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进步向来是历史研究的一大难题。且不说中外思想史上对历史有无进步一直有不同的看法和激烈的争论，就是认可历史进步的理论，在其分析和理解上也是歧义重重。尤其在今天后现代主义和各种历史虚无主义的冲击之下，历史进步问题又一次陷入困境。如何看待历史进步？如何对历史进步进行评价？这是历史研究和唯物史观研究必须认真面对的重要问题。为此，有必要重视马克思有关历史进步的基本观点和方法论，以深化问题的研究。
一
说到历史进步，肯定要涉及评价。因为进步与否，总是跟人们的看法和判断有关；而且，历史进步与经济发展不同，很难用一个纯粹的量化指标来衡量，它涉及到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因而需要对整个社会发展状况加以总体评估。马尔库塞就认为：“‘进步’不是个中性词；它向科学的目标前进，而这些目标是由改善人类状况的可能性来规定的。发达工业社会正接近于这样一个阶段，延续的进步要求彻底扭转和推翻现行进步方式和方向。”[[1]]既然进步不是一个中性词，那就必然要求进行合理评价。评价当然是多方面的，但从大的方面来看，主要涉及这么两种：一是历史评价，一是价值评价；相应地，评价的尺度也必然是这么两类：一类是历史尺度，一类是价值尺度。
所谓历史尺度，主要是着眼于社会历史发展的客观规律，以能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文明水平的提高为标尺，对历史发展加以评价。所谓价值尺度，又称道德尺度，主要是着眼于历史发展现实对于人的存在和发展的意义，以一定的道德准则和主体性原则为标尺，对历史发展进行评价。可以看出，前者属于客体尺度，后者属于主体尺度。
在对历史发展的评价上，上述两种尺度的关系是非常复杂的。在实际评价过程中，常常看到这样的情况：要么是把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混为一谈，最后所作的评价似是而非；要么是把这两种尺度截然分开，最后所得出的结论是各执一端。这两种倾向都不利于历史发展的正确评价。如何看待这两种尺度的关系？从马克思的的基本立场、观点来看，应当从这样两个方面来理解和把握：一方面，就历史发展长过程和总的趋势而言，两种尺度是一致的。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和整个社会的发展，人也在趋向全面发展；生产力水平的不断提高，同时意味着社会文明程度的提高。因此，用历史尺度所作的评价与用价值尺度所作的评价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另一方面，就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和针对的特定问题来说，两种尺度又可能存在着某种不一致。在某一条件下和视域中来观察和评价某一历史现象、历史事件或某一历史发展阶段时，从历史尺度所得出的结论与从价值尺度所得出的结论往往会呈矛盾状态，即从历史尺度看可能是合理的，从价值尺度看可能是不合理的，反之亦然。
既然历史评价与价值评价有时是冲突的，那么，在冲突的情况下，究竟如何看待和评价历史进步呢？从马克思的观点看来，历史评价始终是首要的，价值评价则是第二位的。因为人类的历史首先是生产方式发展的历史，历史的进步首先表现为生产方式的进步。看一种社会发展是否进步，关键是看它是否有利于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社会总体文明水平的提高。离开了这一基本准则，仅从某种价值观念和道德理想来评判，只能对历史进步作出抽象的乃至随意性的解释。而且，特别需要注意的是，即便是价值评价本身，最后也有一个历史性的问题，即从历史上看，所坚持的究竟是何种价值？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价值究竟反映和代表的是进步的力量和趋势，还是腐朽的力量和趋势？这样一来，价值评价又得回到历史评价上来。我们知道，在马克思之前，资产阶级学者在研究人类社会历史发展时，一般都以抽象的人性为根据，用人道主义的价值尺度来评价历史。应当说，相对于中世纪以神为中心和用神的意志来解释历史发展的神学史观来说，以人和人性为出发点来解释和衡量历史，这确实是一个重大的理论进步。但用抽象的人性作为评价人类社会历史的根本尺度，其本身又包含着不可克服的内在矛盾：一方面，不变的人性怎么能够成为历史发展的原因并作为评判历史的永恒标准？另一方面，如果人性也是变化的，其变化的原因和根据又是什么？可见，借助于抽象的人性来探求历史发展，而将历史本身的发展排斥在视野之外，其结果必然是陷入理论困境而无从回答任何实际问题。诚如恩格斯所说：人道、自由、平等、博爱、独立“这些字眼固然很好听，但在历史和政治问题上却什么也证明不了”。[[2]]
在马克思看来，人性固然是存在的，但却不是固定不变的，现实的人性以及相应的道德原则总是由一切具体的、历史的条件所决定，并随这些条件的变化而发展变化的。所以，人性和道德原则只能从人类历史的发展中得到深刻说明；只有阐明历史发展规律并将其作为基本的尺度，才能正确说明价值尺度并将其放到应有的位置上。在《哲学的贫困》中，马克思就曾针对蒲鲁东用抽象的公正、正义、平等观念作为衡量历史的尺度和要求历史符合永恒不变的人性的错误观点作过尖锐的批评，并由此说明了历史与人性、历史与道德的内在联系，提出了“整个历史也无非是人类本性的不断改变而已”[[3]]的著名论断。之后，在《道德化的批判和批判化的道德》一文中，马克思进一步发挥了《哲学的贫困》中的基本思想。针对海因岑把历史和道德对立起来进而用道德来评判历史的观点，马克思对历史评价问题作了正面的阐述，认为历史本身表现为一个不断发展的、前后相继的阶段序列，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有其与之相应的道德观念和价值观念，历史的发展必然引起道德价值观念的发展变化；道德的内容和标准不同，评价自然会不同。所以，价值尺度最后服从于历史尺度。据此，马克思把海因岑看作是“道德高尚的庸人”，指出他用公平的道德尺度来评价和寻求资本主义社会矛盾解决的做法只能是不切实际的空谈，认为他把发展说成是道德上的背弃不过是庸人之见：“背弃！批判化的庸人可以丝毫不懂这个词的含义而用这个词来辱骂任何一种发展；他可以郑重其事地把自己无发展能力的发育不全相反地说成是道德上的十全十美。例如各国人民的宗教幻想把无罪的时代、黄金时代列在史前时期（当时还根本没有任何历史发展，因此也没有任何否定、任何背弃），从而辱骂了整个历史。”[[4]]固守一种陈旧的道德标准来衡量历史，实际上不是在真正客观地看待历史，而是执着地对过时的社会关系和价值观念的维护。
当然，坚持价值尺度应当服从历史尺度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要轻视以至排斥价值尺度，而是旨在阐明两种尺度在历史评价中的地位及其相互关系。谈及历史进步，无论如何不能回避价值评价，关键是要合理地对待价值评价并正确处理好两种评价之间的关系。就实际情况来看，两种评价并不是彼此分离的，而是互为前提、互相贯通的。一方面，只有尊重历史，达到对社会发展规律的真理性认识，才能透彻地懂得什么是正确的价值取向，从而确立合理的价值标准和道德观念。另一方面，只有坚持正确的价值观，一切从社会历史的主体即人民群众的利益出发，从合理的理想追求和价值追求出发，才能排除偏见，尊重客观事实和历史规律，对历史发展作出正确的把握和客观的评价。所以，尊重历史与尊重人民群众利益、追求人类解放是内在一致的。
二
如果说上述看法还属于一般分析的话，那么，马克思对有关具体事件和问题的考察和评价，则为我们理解历史进步的评价问题提供了更为清楚而深刻的说明。在这里，认真领悟和理解马克思对经济学史上西斯蒙第和李嘉图关于资本主义生产争论的有关看法，或许对理解和把握历史进步问题是有益的。
李嘉图作为英国工业革命时期的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坚定地站在工业资产阶级的立场上，竭力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相信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唯一可能的、绝对进步的自然形式。为此，他特别关心生产力的发展，用马克思的话来说，就是“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5]]按照李嘉图的看法，资本家在发展生产时，虽然追求的是个人利益即利润，可是利润又是为了积累，为了发展生产力，而生产力的发展则促进了社会财富的增加，从而满足了人们的需要。因此，资本家的利润是同生产力发展的利益、同整个人类社会的利益是一致的。李嘉图公开为资本家获得尽可能多的利润辩护，认为任何阻碍利润提高和生产力发展的力量都是必须坚决反对的。这样一来，李嘉图完全是以生产的增长作为社会进步的基本标准。
与李嘉图的客观主义立场相反，西斯蒙第所持的是一种带有感伤主义的人道主义立场。不像斯密和李嘉图那样只将经济学视为个人“发财致富”的只关心物的科学，西斯蒙第提出经济学应该是以人为中心的“为人类谋利益的理论”。不过，在西斯蒙第眼里，斯密与李嘉图还是有区别的。如果说，斯密的理论还多少有点人情味（道德情操和经济人），而李嘉图的理论则完全变成了一种“抽象”的理论。西斯蒙第特别批评李嘉图，“他根本不考虑人的问题，他只说这门科学的目的就是无限制地增加财富”。[[6]]李嘉图“把人遗忘了，而财富正是属于人而且为人所享受的”。[[7]]西斯蒙第认为，人的消费是经济生活的目的，生产不过是满足消费的物质手段，分配则是生产与消费之间的中介。因而消费决定生产便是其基本结论。显然，相对于李嘉图那种为生产而生产的客观主义立场来说，西斯蒙第的出发点是人类主体的消费。正是由这样的理论出发点出发，西斯蒙第的经济学和社会理论体现出这样一些明显的特征：一是对资本主义生产反主体性的强烈批判，二是对工业主义的强烈反对，三是对自由放任政策的强烈抵制。
对于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究竟怎么看？在其基本倾向上，马克思比较认同的是李嘉图的观点。这样的认同主要是建立在对社会历史发展深刻理解和把握的基础之上，而不是从感伤的、浪漫主义的情调出发的。面对历史尺度与价值尺度的尖锐冲突，马克思还是从唯物史观的基本立场出发，坚持后者服从前者的观点，以深刻的历史观来审视和分析问题。
马克思认为，“李嘉图把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看作最有利于生产、最有利于创造财富的生产方式，对于他那个时代来说，李嘉图是完全正确的。他希望为生产而生产，这是正确的。如果像李嘉图的感伤主义的反对者们那样，断言生产本身不是目的本身，那就是忘记了，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如果像西斯蒙第那样，把个人的福利同这个目的对立起来，那就是主张，为了保证个人的福利，全人类的发展应该受到阻碍。”[[8]]其实，人的“类”发展与个体发展固然存在一定的矛盾，但就其总体发展来说，二者并不是截然对立的，而是在矛盾中不断走向统一的。因为“‘人’类的才能的这种发展，虽然在开始时要靠牺牲多数的个人，甚至靠牺牲整个阶级，但最终会克服这种对抗，而同每个个人的发展相一致；因此，个性的比较高度的发展，只有以牺牲个人的历史过程为代价。至于这种感化议论的徒劳，那就不用说了，因为在人类，也像在动植物界一样，种族的利益总是要靠牺牲个体的利益来为自己开辟道路的，其所以会如此，是因为种族的利益同特殊个体的利益相一致”。[[9]]因此，马克思认为，李嘉图的“毫无顾忌”是“科学上的诚实”。[[10]]这种诚实就反映在其基本观点是符合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客观要求的，是符合人类进步方向的。迷恋于小生产者的利益和抽象的伦理要求，只能是阻碍历史进步的步伐。在这里，马克思并不是要维护工业资产阶级的利益，也不是要放弃进步观上的价值审视，而是站在历史观的高度，对社会发展给以理性的把握，并将不同的评价标准放到合理的位置上。
事实上，当马克思在肯定李嘉图为生产而生产的基本观点时，也始终没有离开价值角度的审视。所谓“为生产而生产无非就是发展人类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类天性的财富这种目的本身”。这就是说，生产力发展本身就包含着人的因素的发展；生产力尺度就内含着价值论的意蕴。以往的经济学家在谈及生产力时，总是把它理解为经济发展的一种量的增长，理解为满足人类生存和发展需要的一种手段，或者是一定的技术水平和生产工具水平，而从未突出人在生产力系统中的主体地位。马克思在生产力问题上所作的思想变革，就在于第一次把生产力与人的本质力量联系起来，认为生产力的发展就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生产力和社会关系——这二者是社会的个人发展的不同方面”，“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11]]所以，生产力的发展决不是外在于人的单纯的物的增长，而是人的生命活动的积极展现，是人的潜能、个体、价值的发挥和发展。坚持生产力尺度决不是要排斥价值尺度或人的尺度。纯粹的生产主义并不是马克思的主张。马克思虽然赞同李嘉图，但又与李嘉图的生产主义有质的区别：他讲的生产是和人的解放与发展连在一起的，是和“人类天性的财富”的创造与积累连在一起的。因而发展这样的生产力也就是发展人自身。
三
谈到对历史进步的理解和评价，常常涉及到对“崇高”与“鄙俗”的认识。按照一般的理解，进步总是与崇高联系在一起的，是逐渐摆脱鄙俗而趋向崇高的，因而崇高既是一种境界，又是一种追求。无视崇高的进步，决不是一种真正的进步。但何谓“崇高”？这不是一种诗意中的崇高，而是历史中的崇高。作为历史中的崇高，它必然有其具体的历史内涵和价值意蕴，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历史条件下需要有不同的理解。相应地，对于何谓历史进步也要作出具体的阐释，不能拿抽象的“崇高”来简单地评价历史。马克思当年就面对过这样的难题，并且从中阐发了独特的历史进步观。在《1857——1858年经济学手稿》中，马克思在谈到历史发展中的“目的”问题时曾经指出：古代的观点和现代世界相比，无疑“显得崇高得多”[[12]]，因为根据古代的观点，人，不管是处在怎样狭隘的民族的、宗教的、政治的规定上，毕竟始终表现为生产的目的，而在现代世界，情况恰好相反，生产表现为人的目的，财富则表现为生产的目的。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人的内在本质的充分发挥表现为自身的完全空虚，普遍的物化过程表现为全面的异化过程，一切行为的目的表现为为了某种纯粹外在目的而牺牲自己的目的本身。就此而言，古代世界确实显得崇高，现代世界明显流于鄙俗。但是，如果不是这样表面地、抽象地看，而是放到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来考察的话，崇高与鄙俗就需要作新的理解了。“事实上，如果抛掉狭隘的资产阶级形式，那么，财富岂不正是在普遍交换中造成的个人的需要、才能、享用、生产力等等的普遍性吗？财富岂不正是人对自然力——既是通常所谓的‘自然’力，又是人本身的自然力——统治的充分发展吗？财富岂不正是人的创造天赋的绝对发挥吗？这种发挥，除了先前的历史发展之外没有任何其他前提，而先前的历史发展使这种全面的发展，即不以旧有的尺度来衡量的人类全部力量的全面发展成为目的本身。”[[13]]所以，同样是崇高与鄙俗，古代的理解与现代的理解截然不同，“古代世界提供了从局限的观点来看的满足，而现代则不给予满足；凡是现代以自我满足而出现的地方，它就是鄙俗的”。[[14]]用一种怀旧的、感伤的“崇高”观点来看待历史发展，必然会产生一种似是而非的评价，甚至对历史发展作出严重的误导。因此，要合理地把握历史进步，必须对崇高与鄙俗加以深刻的、全面的理解，自觉以一种健康的崇高观来引导历史发展。马克思观照历史进步的这种方法论，对于我们今天考察社会进步问题也是非常重要的。
注释：
[[1]] 马尔库塞：《单面人》，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13页。
[[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325页。
[[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174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第329页。
[[5]]《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页。
[[6]]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79页。
[[7]]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第47页。
[[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页。
[[9]]《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4－125页。
[[10]]《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Ⅱ，第125页。
[[1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下，第219、222页。
[[1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13]]《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6页。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第487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