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晓晶: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为全球发展提供新动能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6 次 更新时间:2023-07-12 2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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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晓晶 (进入专栏)  

 

7月5日,“中国与世界: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国际研讨会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宣部部长李书磊出席并发表主旨演讲。与会中外嘉宾认为,习近平主席深刻把握世界各国紧密联系、全球命运休戚与共的发展大势,鲜明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顺应时代潮流和各国人民期待,产生广泛而深刻的国际影响。破解当今世界发展难题,需要汇聚国际社会各方智慧和力量,共同推进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迈出新步伐。本次研讨会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主办。来自国外政界、国际组织、社会科学领域知名专家学者等代表共约200余人与会。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国家金融与发展实验室主任张晓晶出席开幕式并在“重振全球发展进程”平行分论坛发表演讲。

 

当前数字技术革命方兴未艾,数字经济国际竞争日趋激烈,数字壁垒和数字鸿沟问题不断加剧,再加上数据安全以及通用人工智能对人类可能带来的潜在威胁,数字经济领域的国际合作变得愈发重要。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加强,将为全球发展提供新动能,增进全人类的福祉。我在这里与大家分享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研究,与本论坛主题“重振全球发展进程”是非常契合的。

我们的研究团队即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团队最近发布了全球数字经济发展的TIMG指数,从数字技术(Technology)、数字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数字市场(Market)和数字治理(Governance)四个维度来衡量数字经济发展水平。通过对全球106个经济体在2013-2021年期间的TIMG指数,我们对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现状有如下认识:

第一,数字经济国际合作主要由欧美国家所主导。欧盟国家拥有享受参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多重平台。许多欧盟国家可以依托全球或欧盟、OECD等区域性平台,积极推动多边或双边数字经济国际合作,参与国际数字合作数量在270-300之间。除欧盟之外,美国、英国是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主导国家,参与国际数字合作数量分别为105和75。此外,数字经济发展领先国家正在积极参与和尝试主导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截至2022年,日本、加拿大、澳大利亚、新加坡参与的国际数字合作数量均在35至40个左右。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2021年,中国TIMG指数虽然排名全球第8位,但中国参与和主导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数量仅为17个。

第二,中国积极推进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合作,建设“数字丝绸之路”。自2017年中国正式提出建设“数字丝绸之路”以来,中国持续加强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基于我们的研究,一方面,2017年以来,“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地区)的数字经济发展呈现加速发展态势,TIMG指数均值从2013年的43.98上升至2021年的58.16,并在2017年之后,TIMG指数均值开始超过样本内的非“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另一方面,从与中国建立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国家特征来看,在2021年,除了中国和新加坡的全球数字经济TIMG指数排名较为靠前之外,其他国家(地区)的全球数字经济TIMG指数排名都居于全球中等偏后位置;从细分指标来看,与中国建立数字经济国际合作的国家在数字技术、数字基础设施、数字市场和数字治理等方面都有非常大的提升空间。

今年四月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旗舰报告中提出要警惕金融碎片化,而我们的研究也表明,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正在出现类似的倾向,即区域化、碎片化、“朋友圈”化,这对于全球拥抱数字技术革命、应对数字经济所带来的风险挑战,都会产生不利影响。习近平主席强调,“全球数字经济是开放和紧密相连的整体,合作共赢是唯一正道,封闭排他、对立分裂只会走进死胡同”。为此,我想就加强全球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提出几点建议。

第一,世界各国应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与国际合作。依托联合国、G20、亚太经合组织等多边平台共同构建数字经济合作框架,确立数字经济发展与治理的基本原则和理念,特别注重在数字鸿沟、跨境要素流动、数字经贸、数据安全等方面的数字经济治理合作。

第二,冲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数字合作中的壁垒。一方面,鼓励不同数字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开展跨梯度跨维度的国际合作,使得国家间的数字市场、数字技术等比较优势得以互补,促进数字红利的共享。另一方面,共同建立符合大多数国家利益的更加公平合理的数字经济国际合作新模式和新机制,积极推进《数字经济伙伴关系协定》(DEPA)等新型数字经济国际合作。

第三,中国将加快数字经济领域的高水平、制度型开放。积极把握数字全球化趋势,为数字经贸往来、跨境数据流动、隐私安全保护等建立健全制度安排,加强国内外数字经济标准和规则的衔接,将数字经济国际合作领域从技术、基础设施等拓展至规则合作、制度合作等领域。

最后,人工智能时代更需要全球紧密合作。通用人工智能及数字技术带来“时代之变”,既可能促进生产率的大幅提高,也可能带来大规模的破坏。工业革命建立在增强或替代人类体力基础上,人工智能则在于增强或替代人类的认知能力。工业革命以来的全球化分工体系奉行市场原则、效率原则,近来又加上了安全考量;人工智能及数字革命所带来的效率和认知能力方面的冲击,不仅会重塑全球分工体系,更会关系到价值、安全、意识形态等诸多方面,无疑要比工业革命带来的冲击更具有颠覆性。因此,促进数字向善、人工智能向善,需要全球范围更加紧密的合作,从而为人类创造一个更加美好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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