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并不想在艺术和生活之间划出一道清晰的界限，好像艺术乃是命运的洞察者和生活的升华。他不介意写那些没有典型性格的人物和缺乏戏剧性的情节，更是放弃使用一个权威的叙事声音来讲述他作品中小人物的命运，以引导读者的激情和心智，以传达伦理教训和政治理想。不，他的人物往往随风飘荡、随遇而安，没有港湾和方向。历史的无序感沉淀于他的字里行间。他写作的目的不是命名时代，而是描写这个时代所特有的本质缺失的生活，以及这种生活的快乐与忧伤。阅读他的小说既像在阅读一部艺术品，又像在阅读生活本身。
生活，谁的生活？移民的生活、难民的生活和流亡者的生活，它们构成了古尔纳的小说世界。这些人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逃离故园，生活在异处，没有明确的家国情怀，处于民族国家体系中的边缘。二〇〇五年，这个人群的数量已经多达三亿，然而，如此庞大的人群却没有形成一股新的团结的政治力量。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如“移民”“难民”“流亡者”并不描述一种同质性的本质，因此和“阶级”“种族”“民族”“性别”等概念不一样。于是，关于他们的文学也和阶级文学、民族文学、黑人文学、女性文学存在着差异。这类人的生存经验有现成的描述方法吗？什么样的小说家是他们的代言人？他们能被代言吗？什么是他们在艺术中的理想形象？他们的存在仅仅是合理的，还是正在改变历史的力量？什么是他们普遍的文化品格、文化心理和生存方式？他们符合何种整体性的理念和艺术上的典型观念？从古典到后现代这一系列的艺术形式是否适合言说他们？在今天这个经济日益全球化，以及旧有的民族国家体系持续动荡不安的现实中，大量涌现的移民和难民已经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重要现象。捕捉这个现象，是文学家的责任，但比起社会学和政治学，文学的优势和独特性在哪里？以书写移民经验着称的古尔纳（在他这里，移民、难民和流亡者的形象经常合三为一）获得二〇二一年诺贝尔文学奖，就表明这种文学经典化的开始。
从世界文学的历史长河看，依赖移民的经验、使用非母语的西方帝国语言写作的作家屡见不鲜。那么古尔纳何以能脱颖而出？原因肯定很多，但至少可以考虑两点：第一，古尔纳的文学跳出了“流亡文学”固有的精英话语模式。举例来说，乔伊斯、康拉德和纳博科夫皆属于流亡作家，他们反叛母国的政治专制和陈腐保守的文化，流亡是他们赢得精神自由的方式，也是现代艺术家理想的生活。在这种文学中，艺术和社会、艺术家和民众处于对立状态，这种对立却并不存在于古尔纳的小说中。古尔纳笔下的流亡者不是精英知识分子，而是普通的劳动大众，他们因各种各样的原因不得不来到发达的西方，遭受歧视，终生难以适应。在刻画这些人物时，古尔纳并不凌驾其上成为审视者和怜悯者，而是隐藏在他们中间，不让人觉察到这位作者的存在。古尔纳的小说就像一个复杂的神经网络，每个神经末梢上都振动着小人物们意识的电波，但没有一个大脑和中枢神经将它们管理起来。他的小说里没有道德的谱系，只有命运的轻语。
除了欧洲流亡者文学，还有来自非洲的流亡知识分子的文学，古尔纳也与之有着显着的差异。这些知识分子大多是到英国、法国和葡萄牙留学的学生，接受着西式教育却萌生了寻找非洲文化之根的热望，他们的作品塑造了“二战”后非洲民族主义意识形态。随着非洲国家在五十年代后纷纷独立，当代又有一部分知识分子遭到迫害、流亡海外，成为后殖民时代非洲政治的批评者。在这两个时期中，非洲的流亡知识分子并不主要关心移民问题，他们的文学活动和非洲的命运密切相关。但是我们看古尔纳的作品，他所刻画的第一代经典移民形象是“多余的人”，这些人物的特点无不是和母国切断了一切联系，成为“隐士”，在西方定居下来。他们有着强烈的自责心理，因为在他们内心深处，觉得自己是一个生活在时代之外没有责任的“废物”。这类人物形象也许有着作者自身的影子，但无论如何，自此古尔纳创造了一种和过去流亡文学不同的移民文学，这种文学的出现依赖于抛弃精英主义意识、帝国情结和民族主义话语，在脱离了这些意识形态的捆缚后，移民这个现象在文学中才获得自足性。
除了移民主题给予古尔纳作品以特殊的时代性之外，他能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也有文学技巧方面的原因。他一方面复活了维多利亚时期小说的技艺，另一方面又巧妙地融合阿拉伯文学《一千零一夜》讲故事的传统和西方现代主义的意识流方法，故而创造了独到的移民心理小说。每个杰出的作家都受到多种文学传统的影响，古尔纳也不例外。但是，如果我们仔细阅读他的小说，在脱去那些现代主义表现技法的装饰后，其作品底色看起来又仿佛是一件维多利亚小说的仿制品。这种惊人的相似性总是迫使读者追问：他难道从今日英国的移民社会中看到了昔日维多利亚时代的影子？难道移民的困境和维多利亚时代那些人物如简·爱、皮普的困境有着深度的一致性？将今日社会想象成是对一个逝去时代的重复，这意味着什么？这些问题构成了理解他的移民文学的主要入口。也许正是深刻地根植于英国文学的伟大传统，他的作品才有了成为经典的理由。
在今日世界文坛，古尔纳是开风气之先的人，在题材和形式方面，他的文学显得与众不同。然而，有创新精神的文学家不一定是思想家，但他注定是这个时代所面临的主要问题的观察者和思考者。毫无疑问，移民——这个时代的命题——位于他自身经验之中，而时代的思想——世界主义——帮助他理解这些问题。最终，在自身经验、知识和思想的对撞中，他发现了属于自己的人物、主题、内容和风格。衡量一个作家的成就不在于他提出了什么思想的命题，而在于他如何给困扰时代的思想和经验一个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这方面，古尔纳无疑是成功的。
从经验层面讲，古尔纳自己就是移民，在桑给巴尔刀光剑影的革命到来之际，他流亡英国，时年二十岁。但有类似经验的作家太多了，古尔纳与他们的差别在哪里？就在于，古尔纳将流亡的经验看成是第一性的，相较而言，流亡之前固定的身份倒是派生的。什么是这第一性的经验在世俗时间里的意义，是他的小说所面对的首要问题，而他也确实给出了一个文学层面的回答，这体现在他对逃亡事件的理解上。逃亡是移民生涯的开端，在他的所有小说中，逃亡像《圣经》中的创世记一样，是一个神秘的、不能完全理解的开创性事件。它的发生将彻底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将其生命的时间一分为二：一个是世俗的时间，另一个是记忆的时间。逃亡者离开了伊甸园就永远回不到过去，他只能在回忆中与过去发生联系，正是逃亡这个不可逆转的事件将移民经验规定为第一性的。古尔纳将逃亡的时刻定为节日，或者准确地说，定为成长的节日，是每个非洲人都要经历的成人仪式。没有流亡这个仪式，没有和过去的决裂，非洲就不能进入成年吗？是的，这是他的作品字里行间的意思。在他最典型的移民小说《最后的礼物》中，和作者一样，主人公阿巴斯也是生活在英国的桑给巴尔移民。小说开始于他年老中风、生命垂危的时刻，终篇于他在离世时给孩子们留下的录音，里面讲述了自己逃亡到英国的经过，这就是他这个第一代移民留给第二代移民的“最后的礼物”。古尔纳给载有遗言录音的最后一章起名为“仪式”，点明了这部小说乃至古尔纳整体写作的一个历史命题：逃亡乃是告别童年、新生的仪式。这个新生一方面是充满欢欣的，正如阿巴斯所感受到的，他逃离故土于海上做了十七年水手，这期间他周游了世界、结识了生活在不同国家的移民，他和他们谈天说地，充分体验到了自由的感觉。与此同时，这个新生又是极度痛苦的。当他选择在英国定居下来，找到一份好工作、组建家庭、生儿育女后，他无法无视英国社会对他这种来自非洲移民的歧视，尤其不能忍受英国制定的排挤穆斯林的国际政策。然而这些伤害也许只是一个成人世界里的磨难，尚非最深的伤痕。还有一种刻骨铭心的痛楚在折磨着阿巴斯，那是自己对童年的背叛。他把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抛在了身后。阿巴斯的回忆是整部小说最感人的部分，在故乡上学和恋情才是他人生所铭记的最快乐的时光。那他为什么要背叛自己的童年？是桑给巴尔革命来临的前夜，那些革命者呼吁落后的农民将孩子送去学堂。这个时候，阿巴斯的兄长已经错过了上学的年龄，但他没有嫉妒自己的弟弟，甚至不惜和父亲争吵，最终将阿巴斯送到学堂。阿巴斯二十岁逃亡之后再也没有与自己的哥哥和父亲联系过，他们的生活和结局自己一无所知，他要努力忘记他们，而这种试图忘记转化为无法自拔的内疚和自责的心情——他如何报答自己的亲人？在故乡他还爱上了一个富商的美丽的女儿，并且成功地娶到了她。婚后即孕使得阿巴斯猜疑自己的妻子不是处女，自己的婚姻是被利用了，他感到巨大的耻辱，这是导致他逃亡的一个直接的原因。老婆和孩子都留在了故土，他永远也不会知道他们的命运。小说处处展现了临死的阿巴斯对自己的青春和童年的美好记忆，他对流亡感到懊悔了吗？没有，他告诉自己，这是成人礼应有的内容和必然的痛苦。不逃离故土，他无法成为一个“更好”的人。这个更好的人是一个永恒的流亡者。英国也不是他的祖国，是他流亡旅途的驿站。当他肉体生命即将逝去时，他心灵的流亡却愈发活跃。
是谁把成人礼施加给阿巴斯？是谁让成人礼的伤口永难愈合，是谁让移民成为一个永久的状态？这既是关于移民（难民）永恒创痛的起源问题，也是古尔纳小说的基本思想问题。在这方面，他是一个世界主义者，一个不能原谅的简单的世界主义者。他在《最后的礼物》中清楚地写道，阿巴斯的流亡是传统和现代、帝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双重矛盾的产物。当桑给巴尔反英运动汹涌澎湃之时，英国派遣大型舰队进驻海岛，炫耀武力，并且要求殖民政府组织温顺听话的学生参观舰队，而阿巴斯就是其中的一个孩子。若干年后，他还记得自己登上洋人舰队战战兢兢、魂不附体的样子，也记得自己当时耻辱的感觉，在那群英国士兵眼里，阿巴斯想，我们就是一群黑猴子。然而，阿巴斯却不能支持桑给巴尔的民族主义运动，当血雨腥风的革命开始时，阿巴斯已经成为海员，他了解革命的暴力，因此决定再也不踏上祖国一步。另一方面，他自己婚姻上的悲剧也是桑给巴尔现代性和传统矛盾的产物。不接受现代教育他不可能来到城市居住并认识从也门移民过来的富商的女儿，却也正因为受到现代教育，懂得个人价值和自由的意义，他才选择放弃婚姻出逃。这也是古尔纳所能看到的他笔下可怜人物的唯一出路。古尔纳看不出除了流亡之外这个双重的困境还有什么解决方案。
古尔纳不是思想家，他无法理解第三世界反帝反殖革命的意义。他对民族国家体制的暴力认识有余，对其意义所知甚少。在对民族国家和西方帝国双重的本能反感中，流亡自然被当作个体的一种救赎之途，不仅如此，甚至被当成了塑造新的意识形态的历史前提。这样，古尔纳把流亡和世界主义的思想缝合在一起：流亡者便是世界主义者，他是一种不同于殖民者和民族主义者的“新人”。
古尔纳的小说，特别是《最后的礼物》，是关于“新人”的成长小说，是关于不完美的世界主义者——阿巴斯和他的妻子及子女——逐渐完美起来的故事。而这个成长叙事需要一个维多利亚小说的基本结构来支撑。
狄更斯在《双城记》中说过：“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时代，这是一个愚蠢的时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这是一个光明的季节，这是一个黑暗的季节。”这话几乎完美地说明了古尔纳小说所试图把握的当下世界，也许我们可以再补充一句：这是移民痛苦的时代，这是移民幸福的时代。在《最后的礼物》里，所有的人物都在嗅着一股新旧交替的、方死方生的时代气息，他们的心都为此跳动着。阿巴斯虽然垂垂老矣，但家庭其他成员并不感到太过悲戚，因为他们从父亲的录音中第一次全面认识了父亲，与之而来的伤痛与欢欣感染着家庭的每个成员，他们看起来生机勃勃。儿子贾马尔的墙上挂着南非领袖曼德拉和坦博的画像，它昭示着非洲彻底结束了殖民统治，一个新的时代到来了；阿巴斯的妻子玛丽亚姆本是一个弃婴，一辈子逆来顺受、唯唯诺诺，是阿巴斯的死让她独立起来，勇敢地去寻找自己对于这个社会的意义；女儿原本是家庭的异类，一心一意要否定自己的移民家族史，在四处碰壁后，突然回心转意，回到了父亲的身边，在录音里她亲吻父亲的灵魂。也许没有一个小说家能在移民小说中把一个时代的悸动和家庭的浮沉写得如此亲切感人。古尔纳不写光明，只写微芒；不写个性，只写灵魂；不写辉煌，只写奋斗；不写怨恨，只写善意。这就是作者对移民这个群体存在状况的认识：他们不可能与过去彻底断绝，也不可能完全融入西方；只能靠自己发出的光亮一点点地照亮眼前的生活。他们就像简·爱，也像皮普，虽然不能改变这个世界，但通过自己的努力，终将被时代所接受。
像简·爱和皮普，阿巴斯和他的家人们没有改变现实的政治方案，也像他们，他们向善的生活不需要英雄的指引。一切力量来自内心，不仅仅来自内心，也来自病榻垂死的时刻所带来的人性的启示。几乎所有的维多利亚小说都会设置一个病榻的场景，因为在这个场景中，人和人的利益关系最终被关爱和呵护所替代，而垂死者也获得临终忏悔的机会。是阿巴斯的病榻忏悔给了移民获取新生的最终希望。阿巴斯如同替移民受难的耶稣。
古尔纳试图告诉世人：移民生活在一个无名的时代，但在悸动中他们将找到自己的节日。
（《最后的礼物》，[ 英] 阿卜杜勒拉扎克·古尔纳着，宋佥译，上海译文出版社二〇二二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