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多年来，人们都只看到了蔡元培先生对开创新北大的贡献，却忽视了蔡元培对培养、创造鲁迅的伟大贡献。如果说当年蔡元培把鲁迅从绍兴召到教育部任佥事、科长，是培养鲁迅的第一步，那么1917年元月蔡元培数顾茅庐请陈独秀进北大，则更是创造鲁迅精神的关键之举。

“当蔡元培与汤尔和‘商及文科学长人选一事，汤即推荐陈独秀’，并将十余本《新青年》交与蔡。”曾和陈独秀1905年在上海加入爱国协社、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的蔡元培，此时“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陈独秀任文科学长（月薪300元），并立即去旅馆拜访陈独秀（当时陈恰好到北京）。

“那时，陈独秀白天四出活动，晚间看戏，睡得晚，起得迟。‘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个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任建树《陈独秀传》P127）这真是令人感动的现代三顾茅庐。如果论资排辈的话，蔡元培是清末二甲进士出身的翰林，且精通外文西学，曾任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教育总长，算得一位部级学者，而陈独秀，只是普通秀才出身，虽然办《新青年》暴得大名，在老学究们眼里，仍然只是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秀才，谈不上多少学问。但蔡元培却不但看到陈独秀办《新青年》的才智奇勇，还挖掘出了陈独秀深通训诂音韵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如此苦心全面评价陈独秀，又以三顾茅庐之诚意，才终于把陈独秀及《新青年》请进了北大。以陈独秀那样“我愿意说极正确的话，也愿意说极错误的话，绝对不愿说不错又不对的话”的豪放不羁的性格，如果蔡元培不是那样礼贤下士，稍摆资格架子，很可能陈独秀就坚决不进北大当教授，宁当一个《新青年》主撰。但是蔡元培先生深知仲甫之性情，其兼容并包之北大精神也真正能包容陈独秀。

蔡元培可以把鲁迅调到京城，让其作好一些文化革命的准备，但真正要把鲁迅精神碰撞出来，还要靠《新青年》的同人们，要靠《新青年》。蔡元培可以容纳、组织《新青年》，但要催生新的文化先锋，还要靠陈独秀、胡适等人与鲁迅展开棒喝。

1933年，鲁迅在写作《我怎么做起小说来》时，明知陈独秀已被中共中央开除出党，称为“托派首领”，但鲁迅仍然念念不忘《新青年》编辑一遍又一遍催他做小说，“一回一回地来催，催几回，我就做一篇，这里我必得纪念陈独秀先生，他

是催我做小说最勤力的一个。”（《鲁迅全集》第4卷第393页）须知，一个伟大的鲁迅，就是这样给催出来的。有“北大精神”，才有陈独秀与鲁迅密切碰撞之缘分呵。

鲁迅之杂感的基础，是鲁迅小说。鲁迅后来不写小说了，大约觉得小说要费那么多文字曲折表现的思想，不如做成直截了当的杂文来尽快让人明白。在社会极其黑暗的年代，人们最需要的是明快的“投枪与匕首”。

1925年12月13日，鲁迅为庆祝北大27周年，应北大学生会要求，写了《我观北大》，明确宣布他“就是北大派！”──

因为北大学生会的紧急征发，我于是总得对于本校的二十七周年纪念来说几句话。

据一位教授的名论，则“教一两点钟的讲师”是不配与闻校事的，而我正是教一点钟的讲师。但这些名论，只好请恕我置之不理；━━如其不恕，那么，也就算了，人那里顾得这些事。

我向来也不专以北大教员自居，因为另外还与几个学校有关系。然而不知怎的，━━也许是含有神妙的用意的罢，今年忽而颇有些人指我为北大派。我虽然不知道北大可真有特别的派，但也就以此自居了。北大派么？就是北大派！怎么样呢？

　　……

我觉得北大也并不坏。如果真有所谓派，那么，被派进这派里去，也还是也就算了。理由在下面：

既然是二十七周年，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但我并民国初年的情形也不知道。惟据近七八年的事实看来，第一，北大是常为新的，改进的运动的先锋，要使中国向着好的，往上的道路走。虽然很中了许多暗箭，背了许多谣言；教

授和学生也都逐年地有些改换了，而那向上的精神还是始终一贯，不见得弛懈。自然，偶尔也免不了有些很想勒转马头的，可是这也无伤大体，“万众一心”，原不过是书本子上的冠冕话。

第二，北大是常与黑暗势力抗战的，即使只有自己。自从章士钊提了“整顿学风”的招牌来“作之师”，并且分送金款以来，北大却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待遇。现在章士钊虽然还伏在暗地里做总长，本相却已显露了；而北大的校格也就

愈明白。那时固然也曾显出一角灰色，但其无伤大体，也和第一条所说相同。

我不是公论家，有上帝一般决算功过的能力。仅据我所感得的说，则北大究竟还是活的，而且还在生长的。凡活的而且在生长者，总有着希望的前途。（《鲁迅全集.三卷p156）

从鲁迅的几段自白中可以毫无疑义地说，没有《新青年》，就没有鲁迅小说，没有鲁迅小说，也就不会有鲁迅杂文（《新青年》看中鲁迅，首先是他的小说，而不是杂文），而没有蔡元培，就不会有新北大，没有北大精神，就难有及时创造出

鲁迅的《新青年》同人。由是观之，“北大精神”锻造了鲁迅精神，鲁迅源于北大（鲁迅不仅是北大的讲师，更是北大的弟子与产品），这当是一个可以成立、可以继续研究的博士论文命题。

3.

明白了鲁迅与蔡元培的关系，明白了鲁迅与陈独秀的交往，明白了鲁迅与《新青年》的缘分，也就明白了鲁迅精神与“北大精神”的深刻渊源，从而也可以回答：为什么新中国50年来再也无法产生鲁迅。

为什么今日无鲁迅？一言以蔽之，今日已无70年前的北大与北大精神。既无今日之“蔡元培”，亦无今日之“《新青年》”。是的，北大至今还在，不但还在，而且地盘扩大了，房子修多了，师生也成倍地增加了，甚至，政府当局对北大的重视也超过了历代执政者。1998年5月4日，中国最高领导人全体出席在人民大会堂隆重召开的北大百年校庆纪念大会。

但是，这一切表面的繁荣、表面的尊重，掩盖不了“北大精神”的惨遭遗忘和忽视。

“北大精神”被刻意遗忘、篡改是有目共睹的。遗忘和篡改首先从北大的校庆日开始。本来，北大前身是1898年12月17创办的京师大学堂，北大前50年，校庆日始终是每年的12月17日。但是1949年以后，北大的校庆日却遵“天子”之命定为 5月4日。“五四”运动固然是北大发起的，“五四”固然有科学、民主之口号， 但校庆之日，并不以一个学校办大活动之日为转移，“校庆”就是建校之日，这是天下公理。其次，“五四”运动、五四精神只是北大精神的一部分，是北大“兼容并

包”所产生的一个新文化革命运动。它是流不是源，是末不是本。要纪念北大，还是要按建校之日（连鲁迅都说北大“则本校的萌芽，自然是发于前清的”），可以按京师大学堂的建校日，亦可变通为按蔡元培改造新北大，到北大上任之日始计，但决不能以北大的一个活动日“五四”来定。“北大精神”的本源既是“兼容并包”的自由民主思想，又何须以一个“五四”运动来以偏概全呢？

五十年来，没有人敢于正式为北大校庆日正名，因为人都知道，北大校庆日并非只是一个校庆日问题，它的实质是阉割与恢复北大精神之争。在权势的威慑下，没有人来公开呼吁重新按照真正的兼容并包之北大精神来纪念北大，连北大百年纪

念大会上竟然也以科技小绩替代北大精神。说不出北大今日兼容并包了什么思想主义，允许了多少不同学术、不同思想并存讨论，又谈何北大精神与北大纪念呢？

没有真正的北大精神，自然不会有《新青年》之类的新文化杂志，自然不会有陈独秀之类的新文化号手，也就自然不会有真正的鲁迅与鲁迅精神了。

北大精神是鲁迅精神的生态环境，好比阳光空气和水之于人，当“北大精神”遭阉割篡改，鲁迅精神也就异化为“左联鲁迅”，只剩“新基调”之类了。

“北大精神”从诞生之日起，就一直是在权势的压制中曲折生长。《鲁迅全集》第三卷注释说（p159）：

“彭允彝一九二三年他任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时，北京大学为了反对他，曾一度与教育部脱离关系。一九二五年八月，北京大学又因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也宣言反对他担任教育总长，与教育部脱离关系。“还是给他一个依照彭允彝的

待遇”。章士钊当时一再压迫北京大学，当北大宣布脱离教育部后，《甲寅》周刊即散布解散北大的谣言，进行威胁；一九二五年九月五日，段祺瑞政府内阁会议决定，停发北大经费。”但是当年的北大精神，终于没有被压倒。“北大到二十八周年而仍不为章士钊者流所谋害”（鲁迅语）。

今天，如果我们想要真正的自由鲁迅精神，那么先从恢复不屈的“北大精神”着手吧。

但愿能以恢复北大真正的校庆日，在1998年12月17日再举行一次北大百年纪念活动开始，迈出我们恢复“北大精神”的第一步！

中华读书报深圳记者站　　朱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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