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22年9月，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正式宣布设立“区域国别学”为一级学科，这对于中国高校和学术界将区域国别研究和人才培养推上大发展的新高峰提供了强劲动力。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育、科技和人才创新三结合的重要观点，区域国别学在中国的落地不仅将带来中国自主学科知识体系新的丰富和发展，更将为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提供更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新支持。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学科性质是国际问题研究，需要在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学科基础和学术标准的基础上融合多学科、跨学科的知识体系和学术规范，借鉴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结合不同高校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已有的积累，集中规划、分头落实，全面推进区域国别学在全国高校体系内的系统建设和提质创新。

关 键 词：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学 学科建设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 国际问题研究 自主知识体系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明确指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培育壮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队伍”，“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①这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重要任务。教育部于2011年11月决定在部分高校和研究机构设立国别和区域研究培育基地。在2022年9月发布的《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中，“区域国别学”首次被正式纳入第14类“交叉学科”一级学科目录。②目前，各大学正式建立的区域国别研究中心，已基本做到了全球范围内区域国别研究的全覆盖。

随着全国各地区域国别研究快速走向繁荣，学界对于在新时代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进行了丰富而有建设性的讨论。本文以既有研究辨析区域国别学研究和学科建设，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在二战后发展的历史经验出发，结合近年来国内学术界有关区域国别学建设精彩纷呈的讨论，就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落地与发展提出一些拙见。

一、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学科和区域国别学

中国高等教育系统很早就开始了区域国别研究。无论是在人文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领域，区域国别研究都是学习、借鉴和掌握学科发展及知识积累的重要来源。例如，历史学中的世界史研究，常常包括美国史、欧洲主要国家国别史、日本史研究：在语言学中，外语教学和科研一定会包括欧美语言文学、东亚语言文学、南亚和东南亚语言文学的研究；文化人类学，常常需要对世界文明发展历程中代表性国家和地区的文化、传统、社会活动方式等进行深入研究。“区域国别研究”更是国际关系学中同国际关系史、外交研究、国际关系理论、问题研究并列的五大学科板块之一。

没有深入、系统的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关系研究只能停留在世界政治概论性的学科介绍，而无法真正抓住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不同的国际权力分配结构和不同的国际秩序规则之下，国际政治中冲突与合作、制衡与再制衡、战争与和平等诸多重大因素的演进模式和基本规律。肯尼斯·沃尔兹在《国际政治理论》一书中认为，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的结构性因素和国家间权力分配的特定结构，是制约国家的两大结构性因素，没有一个国家可以摆脱国际体系结构性因素的制约。但他同时也明确指出，不同国家的权力追求传统和政策偏好，以及不同区域的地缘政治特征，例如苏联对外政策和扩张本质，同样也是影响国家行为的重要变量。③

冷战结束后，新古典现实主义在国际关系研究理论中的迅速崛起，更是受到20世纪80年代末大多数国际关系学者未能预见苏联解体这一研究缺陷的刺激，开始全面、深入地将国内政治和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内部变量，作为研究国际外交、安全和战略问题的突出主题。杰克·斯奈德在《帝国的迷思》一书中，深入分析了大国的国内政治与战略偏好影响和推动对抗升级的原因。④

区域国别研究不仅在国际关系学科，即便在历史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中，同样都是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升级与进步不可或缺的、具有研究引导性力量的学科领域。正因为如此，多个人文和社会科学领域内都存在着“区域国别学科”，这是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必然产物，更是学科成长和壮大的重要依托。例如，不断强大的世界史研究，不仅需要欧洲史、美国史、东亚史研究，还要通过启动和发展南亚史、东南亚史、中东史再到非洲史、南美史研究而不断升级。语言学也要从英法德俄西等主要国家语言的教学与研究，扩大到诸多小语种，促进外语院系的规模和人才队伍持续扩大。

设置“区域国别学”，以学科建设和体系创新为目标，由政府倡导和学界努力来共同推动，是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领域学科体系和知识体系更新发展的一项重大工程。正如阎学通教授所言，学科的发展有两大动力，“第一是知识的自然增长，即知识的叠加会不断形成新学科。例如，先有经典物理学知识，后发展出相对论天体物理学，再发展出量子物理力学。第二是人为引导推动新学科发展。人为引导也可分为两种。一种是由政府引导。例如，21世纪前十年，中国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从原来政治学下属的二级学科分离出来，设为一级学科。另一种是学界引导。例如，围绕新时代国别区域研究的推进，一批学界带头人、中青年骨干教师正在为国别区域研究成立一级学科而努力奋斗”。⑤此外，区域国别研究可以从不同学科专业出发强调“个性研究”，而区域国别学作为一门独立的一级学科，学理研究基础上的学科体系、知识体系和话语体系研究和深化则更为重要。

从这几年中国学术界广泛、深入的讨论来看，区域国别学已开始具备三个方面的基本特征：一是跨学科、交叉学科基础上的创新学科。其学科建设的动力不是简单地依靠某一个学科领域内的已有知识积累，而是通过跨学科、交叉学科的融合和相互促进，建立和建设一个强大的、有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创新学科领域。二是学科建设、人才培养与服务国家三者必须高度的有机结合，才能真正满足区域国别学设置的初衷和目标。三是区域国别学在中国高校系统内的落地和起步，需要依据不同的学科发展条件、交叉学科已有的成果积累和教学、科研队伍的已有规模，集中规划、各有分工、分头落实，真正在各显所长、各施所强的基础上系统和有节奏地推进区域国别学在全国高校体系内的发展。

作为区域国别研究的经典论著，张蕴岭教授主编的新作《国际区域学概论》，为国际区域学提供了一个整体与系统的分析框架，从国际区域观、国家与国际区域、国际区域政治、国际区域经济、国际区域文化、国际区域关系、国际区域合作和国际区域治理等方面进行深入分析，提出其在国际区域构成与运行中的定位、含义与相关理论。⑥山东大学东北亚学院院长刘昌明教授探讨了区域国别学下构建东北亚学的二级学科所面临的一些问题。他强调，东北亚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边界应该与传统的“东北亚区域国别研究”划分出明确的研究边界。并且，作为一门学科专业，东北亚学要有自身特定的概念、规范、核心问题和理论体系的支撑。同时，他指出，在当下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仍在建构中的背景下，下设的二级学科或二级研究方向应以国内外学界公认的“某某区域国别研究”更为妥当，这种表述更能体现问题导向，而不必非要冠以所谓的“某某区域国别学”。⑦上述这些对于我们区分和把握已有学科体系内的“区域国别研究”“区域国别学科”与“区域国别学”之间的联系和差异，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观点。

了解差异并在学科建设中缩小这些差异，是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基本方向。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院长钱乘旦教授坦率地指出，区域国别学与传统的区域国别研究是有区别的。区域国别研究是做研究，而区域国别学最主要的任务是培养人才。我国现有区域国别研究并不成体系，还不能覆盖全世界各个地区和所有国家，研究没能够做到在内容方面对研究对象地区和国家的各方面知识做一个全面的了解和探讨。在中国，如果没有一个学科的支撑，人才的培养难免乏力。将区域国别研究建设成一个正式的“学科”，有助于推动涉外人才培养在知识结构上做到世界性的“全覆盖”。⑧钱乘旦教授的观点，强调了区域国别学建立和建设有望让中国高等院校的区域国别研究真正做到地缘范围上的“全球覆盖”。这应该是中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目标和方向。

北京大学区域与国别研究院副院长翟崑教授则从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的角度提出了学科建设的六点建议：第一，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依然需要强调“学以致用，用以强学”的双向赋能路径；第二，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发展需要尽快弥补知识供给难以满足知识需求和研究跟不上实践的矛盾；第三，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需要有科学的知识形态支撑；第四，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需要坚持“惠己及人”的基本原则，具体而言就是“起自学术、终及国家、惠及世界、服务社会”；第五，中国区域国别学知识生产需要完善多种产品类型，如学术型、政策型、社会型等；第六，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需要一专多能的知识生产者。⑨翟崑教授尤其主张在区域国别学建设中跨学科、多学科的学科细化，例如“东盟学”的建立和发展。结合中国—东盟关系在中国周边外交进程中不断突出的重要性，东盟学作为交叉学科下的区域国别学的试点可以大胆推进，并形成新的规范。⑩“东盟学”作为区域国别学之下可以新设的二级学科仍然有进一步探讨的空间：一是东盟的组织架构相对松散，二是十个东盟国家内部文化、历史、经济、语言和国力差距很大。究竟二级学科设立为“东盟学”还是“东南亚学”，仍然是一个值得思考和讨论的问题。

总之，区域国别研究注重从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视角和研究方法出发，研究和探讨各自学科所注重的语言、历史、文化与传统、社会和政治演变以及对外关系等不同领域内的知识体系，而区域国别学科是从不同的人文社会科学的不同学科谱系中产生出的不同的、多样化的学科类别。区域国别学则需要在多学科交叉融合的基础上，建立归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类别的、创新性的学科门类；要对所涉及的不同学科知识进行融汇统合，“是统合性知识生产平台”(11)。

二、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起源与发展

推进中国特色区域国别研究学科建设，对于当今中国而言，是有效地实施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践行和平发展理念、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促进人类进步等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对外交往关系的需要。当今中国正前所未有地“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了解世界、影响世界和塑造世界已经成为我们工作的基本战略需要。区域国别研究在二战后的美国的形成和快速发展，不仅是最为切近的参照、借鉴对象，更是发展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研究可以去了解、参考和学习的对象。

区域国别研究在一般意义上被认为是大国的“学术专利”。(12)一方面，区域国别研究是一项规模宏大、高投入高成本而回报并不能立竿见影的长期投资。中小规模的国家在风云诡谲的国际形势中通常自顾不暇，外交战略和政策常常唯大国马首是瞻；另一方面，成为区域大国甚至成为全球性大国，不仅仅需要对过去和现有的大国兴衰、大国冲突有全面深入的认知，更要对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从战略层面展开研究，才能使大国所追求的影响力和国家利益，包括海外商业和外交关系开拓、争取更多的安全伙伴等现实的、多样性的国家利益诉求得到扎实的保障。

二战后，欧洲遭遇重创势力逐渐衰落，美国成为全球性超级大国。受到出现重大的国家利益变化的驱动，美国不仅想要保持全球驻军、强化盟友和伙伴关系，更要在世界范围内获得更多与苏联进行冷战对抗的支持，海外势力范围的开拓和保障已经成为美国的重大安全利益。这些因素驱使美国需要不断地、深入地、准确地了解世界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历史、社会、文化和政治。为此，区域国别研究作为美国领导层制定国家大战略和外交战略的基轴应运而生。

二战结束以来，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经验和做法展示了两个“美国特色”：首先，二战以来兴起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自始至终都没有偏离于服务美国国家利益与安全战略的核心理念，为美国在冷战中的软实力竞争以及国家间的信息、情报和战略竞争提供了坚实的学科设置、人才队伍建设和及时、持续的对策等方面建议；其次，美国区域国别研究整合了私人组织、高等院校、机构和学术团体等多方资源，最终通过政府立法完成资源的集中优化，以输出一流的研究人才和推行奖学金机制的形式呈现并反馈社会，带动了学科成长、人才培养、智库贡献和国家区域国别影响力上升等因素和目标之间的良性循环。

区域国别研究被广泛认为是因第二次世界大战而在美国兴起的。但作为一项学术追求却存在了很长时间。美国高等教育的根基就建立在对古典文明的区域研究方法之上：教授拉丁语和希腊语的老师们将地理学、政府学、美术和历史等跨学科研究融入他们对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研究中。然而，在肯定了这种跨学科式研究的创新独到之处的同时，有学者指出，当时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概念，完全是为了针对语言学习而服务的，“(培养)语言能力成了目的，而不是实现目的的手段”。(13)

与此同时，除了以学习语言为主要研究侧重点之外，二战前，美国绝大多数研究机构和学者的研究重心毋庸置疑都是欧洲，从民间智库到白宫的相应政策部门，欧洲研究和欧洲事务占据了绝大多数研究资源。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美国人来说，欧洲(更具体地说，是欧洲西部)是除了美国本土以外唯一熟悉的地理区域：他们或多或少在学校中学习过欧洲历史，抑或去欧洲旅过游，也有很多退伍士兵在欧洲打过仗。最重要的是，在高等学校和学术机构中的老师和学生大多有着欧洲裔的家族背景。相比之下，美国人在对于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认知上有很严重的“知识赤字”。(14)而在二战后，跨学科的非西方地区研究在美国乃至西方学术界才开始真正地进入主流视野。无论是自由派还是保守派都开始担心，美国是否有能力在冷战背景下有效地应对主要来自苏联的外部威胁，以及解决战后非洲和亚洲去殖民化的问题。因此，尽管美国当时通过“马歇尔计划”帮助欧洲各国进行战后重建，区域国别研究学术资源的分配上则是没有再倒向欧洲研究，而是开始着眼于世界其他区域。

美国的福特、洛克菲勒和卡耐基三大基金会在一系列会议讨论之后达成了共识：美国需要快速提升对全球范围内相对陌生的国家和地区的了解，并且筹备在当地开展军事、政治行动的能力。在亚洲、中欧、拉美和中东等地区与苏联的明争暗斗中，美国不仅需要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还需要其他的社会科学家和人文科学学者，并且通过人文社科的视角去关注上述区域中不同社会的基本结构和动态：社会组织、人口结构、社会心理学、文化和道德价值观、美学、宗教传统和哲学，等等。事实上，这些从观察中获得的经验和知识，不仅对政策分析家、外交官和发展学家有所帮助，而且对商业、媒体、学校教育乃至基金会本身也大有裨益。而最值得注意的是，在高等教育和学术机构中，区域国别研究的知识不仅可以衍生相应的海外项目，更是可以通过授课和学术交流等形式，将区域国别研究的理论和所得知识传播到更多受众中去。(15)

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大学，例如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芝加哥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康奈尔大学、哈佛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威斯康星大学和耶鲁大学等为首，高等教育机构开始牵头进行区域国别为研究对象的教师培养、奖学金设置、外语教学、图书馆扩容和增加研究经费等方面的长期投资。1946年，富布莱特海外教学和交流项目(Fulbright Program)正式启动。与此同时，以福特基金会为首的私人组织同样参与到了对区域国别研究的投资中。1950年，福特基金会率先建立了闻名海外的外国地区奖学金项目(Foreign Area Fellowship Program，FAFP)，以激励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发展。最早的FAFP为被选中的优秀学生提供两年的跨学科和语言培训，外加另外两年的科研经费。自1951年到1972年，福特基金会已经为超过2000名的人文社科领域的博士生提供了含奖学金的培训和研究资助。该项目在1972年以后由美国官方的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SSRC)和美国学术团体委员会(ACLS)接管。在福特基金会的继续资助下，该项目在接下来的30年内资助了将近3000份区域国别研究论文奖学金。据统计，仅在1951-1966年期间，福特基金会在区域国别的培训、研究和相关项目上的总投资就超过了2.7亿美元。(16)正是福特基金会在主要研究型大学的大规模支持，区域国别研究才得以真正被确立为一种既合乎学理、又能用来了解非西方世界的知识学习途径。时至今日，福特基金会仍然在资助区域国别研究的持续发展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

相比之下，美国政府以及其他官方机构则更多被冷战态势所影响，更功利和激进地认为，资助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单纯是有助于美国在和苏联的竞争中扮演一个更具国际影响力的角色。肯尼迪和林登·约翰逊时期的美国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曾经说过，希望高等学校中的区域研究项目和政府的情报收集部门之间能够做到“互通有无”(high measure of interpretation)。(17)可见，除了教育交流外，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官方眼中也是服务于所谓“文化冷战”的工具，作为海外知识输出的一种手段。1958年颁布的美国《国防教育法》(National Defense Education Act)，第六条就明确指出会为区域研究提供资金，而该法被认为是受苏联“斯普特尼克”(Sputnik)卫星影响，联邦政府为提升美国在科技教育领域的竞争性而通过的加强基础教育的立法。(18)美国会针对扩张美国海外影响的需要通过相关法案，要求实行美国的“文化输出”的同时加强区域国别联系、扩大美国的区域国别接触和介入，是区域国别研究发展过程中的“美国特色”。(19)1961年美国会通过的《富布莱特—海斯法案》(Fulbright-Hays Act)，以立法的形式正式授权美国行政机构向国外进行知识输出。该法明确表示：“通过展示美国和其他国家人民的教育和文化利益、发展情况和所得成就……加强美国与其他国家的联系，推进教育和文化方面的国际合作，从而促进美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和平友好关系。”(20)这种“美国特色”，反映了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的影响力输出、区域国别互动之间确实存在着微妙的、不可或缺的关联度。

三、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中国借鉴”

尽管美国的许多做法短期内我们难以“照搬照抄”，但美国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进程，对于我国推进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具有建设性的启示意义。

(一)区域国别研究是以国家利益优先的显学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因应二战后的世界格局而兴起，为美国稳固二战胜果，进一步巩固世界霸主地位提供了助力。不以国家利益出发的区域国别研究，当然也脱离了国家对外关系发展的强大需要。我国的国家利益以及发展愿景，与美国支配小国经济和政权、将触手伸展到世界各地的霸权思维无疑是大相径庭的。中国始终坚持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矢志不渝地以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为指导方针，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发展和睦友好的周边关系，深入了解世界各个地区的历史文化背景，建立互信互利、平等友好的合作关系。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是面对国际局势的急剧变化、维护国家利益之所需。

(二)区域国别研究离不开人才培养和课程设计

美国的官私结合机制为人才培养提供了合理的遴选机制、充足的资金和配套的就业机构，而美国一流的研究型学府则为学术交流和跨学科的学术谱系助力。从战后初期在哥伦比亚大学、哈佛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成立的三大苏联研究中心培养的国家安全情报人员，到侧重于《国防教育法》中的学术性人才培养，美国区域国别研究培养以教育和培训为核心的理念可见一斑。(21)

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以对古希腊和古罗马的研究为伊始，一直遵循了以语言学习为基本手段的传统。美国大学通常以语言奖学金(language scholarship)的形式资助优秀学生前往相应国家进行深造，在异国他乡学习、生活，感受当地的文化和风土人情的本身，也是区域国别研究中十分重要的部分。

耶鲁大学是美国最古老的三所大学之一，在区域国别研究方面也有着悠久的学科建设历史。作为二战后首先得到福特和卡耐基基金会资助、再因1958《国防教育法》出台受益于联邦政府支持的一流研究型大学，耶鲁大学区域国别研究的课程设置无疑是经历过历史考验的。校内所设立的麦克米兰国际和区域研究中心(MacMillan 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and Area Studies)，是耶鲁大学关于国际事务、国际社会以及世界各地不同文化的教学研究中心。中心设立非洲研究、东亚研究、拉丁美洲研究、现代中东研究、俄罗斯和东欧研究、南亚研究六个本科生专业，以及非洲研究、东亚研究和欧洲研究三个研究生项目，毕业的学生还可以通过联合学位项目(Joint Degree Programs)获得法学院、管理学院、环境学院和公共健康学院的学位(J.D.，M.B.A.，M.F.，M.E.M.，M.P.H.)，并对除了中心以外的所有研究生提供非洲研究、欧洲研究、拉丁美洲和伊比利亚研究以及中东研究的专业证书。(22)

以东亚研究的硕士项目为例，耶鲁官方的课程介绍中提道：“该专业是为准备在东亚研究的某个学科(如人类学、经济学、历史、艺术史、政治学、社会学等等)继续攻读博士学位的学生设计的，也为准备进入商界、媒体行业和政府工作的学生提供相应的跨学科课程。”课程设计上，一般学生选择的两年制文学硕士的学习计划，包含了四个学期一共16节课程，其中包括四节必修的东亚语言课程。这遵循了美国“课程类”硕士培养的传统，虽然有必要的硕士毕业论文，但是仍然以修满相应学分为首要毕业条件。这使得学生在自己的课程选择上有着极大的自由，除了必修的专业课程以外，可以选修耶鲁大学提供的其他专业课程。这种灵活的课程设置体系，有利于区域国别学专业的学生从跨学科、多学科的角度来获取知识和训练，有利于培养实用型人才。

(三)多元资助和扶持力量推进区域国别研究

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的兴起，离不开私人基金组织、高等院校和研究机构，当然也离不开与美国政府、商会等政治和经济社会力量之间的密切联系与协作。这样的机制，一方面造成了美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因与美国情报机构密不可分的关系而饱受争议，批评意见认为，中央情报局和联邦调查局等情报机构的存在，使得参与到区域国别研究的奖学金项目等同于参与到政府情报工作，从而丧失了学术的纯粹性；另一方面，跨学科多元视角下的区域国别研究的架构过于宏大，脱离了美国政府想要贯彻的“美国中心”(american centric)理念。(23)

区域国别研究在美国也从来不忽视跨学科的综合视角和多科学互补的分析框架。笔者曾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做过访问学者。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从主任到研究员的专业背景，包括了历史学、社会学、经济学、国际关系学等诸多学科，并因为聚拢大批多学科的才俊，在包括中国和东亚问题的研究中才不断产生像费正清、傅高义这些真正的大家。

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官民结合机制，恰恰为其学科建设铺就了一条学理性和务实性兼备的道路，其学术和教学质量的增长以及世界范围内的学术和媒体影响力更是堪称典范。例如，在巴黎和伦敦也聚集了众多来自世界各地的知识分子，欧洲的许多研究型大学也都设立了区域国别研究相关的项目，然而这些项目大都集中研究欧洲国家殖民地或前殖民地；日本和澳大利亚的大学也有非常活跃的针对东南亚地区的研究机构和培训中心，然而对例如中东、非洲抑或拉丁美洲的学术研究相对匮乏。

世界上，只有美国拥有数量众多的一流大学，同时提供涵盖了世界上几乎所有的区域与国别的研究中心、学术机构和项目。而在未来，也只有中国具有相似的体量能够在区域国别研究领域的建设上与美国相提并论，而美国的案例为中国未来区域国别学的蓝图提供了可供借鉴的实证经验。

四、区域国别学的“中国建设”：多学科交叉融合下的国际问题研究

中国国内高校对区域国别学的讨论和论证已经持续近三年了。在山东大学、北京大学两位德高望重的前辈学者张蕴岭教授和钱乘旦教授牵头组织和推动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路径也在不断变得清晰和明确。区域国别学的设立肯定应该是多学科和交叉学科，但哪个学科应该突出？这个问题一直存在着模糊性。无论是借鉴美国经验还是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需要，区域国别学首先应属于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系列。这个学科性质的界定不仅应该清晰化，更需要结构化、科学化。

上海国际问题研究院学术委员会主任杨洁勉教授，清晰地指出了应首先明确区域国别学的国际问题研究性质，这点十分重要。他指出，区域国别学尽管可以从历史、语言文字、文化等多学科去进行研究，但研究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对区域国别基础上的国家政策、战略走向和外交关系进行客观和准确的判断、认识和解读。区域国别学为此不仅是社会科学、更应该是国际关系学科范围内才能证实其学科成果和服务对象的学问。(24)杨洁勉教授的观点揭示了中国设置和发展区域国别学的目的，这就是不仅要在国际问题领域更加深入、细致和科学地建立中国自身的学科体系，更重要的，是要为国家服务。这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大报告中对中国教育界提出的殷切希望。

张蕴岭教授科学地指出了区域国别研究具有三个特征：差别性、内在性和共同性，强调应不断实现方法和理论上的创新。张蕴岭教授指出，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理论体系，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动员和组织国内研究机构、高校的力量一起做。同时，作为一项系统工程，需要做好顶层设计，进行统筹与合理规划，把理论构建与服务国家战略、与新时代人才培养、与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紧密结合起来，这样会使得区域国别学科建设在实践中得到更好的发展。(25)区域国别学科发展与服务国家使命相结合，就是要把扩大中国的区域影响、提升中国的国际话语、讲好中国故事以及拓展“中国声音”有机结合起来。

在明确区域国别学是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性质的基础上，学科设置的内在规划才能落到实处，学、用结合的人才培养方式才能不断扩大和深化。这同样也涉及区域国别学的自主知识体系建设进程中的学科规范和知识结构的选择问题。例如，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在认识论、方法论上还是存在着明显区别的。社会科学更偏重于包括定量分析和定性分析在内的科学实证主义的研究范式，强调“问题导向”的学术牵引，这是国际关系学科作为主导学科恰恰可以提供的。人文学科中的历史研究、语言和文字研究、社会和文化人类学研究，同样可以提供这样的研究方法，但仍然存在着主体范式上的差异。

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赵可金教授的观点值得认真思考。他提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内容涵盖了关于中国之外国家和地区一切知识的总和，也是一切中国与世界互动关系基础上的实践经验总结。在学科设置方面，赵可金认为，应该以国际事务硕士专业学位建设为载体，先逐步找寻自身的发展空间，再逐步把学科建设纳入一个良性发展的轨道。以专业硕士呼应实践逻辑，以博士学位呼应知识逻辑，坚持两条腿走路。二级学科可设置为：区域国别理论与方法、大国与发达国家研究、周边国家和地区研究、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研究、比较地区治理研究。(26)

当然，区域国别学在学科性质明确的基础上如何在不同的高校落地，具体的方法可以是多样化的。这需要参照不同高校学科门类是否齐全的程度。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李巍教授认为，区域国别学最大的意义在于它是一个交叉学科，为了保障这种交叉学科的地位和性质，就需要有新的独立建制。但是，独立的建制并不一定意味着要有完全独立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团队，相反，区域国别学可以大胆尝试与既有院系形成双聘教授的体系，大量吸纳既有学科的力量来参与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从而充分发挥学科交叉的合力作用。在人才培养上，李巍认为，现阶段区域国别学的一般性理论积淀是不够的，最好从研究生开始，不同高校根据本校不同学科研究力量的差异形成本校区域国别学的特色。高校之间要形成合理分工，要有所为有所不为，新设立的机构不一定都挂区域国别研究的名字，可以以本校专长的国别和区域作为建制基础。他还特别强调，在过去几年里，区域国别学的倡议者和呼吁者主要是以研究发展中国家和中小国家的学者为主体。研究欧美发达国家的学者，特别是美国研究界大体上持旁观态度，没有过多参与关于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大讨论，这会大大降低区域国别学的学术地位和社会影响。因此，美国研究要加快向区域国别学靠拢，而区域国别学需要主动向美国研究“招手”。(27)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陈岳教授阐述了区域国别学与国际问题研究之间的联系和区别。他认为，从师资队伍、人才培养、科学研究等方面，需要加强这一新型交叉学科的建设。首先，不仅要研究对象国及地区的历史文化问题，还要研究地区国别的当代政治、经济与社会问题，而且重点在于后者。其次，不仅要研究对象国及地区自身的问题，还要研究对象国及地区与他国和国际体系的关系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再次，不仅要依靠英语研究地区国别问题，还要尽量掌握对象国及地区当地的语言来开展深入的研究。(28)

李巍教授和陈岳教授的观点，很中肯地提到了在国际关系学科为区域国别学“牵头学科”的基础上，其他学科参与交叉、共同推进的务实看法。如果不能明确区域国别学的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性质和国际关系学科作为牵头学科的地位，区域国别学在语言、文化和历史的人文学科框架内则很难真正形成以“学以致用”“服务国家”为导向的清晰的发展路径。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国家安全与治理研究院院长戴长征教授指出，当下中国相当一批区域国别研究的成果学术水平不高，它们或者缺乏理论的深度，或者缺乏适当的研究方法，或者缺乏科学的研究设计。一些研究成果停留在低水平重复上，或者满足于对区域国别的一般情况介绍，或者罗列区域国别内部发生的事实和现象，缺乏有理论深度的分析与解释，缺乏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把握和本质认知，难以形成令人信服的研究结论。他提出，要进一步强化区域国别研究的学科化、体制化、机制化。(29)这些看法及时和深入地触及了区域国别学在交叉学科发展基础上应该具有的机制创新的保障问题。

综合起来说，区域国别学的中国建设需要“去神秘化”，直观、明确地锁定其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特点。为此，上海大学拉美研究中心主任江时学教授的观点非常重要。他认为，区域国别研究之所以要去神秘化，是因为它的难度并不高于国际问题研究中的综合性问题研究；区域国别研究人才培养的主攻方向不是本科生，而是青年教师、博士后以及博士生；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要正确处理基础理论研究与应用对策研究的关系，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提供更为有力的学术支撑；学术创新是必不可少的，但不必以“某某学”取代“某某研究”，因为“某某学”与“某某研究”的差异性微乎其微，难以界定；有必要尽快编著更多的体现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教材，但其难度是不言而喻的。(30)这一观点为区域国别学的落地提供了操作性的路径建议。

五、区域国别学建设如何建立有效的路径选择和路径依赖？

随着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明确将区域国别学设定为一级学科，国内学术界有关是否应该建立区域国别学的争论告一段落，相关的讨论和争论开始全面转向有效、科学和准确地让区域国别学在中国高校落地。区域国别学落地的核心问题，是如何形成既自上而下、又能不断反馈和吸收自下而上的意见、建议的基础上，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形成科学的、可操作性的路径选择，并形成共识基础上未来区域国别学发展的路径依赖。

(一)准确判断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现状

当前，中国高校的区域国别研究面临着小、散、弱的局面。要大力推进构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对此，北京语言大学罗林教授指出，一是深化重点研究基地的改革，二是深化管理改革。他认为，未来区域国别研究工作要以人才培养为核心，以学科建设为牵引，以智库建设为突破，以小语种人才培养和公共外语改革作支撑。罗林教授尤为强调智库建设的重要性，因为这体现了国情研究最主要的科研成果——资政服务。同时，他特别指出，未来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是中国自主、中国特色、中国学派的体系，实施以育人、育才为中心的社会科学整体发展战略构建，构筑学生、学术、学科一体的综合发展体系。(31)罗林教授的观点十分中肯，更切中要害。中国区域国别学建设，不仅是学科体系的成长，更重要的是需要贯彻教育部“新文科”建设、“自主学科体系”建设的要求，把区域国别研究中的智库型导向放在突出位置，这更契合了中国区域国别学发展当前需承担的重大国家需要。

区域国别学在学科设置、研究导向和人才培养上的“转型”，即从原来的外语、文化、历史研究转向对全球区域国别范畴内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深入解析和实时判断，需要成为承担区域国别学建设的高校把握的首要任务。换句话说，在深入的学理性研究的基础上同时转向实证型的政策分析研究，应该成为区域国别学建设带动下的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的“路径转型”。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谢韬认为，政策咨询是国别区域研究的首要任务，也是其受到党和国家高度重视的最重要原因。国别区域研究一定要处理好案例研究(特殊性)和理论构建(普遍性)之间的关系。关于二级学科的设置，谢韬教授提出了两种分类方法：一种方法是按照地理单位设置二级学科，可以把重点国家研究设为二级学科(如美国研究、俄罗斯研究)，而其他国家研究则按照区域设置二级学科，如中东欧研究和西亚北非研究；另一种方法则是按照研究内容来划分，从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这四个领域提炼二级学科方向，如政治制度和政治文化研究、经济制度研究、族群与移民研究、民族与宗教研究。他特别指出，外国语大学在国别和区域研究方面具有独特优势。如何把它们的潜力转化为高质量的资政服务、人才培养、学术成果，则是其面临的一项长期挑战。(32)

(二)“路径转型”如何实现科学的“路径选择”？

秦亚青教授深刻地论述了区域国别学应该具有的三大知识构成，即“描述性知识、学理性知识和应用性知识”。“这三种类型的知识既具有各自的特点和侧重点，也有着密不可分的关联。从当前中国区域国别研究角度来看，这三种知识的生产和再生产既可以较好地发挥不同学科的优势，也具有相辅相成、共同推动学科发展的现实意义。”(33)秦亚青教授所强调的这三大构成性知识，准确地涵盖了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必须具有的理论与实践紧密结合、学理研究与实证研究深度关联的结构性特色。

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出发，复旦大学中国外交研究中心主任任晓教授分五个方面对如何进一步展开区域国别学进行了深入讨论：第一，基于比较视野，重点回顾与辨析世界各主要代表性国家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历史经验、基本范式和思想源流，厘清中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的具体历史进程、知识供给深度以及独特的文化智力资源，尝试将发达国家的研究经验与既有成果，融入新时代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框架之中；第二，重点辨析外国语言基础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地位，对于区域国别研究而言，对象国的语言是一种基础技能，深入的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能够深入、持续地获取来自对象国的一手资料，这需要研究者全方位地掌握听、说、读、写四个方面的能力并持续提升自己的语言水平；第三，重点辨析学科理论与特定的区域国别研究是什么关系，学科理论在区域国别研究中居于怎样的地位以及发挥什么样的作用；第四，着重探究在特定区域国别研究中如何获取真实、精细、翔实的专门知识；第五，从区域国别研究的机制性保障和人才培养模式入手，重点讨论三方面的问题：如何在制度层面上保证区域国别研究的资源供应和稳定发展？如何重构既有的学科布局，将分散在具体科系中的研究力量整合起来共同推进区域国别研究发展？如何科学合理地规划人才培养体系，实现本、硕、博阶段贯通，科学规划授课内容，促进我国新一代区域国别研究人才的全面成长。(34)任晓教授的观点很有参考价值。

(三)如何实现“学科交叉”和“学科协同”？

这是区域国别学在中国有效落地重要的“路径选择”。这里的关键是不同学科和学科点之间如何能够实行可操作的“协同创新”。

关于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张振江教授认为，应该系统和仔细地处理好二级学科、培养方案、培养目的、针对对象、课程安排、学位论文等事项。(35)张振江教授的观点具有很强的操作性。但这些可操作性安排的前提，还是参与区域国别学落地的相关学科需要建立共识、形成合力、协同发力。复旦大学欧洲问题研究中心主任丁纯教授讨论了交叉学科下欧洲学的研究对象、研究现状和现存问题。对于未来如何开展欧洲学，他认为，首先要明确定位欧洲学的本体，界定好欧洲研究的研究范围和核心研究领域；其次要综合定性与定量实证两种研究方法；再次要组织问题导向的学术交流和研讨互动，培养跨学科的人才，编撰综合的成体系的教材，形成多学科的协同合作；最后要深入实地调研，做好“田野工作”，下沉到研究对象国家的文化社会层面，掌握当地的语言，注重区域国别研究的基本理念和方法，自觉为国家需要服务。(36)这两位学者的观点无疑具有很强的可操作性。

中山大学陈杰教授等认为，区域国别学虽然作为一门交叉学科，但其基础属性非常强，这是由于研究对象的广域性、知识体系的全面性、中国作为全球负责任大国对国际的理解和教育需求的必然性、作为服务国家社会决策工具的必要性，以及对其他学科的支撑性等因素所决定的。基于此，他考察了我国区域国别学本体研究和人才培养方面的前期进展，发现虽已取得较大的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其中，本体研究在研究对象、视野层面存在“五重五轻”的问题，即“重区域研究、轻国别研究”“重大国研究、轻小国研究”“重应用研究、轻基础研究”“重政经研究、轻人文研究”“重外部归因、轻内部归因”；在研究方式、方法层面存在“四多四少”的问题，即“文献调研多、田野调查少”“英语使用多、非英语语言使用少”“单学科独立研究多、多学科合作研究少”“单方独白式研究多、中外互动式研究少”；在人才培养方面，则存在阶段性目标不明晰、课程体系不完善、教材体系严重缺位以及实践平台体系供给不足等问题。未来，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科构建离不开多个主体的贡献，其中支撑学科要注重“交叉”，本体研究要注重“综合”，人才培养要注重“协同”，学术刊物则要提升研究议程的“开放度”。(37)

这其中要解决的问题，是不同学科如何规范区域国别学科内涵和学术研究，如何建立有效的共识，并在这个基础上协同创新。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周方银教授认为，由于参与学科的类别和知识谱系中的定位差距甚大，区域国别研究难以实现对研究对象的整体性认识，为此需在对研究对象具有良好的一般性了解的基础上，针对不同研究对象发掘有价值的研究问题，开展具有针对性的专门研究，以此在特殊性知识与一般性知识之间形成更好的平衡。在学科建制层面，周方银教授强调，区域国别研究既要适当依托国际关系学科等在知识上存在紧密联系的学科，又要为逐步成长为真正独立的学科建制创造条件。为促进区域国别学科的良性发展，他提出，区域国别研究人员需要有更明确的学科意识，建立坚实的学科内核和基础理论群，形成自身在研究方法方面的规范与特色，开展学科内部的范式争论，凝聚关于学科方向的基本共识，建立学科内普遍认可的学术评价标准，建立区域国别的体系性人才培养模式。(38)周方银教授的观点，是参与区域国别学建设的各个学科都需要努力回答好的问题。

(四)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路径依赖”

按照党的二十大报告的精神，在开启第二个百年新征程的伟大事业中，让区域国别学的建立和建设不断推陈出新，通过建立中国自主知识体系、全方位地提升和展示“中国声音”和“中国气派”。这是区域国别学在中国落地必须牢固坚持的“路径依赖”。

浙江师范大学非洲研究院院长刘鸿武教授指出，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是建设和谐美好世界、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之学。他强调，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的建设要正本清源、校正方向，也就是要以中国问题导向而不是西方概念理论导向。具体说来，要从西方概念理论模型导向的研究，转向服务时代、服务国家解决现实问题的自主研究；要从用中国和发展中国家材料去印证阐释西方理论的依附研究，转向基于自身实践调研考察而建构自主理论知识体系的创新研究；从书斋论道、自说自话的封门书生研究，转向扎根大地、起而立行、知行合一的开放研究。刘鸿武教授还强调，就高校发展而言，区域国别学有助于打破学科固有壁垒，推动中国高校国际化进程。他以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开展非洲学建设为例，阐述了高校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发展路径和人才培养战略，基于实践经验提出区域国别学是“研实际、求实理、重实践、做实事、育实才、务实效、得实功”的“七实”之学，必须综合开展集学术研究、人才培养、智库服务、媒体传播、民间交流、公共外交为一体的集成化研究工作，围绕国家和政府关心、社会与企业关心、老百姓关心开展务实研究，坚持面向世界科技前沿、国家重大需求、经济社会发展主战场。(39)刘鸿武教授的观点，为区域国别学的“中国建设”提出了非常具有参考价值的建议。与此同时，中国高校在推进区域国别学落地的同时，还要扎扎实实做好招生体系、培养管理服务体系等基础性的工作。

除以上国际关系学者对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讨论外，历史学、文学、社会学相关的专家亦提出了诸多真知灼见。清华大学人文学院王中忱教授通过对陈翰笙先生若干本著作的剖析，探究了中国区域国别学如何建立自己的知识谱系的问题。(40)南京大学学衡研究院孙江教授指出，区域国别学具有跨界性、再中心性、跨学科性三个特性，文学、历史学和法学规定了区域国别学今后人才培养的方向，也是该科学研究应有的取向。(41)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梁占军教授认为，世界现代史作为最早参与区域国别研究的主干学科之一，应主动拓宽研究领域，积极打通与其他学科交叉的有效路径，在解决现实问题的过程中切实发挥史学的资政功能。(42)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杨共乐教授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众多内容都融在史学作品之中，古代中国是史学大国，应从古代典籍中挖掘和借鉴涉及区域国别学方面的成果。(43)陕西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李秉忠教授，回顾了西方区域国别研究的传统并进行了反思，在此基础上提出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规划要特别注意两点：一是需要强调中华文明在区域国别研究中的独特地位与特殊经验，二是应该规划好长线、中线与短线的关系，要注重制度化建设。(44)厦门大学社会与人类学院龚浩群教授，从自身参与海外民族志研究和学科建设的经验出发，对中国人类学在区域国别研究中所可能发挥的作用以及人类学与其他学科的关系进行了阐述，并就区域国别研究中语言能力培养的内涵问题提出了建议。在她看来，对语言能力的重视应当与培养文化欣赏的能力结合起来，从事区域国别研究的学者将从基本的人类学素养当中获得新的理解世界的视角。(45)上述学者的真知灼见需要听取和消化。

区域国别学建设的“路径选择”和“路径依赖”，必须直指社会科学领域内的国际问题研究学科性质，实现体用结合、学用创新、知用一体，真正能为中国走向世界、走向复兴、走向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历史新征程培养一批又一批高质量、精业务的国际化人才。

六、促进区域国别研究提质创新

区域国别研究和国际关系研究一样，是一门需要与时俱进、不断创新的学科。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做到了真正意义上的不战而胜，成为当时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高举的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和民主制度两面大旗，一时间成了如福山所言“历史的终结”，是世界上不同地区和国家可以“抄袭”的“标准答案”。在这个背景下，区域国别研究日渐式微，甚至一度被所谓的“全球研究”(international studies)所取代，因为最佳的体系和制度似乎已经出现，所有的国家只需顶礼膜拜并且复制“美国模式”就可以走向繁荣。(46)然而，千禧年后，反恐问题、金融危机和气候问题等跨国非传统安全问题涌现，中国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展模式下快速崛起，国际格局发生重大变化，世界迎来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区域国别研究的重要性再次彰显，对于不同国家制度和文化背景的学习，成了当下世界格局每个国家的必修课。由冷战思维孕育出的美国区域国别研究以及美国政府的文化霸权早已成为过去式，也是我国借鉴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需要去掉的糟粕。我们必须跳出狭隘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接纳和尊重不同国家、地区和民族的历史文化和政治制度，真正做到求同存异，共同发展。

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的中央，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更在加速演进。随着中国综合国力日益增强，构建和深化区域国别学已是中国高校学科体系建设迫切的任务之一。无论是从国家战略发展需要还是从学科发展规律来看，推动建立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是为了制定更加科学的外交战略和方针，是中国大国外交崛起进程中不可或缺的知识来源，是拓展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学理需要，更是在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重大现实需要。

围绕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立和建设的学界讨论开始全面转向该学科建设的制度性规划、机制性建设和不同高校内如何落地的可操作性。除此之外，区域国别学究竟如何建立二级学科、教材编写、学位点设置及形成科学的人才培养方案，也将是国内高校全力推进区域国别学落地开花的重要举措。

近三年来，国内学者围绕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内涵、基本理论、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建设机制、人才培养模式和评估标准等开展了深入的探讨，并且在学界达成了基本共识。区域国别学建设将兼具社会科学知识累积及服务国家重大外交战略的双重使命，开展区域国别研究要求研究者兼具良好的语言功底，扎实的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等学科知识，并能在对象国开展中长期田野调查，在深入了解特定区域国别知识的基础上开展比较视野下的社会科学理论建构并服务于新时代中国外交实践的决策咨询研究。学者们的争论存在一些分歧，例如对特定对象的区域和国家的研究范畴存在两种大体不同的理解：一种理解认为，区域国别研究须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完整的研究。如有学者认为，区域国别研究的一个重要特性是它的全面性，“区域国别研究试图对具体地区和国家做全方位研究，通过研究整理出完整的知识谱系，构建整体认识论”。(47)另一种理解认为，“在客观上对任一区域国别的整体性认识、全息式了解从知识上是不可能的，从应用层面也不一定可取”，“这在很多时候实际是信息资源的浪费，只有明确取舍，才能避免区域国别研究变成大杂烩，变成各种信息、资料的简单堆积”。(48)

这些研究从不同侧面展现了当前我国区域国别研究的现状，从不同维度展望了区域国别研究未来的发展趋势，对于我国接下来开展区域国别学的学科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但相当一部分研究尚停留在较为浅层次的刍议阶段，而究竟如何从体系化的学术高度回答新时代我国如何切实推进区域国别研究专业化，促进学术研究的提质创新，形成专精可持续的人才培养体系，并积极引导区域国别研究与国家大政方针相适应，继而产出有效服务当代中国外交实践和“一带一路”倡议落地实施的高质量资政研究成果，仍是一个值得深入探究的重要问题。

21世纪以来，中国的综合国力飞速增长，国家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和塑造力不断提升。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中国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和全球治理，在谋求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和平外交政策，尊重他国主权，带动了周边地区的经济繁荣稳定发展。在中国与世界的联系不断加深、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不断提高的时代背景下，进一步完善和深化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学科体系的必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教育部2017年就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发函明确指出，在高校中开展国别和区域研究对无论是国家战略、外交大局还是“一带一路”的推进和建设都有着重大意义。(49)

当前，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经济体的持续崛起，国际力量对比正在发生重大变化。风云莫测的国际形势和错综复杂的国家间关系，给中国的挑战无疑是严峻的：随着全球化程度不断提高，如何与在文化和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等诸多方面存在差异的不同国家和地区建立良性的合作关系，成为我国亟须解决的难题。而区域国别研究的存在则为这个难题提供了独特的解决参考方案，即以横跨经济学、政治学、历史和社会学等学科的多元视角为抓手，以国家或者国家规模的区域为研究对象和研究单位，聚焦其政治、经济、历史、产业、法律制度、社会、文化、民俗等领域，通过系统地、科学地观察和分析，形成客观的认知和规律性的知识。(50)为此，国际问题研究的学科性质定位和国际关系学科的牵头作用，应该成为区域国别学从起步到成长的基本设计。

从美国区域国别研究起步发展的历史来看，区域国别学的本质是提升大国外交的基础性、学理性、同时又是高度应用性和涉外人才培养需求型导向的学科建设重点。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要适应国际环境和战略利益变化的时代要求，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智力、人才、信息和影响力等领域的有效保障。中国区域国别学的设立和发展，要汲取外国经验，通过比较、鉴别与创新，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对外讲好中国故事、积极传播中国声音提供及时和重要的支持。

七、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之一，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51)为了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深化落实人类命运共同体价值理念的实践和传播，建设和平导向、合作导向和发展导向的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科，与中国自身安全、发展需要以及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的需要密切相关。同时，结合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有关教育、科技和人才创新三结合的重要观点，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不仅将带来中国自主学科知识体系新的丰富和发展，更将为第二个百年新征程提供更高水平人才培养的新支持。

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念指引下，将中国的区域国别研究和传统意义上的欧美国家的区域国别研究鲜明地区分开来，既能形成中国自主的区域国别学科体系，又能为国家的重大现实需要资政建言。谋求文明互鉴乃至超越文化的互相尊重和双赢局面，才是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

收稿日期：2022-10-08

注释：

①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4版。

②参见《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关于印发〈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2022年)〉〈研究生教育学科专业目录管理办法〉的通知》，教育部网站，2022年9月13日，http://m.moe.gov.cn/srcsite/A22/moe_833/202209/t20220914_660828.html[2022-10-02]。

③Kenneth Waltz,Theory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Menlo Park,California:Addison-Wesley Publishing Company,1979,p.184.

④参见杰克·斯奈德：《帝国的迷思：国内政治与对外扩张》，于铁军等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

⑤阎学通：《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导向及其反思》，中国社会科学网，2021年10月14日，http://www.cssn.cn/zx/bwyc/202110/t20211014_5366980.shtml[2022-10-02]。

⑥参见张蕴岭主编：《国际区域学概论》，济南：山东大学出版社，2022年。

⑦参见《[名家观察]刘昌明：交叉学科下的“东北亚学”构建问题》，山大国际观察微信号，2022年9月28日，https://mp.weixin.qq.com/s/RFZrWTJ60ZioInAIuepvKg[2022-10-02]。

⑧参见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第82-87页。

⑨参见翟崑：《论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生产》，《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27-31页。

⑩参见翟崑：《交叉学科下的东盟学构建》，山大国际观察微信号，2022年10月5日，https://mp.weixin.qq.com/s/H8ZU_aulkpWGtFQ_FC-jfg[2022-10-02]。

(11)参见秦亚青：《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第1页。

(12)参见李巍：《区域国别学：一门大国独有的学科》，《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8页。

(13)Marshall K.Powers,"Area Studies," The Journal of Higher Education,Vol.26,No.2,1955,pp.82-113.

(14)David.L.Szanton,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4,p.38.

(15)George Rosen,Western Economists and Eastern Societies:Agents of Change in South Asia,1950-1970,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5.

(16)Ddvid L.Szanton,"The Origin,Nature,and Challenges of Area 8 Studies in the United States," in David L.Szanton,ed.,The Politics of Knowledge:Area Studies and the Disciplin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2,p.10.

(17)Hossein Khosrowjah."A Brief History of Area Studies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rab Studies Quarterly,Vol.33,No.3/4,2011,pp.131-142.

(18)参见张杨：《我们需要什么样的区域国别研究——基于美国实践的省思》，《史学理论研究》2022年第2期，第11-18页。

(19)National Defense Act of 1958,http://federaleducationpolicy.wordpress.com/2011/06/03/national-defense-education-act-of-1958-2/[2022-10-02].

(20)The Fulbright-Hays Act,https://www2.ed.gov/about/offices/list/ope/iegps/fulbrighthatysact.pdf[2022-10-02].

(21)U.S.Department of State,Bureau of Intelligence and Research,External Research Division,"Area Study Programs in American Universities," 1959,p.1.

(22)有关耶鲁大学麦克米兰学院的具体做法，参见该学院网站详细介绍，https://macmillan.yale.edu/academic-programs[2022-10-04]。

(23)Bruce Cummings,Parallax Visions:Making Sense of American-East Asian Relations at the End of the Century,Duke University Press,1999.

(24)参见杨洁勉：《新时代中国区域国别学科建设的理论意义与学术治理》，《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4期，第6-7页。

(25)参见张蕴岭：《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是时代所需》，《中国社会科学报》2022年6月16日，第5版。

(26)参见赵可金：《区域国别学一级学科建设的必要性与布局》，《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25-27页。

(27)参见李巍：《区域国别学：一门大国独有的学科》，《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33-34页。

(28)参见陈岳：《区域国别学科的交叉与融合》，《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13页。

(29)参见戴长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区域国别学》，《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15-19页。

(30)参见江时学：《评中国学术界对区域国别研究和区域国别学的认知》，《拉丁美洲研究》2022年第2期，第25-27页。

(31)参见《罗林：高校区域国别研究的“有组织科研”实践与创新》，山大国际观察微信号，2022年10月4日，https://mp.weixin.qq.com/s/IBqqPf0KMQXH7vNF66F-9A[2022-10-04]。

(32)参见谢韬：《区域国别学：机遇与挑战》，《国际论坛》2022年第3期，第3-9页。

(33)参见秦亚青：《区域国别学知识体系的构成》，《国际论坛》2022年第6期，第2页。

(34)参见任晓：《今天我们如何开展区域国别研究》，《国际关系研究》2022年第4期，第3-16页。

(35)参见《张振江：刍议“区域国别研究”与“区域国别学”》，山大国际观察微信号，2022年9月26日，https://mp.weixin.qq.com/s/hYJL4FQr78hF1XqkDOKDMA[2022-10-04]。

(36)参见《丁纯：交叉学科下的欧洲(欧盟)学》，山大国际观察微信号，2022年10月6日，https://mp.weixin.qq.com/s/KYQ3_qNST2eohZVLFLfskQ[2022-10-04]。

(37)参见陈杰、骆雪娟：《作为交叉学科的区域国别学学科构建：反思与建议》，《外语学刊》2022年第4期，第118-127页。

(38)参见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28页。

(39)参见《刘鸿武：区域国别学与人类命运共同体建构》，浙师大非洲研究院微信号，2022年5月11日，https://mp.weixin.qq.com/s/BcqweIJb9RJ4j7sL8d1ptQ[2022-10-04]。

(40)参见王中忱：《怎样建立中国区域国别学的知识谱系？》，《学海》2022年第2期，第46-49页。

(41)参见孙江：《区域国别学发凡》，《学海》2022年第2期，第22-26页。

(42)参见梁占军：《构建区域国别学，世界现代史大有可为》，《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第8-12页。

(43)参见杨共乐：《构建中国特色“区域国别学”学科新体系》，《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第5页。

(44)参见李秉忠：《区域国别学的西方传统和中国路径》，《史学集刊》2022年第4期，第18-22页。

(45)参见龚浩群：《区域国别研究中的语言能力培养与人类学素养》，《亚非研究》2021年第1期，第105-119页。

(46)参见刘超：《美国区域研究的历史经验与发展脉络》，《学海》2022年第2期，第56-61页。

(47)参见钱乘旦：《以学科建设为纲推进我国区域国别研究》，《大学与学科》2021年第4期，第82-87页。

(48)参见周方银：《区域国别学科建设中的知识追求和学科建制》，《亚太安全与海洋研究》2022年第3期，第21-22页。

(49)参见教育部：《教育部办公厅关于做好2017年度国别和区域研究有关工作的通知》，教外厅函[2017]8号，http://www.moe.gov.cn/srcsite/A20/s7068/201703/t20170314_299521.html[2022-10-04]。

(50)参见清华大学国际与地区研究院网站，http://iias.tsinghua.edu.cn/academic-research/introduction-to-area-studies/[2022-10-04]。

(51)参见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2022年10月26日，第3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