访谈嘉宾：
高帆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教育部青年长江学者
蒋永穆 四川大学经济学院院长、教授
关信平 南开大学社会建设与管理研究院教授
王增文 武汉大学政治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教授
蔡文成 兰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博导
人民论坛：您认为，当前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核心问题有哪些？
高帆： 立足于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的时代背景，当前我国推进共同富裕是在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下，要实现更为高远的战略目标。环境和目标两者的新组合，需要深入准确研判我国推进共同富裕的现状特征，特别是深刻把握这一事业面临的挑战，从而为有针对性地形成回应方案提供逻辑起点。概括地说，现阶段我国推进共同富裕面临的核心问题包括如下三个方面：
一是发展动力转换问题。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首先需要经济持续增长、社会生产力持续发展。在内外部经济环境发生转变的背景下，我国经济发展动力迫切需要进行转换，即从主要依靠要素密集投入的粗放型方式转向主要依靠创新驱动的集约型方式，促使全要素生产率在经济发展中发挥更为关键的作用，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从实践来看，高增长背景下形成的经济制度和政策安排具有一定程度的“路径依赖”特征，这对新发展动能的形成和扩展带来了明显挑战，我国发展动力转换的速度和进程急需加快。
二是发展成果分享问题。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平衡发展的一个表现是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着发展成果分享的较大落差，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依然突出。以城乡差距为例，2022年我国城乡收入差距为2.45倍，这明显高于主要发达国家，城乡财产性收入差距更是超过10倍，城乡基本医疗、养老等公共服务配置的落差也较为突出。这种分配差异不仅仅导源于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等差异，也来源于经济体制转型期的户籍、土地、社会保障制度因素。除了工资收入之外，以城市房地产、金融资产等为主要载体的资产因素对收入差距的影响趋于增强，农民工进入城市之后普遍面临着身份转换和城市融入问题。
三是“公平”和“效率”的组合问题。新时代我国推进共同富裕，本质上是要在“公平”和“效率”之间形成高水平组合。基于此，在实践中必须审慎关注和处理这两者之间的复杂关系。如果过度强调机会公平，则公平包含着“奖勤罚懒”的激励效应，从而与效率提升相一致，但这很可能导致结果的“贫富悬殊”；如果过度强调结果公平，则公平包含的“平均主义”可能会对效率提升产生一定程度的抑制，尽管人们在发展成果获取的落差相对较小。在实践中，现阶段我国需要将公平包含的机会公平、结果公平结合起来，警惕出现“公平抑制效率”或者“效率替代公平”这两种情形，在公平和效率两者中进行“单项选择”都会损害共同富裕的目标实现。这意味着我国的共同富裕制度和政策必须凸显组合特征，通过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加快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等体现机会公平，通过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着力解决相对贫困问题等体现结果公平。
王增文：“共同”与“富裕”统一于经济社会的发展现实中，“共同”体现收入分配，界定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性质，“富裕”体现经济增长，是生产力发展的要求。
首先，推进共同富裕目标的实现需要建立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即如何把蛋糕做大做好。只有做好了蛋糕，才能把蛋糕分好，否则只能是蛋糕越分越小。新发展理念下，推进共同富裕要在稳定底盘的同时，稳中求进，主动作为，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可以说，经济发展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但在此过程中，往往会面临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的问题，集中体现在东部沿海和中西部地区间、南北部地区间以及城乡发展间。
其次，在做大做好“蛋糕”的前提下，是否分好“蛋糕”一定程度上决定了共同富裕目标是否可以实现。我国实行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旨在激励劳动者生产积极性，同时将收入差距控制在合理范围内。但是，因劳动者个人综合素质、享有发展机会与拥有社会资源的差异，使得按劳分配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相对于资本、技术等要素而言较低，居民劳动报酬的增长明显落后于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在对初次分配结果进行调节的再分配中，税收、社保、基本公共服务和财政转移支付等政策工具并未充分发挥出调节收入差距以促进社会公平的作用。
最后，共同富裕指的是人民群众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共同富裕，故在推进共同富裕过程中，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不能缺位，仍需把握因贫富差距而导致的社会焦虑与不平衡心态，比如，当下备受关注的“生育焦虑”“教育焦虑”“养老焦虑”都是社会焦虑的具体表现，需要及时关注社会边缘群体和困难群体的处境，以有效的包容性社会政策加强社会心态治理，促进精神文明建设。
蒋永穆：当前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需要重点破解如下三个方面的问题。一是努力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居民的收入是衡量人民生活的重要指标，也是反映共同富裕实现度的重要指标。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601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90116元，两者相差81515元。二是努力缩小物质与非物质之间的发展差距。经过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尤其是新时代十年的发展，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成就。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国内生产总值达到121万亿元、人均国内生产总值85698元，但诸如在精神、生态和社会等领域发展相对缓慢。三是努力缩小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既体现在城乡发展之间的差距，也体现在东中西发展之间的差距。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2年我国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49283元、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33元，两者相差29150元；东部地区生产总值622018亿元、中部地区生产总值266513亿元、西部地区生产总值256985亿元，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分别相差355505亿元、365033亿元。区域之间的发展差距不仅体现在经济层面，而且还体现在基础设施、医疗与教育等公共服务方面。
蔡文成：一是主要矛盾亟待解决。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发展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推进共同富裕，就是要适应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落脚点，着力解决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在补短板、强优势上下功夫，不断做大做优“蛋糕”，为推进共同富裕积累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二是结构性差距仍然明显。推进共同富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渐进式的长远发展过程。当前我国地区差距、城乡差距、收入差距仍然存在，两极分化问题依然是影响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因素。三是制度性基础不够稳固。“分配制度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基础性制度。”合理的分配结构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关键，既有利于调动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主观能动性，又能够为避免两极分化提供分配方案。但目前我国仍存在劳动报酬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偏低、财产性收入占居民收入比重偏低、中等收入群体占比偏低等分配结构失衡的情况，制约着共同富裕的推进。四是政策性体系存在短板。社会政策是基于公平理念，运用立法、行政等手段调节财产所得和劳动所得分配不均的国家政策。推进共同富裕，社会政策可以发挥显著优势。我国现行社会政策还存在亟待健全完善之处，特别是针对农民、农民工的社会政策还存在短板；社会政策不同项目的覆盖范围、享受水平等还有进一步提升空间；社会政策调节收入分配不合理的效能还未能充分体现。
人民论坛：党的二十大报告在提及二〇三五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时指出“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您看来，这个实质性进展具体是指什么？
高帆：这里的“实质性进展”是时序比较概念，即相对于现阶段的共同富裕状态，到2035年我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个实质性进展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在富裕程度上，我国出现了从中上等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跃升的转变。2022年我国人均GDP为12741美元，仍属于中高收入国家，我国的远景目标是2035年人均GDP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如果达成这样的目标，则意味着2035年我国已实现从中高收入国家向高收入国家的转变，并成为全球人口规模最大的中等发达国家。这显然是我国发展水平、发展阶段上的“实质性进展”，其对我国发展和全球格局而言，都是一个具有深远广泛影响的重大转变。
二是在分享程度上，我国出现了三大差距从高位显著“下台阶”的转变。现阶段我国经济差距集中体现在城乡差距、地区差距、行业差距三个方面，特别是城乡收入差距仍超过2.4倍。到2035年，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是指不同群体对发展成果的分享更为均等，三大差距出现了趋势性的下降。例如：城乡收入差距稳定地缩减到2倍以内，出现了向主要发达国家1.5倍左右的显著靠近。在城乡收入差距稳步缩减、农民工市民化快速推进的基础上，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从现在的约4亿人增长到约8亿人，收入分配格局呈现出典型的“橄榄球”形状。
三是在体制机制上，我国构建起系统稳定、运行有效的共同富裕制度和政策体系。共同富裕的绩效是经济社会制度选择和实施的结果，2035年我国在共同富裕方面要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种进展不仅体现在绩效方面，而且体现在绩效背后的制度保障方面。新中国成立之后，我国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不断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党的领导制度是我国的根本领导制度。在根本制度基础上，我国根据新时代新征程的客观背景和目标定位，不断深化经济社会体制改革，政府-市场的关系更为清晰明确、协同有力，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得以充分体现，政府在国家安全保障、公共产品供给、收入分配调整、宏观经济调控等方面的作用更为有力，不同企业在要素获取、产业进入等方面的差别显著缩小等，这些也是共同富裕“实质性进展”的重要组成部分。
蒋永穆：对于这个实质性进展，我们可以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来理解。一方面，从生产力层面来理解实质性进展，要求我国的生产力发展迈上新台阶。生产力是决定共同富裕的基础，生产力不仅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富裕”程度，而且还影响着“共同”的广度。只有生产力不断发展，进入分配领域的财富才会越多，人们的整体富裕程度才会提升。另一方面，从生产关系层面来理解实质性进展，要求我国的生产关系完善迈上新台阶。共同富裕不仅包括具有量层面的“富裕”，还包括具有质层面的“共同”。其中“富裕”强调生产力的发展，“共同”强调通过生产关系来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尤其是通过分配制度来防止两极分化，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于此，到2035年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一定程度上就是要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取得更为明显进展，以及我国的生产关系更加适应生产力发展，构建起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更为良性互动的新格局。
关信平：一是中国经济在高质量发展转型方面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以此为基础继续连续保持较高经济发展速度。二是收入分配差距有所缩小，全民收入基尼系数降低到0.4左右（目前是0.46），城乡之间人均可支配收入差距降低到2倍以下（目前是2.45倍），地区之间的人均收入差距也有明显的降低。三是在教育、卫生与健康、就业服务、住房保障、养老服务、儿童保护与育幼服务、残疾人事业等方面的公共服务大幅度扩大，总体质量水平和均衡性进一步提高。其中，“双一流”建设高校和三甲医院等优质教育和医疗资源数量比现在扩大至少一倍；农村教育和医疗服务质量有实质性提高。四是全国各级政府公共财政预算“社会支出”（教育支出、卫生与健康支出、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住房保障支出、扶贫支出）总量占GDP的比例达到12%以上（目前是9%左右），或占财政预算总支出的50%以上（目前是41%左右）。社会保险基金支出保持稳定增长。五是基层社会治理和居民服务体系进一步完善，社区居民自治制度进一步加强和完善，居民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参与度进一步提高。全国社会工作专业人才（社会工作者）总数达到每千人1.5名（目前是1.2名左右），基层（街镇）社工站实现全普及。
人民论坛：为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在您看来，当前哪些现实问题或挑战亟待解决？
王增文：其一，收入差距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从收入分配结构上看，城乡之间收入差距、城镇内部收入差距和农村内部收入差距是构成收入差距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由此导致的贫富差距结构性问题很难短时间内发生改变，并且会进一步拖累经济增长。故如何在提高社会全要素生产率目标下，合理把控收入分配格局是要面对的现实问题。
其二，中等收入群体规模需要进一步扩大。我国是一个人口和劳动力高度流动的社会，随着现代化发展，人口的横向流动已经显著增强，但纵向流动还不够，中等收入群体的规模还不够大，也就意味着典型的橄榄型社会结构尚未形成。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我国中等收入群体规模已由2010年的1亿多增加至2022年的4亿多人，总量不少，但以14亿多人口的基数计算，所占比重约为30%，还有较大增长空间。
其三，基本公共服务仍存短板弱项。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着力点，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核心是促进机会均等、确保社会公平。面临新形势、新挑战，基本公共服务仍存短板弱项，区域间、城乡间、人群间的基本公共服务仍有差距，均等化水平尚待进一步提高。比如，在长期的城市化进程中，由于配套的户籍改革制度不完善，仍有部分在城市工作的农民工和流动人口因诸多原因没有城镇户口，虽被统计在城镇人口范围内，却无法享受和城镇居民等同的就业、医疗、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务。
蒋永穆：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需要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两个方面着力。当前，我国依然面临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一是创新能力亟待进一步增强。改革开放四十余年来，尤其是进入新时代以来，我国将创新摆在更加突出的位置，创新能力不断增强。但我国在诸如芯片和种子技术等关键领域的科技创新能力还不强，还存在一些卡点瓶颈亟需突破。二是乡村发展亟待进一步提升。农民农村共同富裕是推动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实质性进展的短板，农村发展是实现农民农村共同富裕的保障。新时代乡村振兴取得了历史性成就，但农村发展依然面临发展的不充分和不同地区农村发展的不平衡等问题。这些问题能否得到有效解决，将影响着共同富裕的实质性进展。三是分配制度亟待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分配制度相较于资本主义的分配制度更利于全体人民共享发展成果，但仍需根据社会发展实践进一步丰富与完善，从而激发全体人民的创造性。四是对外开放水平亟待进一步提高。我国的对外开放四十余年的发展，证明了对外开放是推动我国经济发展的重要动力；同时，四十余年的发展取得显著成效，但也存在问题，比如对外开放水平和质量有待提升。
关信平：一是推动经济发展方式转型，推动技术密集型产业发展，同时如果实现了较快的经济转型，将可能导致传统行业（传统制造业等）较多的失业者，需要解决其再就业的难题。二是目前我国有较为庞大的低收入群体，是影响共同富裕的一大难题。因此，要努力提高低收入群众的收入水平或实际生活水平，通过“提低”而有效促进共同富裕。要通过扩展高质量就业机会、提升实际能力和激发其勤奋努力精神等路径去有效实现“提低”的目标。三是如何有效扩大和均衡分布优质公共服务资源。目前在教育、医疗等方面的优质资源不足且分布很不均衡。下一步应该重点解决这一问题。对此，中央财政可加大转移支付，重点支持农村地区和欠发达地区优质教育和医疗服务建设。
蔡文成：第一，市场经济体制的制度活力还需激发。随着市场经济体制改革深入推进和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进程加快，只有将市场机制与政府治理有机结合，构建高水平市场经济体制，才能实现有效的市场运作，才能确保市场经济的正确发展方向，配置好实现共同富裕的要素资源，从而走上实现共同富裕的道路。第二，现代化产业体系的制度保障有待夯实。现代化产业体系是推进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并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要坚持用新思想、新理论来指导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工作，推动产业结构调整与优化升级。通过优化产业结构，为现代化经济体系提供有力的产业支撑，从而推动经济的持续发展。第三，乡村振兴的结构性短板仍未补齐。只有脱贫人口稳定脱贫、持续增收、不断提升生活水平，逐步融入发展主流，共同富裕才能有稳固的基础，不仅要确保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还要促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对实现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补齐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最大短板具有现实意义。第四，区域协调发展的地区阻碍还未打通。进入新时代，区域协调发展成为中国缩小区域发展差距，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必然要求和关键举措，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促进区域协调发展，实施区域协调发展战略是贯彻新发展理念、促进新时代高质量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利于形成区域平衡发展结构，推动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体系，让经济社会发展总体容量更大，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道路更加畅通。第五，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动力支撑仍需强化。新时代扎实推动共同富裕，需要继续坚持全范围、宽领域、深层次的对外开放，全方位融入世界经济格局，参与到全球经济治理体系重构中，加强国际交流，在“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下建设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提升我国的国际影响力和竞争力，为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提供强有力的国际环境保障，积累更多可供分配的社会财富。
人民论坛：“鼓励勤劳创新致富”是习近平总书记在《扎实推动共同富裕》一文中谈到促进共同富裕要把握的首要原则，其中提到“要防止社会阶层固化，畅通向上流动通道，给更多人创造致富机会，形成人人参与的发展环境，避免‘内卷’、‘躺平’。”在您看来，如何从体制机制设计上使更多人致富？
高帆：从体制机制设计上促使更多人致富，是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事业的重要途径，是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增强社会成员幸福感获得感的内在要求。现阶段我国在体制机制上使更多人致富，应重点围绕如下方面展开：
一是进一步完善劳动创新致富的激励机制。微观主体的行为选择与体制机制环境紧密相关，我国要促使更多人致富，就必须在体制机制层面体现对劳动创新致富的充分激励。为此，现阶段需要完善就业政策、产业政策、财税政策等，需要完善初次分配、再分配、第三次分配的制度安排，对依靠犯罪等方式获取财富的行为予以坚决打击，对依靠投机等方式获取财富的行为予以及时规范，将财富生产与财富分配更为紧密地结合起来，为社会成员提供更为公平公正的市场竞争环境。这些对于充分激发社会成员的劳动意愿、创新活力是至关重要的。
二是依靠深化改革来扩展人们的发展空间。当前我国仍处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进程中，这是我国扎实推进共同富裕的重要制度背景。现阶段我国要使更多人致富，必须更为充分地发挥市场在提高要素配置中的作用。深化户籍制度、土地制度、社会保障等制度改革，可以促使生产要素在城乡之间更为充分地对流，从而为劳动者、创业者提供更多就业干事的机会。例如：继续深化农村土地“三权分置”，能够使农村劳动力与土地形成多种类型的组合，城市工商资本更容易进入农业农村，农村第一二三产业更可能融合发展等，这个过程意味着不同社会成员经济选择权的持续扩展。
三是在发展动能转化中创造更多致富机会。现阶段我国正处在发展动能转换时期，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以及由此形成的新赛道）成为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标识。基于此，我国应在体制机制上形成助力“四新”经济发展的制度体系，例如：进一步完善产学研用一体化政策，完善推进基础研究的组织方式，完善科研成果向生产力的转化方式，完善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融合发展政策等。这些制度层面的及时调整，有助于通过产业重塑、行业细分、就业创造、税收贡献等方式产生“机会红利”，从而为社会成员提供更多的选择空间和致富渠道。
四是加大对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力度。鼓励劳动创新致富、促使更多人能够改善生活状态，前提条件是社会成员具有相应的劳动技能和创新能力，教育培训等在突破阶层固化中往往扮演着重要角色。据此，现阶段应进一步加强对社会成员的人力资本投资，推动我国在整体上从人力资源大国转向人力资源强国，同时也在微观层面上为人们提供更多致富机会。我国长期以来存在城乡二元经济社会结构，当前应重点加强对农村人口的教育培训和健康投入，将新增基础教育资源更多投放到县域和乡村，加强对农村劳动群体的职业教育和在岗培训，提高对农村人口以及农民工的医疗、养老资源的供给水平，这对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提高农民收入等具有重要推动作用。
蔡文成：第一，基于政治性原则，完善实现共同富裕的党建引领机制。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对实现共同富裕的探索是党建引领机制的合法性来源。党建引领机制的作用机理是通过强化党员干部的党性意识和初心使命意识，提高党员的业务能力和工作水平，锻造党组织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让“使更多人致富”始终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有坚强的组织领导作保证。第二，基于平衡性原则，改进实现共同富裕的统筹协调机制。由于我国各个地区之间以及城乡之间的资源禀赋差异以及战略布局与产业政策的影响，我国区域发展和城乡发展呈现出不平衡、不协调的特征，这是统筹协调机制的形成缘起。统筹协调机制旨在打破地域限制，强化政策共享，提高生产要素在区域间和城乡间的利用率和流动度。第三，基于公平性原则，优化实现共同富裕的分配调节机制。共同富裕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实现共同富裕“一个也不能少”“一个也不能掉队”。分配调节机制的根本目的是社会财富分配的统筹兼顾与公平合理。分配调节机制一方面是政府通过税收、社保、转移支付等方式对物质性、可量化财富进行分配，另一方面是对诸如教育、住房、医疗等基本公共服务的分配。第四，基于共建性原则，健全实现共同富裕的群众动员机制。人民群众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受益者，更是实现共同富裕的主力军。群众动员机制就是为了克服人民群众在实现共同富裕过程中存在的“等、靠、要”心理，激发和凝聚起实现共同富裕的群众力量。健全群众动员机制要以维护人民群众的利益为根本，掌握人民群众的心理需求为前提，加强对人民群众的思想教育和技能培训为手段，使人民群众意识到必须实现共同富裕、主动实现共同富裕、有能力实现共同富裕。
（人民论坛记者常妍、孙垚、李丹妮采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