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中军:张振鹍先生与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兼论近代史研究所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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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中军  

 

【内容提要】张振鹍先生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前辈学者。他和其他前辈学人一起,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先后出版《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等著作,运用“两半论”搭建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框架,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精深客观的学术研究是立于不败之地的根基,在新中国成立后的历次对外斗争中,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前辈学人一次次证明了这一基本道理。《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更是阐释学术与政治关系的典范之作。此外,张振鹍先生对不平等条约的重点关注和深度思考,为学界此后研究这一问题指明了方向。

【关键词】张振鹍 近代中外关系史 帝国主义侵华史 近代史研究所

 

张振鹍(1926.5—2022.12),河北正定人,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以下简称“近代史所”)近代中外关系史第一研究室主任、学术委员、硕士生导师、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兼任教授。张振鹍先生1949年毕业于中央大学(现南京大学)政治学系,1952年从北京大学政治学系研究生毕业,1953年进入近代史所,此后一直生活、工作在王府井大街东厂胡同1号(近代史所原址)。

张振鹍先生毕生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在搭建学科框架和解释若干重大历史议题上取得了卓越的学术成就。他作为主要成员先后参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2卷的撰写工作,与丁名楠、余绳武等先生一起搭建起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学术框架,为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做出了开创性贡献。改革开放后,张振鹍先生作为领衔人之一,主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的撰写和统稿工作,并亲笔写作其中若干重要章节。在抗日战争史的若干重要议题方面,张振鹍先生都有独到贡献,尤其针对抗战史研究中的错误观点和错误思潮敢于发出批评的声音,引导抗战史学科在客观科学的方向上前行。先生退休后仍在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研究、辛亥革命研究、中法战争资料编撰方面做出了突出贡献。

一、 帝国主义侵华史组与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框架的初步构建

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研究中国社会的性质,用于指导新民主主义革命。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用“阶级观点”解释中国革命和中国社会,形成了系统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理论(下称“两半论”)。“两半论”和“阶级观点”构成毛泽东思想的重要内容,也是马克思主义者观察和分析近代中国的基本理论框架。依据目前学界的通行断限,一般将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至1949年10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作为中国近代史研究的历史时空范围。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作为中国近代史的基础组成学科之一,其历史断限亦以此为准。近代史所成立于1950年5月1日,其前身可追溯至1938年成立的延安马列学院历史研究室。作为从延安走来的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史学研究机构,近代史所承担着运用“两半论”阐述近代中外关系史的时代重任。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面临国际帝国主义的巨大压力。美国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着手组建反华阵营。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把战火烧到鸭绿江边,中国被迫派遣人民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争期间严峻的国际环境下,史学界希望出版专著揭露近代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以此激发中国人民的战斗意志和爱国热情。当时,全国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热潮,撰写帝国主义侵华史体现了史学界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进行研究工作,坚持理论联系实际,从实际需要出发的工作方针。1953年是全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第一年,近代史所有组织的科研工作是从“一五”计划开始的。这一年,近代史所设立了4个研究组,第一组研究中国资产阶级,第二组研究辛亥革命,第三组研究帝国主义侵华,还设立一个通史组。帝国主义侵华史组的成立,标志着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方向的确立。

范文澜先生是撰写帝国主义侵华史的擘画者、组织者,“近代史所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研究课题是他确定的,写这样一部专著是他布置的,这个研究组是他建立的,第一批研究力量是他组织起来的”。可以认为,新中国成立后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框架的搭建始于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编写。1953年4月9日,刚入所的张振鹍先生正式加入帝国主义侵华史组。此时,邵循正任组长,干事起初是沈自敏,后由丁名楠担任,成员有余绳武、贾维诚、李明仁,共6人。后来,康右铭、周遂宁、潘汝暄等相继调入,成员最多时达9人。在编写帝国主义侵华史期间,李明仁去世,组内最后还有8人。

设立帝国主义侵华史组时,范老以“两半论”为基础,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曾有一段总结:近代中国是弱国,弱国无外交,“外交史应当就是帝国主义侵华史”。所谓“弱国无外交”,阐释的是近代中国百年外交的本质特征,亦一直为学界所论证。与之相伴生的观点是“弱国更需要外交”,强调的是要注重外交经验的总结,汲取历史上的外交教训。近代史所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从奠基之日起,便以这两点为基础,逐步扩展、深化。

1957年,《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编撰完成,1958年出版,这是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本公开出版的近代中外关系史专著。新中国成立之前的中国近代史研究,实际上以中外关系史为中心,关于侵华史、外患史、国难史、近代外交史的著作有130余部。当时的大学课程设置,往往将中国近代史与中国近代外交史合二为一。针对新中国之前的外交史研究,在第1卷的“弁言”中,课题组直陈,百余年来帝国主义与中国关系的历史,曾经受到外国资产阶级以及中国买办资产阶级历史学者的严重歪曲,他们撰写大量著作,“为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作辩护,力图掩饰帝国主义对中国实行侵略的实质”。因此,课题组的目的在于“站在中国人民的立场上,暴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事实,揭发帝国主义侵略的罪恶,力求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张振鹍先生赞誉该书摆脱了马士(Hosea Ballou Morse)、蒋廷黻等人的观点,“以新的观点阐述中外关系,为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搭建了一个框架”。张振鹍先生承担写作“中间的部分”,主要是中法战争至甲午战争之前,约占全书1/3。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的体例和框架,突破旧有中外关系史著作的限制,系统梳理和总结了列强对华的侵略以及通过不平等条约特权造成中国社会落后的历史事实。所述历史时期自1840年鸦片战争开始,至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止,共两编六章。第1卷的框架安排,体现了范老对近代中外关系本质的理解,反映了丁名楠、余绳武、张振鹍等著者结合近代中外关系史发展线索对毛泽东“两半论”的深思熟虑,是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论述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具体体现。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从理论上阐明,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到太平天国起义失败,是外国资本主义开始侵入中国的时期,“外国侵略者在中国的沿海、沿江地区积极扩展势力,并在协助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的罪恶活动中,与中国封建势力达成初步的结合”;鸦片战争的爆发,使外国资本主义势力侵入中国,“中国被迫走上半殖民地的道路”,自此以后,“外国侵略者与中华民族的矛盾成为中国社会生活中最根本的矛盾之一”。这些经典论述,为此后各类教科书沿用至今。

上述结论显然是基于“中国人民的立场”而做出的。旧有的外交史论著多关注清政府公行制度的腐败及排斥“近代化”,注重中国基于自身传统对外交往的“专制”以及“对外人的不平等”。对于清政府封建腐朽的专制统治,当然需要予以彻底的揭露和批判,但他们没有认识到,清政府对内对外施行的封建统治不应成为帝国主义发动侵华战争的借口,更不应成为列强获得在华治外法权和“片面最惠国待遇”的理由。《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共产党政治理念中的“两半论”以及“主要矛盾论”引入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抓住了鸦片战争以来中外关系史进程中的主要特征。

基于这一认识,张振鹍先生在第2编第1章提出了列强“合作侵华”的观点。他指出,太平天国被镇压后,列强“合作侵华”的政策导致了“我国边疆普遍危机的开始”,英国侵西北、西南,沙俄侵西北、东北,日本侵东南及台湾,法国侵越南及中国南部边境。他系统论述了“列强通过对中国各邻邦的侵略而开辟侵华道路”的历史,指出,“外国资本主义加紧侵略我国周边各国的重要目的之一,是从各个方向开辟侵略中国的途径”,“它们要使我国的各个邻国成为它们的殖民地,并以此为基地来窥伺我国的边境”。结合列宁的经典论述,张振鹍先生认为,“这样的侵略活动是正在向帝国主义阶段过渡的世界资本主义最后瓜分全世界的斗争的一部分,它对我国的四境造成了一天比一天更加严重的威胁”。

对中法战争,张振鹍先生认为,中法战争以清政府妥协而结束,“中国在这一次反侵略战争中,本来有可能取得最后胜利,只是由于清统治者的罪恶政策,胜利的成果才被葬送”。尽管如此,中国人民在这次正义战争中还是显示了自身的力量,在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下,法国的侵略要求“终究没有能够全部实现”。法国侵占越南,以越南为基地侵略我国西南各省的活动,进一步激起英日侵夺我国邻邦缅甸、朝鲜的野心。在中法谈判过程中,长期以来英法争夺我国西南的矛盾暴露无遗。英国对于战争的延续“益感焦虑”,希望通过调停结束战争,从而“使得法国在战场上没有得到的东西,通过赫德等人的活动,依旧送到它的手里”。

在论述日本吞并琉球时,张振鹍先生简明扼要地点出,日本吞并琉球是“从明治维新以来处心积虑地想要实现的侵略计划,也是它对琉球步步威逼的最后结局”,是“它在近代史上向外侵略的一个重要步骤,激起它进一步向亚洲大陆即朝鲜与中国直接侵略的野心”。对于清政府的反应,张振鹍先生的论述一针见血,称“清当局没有因此而与日本作战的决心”,“又不甘对日本在琉球的行动缄默不言,于是只有期待其他的解决办法”。对于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调停,张振鹍先生的论述堪称经典。他称,日本抛出的谈判方案,不但要通过所谓瓜分琉球以获得中国对其吞并行为的承认,而且要使其在中国获得与其他列强相同的地位,攫取充分的侵略特权,“把吞并琉球和侵略中国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

1958年12月3日,《人民日报》刊登署名柯安的《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书评。书评开篇即明确指出,“我们也不能忘记穷凶极恶的帝国主义近百年来在中国干下的滔天罪行”,“我们应该告诉广大人民和我们的下一代,我们的先辈为了缔造我们的事业是经过了怎样的困苦艰辛”,因此“对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历史作一番系统的叙述和分析,是完全必要的”。在肯定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必要性的同时,书评强调了梳理一个系统的帝国主义侵华的历史所面临的困难,“要从大量的材料中,从头绪纷繁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中,理出一个系统来”。书评肯定该书获得的成功,并将其归因于“作者能比较好地抓住中国近代史上帝国主义同中华民族之间、封建主义同人民大众之间的这个主要矛盾”。由于能抓住主要矛盾,“就能够通过史实来分析和论证帝国主义是怎样一步一步地把中国变为它的半殖民地和殖民地,它们是怎样地阻挠和摧残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又是怎样地同中国的封建统治阶级联合起来,绞杀中国的革命运动”。也正是由于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所以由此而产生其他各种矛盾,如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封建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也就比较容易分析和理解了”。

二、 改革开放后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卷刊出后,第2卷的编写一度搁置。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是,“有人指责这部书犯了方向性的严重错误,说它使我们自己脸上无光,断言解放了的中国人民需要的是‘扬眉吐气史’,而不是‘挨打受气史’”。因此,近代史所开展“整风补课”运动,解散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组。课题组解散后,近代史所为了加强“若干空白问题或薄弱环节的研究”,提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关系、中国资本主义与资产阶级发展、中俄文化关系、香港史及西藏史等研究方向,这成为1958—1962年研究所工作任务的主要内容之一。张振鹍先生虽然转入近代史组,参加刘大年先生主持的多卷本中国近代史的编写工作,但并没有放弃对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研究,其中包括当时鲜有人关注的帝国主义侵略中国领土西藏的历史。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党和国家开始逐步扭转“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混乱局面,推动经济建设和各项事业走上正轨。1977年3月,中共中央决定提前召开党的十一大,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改革开放的春风即将到来。在此背景下,1977年5月7日,中共中央批准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改名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所整建制改隶新成立的中国社会科学院。1978年8月,近代史所组建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第一室,重启《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的编写任务,参加者主要是丁名楠、张振鹍、赵明杰、金宗英、陶文钊、夏良才6人。第1卷的参加者中,仅丁名楠、张振鹍留了下来,人员变动很大。在近代史所科研规划中,预定“1978—1985年完成《帝国主义侵华史》后三卷的编写工作”,“每卷30万字上下”,“1980年完成第二卷(1895—1919)初稿;1985年前完成第三卷(1919—1937)、第四卷(1937—1949)”。通过这个科研规划,可以概见组建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第一室后,张振鹍先生等前辈学人尽快投入科研、尽快出成果的急迫心情。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的“前记”中写道:

我们仍然坚信,帮助我国人民了解过去帝国主义奴役和压迫中国的历史,对于提高认识,增强信心,懂得今天来之不易,使已往的历史不再重演,从而激发中国人民的爱国主义热情,投身到实现四化的洪流中去,把我们的伟大祖国建设成为现代化的、高度文明的、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强国,是能够起到一定的积极作用的。

对研究帝国主义侵华史积极作用的强调,反映了张振鹍等前辈学人对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未来发展的期待,即不必担心研究帝国主义侵华不利于中外人民友好关系的发展,“叙述几十年、百余年前真实的历史情况,只会加深外国人民对中国的理解”,“不仅不妨碍中外人民之间的友谊,而且是发展彼此间的平等互利、互相了解的一个重要的和必要的条件”。

1986年,《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张振鹍先生承担清末十年及民国初年相关章节的撰写工作。《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由三编六章组成,章节安排跨越辛亥革命,将旧民主主义革命作为一个完整的历史时期,直接写入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作为其开端。

第2卷的创新之处,在于揭示了帝国主义经济侵华的一面。帝国主义侵华,一般意义上讲,在甲午战前,更多体现在军事、政治方面;然而就历史事实而言,其在文化、经济方面的侵略采取了更为隐蔽的手段。曾有学者提出不能忽视“经济侵略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地位”。第1卷用6页左右的篇幅,分析了五口开放后外国资本主义对中国自然经济的破坏;第2卷用1/4左右的篇幅对列强在华掀起的瓜分狂潮、抢占路矿投资权、争夺对华贷款权进行详细论述,深化了第1卷的研究成果。第2卷的主要观点是,帝国主义侵华的一个特殊手段是“资本输出”。甲午战争失败后,清政府为了偿付赔款,大举借债,“帝国主义通过借款对中国的控制大大地加强了”。其中,“铁路借款和铁路修造是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一个重要内容”。第2卷的重要结论之一是,经过甲午战争,中国社会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泥坑,主要表现为帝国主义对华的政治、经济控制进一步加强。“垄断代替了自由竞争,金融资本成了决定各大国内外政策的支配势力,从而列强争夺世界霸权、分割和重新分割殖民地的斗争空前高涨起来”。类似这种对帝国主义侵略本质的认识,以及在不同阶段采取不同侵略方式、手段、策略的具体分析与理论概括,贯穿第2卷的始终,诸如“甲午战后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等精炼的提法亦沿用至今。

但也要指出的是,学界曾认为,两卷《帝国主义侵华史》对经济侵略的分析限于侵华史的框架和篇幅,更多注重财政投资和铁路投资,缺乏对企业投资和内河航行等方面的论述。以后见之明观之,第2卷依据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理论分析,对于经济侵略的论述已经有了精要说明,对于回应帝国主义进入最高阶段后的表现形式以及解释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已经有了足够的论据。

张振鹍先生是编写第2卷的主要参与者,其所承担的内容主要包括第3章第1、2节,第4章及第5章第1、2节。他坚持第1卷列强“合作侵华”的观点,指出“《辛丑和约》是帝国主义侵华史上一个新的里程碑”,条约的签字标志着列强的“联合达到了顶点”,为帝国主义侵华建立了新的基础。中英、中美、中日新商约的签订,是列强以《辛丑和约》为直接依据在华展开的利益争夺。张振鹍先生认为,新订立的商约“重要细密”,在形式上,“不象〔像〕载有割地、赔款等一类条目的政治条约那样引人注目,而且一部分条款还裹着互利的外衣,似乎并非不平等”,但在实质上,“这些商约无不具有浓厚的政治性,都是帝国主义垄断资产阶级剥削榨取中国民脂民膏的有效工具”。在新商约签字后,列强展开了对中国东北的争夺。俄国对中国东北的武装占领,“激化了两种矛盾”,一是“帝国主义俄国同中华民族的矛盾”,二是“帝俄与英、日、美等帝国主义的矛盾”。此时,俄国霸占中国领土,践踏中国主权,“成为《辛丑和约》签订后中华民族与帝国主义之间最突出的矛盾”。

在第3章第2节中,张振鹍先生对于日俄战争中清政府所谓“中立”的评价一针见血:“帝国主义还要清政府在日俄战争中保持中立,这种‘中立’具有另外的含义,即:自弃主权,消极无为,听任外国摆布,忍受战争蹂躏。”帝国主义列强为清政府规定了在这场战争中应当遵循的路线,其出发点是“要他们集中力量管住国内人民,防止像义和团运动那样的反帝斗争乘机再发,保护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此次战争,以中国的神圣领土为主要战场,给“我国的人民、土地和主权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破坏”,深刻影响了当时中国的社会生活和此后的历史发展。

在第4章,张振鹍先生高度提炼了1905年之后中国历史走向的两条基本线索,一是“资产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同盟会宣告成立,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二是“清廷派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清政府的‘新政’由此向‘预备立宪’发展”。日本此后致力于独占中国东三省南部的利权,建立相应的机构,把军事管制转变到“和平占有”的轨道上,“于是有南满铁路公司(南满洲铁道株式会社)和关东都督府的设置”。关东都督府和满铁,“构成了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地区直接进行侵略和掠夺的整套机器上的两个主轮”。

张振鹍先生重视国际银行团在帝国主义侵华活动中扮演的角色,他对国际银行团的演变以及其后帝国主义国家间的分化组合的论述,可谓精微独到,揭露了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新形式。国际金融资本在中国从激烈争夺到建立四国银行团的联合体,进而对华提供两笔巨额借款,这与帝国主义蚕食中国边疆,“是同一时期帝国主义侵华的两个主要方面”。经济掠夺与蚕食领土,“是这时列强在华争夺的基本内容”。张振鹍先生对国际银行团递变过程的阐释,“不仅详尽地论析了帝国主义之间的相互争夺与妥协勾结,揭示了列强在华势力的消长变化,而且更着重于说明银行团的活动对中国政局的操纵与影响”。

《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2卷的出版,为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不仅如此,两卷的写作过程,还反映了学界对如何恰当理解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态度。章开沅先生对这期间社会环境的变化有深刻的认识。他称:“曾有一段时间只允许把中国史写成‘反帝斗争史’,也就是‘扬眉吐气史’”。在改革开放后,强调中外人民的友好,如果揭露帝国主义侵华罪行,“在有些人心目中仿佛又成为一种带有政治性的忌讳”。这前后两种理解学术与政治关系的思路,事实上是一脉相承的,是错误的解读。历史学是一门独立的科学,有自己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只有在总体上保持自己的独立和特点,才能产生真正的学术效益与社会效益”,“如果从根本上排除了史学的独立与特点而奢谈所谓为政治服务,那就只能是对史学的损害,甚至可能产生打着史学旗号的伪科学”。他呼吁,真正的无产阶级政治不需要此种伪科学来为自己服务,如果“容许甚至提倡史学流于虚伪,那就不仅是对于史学的虐杀,而且也玷污了无产阶级政治的自身”。

从已经出版的两卷《帝国主义侵华史》看,“著者的态度是实事求是的,是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的,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精神的”。“许多风行一时的作品,现在是很难立足了,它却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此后,张振鹍先生等研究室同仁投入到更为紧迫的双边关系史等方面的研究中,相继推出日本侵华史、沙俄侵华史、中美关系史等经典著作。

三、 主持《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与投身抗日战争史研究

继作为主要力量参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2卷的编写工作后,张振鹍先生接着挑起撰写日本侵华史的重任。

20世纪70年代,日本经济开始腾飞。到80年代,日本已经成为经济大国,提出向政治大国迈进的口号。在此背景下,有一股势力试图否认、美化其侵略中国以及亚洲各国的历史。1982年,日本右翼在其国内挑起第一次教科书事件,日本文部省要求当年出版的一本教科书删除“侵略华北”之类的表述,用“进出”代替“侵略”。此种试图为军国主义开脱的行为,严重伤害了亚洲各国人民,特别是中国人民的感情,中国政府向日本政府提出强烈抗议。北京史学界为此召开座谈会,近代史所“考虑到这类事恐怕以后还会发生,与其零星地写文章揭露日本侵略,不如写一部完整的专著,全面系统地阐明日本的侵华历史”。同年,余绳武、郭冲布置了写作日本侵华史的任务,由中外关系史研究一室张振鹍、沈予负责。

日本侵华史的编写从启动到出版,历时10年。写作期间,获列国家“七五”规划重点课题,得到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的资助。1992年,由张振鹍、沈予主持编著的《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出版,全书共3编17章,59.7万字。为什么要将书名定为《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张振鹍先生指出,“日本侵华从19世纪70年代到1945年,共70多年,取其整数曰70年”。该书是继《帝国主义侵华史》前两卷后,又一部引领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发展的学术著作,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出版的第一部研究日本侵华史的学术专著。围绕“近代中日两国关系中日本的侵略与中国的反侵略斗争”,“系统叙述了日本侵华的全部过程”,“大量史实经过考核,基本论点确然不可移易”。在此之前,王芸生的《六十年来中国与日本》是阐释近代中日关系史的权威著作,《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写作于新中国,摆脱了“王书不可能摆脱旧中国的环境条件”,反映了抗战胜利后“四十年的情况和认识”。

张振鹍先生单独承担了引言与第1、3、4章的写作,与夏良才先生合写第2、5两章,与邵立新先生合写第12、13章的前3节,统稿全书第1至6章,第11章第3、4节,第12章至第17章。俞辛焞和祁建民两位学者对《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的分期安排给予高度评价。他们认为,以往对于日本侵华史的分期大致按事件来划分,因阶段多,所以不易区分各阶段的特点,而《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把70年中日关系史划分为三大阶段:奠定侵华基础、争夺霸权、武力征服及其最后失败,“从日本侵华史的全局着眼,将事件的内容与性质结合起来考虑,就使得该书更具理论性与概括性”。

基于笔者个人的学术理解,张振鹍先生在这部著作中的学术贡献主要包括(但并不限于)以下几个方面。

在引言中,张振鹍先生将中日两国的近代历史简练地概括为“相似的遭遇,不同的反应”,指出近代中日关系“不是在源远流长的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上发展过来的,而是在一种新形势下建立起来的”,这种新形势就是“欧美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和日本的侵略”。在第1章,他把1871年的《中日修好条规》作为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开端,认为这种开端是建立在双方对等的基础之上的。他明确指出,日本之所以要打开对华关系,并不仅是着眼于中日关系本身,而且还要借此为打开朝鲜关系做准备;日本因试图吞并琉球而引起中日交涉,其目的在于打破由《中日修好条规》建立起来的平等关系,达到对中国藩属利益的侵夺。张振鹍先生在书中的此种概括和点题,是在《帝国主义侵华史》写作过程中形成的开阔的学术视野和深厚的学术积累之上提出的。

辛亥革命后,日本试图取得中国问题的主导权,游说列强延迟承认中华民国。《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对日本此种意欲主导的行为进行了详细考证,对日本政府两次提出的倡议书均有深入剖析,并将其与美英的交涉、互动融入其中。该书虽然未将中方内部的讨论纳入线索之内,但已经对日本在承认中华民国问题上的角色做出了明确的结论。此后学界围绕日本角色的研究,丰富了细节,但于事实框架并未超出该书的论述范畴。学界目前已经明确,中国内部对于承认问题有自己的考虑,日本主导了列强对中华民国的延迟承认,美国虽然第一个表态要承认民国政府,但最早承认中华民国的是巴西。

袁世凯在中日关系中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出版前,学界一般认为袁世凯投靠日本,采取的是对日妥协的政策。张振鹍先生依据各方档案指出,袁与日本的关系一直是不好的,日本要倒袁,袁世凯投靠外国,但不是投靠日本,而是投靠英国;日本提出“二十一条”不是在袁世凯称帝时,而是在此之前,所以“认为袁世凯为称帝寻求外国支持,而同意二十一条的说法是不全面的”。至于日本发动第二次“满蒙”独立运动,“主要目的就是要推翻袁世凯,另找傀儡”。张振鹍先生认为币原外交是“不干涉主义”招牌下的侵略和干预,这一观点被认为“颇有新意”。至于北伐战争,以往研究认为帝国主义行动是一致的,没有指出日本与其他国家的区别。张振鹍先生认为,日本虽然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一样希望把北伐战争扼杀在摇篮中,但“与其他列强的策略是不一致的,而正是这种不一致才反映了帝国主义本质的一致性”。

东方会议与田中奏折是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问题,中日两国学者对于田中奏折的真伪存在争议。有了《帝国主义侵华史》的编写经验,张振鹍先生非常注重对外文档案的使用。他根据大量日本外务省的档案证明,东方会议的基调是“扭转币原在对华政策上的‘软弱外交’,采取‘积极政策’对华”;东方会议上,田中以“训示”形式提出的《对华政策纲领》就是东方会议的总结。学界认可张振鹍先生的这一论断,称“书中对于东方会议背景和内容的论述是恰当和全面的,克服了以往对东方会议研究的片面化倾向”。至于田中奏折,该书通过分析东方会议的内容,特别是会议日程,对两者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探讨。虽然对该问题仍未达成最后定论,但这些探讨显然是有益的。

对于九一八事变后国联调查团的研究,张振鹍先生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中,已经有了“视野全面”的分析和评价。张振鹍先生认为,李顿报告书是“奇特的、扭曲的、充满自相矛盾的文件”,报告的主旨是维护列强在华的共同利益,不承认日本在九一八事变后新取得的特权和利益,从这一点上可以说“对于牵制日本侵华是有积极意义的”。对于九一八事变后的国联外交,张振鹍先生指出,相较李顿报告书,国联大会通过的特别报告书是一种进步,日本退出国联说明了其在道义和外交上的失败。有学者认为,张振鹍先生的这一论断有两点重要意义:第一,说明国际社会主持正义的国家在增多,这是人类社会的进步,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得到国际正义势力的支持;第二,国民政府的外交努力取得了一点成果,通过外交途径,对日本的侵略也有一定程度的牵制作用。

张振鹍先生对中日关系的许多论述,迄今仍然是学界绕不过去的经典。他把近代日本的对华关系与欧美列强的对华关系相比较,从中概括出日本侵华的四个特点:一是起步晚,发展快,后来居上;二是侵略中国与侵略中国的邻国关系密切;三是以独占中国为根本目标,以割裂中国领土、分而治之为建立其霸权的基本形式;四是武力威胁和战争手段特别突出。具体到微观研究,他在《关于中国在台湾主权的一场严重斗争——1874年日本侵犯台湾之役再探讨》中,“抓出了日本侵台的根本之所在,对中日《北京专条》有了新的解读”。他认为,这场斗争的根本问题是台湾的主权问题,通过《北京专条》,双方明确:台湾为中国领土,而非无主之地,中国是该地的主人。日本从原来对中国在台主权的挑战中撤回,中国在整个台湾岛的主权得到澄清,各种谬论随之被驱散。

在《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的基础上,张振鹍先生曾集中精力研究中国抗日战争史,为抗日战争史的深入和发展贡献力量。在日本昭和天皇的战争责任问题上,张振鹍先生认为昭和天皇的《独白录》把发动战争的责任一概推给军部和政府,为自己进行辩解。《独白录》将对美关系视为日本对外关系的主线和核心,认为中国“不是一个与日本对等的主权国家”,“只是日本可以任意对待,主要是供其侵略的一个对象”,“对日本长期侵略中国没有流露出一点愧意、歉意或反省之意”。

在抗日战争研究的理论以及若干重大问题上,张振鹍先生都有卓越贡献。他尤其注意纠正学界一些不够严谨的学术观点,引领抗日战争史学科在科学规范的学术道路上发展。1995年,张振鹍先生曾呼吁不要再说抗战胜利是“惨胜”。针对2002年流行于中国台湾地区的《日中战争——“中国八年抗战”掩蔽的真相》一书为日本发动侵略战争开脱,把战争责任归咎于中国的错误观点,张振鹍先生著文反驳,批评其为“拙劣的诡辩”。在淞沪抗战的研究上,张振鹍先生认为,淞沪抗战对整个抗战影响极大,“国民政府并没有束手等待敌人进攻或单纯消极防守,而是在判定敌人必定要发动侵略时,赶在敌人前面,部署并且实施了主动进攻”。

张振鹍先生是抗日战争的亲历者,他还以亲身经历,论述了沦陷区青年学生投奔大后方的历史。青年学生进入大后方后,主要有三条去路,一是直接投身抗日战争;二是参加实际工作;三是继续求学。通过不同青年学生个体投奔大后方的案例,张振鹍先生指出,这些青年学生之所以一心要去大后方,每人都有一条、两条或更多条独特的原因,但根本的一条是痛恨日本侵略者。

1997年,刘大年、白介夫主编的《中国复兴枢纽——抗日战争的八年》出版,张振鹍先生位列三位副主编之一。刘大年先生在该书成稿后,请张振鹍先生仔细推敲,修改定稿。“这不是刘大年对他个人偏爱,而是对他在学术上把关信得过”,“看准了他的严谨细密的学风”。

四、 对不平等条约研究的思考及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新贡献

在参与编写《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等集体著作的过程中,张振鹍先生时刻关注学科前沿,深入思考中外关系史研究中的重大及热点问题,并为之做出重要贡献。其中,学界对不平等条约的数量及性质的重新认识及思考,实赖张振鹍先生的推动之功。

从学术层面而言,不平等条约是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基础性学术问题,几乎贯穿中国近代史的所有分支学科,其重要性不言而喻;就政治层面而言,不平等条约与近代中国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历程紧密相关,对当今中国政治的影响重大而深刻,对不平等条约的研究是有关边界、边疆问题的支柱性研究。近代中国的对外条约广泛而深刻地影响着近代中国的社会变迁,其造成的历史问题,有些甚至遗留至今,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对外关系影响深远。如此重大的学术课题值得学界系统研究和深入探讨。

张振鹍先生对不平等条约问题的关注始于20世纪60年代,在参与写作《帝国主义侵华史》及《日本侵华七十年史》的过程中,逐步形成一些基本的印象。他认为,“不平等条约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的侵略紧紧地联系在一起,要暴露帝国主义的侵略,就必须充分地暴露不平等条约”。不过,张振鹍先生同时也指出,“不平等条约是侵略,而侵略却不限于不平等条约”。他关于不平等条约的第一篇文章《论不平等条约》是1993年为庆祝王铁崖先生80大寿所作。文章写成后,王铁崖先生“没有提意见”“便发表了”。写作这篇文章的契机,据说是1990年纪念鸦片战争爆发150周年时,出现了1182个不平等条约的说法,复又引出1100多个、1000多个的版本,“以讹传讹、流传越来越广”,故而张振鹍先生“感到不平等条约问题实在该认真研究,该写文章好好说说这个问题了”。他认为,近代中国的不平等条约总数“大约有三四百个”,但学界“很难精确地定出不平等条约的数目”。后学在张振鹍先生的学术指引下,循此路径对不平等条约的数量尽力做了相对精确的统计,认为有343个。这一数字在张振鹍先生的预估范围之内,由此亦可见其学术洞察力。

《论不平等条约》一文,不仅从理论上阐明了研究不平等条约必须涉及的“条约”与“不平等”两个概念,而且从近代中国的历史发展线索出发,分析了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形成及发展。另外,这篇文章还开启了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研究的学术时代,一个融合国际法和近代史的跨学科研究的时代。

张振鹍先生提出,不平等条约顾名思义有两层含义:“条约”和“不平等”。对于条约,张振鹍先生严格引证条约法进行定义,称“条约是国家间或国家组成的组织间订立的在缔约各方之间创设法律权利和义务的契约型协定”。他结合近代中国历史的实际,继而指出“条约是国家与国家之间所缔结的书面协定,而代表国家的是中央政府,所以严格说来,凡不是由中国与有关国家各自的中央政府授权签订或批准的相互协议文件,都不能算作条约”。什么是不平等条约?张振鹍先生认为,“缔约一方出于强迫而另一方出于被迫,条约内容为一方所强加而对另一方不能反映其自由意志,其中的规定只使一方得利而对另一方有害或有损,相互间的权利、义务不对等”,“一方独得某种或某些权利或得到较多权利而不承担或少承担任务,另一方只承担或多承担义务而不能享受相应的权利,这就使缔约双方处于不平等的地位”,是为不平等条约。

依据上述标准,张振鹍先生梳理了近代中国不平等条约的发生和发展,指出“侵略与不平等条约结合为一体,不平等条约成为侵略的一个环节,其本身也就构成一种侵略”。他把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不平等条约形象地称为紧紧束缚中国的“密网”,《南京条约》、中美《望厦条约》、中法《黄埔条约》构成第一批不平等条约,使中国社会“从一个完全的封建社会走向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中俄、中美、中英、中法《天津条约》和中英、中法、中俄《北京条约》“极大地扩充了列强在华特权”,“使不平等条约初步形成一个体系”,“造成了中国同时遭受由海上和内陆相逼而来的钳形压迫的局势”。《马关条约》使日本“跻入了主要侵华列强的行列”,《辛丑和约》使不平等条约体系完整化,“标志着帝国主义在华半殖民地统治的确立”。他还称,不平等条约“大多具有‘母体性’”,不断派生出另外一些不平等条约,因此鸦片战争后“长达70多年的时间内,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为止,不平等条约一直有增无减,各种各样的不平等条约的密网越来越紧地把中国缠缚了起来”。

世界上有哪些国家同中国签订过不平等条约?对此问题,张振鹍先生提出,按时间顺序来说先后有:英、美、法、瑞典—挪威、俄、普、丹麦、荷兰、西班牙、比利时、意大利、奥地利、秘鲁、巴西、葡萄牙、日本、墨西哥、瑞士。“这18个国家就是全部在华不平等条约缔约国”。这一国别数量的提出,体现了当时学界对此问题的最新认知。

在不平等条约研究的基础上,张振鹍先生还提出废约史研究,并以“斗争与变化”为题,建议将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引入废约史研究。他称,中国人民反对不平等条约的斗争,可以说是随着不平等条约的出现与生俱来的,在第一批不平等条约出现后不久,社会上就有人对其弊害表示忧虑,并进行了抨击。张振鹍先生的这一建议大大拓宽了不平等条约研究的界限。

在参与《帝国主义侵华史》第1、2卷的编写过程中,张振鹍先生已经开始注意收集和整理中法战争的资料。从1999年至2006年,历时10年,张振鹍先生主编了《中国近代史料丛刊续编·中法战争》前5册,计8本、500万字。前5册出版后,时隔10年后,又于2017年出版了第6册(上、下)。该丛刊续编系中法战争史料的最新集成,作为国务院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小组的重点课题,张振鹍先生在编辑该丛刊时,坚持不重复收录已经编辑出版的史料,尤重翻译法国方面的档案史料,其中绝大部分为法国外交部、海军部藏中法战争原始档案。“该书的出版将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学者靠单方史料研究中法战争史的做法”。张振鹍先生以耄耋之龄主持编纂中法战争史料,这是他退休后为中外关系史研究做出的又一重大贡献。

辛亥革命史研究,是近代史所自成立以来便着重加强的研究方向。张振鹍先生在该领域展示了其研究中外关系史的优势,运用外文档案和基础性资料,详细探讨了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与法国之间的关系,以及中国海关外籍总税务司乘革命之机夺取海关税款保管权的全过程。所著《辛亥革命期间的孙中山与法国》与《辛亥革命与中国海关——海关税款保管权的转移及其意义》,为学界后学树立了榜样,也预示着中外关系史学科存在的巨大潜力。

张振鹍先生强烈建议要关注除英、美、俄、德、法、日这6强国之外的中外关系史,并身体力行地就中国和拉美关系史提出了他作为中外关系史学科前辈学人的观点,建议正确认识近代中国与拉美各国关系的性质。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上,他明确指出,中国进入世界与世界进入中国是同步的,自从鸦片战争外国资本主义侵入中国并凭借不平等条约压迫、剥削中国时起,中国就开始了一个沉沦或“滑坡”的过程:一步步沦为或滑入半殖民地,进而一步步加深半殖民地化。

对近代中外关系史的发展特点,张振鹍先生总结道:19世纪中期及后半叶进入中国并与中国签订条约的国家,全部订立了不平等条约,也就是全都参与了对中国的侵略,“差别只在于侵略的程度有深有浅,侵略的范围有大有小,侵略的时间有长有短,侵略的方式有硬有软”。“一个国家受到这么多国家的同时侵略,这在世界上是绝无仅有的”。近代中国与古代中国相区别的一个基本特征是:中国与世界发生了广泛的联系,这种联系日益紧密,以至达到不可分离的地步:中国成为全球性国际社会的一员,成了世界中的中国。

张振鹍先生总结其一生从事近代中外关系史研究的经验时指出,基础资料在历史研究中具有极端重要性,首先要重视基础资料。什么是基础资料,“一般就是反映史事全局或其重要环节最直接、准确而又充分的资料”,“是与研究课题关联最紧密的完整或切要的资料”,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原始资料、第一手资料。张振鹍先生认为,“基础资料是历史研究的基本立足点,历史研究第一需要的是基础资料”,但同时,非基础资料对于研究工作也是需要和必要的,两种资料之间“有主有次,相辅相成”。张振鹍先生还特别撰文,强调要重视书评,指出“书评是一种力量”,好的书评能够推进学术、净化学风,呼吁每一个献身学术事业的人都能投入到撰写书评的工作中。

结 语

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特色的近代中外关系史是近代史所最早组建的学科之一,也是最基础性的学科之一。在范文澜、刘大年先生的筹划下,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与其他学科一起,为近代史所和新中国的学术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章开沅先生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第2卷出版后,评价其堪称学科的奠基之作,不仅是具有较高水平的学术专著,而且也适合作为高校历史专业的教科书或主要参考书。汪敬虞先生认为,《帝国主义侵华史》是“中国第一部纪事周详、本末清晰、引证确凿、立论持平的帝国主义侵华的通史性著作”,“已经出版两卷,无论从哪一个方面看,都称得上是一部标准的著作,表现出高度的成熟性和稳定性,具有传世的生命力”。《日本侵华七十年史》《沙俄侵华史》,至今仍是各自领域不可逾越的经典。

张振鹍先生是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学科的前辈学者之一,以他们为代表的前辈学人,以精深的学术功底和宽广的学术视野,奠定了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学科在学界的地位,成为引领近代中外关系史发展的一面旗帜。《帝国主义侵华史》以其经典的学术研究,不但配合了国家对外政治斗争的需要,而且引领了学科的发展,为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树立了榜样。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的史学领域,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成为一个典范。《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七十年史》之所以成为阐释学术与政治关系的经典,其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对于“两半论”的运用与发展。以《帝国主义侵华史》为代表的外交史研究,从严谨的学术角度出发,基于近代以来中外关系的历史事实,以外交为线索,论证了“两半论”的不可移易。正如张振鹍先生所言:对现实的了解越多,越有助于理解历史;对历史的理解越深,越有助于认识现实。所以,研究历史与了解现实可相得益彰,不应偏废。

正如同时代的很多前辈学者一样,张振鹍先生将毕生大部分精力投身于集体课题的研究中,很多学术贡献都是以集体的名义出现,难以一一量化。他个人在帝国主义侵华史、日本侵华史领域中的学术贡献还体现在其他很多方面。在《帝国主义侵华史》的基础上,近代史所中外关系史研究室相继出版了《沙俄侵华史》(全4卷)、《中美关系史》《十九世纪的香港》《二十世纪的香港》《中国废除不平等条约的历程》《中葡关系史》《中法建交始末》等系列著作,蜚声中外。

东厂胡同外的王府井大街,行人匆匆、车来车往。每年7月,王府井大街北段的国槐花开花落,见证了新中国数代学人的成长。值得欣慰的是,在前辈学人努力下,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的近代中外关系史学科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来源:《抗日战争研究》2023年第2期,注释从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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