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后殖民研究在西方就成为一门显学，中国却译介的不多，研究的不透。在批评实践上，我们前有对张艺谋电影的后殖民解读，后有对底层研究的呼应，算是浅尝辄止地“玩”了一把后殖民理论。拉丁美洲的知识界对后殖民理论的兴趣有多浓，我不很清楚，但在非洲英语区国家，“后殖民”一直是饱受争议的术语。更多的非洲学者认为独立后的非洲状态与其说是后殖民，不如说是“新殖民”。尼日利亚著名小说家钦努阿•阿契贝就公开拒绝给他的后殖民文学家的称号。
这样，后殖民理论从出道以来就遭遇了一番“文不对题”的尴尬，它凸显了西方一厢情愿地企图再次为独立后的前殖民地国家所处的新的历史条件命名的空洞和无力感。从这个角度讲，声势浩大的后殖民研究不过是西方在全球化时代重新调整的文化帝国策略。这点正是在美国工作的土耳其学者德里克所提出的颇为深刻的看法。
现在的问题是，难道我们只根据如下三点，即后殖民是一种新的帝国理论，而中国正处于民族国家建设时期，并且中国也从未沦落为真正意义上的殖民地，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中国学者对后殖民理论感到隔阂，就可以断言，这个理论对我们没有真正的启发价值吗？
如果我们只阅读萨义德、霍米•巴巴、罗伯特•扬和斯皮瓦克这些后殖民最重要理论家的著作，或许我们真的看不到这个理论与中国现实的意义，因为这些学者要么代表西方内部的自我批判的声音，要么表述了和中国国情皆然不同的印度在形成民族文化认同过程中所面临的巨大挑战，而面对这些问题，我们确乎可以隔岸观火，而非一定要闯入战阵，操刀冲锋陷阵。但是，上述这些名噪一时的理论家的著作只不过是广阔的后殖民研究领域冰山之一角，甚至并非后殖民批判的主战场。非但不是主战场，更可能只是西方新的文化霸权所布置的烟雾弹而已。
若回到主战场，我们将立刻看到中国所在战区的位置。1989年出版的可直到去年才译介过来的《逆写帝国》或许是后殖民理论最重要的著作，因为它将此理论所赖以维持和运行的最根本的“规则”和集体无意识暴露得清清楚楚：原来，这才是后殖民理论真正的作战意图。
我们常常认为，后殖民理论是以东方的名义展开的对西方形而上学的哲学基础和文化霸权的批判，是对全球化时代由于资本流动而出现的移民、难民、多元文化认同问题所做的理论回应，是一种对现代性的根基－－现代民族国家体制的质疑。这种认识正极大地束缚着我们理解后殖民研究的本质。我们现在需要知道的是，什么是后殖民研究没有质疑的东西，什么是后殖民研究背地捍卫的东西，知道了这些，才能触及后殖民理论的本质。那么，什么是后殖民理论所不去质疑的东西呢？那就是欧洲帝国语言仍然作为许多后殖民国家的国语的正当性，这个正当性是后殖民理论认为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西方后殖民理论家似乎都对亚非拉普遍存在的继续把某种欧洲语言作为国语的现象视而不见，或者视为理所当然。更有趣的是，在后殖民理论通行天下的时候，也正是法语语系、英语语系和近期忽然出现的华语语系研究在西方方兴未艾之时。世界英语更是一门热闹非凡的学科。这个学科的所有兴趣在于研究英国之外的国家对英语和英国文学的发展所做的贡献。这门学科为第三世界国家纷纷独立后，英语在第三世界不但没有衰落，反而具有更大的控制力而欢欣鼓舞。于是，我们总是听到这样的得意洋洋的论调：“欧洲发明了小说，但今日小说创作的活力来自于边缘，来自于印度，加勒比海地区和非洲。”毋庸置疑，这些所谓来自边缘的小说（主要指前殖民地国家的文学创作）都是使用欧洲语言创作的小说，而绝不是使用第三世界本土语言创作的作品。诺贝尔文学奖也配合得很好，自1971年颁发给智利作家聂鲁达后，便更多地向第三世界作家倾斜，获奖作家包括索因卡，库切，沃尔科特，戈迪默，奈保尔，马尔克斯，略萨，休斯等，但他们无一不是使用英语或者西班牙语创作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常被称为英语和西班牙语典范。布罗茨基就称沃尔科特是当今“英语世界最优秀的诗人”。而沃尔科特也坚决不用加勒比海特有的克里奥尔英语写作。后殖民文学研究者总乐于称颂这么个事实，那就是，英语文学的繁荣没出现在维多利亚的帝国鼎盛时代，反而出现在反殖民的运动中。殖民体系的瓦解造就了更多的第三世界知识分子，他们才是英语创作的主力军。
后殖民文学研究几乎变成了对在欧洲之外使用用欧洲语言创作的作品的研究。然而，这种后殖民文学繁华的背后掩盖的却是别种繁华，即在非洲大陆蓬勃兴起的使用本土语言的文学创作。这在东非非常明显，那里，斯瓦希里语日益成为区域性语言，斯瓦希里语文学作品也大量出现。这些作品并没有受到西方后殖民研究的重视。近来，西方的后殖民研究开始拿中国说事，不是认为中国的文化乃是某种后殖民文化，而是根据英语语系和法语语系的概念发展出华语语系的研究，把汉语等同于具有殖民色彩的欧洲语言而加以批判，将汉语在新疆、西藏、香港、东南亚等地区的推广视为一种语言的殖民，更将汉办的孔子学院看成汉语言海外殖民的机构。这样，仿佛一夜之间，后殖民理论不再和中国无关，中国简直要成为欧洲的替罪羊，被后殖民理论聚焦批判。后殖民研究正执行着双重标准，一方面，维护欧洲语言在第三世界的合法性，另一方面批判汉语进入第三世界的合法性。所以，此时此刻，面对新的国际知识生产的权力关系，中国到了应该重视后殖民研究的时刻了。
这一切的滥觞在《逆写帝国》。这无疑是一本高质量的后殖民文学研究的理论著作。它成书的年代晚于萨义德的《东方学》，却早于霍米•巴巴的《文化的位置》、罗伯特•扬的《白色帝国》和斯皮瓦克的相关著作。它在副标题上直接使用“后殖民”这个关键词（副标题是“后殖民文学的理论和实践），它处理的对象集中在文学领域，极大开拓了上述理论著作的论题范围，因而成为后殖民文学研究的开山之作。此书的主要工作就是为后殖民的文学研究奠定理论的基础，确立意识形态的立场和提供必要的分析模式。它以极其广阔的视野论述了在亚洲、非洲和美洲出现的英语写作现象，并对其共有的写作性质进行了理论论述。三位来自澳大利亚的学者也有很强的学科开创者的意识，他们将89年之前的世界文学研究的整体框架进行了批判式的分析，以整合入“后殖民文学”研究的范畴，同时，在出版十年之后的再版序中回应了各方的批评以及总结了这十年之中所产生的新研究课题，俨然在全局上要掌控这门学科的历史和未来。在这点上，这部著作又有极高的史料价值，是研究后殖民文学研究的经典著作。
这本书主要要表明这么个意思，英语虽然发明于英国，却发展于英国之外，因此，英语不只属于英国，而可以成为一种世界语言。研究后殖民文学就是研究非英国的世界英语文学，就是理解这种文学和英国文学的关系。作者说：“语言作为权力的媒介，其关键作用就是要求后殖民写作通过掌握帝国中心的语言，并且将它重置于一种完全适应于殖民地的话语中，从而实现自我界定。”于是，作者提出了非常有震撼力的两个概念，即大写的英语和小写的英语。大写的英语文学是帝国文学，是处于中心位置的文学，而小写的英语文学是尼日利亚英语文学，印度英语文学、牙买加英语文学等等，是边缘的英语文学。在作者看来，小写的英语文学不一定不如大写的英语文学。英国文学不再是英语文学的普世标准，相反，各种各样适合本国国情的地方英语文学极大地丰富了英语语系文学，在这个语系里，中心和边缘的位置已经不存在，英国文学只是英语语系文学的一种，仅此而已。因此，作者把后殖民文学称作“逆写帝国”，即本书名字的得来。
《逆写帝国》努力要说明这么个道理，欧洲语言实际上是欧洲殖民者留给亚非拉的一个“上帝”的礼物。这个礼物随着殖民体系的瓦解，就不再是欧洲进行殖民的工具了，而是亚非拉人民交往的唯一利器。于是，作者不断论述英语的无限灵活性，以此证明，英语经过改造是有能力反映亚非拉生活现实的。改造是必须的，而改造的过程就是“逆写帝国”的过程。所谓“逆写”有两层含义，第一，就是在观念上要敢于挑战英国英语的权威。英国是英语发祥地，但广大的前英属殖民地则是英语的发展地。第二，有了这个信心，才能将英语充分本土化，而不用畏首畏脚，而本土化的策略就是“挪用”。《逆写帝国》研究了大量的第三世界英语文本，指出后殖民写作出现的普遍的“弃用”和“挪用”策略。作者反对的是第三世界弃用英语的实践，鼓吹使用英语同样可以建立民族意识。
《逆写帝国》三位作者的这些想法并不是毫无道理。独立后的前英国殖民地采用英语为国语实在是形势所迫。以尼日利亚为例，这个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有250多种不同的部落语言，将哪种部落语言立为国语都会遇到重重阻力。立国之处，印度尼赫鲁豪言二十年之内废除英语，但事实证明，印度人宁可接受英语也不接受印地语为各民族通用的语言。今年9月10日前后，巴基斯坦议会宣布三个月内在巴基斯坦废除英语，立乌尔都语为国语，现在看来，这种激进的做法（以前已有多次）很难实施。旅美的坦桑尼亚学者阿里•阿•马瑞曾说，“在非洲，对殖民统治的反抗的确早于英语的到来，但只是在反抗的领袖们掌握了英语之后，这种反抗才有全民动员的性质。”这些都告诉我们英语和宗教一样作为殖民统治的遗产在非洲反殖民运动和后殖民建设时期所起的复杂作用。但问题是，后殖民理论完全将英语视为理所当然的后殖民地人民的共同语言，而从没有认真关注英语之外第三世界本土语言发展的状况。它的目标实际是维护英语的霸权地位。肯尼亚作家恩古吉在1977年用英语创作了四部不朽作品之后宣布放弃使用英语创作，改写他的母语吉库尤语。他这么做不是要把吉库尤语立为肯尼亚国语，而是认为，在讨论是否有什么语言可以最终取代英语之前，本民族的精英首先应该把精力放在对本民族语言的发展上，要先有吉库尤语的莎士比亚，斯瓦希里语的但丁，之后，随着地方语言的长时间的发展完善，或许才可以知道，什么能顺理成章地取代英语的位置。恩古吉对后殖民语言政策的批判是，它强迫第三世界最好的头脑服务于英语的发展，而从没有真正制定相应的政策，鼓励本民族的精英去发展自己的语言。现在的以诺贝尔奖为代表的西方文学评奖机制、学院的后殖民研究以及后殖民国家的西化政治精英确实在做着恩古吉所批评的事情。
于是我们看到，《逆写帝国》本身的困境。后殖民国家语言使用状况必须分为三类，第一是单语群体，指只说英语的地区，即定居者殖民地，如美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加拿大。在这些国家，白人已经定居下来，英语自然成为了国语。另一类是双语群体，如非洲大多数国家和印度，除了英语，这些国家有自己的母语。第三类是多语国家，即加勒比海地区，那里众多的口语相互交织，形成了基本可理解的语言连贯体。在这三类地区，只有定居者殖民地和加勒比海地区，英语可以视为无法取代的。我们无法想象，有朝一日，美国可以改说西班牙语，澳大利亚可以改说自己的土著语言。同样，加勒比海也因为其历史的原因，许多地区也只能说英语。事实上，正是加勒比海地区的独特性，才让《逆写帝国》的作者们那么相信自己立场的正确性。
加勒比海地区的独特性在于，自哥伦布1492发现美洲后三十年的时间，欧洲人开始涌入，导致一百万本土印第安人被残杀，整个印第安土著文明被泯灭。随后，欧洲人从非洲运来大批的奴隶，贩奴被禁止后，从中国和印度运来了签约工人，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可以想见加勒比海地区的语言是个什么状况。这完全是在巴比伦塔倒塌的废墟上利用短短数百年时间由非洲人、欧洲人、印度人和中国人起步创建的雄伟的文化工程。几百年后，加勒比海地区创建了所谓“克里奥尔连贯体”语言，它是融合各个语言群体的语言而形成的通用语。“克里奥尔”这个术语起先是指在加勒比海工作的奴隶，后来指他们使用的混杂的语言。它是英语，但又有重大的变形。所谓克里奥尔连贯体现象指的就是在标准殖民语言和最不像殖民语言之间存在大量的殖民语言试验和变形，形成了一个由相似到极不相似的谱系。任何一个具体的言说者可以随意在这个谱系的任何一点发言，这就形成了连贯体现象。《逆写帝国》在这种克里奥尔语言中为自己的后殖民语言理论找到了理想的现实基础。他们说，克里奥尔语言是“杂糅的”、“多元的”、“含混的”、“变异的”、“边缘的”、“去中心的”等等。后殖民理论的兴起因此与发现加勒比海的克里奥尔语言现象密切相关，这是为国内后殖民研究者所忽略的。让我们引述几段相关论述吧：“克里奥尔连贯体理论是后殖民方法运用于语言学的突出范例，因为它再次肯定了语言作为实践的概念，重新引入作为语言主体的言说者实践的’边缘’复杂性”；“因此克里奥尔连贯体的语言学理论为促进后殖民文学理论中的弃用提供了典范，”等等。作者因此提出，“语言不存在于事实之前，也不存在于事实之后，而是在事实之中”的看法，这就是说，地方英语的性质和英语是在哪发明的无关，仅仅和怎么于使用它相关。英语本身因此没有殖民性。
作者因此不无道理地总结说：“对克里奥尔连贯体的考察，也许可以得出一些对所有语言用法都适用的结论：语言是由几种交叠在一起的方言构成的，或由特点鲜明的语言使用形式构成。语言的变型或’边界’是语言学理论的实质；语言的特色在于真正的实践，而不是抽象的结构。”《逆写帝国》无疑把克里奥尔英语当成构建世界英语的基本模型，现在的问题是，加勒比海是个太极端的例子，是殖民地暴力贯彻得最彻底的地区，这个地区的人民已经没有能力在传统文化的痕迹上寻找任何替代的方案，所以，文化的反殖民只能在英语中进行。加勒比海民族诗人激进如布拉维斯特者，也只能主张以“民族语”改造英诗，而不可能放弃英诗传统。他的做法是将现代英国诗歌的抑扬五音步格彻底打乱，代之非洲人自己的身体节奏，使之能在节律上反映非洲的风暴、飓风、地震和灵魂的骚动与不安。但无论如何，语言依然是英语。但在其他双语国家，情况则大不一样，英语之外仍有许多替代方案，后殖民研究的一个贡献是将克里奥尔英语树立为后殖民语言典型，宣称后殖民文学的本质是一种反抗的文学，而这种反抗只能通过“反写”英语来完成。
《逆写帝国》尽管是这样的一部充满“帝国偏见”的著作，但它无疑对我们极具启发意义。首先，西方的文学研究总是在全球文学的格局中展开，它总是带着重新制定世界文学新秩序的内在动力来工作。如果西方文学只研究西方文学自身，最终的研究就只能落得个自说自话，相反，如果通过言说自己而言说世界，其话语立刻就与世界各地文学建立了高度相关性。中国文学研究者其实应该看到，无论是从事古典还是现代中国文学的研究，自说自话是没有意义的，真正的自我理解必须从我们对于世界文学秩序的思考开始。中国文学应该是新的文学秩序和游戏法则的制定者。其次，对于世界文学秩序的思考，不能只囿于过去的东西二元模式，仿佛我们眼里只有中国文学和西方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才是值得研究的，而需加入第三世界文学的经验。没有第三世界文学，世界文学只是残缺不全的一角。西方的后殖民理论处理的正是西方与第三世界文学的关系，这是西方自身文学运动内部发展出来的新的方向，后殖民理论修补了过去西方对新兴的第三世界文学研究的失语的状况，重新将自我形象的界碑凿入后殖民文学世界里。中国对亚非拉文学的研究还远远落后于西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甚至还未把握住二十世纪世界文学的整体脉搏，这样谈何建立具有世界意义的中国文学研究？第三，我们不得不承认，后殖民文学研究战胜了社会主义阵营的第三世界文学研究。《逆写帝国》发表于1989年，正值社会主义阵营解体的前夜，这是不能不注意的现象。整个后殖民研究可以说是美国制造的取代社会主义文化方案的一种为其全球化战略所服务的意识形态。因此我们需要问，为什么我们自己的第三世界文学创作、文学研究和文学理论失败了？同样是针对第三世界问题的，为什么后殖民理论能这样蓬勃发展？如果扫一眼《逆写帝国》就不难看到，西方学者在问题意识、思辨能力、方法论、学术规范性都达到了很高的水平。该书第二章《语言重置：后殖民写作的文本策略》非常细致梳理归纳了众多后殖民文本的特点，让人对后殖民文学的普遍书写策略有了大致的把握。而回到中国六十年代我们对第三世界文本的研究，我们取得了可以抗衡的高质量的学术成果了吗？可以说没有。但这并不等于说，第三世界研究方案就一定要输于后殖民理论。相反，我们与其盲目跟着后殖民理论去理解第三世界文学，不如看到其弱点，重回第三世界文学研究道路，寻找属于我们自己的不同于后殖民理论的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研究的方法，这或许是中国在形成自己的世界文学格局观时所必需迈出的一步。第四，必需看到世界英语的问题和世界汉语问题的相关性。汉语不只是民族国家的语言，现在也开始超越“华语”这个术语所规定的范围，它正走向非洲。如何超越民族国家和“华语”的框架来理解汉语的边界已经是越来越关键的历史任务，这点，世界英语的成功与失败，正是我们需要了解的经验。
总之，当中国的政治和经济影响力已经“纵横四海”，深入到欧洲过去的大后院，进入所谓的后殖民地区，我们比以往更迫切地需要了解这个地区的文化状况，并制定相应的中国文化世界化的文化战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