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乃社:殖民、霸权和帝国的空间批判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63 次 更新时间:2020-12-14 20:46:43

进入专题: 一地两检   香港基本法  

强乃社  

   内容提要:当代政治哲学研究也逐渐受到空间转向的影响,这个问题在一些学科比如地缘政治学,以及一些哲学家、地理学家如列斐伏尔、哈维等人那里有了一定的研究。总体看,政治哲学中空间批判研究还相对较少。近现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中,殖民、霸权和帝国问题是关键。从政治哲学的空间视野来分析这些问题是有意义的。后殖民批判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就是,殖民不仅是一种政治和经济的活动,而且是一种以帝国为中心的对殖民地国家的他者进行地方性建构的文化活动。如果说霸权是一种优势,那么这种优势可以做空间角度的理解。在当代新帝国主义研究中,资本的积累继续进行是关键,而这里,国家的领土逻辑和资本的盈利逻辑相互为用、相互支持。当代新帝国的形成、维持、不平衡发展、稳态以及危机,都与资本是否能够有足够的积累空间有密切的联系。殖民、霸权和帝国的空间批判为当代政治哲学研究既开辟了一个新的领域,也提供了新的思路。

   关键词:殖民 霸权 帝国 空间批判 空间政治哲学

   作者简介:强乃社,1966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编审,哲学博士。

  

   当代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空间转向影响日益扩展,一种空间视角的空间政治哲学逐渐受到重视。对于如何能在政治学的基础理论、政治哲学的研究中实现空间视角的转向,国内外都有不同的研究。尤其在国际政治的空间哲学考察中,这个问题也受到重视。在近代以来的国际政治中,空间政治哲学的视角其实是逐渐形成和渗透的,这在国际政治的殖民、霸权和帝国研究中逐渐形成了一种可以称之为空间批判的研究,一些激进的左派、和马克思主义研究有关的学者在这方面作了很大贡献。

   从15世纪开始,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就形成了资本驱动的殖民活动,给整个世界造成重大影响。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传统的殖民活动基本结束,但殖民活动的后果是严重的,同时,与传统殖民活动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新殖民活动依然存在。殖民活动首先表现为经济政治上的空间争夺,文化上则通过地方解释和界定而对认同进行建构。而霸权在国际政治中,主要是一定国家以其优势对其他国家进行控制、欺凌等,巩固和保持其优势地位,进而获得各种利益。霸权固然和其他因素有关,但其基础则为空间和地理霸权。帝国在近代以来主要是资本主义国家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庞大的优势,国家和资本相互勾结,全球范围拓展其实力,公然或者隐蔽地控制、侵害其他国家。帝国的形成固然有其自身领土的限制,那种公然对其他国家进行领土侵略的情形逐渐减少,但对地理、物理空间的争夺和控制,比如全球市场、舆论领域的优势的形成和巩固,比以往历史上帝国的做法有过之而无不及。

   需要明确的是,我们这里说的空间视角、空间政治哲学、空间转向等,并不是全新的领域或者角度。在国际政治研究中,空间与政治的密切关系有深厚的历史传统。在当代,有些学者提出,地缘政治学是将国家作为地理有机体或空间现象的理论,是一种空间决定一切政治过程的学说,是从空间或者地理视角出发的国际关系研究[1]。尤其是批判地理学(critical geography)或者激进地理学(radical geography),是一种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批判理论作为研究和分析的地理学次领域,对当代国际空间政治有一定的探讨。苏贾在1989年《后现代地理学——社会批判理论的空间重述》中对社会批判理论进行了空间视角的重新叙述和探讨,他属于批判地理学或者激进地理学研究中的重要学者。

   在马克思主义视角的空间转向视角思潮形成和发展中,列斐伏尔是一个关键人物。按照对列斐伏尔有颇深研究的尼尔·布莱纳(Neil Brenner)和施杜尔特·艾尔登(Stuart Elden)的观点,虽然列斐伏尔的日常生活批判、城市和空间研究受到重视,但是其有创新意义的国家理论、现代国家的空间性、全球化的过程等著作却未受到较多的关注[2]1。列斐伏尔有重要的世界政治理论,这是他四卷本的《论国家》的重要内容。他的国家理论和世界理论有密切的关系。列斐伏尔认为,国家制度在广阔的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规制和再生产方面发挥了基本的作用。1970年列斐伏尔有专文对所谓的空间政治学进行了反思,并对世界范围和地球范围内空间关系和国家空间性进行了分析。他甚至指出,民族国家需要有领土,是这个空间的管理者,从空间出发、通过空间作为主导的权力来仲裁和行动[2]275,只有国家才有可能完成大规模的空间管理任务。国家为主体的空间活动包括国内和国际两个方面。国家对于以下各种因素都有作用:民族国家领土的形成,政治空间的形成,心灵空间的形成,国家形成、再生产和控制构建内部及国家之间的工业发展、土地使用、能源生产、交通和通讯之策略;国家的世界化构成了世界范围内国家支架的制度,在这个制度中,资本主义、国家关系之间的紧张可以通过不同的国际制度而获得中介和安排。国家如何进入、进而安排和重构空间生产[2]21,这是探讨进入国家空间的历史、制度和表征的地理学。他坚持国家的生产方式和空间的关系最终将在世界化的过程中获得理解。

   列斐伏尔在这些探讨中经常用到世界化(法文为mondialisation)这个词。在英语中,有几个词和列斐伏尔的世界化有密切的关系:世界范围(worlwide)、世界性(worldness)、世界化(worldization)、变得具有世界性(becoming-worldly)。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这些词语与全球的(global)和全球化(globalization)这样的词有明显区别。世界化这个词语在列斐伏尔那里指一个连续的、同时不断变化的世界社会空间的形成和改变,这个意思暗含在这个词的动词用法中。在他那里,世界性(worldness)、空间性(spatiality)和时间性(temporality)三位一体。他的研究中有一个线索:从空间生产到国家的生产,然后到世界空间形成。在《都市革命》中,列斐伏尔曾经区分过全球和世界两个词的不同使用,全球是一个水平,世界范围则是一个规模。这样,世界从规模的角度、从更加空间的角度来理解就是合适的。这种理解指向一种集中在全体或一般上的分析模式,它联系着整体性,与更加特殊具体的分析对立。世界是一种当代资本主义下整个地球上社会关系多样化扩展、分化、碎片的状况,他试图把这个过程描述为连续的、分层的形态,世界就是差异的空间统一体[2]22。这里的世界化不应该理解为地球上社会生活的同质化,或者社会经济活动范围的简单扩大,而要考虑不同规模的活动,这个规模从地方、区域、国家、世界到整个地球,这些活动有社会、政治和经济关系[2]23。

   列斐伏尔把国家的解释与最近出现的新殖民主义和不平衡空间发展的多规模空间解释联系起来:民族国家内阶级关系,现在被新的世界范围内的中心—边缘关系、权力化、碎片和差异化超越了。在国家水平上,“殖民化,就像工业消费和生产一样,原来是本地化的,现在变得普遍化了。围绕中心,只有服从、剥削和依赖的空间即新殖民空间。”[3]84-85虽然在已经存在的国家外部,欧洲诸多帝国的政治去殖民化,但依然被更加隐蔽的殖民形式所代替:其中宗主国和多个国家把依赖、等级关系强加给那些所谓独立的国家。在世界范围内,生产和剥削的新部门,包括旅游、武器贸易、信息技术和能源生产,都构成一种剩余价值形成的加速、扩展和集中机制。通过这种新的剩余价值形成机制,世界范围(世界市场)的整体、生产模式实现了内在的特性即资本为剩余价值而存在。而这种以剩余价值生产为基础形成的制度,也遭遇到很多无法解决的问题,但它依然幸存。列斐伏尔在《资本主义的幸存》(1973)中指出,占领空间、生产空间是资本主义幸存的秘诀。对于列斐伏尔来说,资本主义的幸存需要通过一些大约邻近的概念系列构成一个整体来分析,这些概念包括“日常”“都市”“重复”“差异”“策略”“空间”“空间生产”[3]7。国家是关键性因素,事实上国家代表了幸存和空间生产之间的联系。以国家为主体的活动形成了国际关系中的资本和国家相互为用、相互支持,形成了空间争夺为主要形式的国际关系。因此,空间政治学的研究是值得重视的。“存在着一门空间的政治学,因为空间是政治性的”[4]。空间实践在国内和国际上都是政治性的。

   殖民、霸权和帝国现象的出现有密切的关系,而且与近代历史上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扩展不能分开。这里立足当代西方左派以及与马克思主义有关的研究,从后殖民批判中的地方建构,新帝国主义理论中的空间、资本与帝国,霸权的空间解释等三个方面来对国际政治中空间政治哲学的一些主要问题作出初步探讨。

  

   一、后殖民主义批判中的地方建构

  

   在近现代国际关系中,以资本为主导的殖民活动在诸多现象中较为突出。殖民活动改变了北美、澳洲的人口结构,土著基本成为社会不重要的组成部分,殖民地成为西欧文化、文明为主导的地区,这改变了整个世界社会的结构。在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殖民活动虽然没有彻底改变或者打断这些地区的文化和文明进程,但很多新的制度和文化来自宗主国的移植,形成了殖民地、半殖民地、附属国家等。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殖民地国家和民族基本独立,去殖民活动受到重视,但变形的、新的殖民活动并未终止。从殖民到新殖民、再到去殖民,都是复杂的过程。其间针对殖民地国家和民族独立以后的宗主国和原来殖民地国家的关系的后殖民主义(post-colonialism)或者后殖民主义批判理论,在空间和殖民活动问题上给我们以很大的启发。

   后殖民主义是以20世纪四五十年代许多殖民地国家独立为背景的,主要是对殖民活动的后果进行分析和批判的一种思潮。在殖民的诸多后果中有一种非常严重,比如独立国家对宗主国的文化依赖没有解决,建立自我认同遭遇麻烦。很多时候和很多地方,独立的是形式,不独立的是文化和内在心灵。殖民地国家甚至对宗主国有一种文化上的向往、追求。宗主国对于殖民地国家的经济、政治上的示范、诱导、迫使等,无论是有意识还是无意识的,其实就是新的殖民主义。在后殖民主义理论中,自我认同建立中的地方成为一个比较重要的问题。

后殖民主义批判思潮本身也很复杂。它不是一种铁板一块的僵化理论,自诞生之初就常常变化,以适应不同的历史时刻、地理区域、文化身份、政治境况、从属关系以及阅读实践。在其中,所有的话语实践都基于这样一个历史事实,即基于欧洲殖民主义的历史事实以及这一现象所造成的种种后果。这个流派的先驱人物有法侬(Frantz Fanon),比较著名的有所谓后殖民主义“三剑客”即赛义德(Edward W.Said)、霍米·巴巴(Homi Bhabha)和斯皮瓦克(Gayatri C.Spivak)。这三人与马克思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近来还有一位逐渐受到重视、与马克思有密切关系的学者英国人罗伯特·杨(Robert Young)。而马克思更是早在资本主义殖民猖獗时代就对此进行了批判。按照霍米·巴巴的说法,“早在法侬那里,他就综合(也可说是混合)了黑格尔—马克思的辩证法”[5]58。法侬也提出来,“殖民语境的起源是经济基础也是上层建筑。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处理殖民问题时候,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总是每次都获得重视”[5]113。在当代,马克思的地位是复杂的,很多学者更愿意将自己当作一个非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者。比如,罗伯特在接受中国学者访问时就提到,在当代条件下,很多时候“马克思主义者和知识分子几乎是同义词,马克思的思想对知识生产影响极大”[6]。但需要明确的是,在社会实践意义上,马克思和苏联东欧的社会实践有密切联系,一些人以为马克思终结了真理,所以很多人并不愿意简单承认自己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罗伯特·杨就自称“我是一个异端的马克思主义者”[6]。他认为,用三大洲主义(Tricontinentalism)可以替代后殖民主义。因为这是一种基于欧洲中心主义话语批判的一种反话语。(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进入专题: 一地两检   香港基本法  

本文责编:陈冬冬
发信站:爱思想(http://www.aisixiang.com),栏目:天益学术 > 法学 > 宪法学与行政法学
本文链接:http://www.aisixiang.com/data/123921.html
文章来源:《学习与探索》2020年第6期

0 推荐

在方框中输入电子邮件地址,多个邮件之间用半角逗号(,)分隔。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1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