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际可:对高等学校的改革的一些看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881 次 更新时间:2007-06-04 02:0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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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际可 (进入专栏)  

  

  摘要:文章就大学的基本功能来讨论学校的改革问题。认为大学的功能是生产和传授知识的。由此作者认为在大学的改革中应当注意:坚持教授必须教课的制度;给教员一个宽松的环境和坚持同工同酬的原则。

  

  打从解放以来,在大学里就一直没有间断地进行改革。

  不过走了不少冤枉路。今天改出去,明天又改回来。就以学校办厂这件事来说,1958年办了不少厂,搞了不少真刀真枪设计。到1962年调整又坐下来念书了。到“文化大革命”期间学校又大办许多厂,1976年四人帮倒台后就全撤销了。到了1993 年学校推倒“南墙”办了不少企业,几乎每系一个企业,全校有30多个企业。据说清华更多,几乎每一个教研室一个企业,全校有300多。到2000年南墙边上的企业又都撤销了。几十年来像这样已经走过了三四个来回。

  所以走了这许多弯路,在我看来,主要原因是对大学的基本功能没有吃准。

  大学的基本功能是什么呢?不同的理解就会有不同的改革目标。

  一种认识认为是搞生产,这种看法是基于这样的事实,即大学的毕业生终归要迈向生产岗位的,所以如果在学校就让他们搞生产,熟悉生产,就会缩短他们适应生产的过程。按照这种理解,就要培养学生在学校里就熟悉生产,其结果是在学校除了设实习车间外,还要真刀真枪地搞设计、实验室车间化、学校要搞生产,学校要办工厂、农场。结果是把高等教育办成了职业培训。这样作,学生当然对当前的生产过程能够很快熟悉,不过对未来的生产就不能适应。学校培养的人才不仅要能够适应当前的社会需要而且要能够适应未来的社会需要。

  教育与职业培训的主要区别是,教育要给学生今后发展最重要的基础。学生有了这个基础,少加培训就可以适应不管是当前的还是崭新出现的生产门类。而职业培训是给学生以当前某种生产岗位的需要的知识,而一旦生产方式有少许改变,他们就不能适应而下岗。

  发达国家一般职业培训是由企业来负担的,只有少量的高等学校承担职业培训的任务。我国是属于发展中国家,在发展中国家,在教育体制上,应当有相当比例的学校担负职业培训的工作,如适当比例的技工学校,职业学校。把所有的学校都办成职业培训,会使我们的教育与世界先进水平严重脱节,使我们的科学研究水平落后,其结果使我们的科学研究和先进技术领域,什么都要依赖引进。把所有的大学都要办成“世界一流大学”忽视职业培训,把教育与生产对立起来,结果会导致生产单位缺乏熟练的技术工人和业务人员。在教育上应当多样化,那种要怎么样就一律怎么样,要办大学,就把所有的中专和职业学校一律戴帽升格为大学,要搞生产,就把学生和教师一律拉下去搞生产,都是片面的。在我们国家还是应当有相当比例的学校是以上述教育的功能为主。我在下面说的主要就是这后一种学校的教改问题。

  另一种认识是既然我们要搞市场经济,学生自然应当懂得市场,教师更应当懂得市场,所以教师办企业赚钱也就无可非议了。在我们党提出市场经济后的一个时期,有些人错误地理解市场经济,认为市场经济就是每一个人都要做买卖,一时各行各业形成了下海潮。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学校的经费比较少,想以办企业的办法解决部分经费困难。这在何东昌任教育部长的一个时期,一些部里下来的指示要学校这样作,并且还说这是中国特色的办学经验。人民日报就曾经发表文章赞扬北大推倒南墙搞商业。在这种认识指导下,有的学校甚至将创收作为业绩的主要内容之一,还有的以钱买教授头衔,创收20万元就可以得到一顶教授帽子。在学校里,出现了所谓的创收教授。中学的校长和班主任向自己所管的学生推销汽水和其他产品。神功元气袋明明是一场骗局,他的发明人却神气地用钱买到了一顶教授帽子,这更加增加了他的欺骗性。

  还有一种认识是,学校是政府实行各种政策法令的好帮手,于是学校应当办得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应当办成上情下达,下情上达,执行指令非常通畅、反应迅速的体系。在这种认识下学校的组织机构就不断庞大,学校的官僚化问题十分严重。本来学校只有一个校长,有一个或两个副校长,到如今是“校长一走廊,处长一礼堂,科长一操场”。到如今学校里机构重叠,非教学人员编制过大。甚至系主任也有官僚化的趋势。本来系主任是教授中推举出来管理日常事务的角色,可以轮流担任,可是现在系主任成了一级官,在分配研究生、分配科研经费、提职、定工资等问题上,系主任有比别的教师多得多的优先权。

  以上种种认识都有一定的道理,也都不能认为是完全错误的,但是如果把学校的功能或主要的功能就认为是那样的,在这样认识指导之下的改革就会导致失误、走冤枉路。

  那么,学校、特别是大学的社会功能到底应当是什么呢?

  我认为大学的主要任务是生产和传授知识。

  知识是属于思想和认识范畴的东西,所以要有新的知识,就是说要有新的思想、新的概念。对于理工科的系科,虽然也要做成一些新的成品、样机、设备。不过他不会也不应当去做成批地生产。学校也可以出卖一些技术产品,但以出卖新技术为主。它不成批地生产具体的产品而是生产知识,如果它主要是成批生产产品,那它就变成了工厂了。

  既然学校是以生产思想和知识为主要任务,那么它的管理和改革就应当适合这种任务的特点、适合思想领域的特点。我认为应当着重强调的有以下几点:

  第一.坚持教授必须教课的制度。世界各国中“教授”一词的本意是职业的意思,即以教学为职业的意思,其他在学校兼课的人都不是教授。显然,如果不能给大学生或研究生上课,只能带几个研究生,还不能认为是合格的教授。在49年以前,在现今国外的其他大学,都规定教授每四年可以有一年不上课,其余学期都必须上课。不管你是多么有名的教授,是院士、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都一律得平等地讲课,如果课讲不动了,便应当退休,即使是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也不例外。著名教授是在平等地对学生讲课中得到学生的爱戴中逐渐形成的,而不是靠领导指派和媒体炒作形成的。现在有一批不上课的名教授,就是炒作出来的。

  应当认识到,在大学所担负的生产知识和传授知识的两重任务中,知识的创新是无法度量的,而传授知识即教学任务完成得如何是可以度量的。我们目前的许多改革却总是要围绕着考核教授们的研究业绩来展开的,成立了许多机构、设计了许多计量系统、发下许多表报,搞得人苦不堪言,实际上作用很小。而对唯一可以度量的东西,教授应当教多少学时的课,却偏偏要在这方面搞例外,不认真考核,因之产生了许多不教课的混迹为教授的教授。拒绝教课或不能教课的教授应当让他们退休或下岗,教课不称职或经常迟到不到的教授应当给以处分,教课不能胜任经常讲错的教授应当让学生把他们轰下台。

  第二.给教员一个宽松的环境。所谓宽松的环境,是生活上无后顾之忧,给教师在研究上从选题到组织人力上更多的自由,并且在科学探索上允许教师犯错误。

  教师的待遇不必是最高的,他们不能也不必和企业经理们相比。但是他们的待遇一定要能够使他们安心研究与教学。在世界各国,教师一旦成为终身教授,除非他拒绝教学,一般是没有失业和被解雇的危险的。我们现今的一些领导老是欣赏“末位淘汰”。如果一个教师天天为明天是否被解雇而发愁,他怎么能坚持长期的科学研究呢。

  在科学研究上,应当允许犯错误。一些科学上的难题,常常需要有许多人从不同角度以不同的方法去探索,诚然成功者是值得表彰的,而许多失败者的努力和教训也能够使成功者得以借鉴。所以更不能因为一个研究者在积极的探索中走了几年弯路,一无所获,便要“末位淘汰”他。

  在教师的科研选题上,更不应当干预过多,应当允许各种探索。在这方面我们是有许多教训的。我们曾经组织批判计量经济,说它是资产阶级的学问,而后来它却成为世界经济学研究的主要方向之一。在著名的哈佛大学允许一个教师以主要精力研究蚂蚁,而我们却对一位教授研究蝎子尾巴(实际上是研究一类重要的生物化学物质)横加批判。

  对于教师的科研考核,除严格考核教学情形外。其他的考核都大致是多余的。因为生产新的知识是无法度量的。

  为什么我要说新知识是无法度量的呢,因为新知识和犯错误同样是对已有程式的背离。只有通过长期的考察才能确定是对还是错,有无价值或价值的大小。而我们现在是每学期或每年都要考核。我们形式地考察或计量,只能数文章的篇数。其结果,本来一个结果却要分成多篇文章发表,形成文章“注水”现象。更有甚者,产生抄袭,或者“自己抄袭自己” 重复发表的现象。

  我认为,有关教师科研考核这方面的机构、编制都可以撤销。教师的科学研究水平应当看他在同行中的表现,每隔若干年(比方说5年),由本人对这一阶段的研究作一个综合汇报,然后听同行专家们的意见对他今后的研究提一些建议。至于日常考核,应当加强系或学院一级的日常学术报告,做还是没有做研究,教师之间自有公论。因为教师的晋升一般也是在这个范围内讨论,所以就省去不少表报和文字,减少不少负担。

  总之,创造新知识是属于思想范畴的东西。我愿意引述李大钊教授的一段话来说明应当怎样对待它。他说:“人生第一要求,就是光明和真实。只要得了光明和真实,什么东西什么境界都不危险。知识是引导人生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灯烛,愚暗是达到光明与真实境界的障碍,也就是人生的障碍。”

  “思想自由与言论自由,都是为保障人生达于光明与真实的境界而设的。”

  “要利用言论自由来破坏危险思想,不要借口危险思想来禁止言论自由。”

  第三.必须坚持同工同酬的原则。一个教授一般在经过六到七年的严格考察,从基础知识、表达能力、道德修为、勤奋程度、求新精神到他的事业心各方面严格的进行考察。在考察合格后,即可以承担教授的任务。一般说来同工同酬是一条基本的社会规律,可是近年来的改革家却要制造各种人为的“倾斜”政策,一阵说要向年轻人倾斜,一阵又说要向“海归”派倾斜。这种不是从实际工作考虑的倾斜,只会损伤另一部分人的积极性。结果愈向“海归”派倾斜,人才出国的积极性愈大。本来是想吸引更多的人才回国,结果是事与愿违,人才流失愈严重。向年轻人倾斜的结果伤害了一批老科学家的积极性,结果是有许多重要方向由于年老学者过早退出岗位,年轻人又接续不上而出现人为的断层。有的人不无牢骚地说:“这是一种种族歧视和年龄歧视。”

  社会发展是有它的自身规律的,人的主观意志只能适应这种规律,如果违背客观规律行事,一般说来总是要受到惩罚的,或者说要交学费的。在这方面,我们已经有过许多沉重的教训。

  

  在民进中央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研讨会上的发言稿,收入会议(2003)论文集,主编庞丽娟, 刘凯欣 开明出版社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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