒绝地吸收和接纳西方文化,而是要弃其糟粕,取其精华。这就是正确的方向,是属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的方向,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方向。

第三阶段是1949年以后。新中国成立意味着中国的文化主体性建构、文化认同的建构到了一个新的阶段。到1956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很快完成,新民主主义理论和实践基本终止。从1956到1966年,中国全社会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获得了重要成就,也出现了不少问题。从文化的角度看,全社会一致追求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但是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中国社会刚刚从半殖民地和半封建社会脱胎出来,还大量存在贫困现象,想在短时间内快速建成理想的社会主义、实现共产主义是不可能的。1966年到1976年是“文化大革命”时期,在社会和国家层面上对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外来文化持有一种批判和拒斥的态度。优秀传统文化受到了外在的否弃,但是,在社会组织层面传统文化本身对中国社会的作用没有被完全破坏掉。

从1978年到2012年,我国改革开放从启动、逐渐推进,到形成市场经济为主导的深层次的改革开放,积极介入全球化,社会结构复杂化,原有的单一的文化认同也变得非常复杂。市场经济和原来的计划为主的经济有很大的区别,导致了社会利益分化、社会结构多样化、思想观念也逐渐变得丰富多彩。在这一段时间当中,20世纪80年代“文化热”的形成、发展到相对平静是非常重要的。改革开放的形成和推进导致人们对于自身认同进行了重新思考。文化热不仅是在国家和社会文化主流层面的变迁,更深入到民众的日常生活当中,改变了民众的思想观念。同时我们再一次直面世界,如何审视外来文化和中国传统文化对人的影响再一次成为社会问题、思潮的必有之意。在一定程度上看,这个时期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外来文化和马克思主义文化三种主要思潮并行又出现了。在这个过程中,传统文化逐渐受到了重视。

2012年中国共产党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以来,中国的改革开放进入到全面深化的阶段,我们进入了新时代。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无论国际社会还是国内思想界都对当代资本主义发展整体趋势和外来当代文化有了新的认识和思考。中国向国外学习的努力取得重大成果,随着国际地位发生变化,中国自身发展道路需要在所取得成就的基础上重新作出思考:如何建构中国知识体系,建构中国特色的学科、学术、话语体系,就成为社会实践和理论研究必然要面对的问题。一种庞大的知识体系的反思和建构,必然会对社会文化产生重大影响。这十几年来的中国社会文化认同也进入一个新时代,相较于改革开放初期有了很大的不同。可以说,改革开放初期所形成的高度复杂多样的文化认同,逐渐趋向于一,形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核心的文化认同。虽说这种文化认同依然处于动态的形成发展过程当中,但是在国家和社会层面其主流地位已经稳固。

尤其是近些年来,党和国家重视传统文化,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发展、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创立、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21世纪马克思主义建构过程中的重要意义和价值,直到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并给予高度评价,提出“‘第二个结合’是又一次的思想解放”[3]。近代以来我们向日本(即所谓东洋)、苏联、西方(西洋)进行了长时间的学习,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和外部交流大大加强,从全球化发展中获益良多。随着中国的发展,随着中国学术文化上逐渐结束学徒期,一些国家的政客很不适应中国逐渐成为重要的伙伴,尤其是我们做的很多事情,“老师”们也拎不清、搞不定,当利益关系有了差异、不同甚至冲突,情况就更为复杂。此时,搞清楚我是谁,我们是谁,这种简单朴素而又深刻的问题就凸显出来了。我们是我们自己,我们必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发展,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我们必须找到我们自己,建构文化主体性不能迷失在当代复杂多变的文化之争中。

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尤其中国作为全球化的主要的积极推动力量出现,中国和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密切,同时在互联网等要素的推动下,全世界文化认同和彼此间的关系变得异常复杂。文化对于社会、经济、政治等方面的影响变得更加多样态和复杂化,其程度也更为加深,一方面认同无论在国际和国内都变得更加重要;另一方面重视本土文化,重视民族和地方文化也变成一种潮流。在全球化和本土化两种力量作用之下,中国的文化认同产生了重要的变化。从文化特性而言,本土的、地方的就是国际的、全球的。没有本土和地方文化特色,就无法构成复杂多样的全球国际文化生态。反之亦然。从这一意义上讲,那种传统的、本土的、地方的文化是文化自身谋求发展的基石。很多国家在近代殖民和侵略狂潮的袭击下,已经失去了自身的文化认同,在现实社会生活当中遭遇到重大的困难。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大部分践行了社会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国家随着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改弦易辙却没有实现较好的发展。同时拉美地区有很多推行自由主义为主导的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模式的国家也出现问题。改弦易辙没有变好,推行西方旧规困难重重。应该说在今天这个时代,我们探讨文化认同问题对于中国的发展,甚至世界很多国家的发展,都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必须重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重视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巨大潜力,找到中国特色的真切内容,让中国式现代化更加接地气、有特点、必成功。

“第二个结合”是对中国近代以来文化问题尤其是文化认同问题的一个重要总结和概括,也是关于新时代文化问题的一个重要理论,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建构的关键问题。从近代以来的文化发展历史来看,“第二个结合”明确了近代以来文化的古今中西之争新的理论焦点,明确了如何对待传统文化是我们文化认同、文化主体性建设问题的关键。西方文化尤其是现代西方文化,是近代以来占据主流和强势地位的世界性文化,很多国家都遭遇过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十月革命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世界范围内广泛传播并深深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20世纪末苏东剧变,而中国走向了改革开放新的历史阶段,取得世界瞩目的成就。在我们看来,在文化上,“经过长期努力,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也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4]。这是回顾、总结,也是展望。

三、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建构的关键问题是寻求文化认同,也就是文化主体性的建构及其阐释。文化主体性从学理上分析,主要是一种文化自身的认同,突出了文化身份和统一性,需要出现一种能够反映社会现实、引领社会现实的理论和学说。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突出表现就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需要明确的是,从现代文化发展来看,文化主体性应该从文化主体间性的视角来理解,那种单独的、独白的主体性及文化主体性在当代研究中是不正确的。要实现“第二个结合”,就是要完成一种文化之间互动中的主体性的建构。同时,这种主体性建构是现代文化的主体性建构,是中华现代文化主体性的建构。

(一)文化主体性与文化主体间性

文化主体性在当代是一个重要问题。寻找文化主体性也是很多国家和民族的学人努力的目标。后殖民理论在这一方面做出了很深刻的反思。很多有殖民经历的国家已经丧失了自己的文化身份和认同,以殖民国家的宗主国文化为坐标,形成了文化上的新殖民状态。作为强势文化,西方文化裹挟了科技、军事、制度等因素,在当代世界发挥了非常复杂的作用,影响非常之大。但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西方国家文化的支撑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不会那么惨烈。同时,亚非拉很多国家按照西方的药方买药服药,但没有药到病除。

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复杂的文化背景下展开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建构的考量的。如何对待中国传统文化,这是我们进行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建构面临的一个大问题。“第二个结合”理论为我们指出了道路,我们需要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在这个过程中建构我们的文化主体性,针对中国问题,建构中国理论。

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建构,首先要从文化的高度理解什么是中国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根脉在文化哲学建构中的基础性作用。有魂没根不行,那样就不知道到哪里去寻找着力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的根,也是我们进行文化改革和发展的根本所在。根脉和魂脉相互支持,就有了中华现代性文化的文化生命共同体。

文化上的自我和他者关系如何处理,这是文化认同的大难题,是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文化主体性的重大问题。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多次提出文化自觉、自信、自强,建构文化主体性。如何寻找自身的身份、统一性?我是谁?我们是谁?什么是中国?这些都是文化建设、文化哲学建构中的重大问题。“两个结合”是寻找当代中国自身认同、中国身份的关键。

从当代对于主体的理解来说,存在从文化主体性向文化主体间性的转变。西方近代哲学所说的主体性,尤其是在康德那里,往往是一种独立的、个体的、和其他主体处于一种相对关系不很紧密的状态,是一种孤独的、独白的甚至霸道的主体性。在文化上,这种主体性有可能表现为自认高明,对其他文化采取漠视、对立甚至对抗的态度。这种情况下,他文化成为“另类的他者”。这种对立在近代以来的很多研究中或隐或现,在理论和实践上都导致了重大问题。近年来思想家们关注到了主体性和主体间性之间的密切联系。自我、我作为主体的基本视角,必须和我们、复数的我联系在一起。没有一个联系和彼此影响的主体网络,孤独的我、独白的我很容易变得霸道、愚蠢甚至反动。

对于有被殖民经历的国家、民族甚至族群和个体来说,建构文化主体性是很困难的事情。近代以来西方文化的强势和全球传播,极大促进了当代世界的发展,但是也带来了很多问题。不同国家、民族和族群所拥有的文化不同。只有在独立、基本富足的情况下,一个国家、民族才能够从容地谈及文化主体性问题。也就是在站起来、富起来的条件下,文化主体性问题才能够获得比较合理的言谈条件,才能够与西方强势文化、与其他众多文化形成平视、并行、伙伴关系,那些后发展起来的国家才能够进行自身文化的反思,进行合理定位,进行新的文化认同的建构。一些没有殖民经历的国家也存在文化主体性建构的难题,比如俄罗斯早期脱亚入欧、后来的欧亚主义和近来的脱欧入亚的文化思潮总的看来颇为另类。因为文化和一个民族的身份、认同、统一性有重要关联,如果放弃自身合适的文化认同,就有可能邯郸学步,结果就是面目不清甚至面目可憎,国际地位不稳。文化的力量应该是各种力量中具有关键意义的因素。马克思主义在救亡图存的背景下传入中国,经历了革命、建设、改革开放的历史进程,与时俱进的马克思主义一直处于中国化时代化的进程。历史证明,马克思主义行,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这种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的马克思主义主导的当代中国文化主体性的建构,是近代历史发展的一个必然结果。

文化主体性建构只有正确理解其他文化与自身文化的关系才有可能完成。文化主体性就是自我文化属性特征,涉及自身文化的历史性变化,比如从传统到现代甚至后现代的不同发展,比如如何处理自身文化和外来文化的关系,尤其当外来文化对本土文化形成冲击,那种裹挟着经济、政治、军事冲击的文化冲击更是有力,这个时候必须找到自己的根和魂。

进一步说,近代以来西方强势文化逞强全球导致亚非拉大部分国家都面临传统和现代、本土文化和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如何处理好这些关系,首先涉及如何面对那个遭受困厄的本土文化问题。“第二个结合”,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处理方法、态度、价值判断很明确,对于我们解决建构文化主体性,尤其是建构中华现代文化和文明,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没有这个根,我们就没有源头活水,我们就没有充分支持,也就无法探讨自信、自强、自立、自觉的问题了。不同文化相遇,不同文化自觉相遇,就面临新文化的建构、新文化自觉的自身建设问题。从文化主体间性的角度去理解文化主体性,可以避免某种文化的独大、独白、独霸,如所谓的欧洲中心主义。我们必须有足够的信心和勇气面对不同文化间的差异和挑战。我们也会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吸收外来文化的精华营养,在多种文化的联系和互动中建构自己的文化主体性。在今天,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就是我们新时代文化主体性的集中体现。

(二)从传统文化到现代文化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围绕传统文化问题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论述,回答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如何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大课题。中华文化正越来越多地为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当代中国的文化认同是文化自信、文化自觉的基础。在全球化和现代性背景下,如何建构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如何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文化、中国传统文化、外来文化三者之间的关系,是摆在我们面前重要的理论课题。

其实,我们往往在现代性视野当中谈论中国文化认同的问题。尽管近代西方文化入侵,我们也面临文化认同的危机,但在最近十年,我们的文化认同中传统文化的重要地位不断巩固。文化认同危机产生的主要原因,或者是由于与新社会制度相适应的文化的建构不够,或者是由于多种文化的整合不够,或者是由于外来文化的强势入侵等。在我们迈向中国式现代化的新征程上,应对文化认同危机,要将文化主体性的建构作为核心任务,要处理好“传统”与“现代”的关系。

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九大以来,我们非常重视文化自信。中华文化自信,是指现代条件下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文化的充分肯定和坚定信仰。目前,坚定中华文化自信还面临着多方面挑战。从文化自身来讲,中华文化成熟的文化认同尚未形成:对传统文化盲目固守、全盘抛弃与创新发展的观点并存,对西方文化照搬、抵制与借鉴的观点并存,主流文化主导地位也需要不断巩固。增强中华现代文化认同和自信,要在夯实物质基础、加强制度保障的基础上,针对性地加强传统文化创新发展,巩固社会主义文化为主导的多样文化并存的文化格局,强化中华文化“多元一体”格局,通过提供更丰富、质量更高的文化产品,更好满足各族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提高中华文化的吸引力、凝聚力和感召力。只有形成文化自信,尤其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建构文化自信,才能有现当代文化软实力的强大。文化软实力作为一种精神层面的力量,只能由主观上被感知,并辅以各种文化载体的外在表现形式来进行衡量。

在现当代中国文化认同建构中,我们也提出了一些对于全球认同非常重要的文化认同思路。全球化是现代化的重要表征和形态,但是,一些地方中心主义往往伪装成全球主义的样貌存在。有些人宣扬所谓的“普世价值”,其实这些都是地方性的,来自欧洲的、来自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特定时代和特定空间的文化。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首先应基于地方性,当进入到更大范围的时候更好地在本地化、本土化的基础上进行不同文化之间的结合,如果不能辩证地理解文化主体性,不能理解文化主体间性的关键意义和价值,那么全球化就可能变成某些特定文化霸权甚至霸凌的表演,不能把传统与现代、地方与全球对立起来。

在我们看来,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的重要问题就是如何阐释中国传统文化,经过创造性变化和创新性发展,如何解决中国现代文化主体性的建构问题。我国传统文化拥有足够丰厚的遗产,这是我们前进的基础。但是,传统文化不能完全适配现代化也是事实。传统文化中不仅仅有优秀的成分,也有糟粕。如何吸取精华、弃其糟粕,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代化也是一个长期的过程。现代文化的建构、建设中,我们必须坚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一贯的包容性,海纳百川有容乃大,中华文化必须有足够的包容力、消化力、取精华弃糟粕的能力,建设与西方文化不同但是同样能够在现代化建设、发展中具有重要意义的现代文化,建构新时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文化哲学。

 

【参考文献】

[1]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2021年7月1日)[M]//习近平重要讲话单行本(2021年合订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2]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

[3] 习近平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强调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努力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N].人民日报,2023-06-03(1).

[4] “中国特色的关键就在于‘两个结合’”[N].人民日报,2023-06-05(1).

[5] 故宫博物院清明档案部编.清末筹备立宪档案史料: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原载:《晋阳学刊》2023年第5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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