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一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是判断该国对世界秩序的态度和与世界秩序关系的重要视角。意象差距的性质、程度和变动趋势可以通过考察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内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加以判断。1949年以来，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总体发展轨迹是，其性质趋于易调和，程度趋于降低，变动趋势趋于平缓和缩小化。中国相应地由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和革命者转变为批评者和利用者，并进一步转变为支持者和塑造者。因此，就与世界秩序的关系而言，今天的中国已不再是修正国，而是准现状国。

「关键词」世界秩序；意象；意象差距；修正国；现状国

「作者简介」潘忠岐，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副教授。（上海邮编：200433）

自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发展和综合国力取得显著成绩以来，国际社会便开始关注中国的发展取向问题，诸如中国是否会对现有世界秩序构成威胁、中国是现状国还是修正国、中国能否被现行国际体系所容纳等，一直是国内外学者热衷于研究的课题。①「Rex Li非常系统地比较了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两种理论范式对中国崛起的不同解释和分析。参见Rex Li，"The China Challenge ：TheoreticalPerspectives and Policy Imp lications ，"Journal of Contem porary China，Vol.8，No.22，November 1999，pp.443-476.有关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参见Avery Goldstein ，R ising to the Challenge ：China's GrandS trategy and International Security，Stanford ，CA ：Stanford UniversityPress ，2005；门洪华：《中国崛起与国际秩序》，载《太平洋学报》，2004年第2期，第4～13页；郭树勇：《论中国崛起与世界秩序的关系》，载《太平洋学报》，2005年第6期，第3～11页。」其中涉及的问题并不仅仅在于中国实力上升或由此产生的权力转移可能带来的影响，还在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中国一向倡导要"建立公正、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很多学者据此把中国界定为旨在颠覆现有世界秩序的修正国。然而，对现有世界秩序的不满和批评与一国究竟遵循修正路线还是现状路线之间是否存在着必然的因果联系，却没有得到严肃的理论探讨，其中的互动机理也没有得到深入的发掘。本文试图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一视角，分析中国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和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态度。

一、意象、意象差距的变动及其寓意

国家行为体与世界秩序之间的互动是通过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这个中间环节进行的。本文的意象是指一个国家对世界秩序的认知、评判、理念和构想。意象包含两种情况，一种是反映世界秩序实然状态的现实意象（这与世界秩序的客观现实可能未必一致而存在某种程度的"错位"），另一种是反映世界秩序应然状态的理想意象，并且二者之间或多或少总是存在不一致，这里姑且称之为意象差距。因此，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常常是矛盾的统一体。国家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既反映国家与世界秩序的基本关系，又决定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满意程度和基本态度。

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和意象差距虽然在短时间内具有相对的稳定性，但在长时间内却是不断发展变化的，因此，同一国家在不同历史时期，或者不同国家在同一历史时期，往往对世界秩序具有不同的意象和意象差距。正是意象差距的存在和变动，才为一国在不同历史时期以不同态度和方式参与世界秩序的创建、维护与变革提供了重要动力，并因此使"世界秩序才有了生命力，才有了新旧之分".①「潘忠岐：《世界秩序：结构、机制与模式》，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65页。」

概括而言，意象差距的发展变化主要有两种变动趋势：一种是意象差距扩大化，另一种是意象差距缩小化。大多数国家意象差距的发展变化客观上都包含这两种不同的变动趋势，并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呈波浪式运动。意象差距呈扩大化趋势变动的国家一般倾向于要求从根本上颠覆和变革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与规范，这类国家通常被称做"修正国"、"非现状国"或"挑战国".而意象差距呈缩小化趋势变动的国家一般倾向于要求维护和延续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与规范，这类国家通常被称做"现状国".②「相关文献综述和关于"现状国"与"修正国"区分标准的详细讨论，参见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a Status Quo Power？"Interna2tional Security ，Vol.27，No.4，Spring 2003，pp.5-56.」因此，意象差距的变动趋势可以作为我们判断一国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对世界秩序持何种态度的重要标尺，并有助于我们把握该国与世界秩序的基本关系。

实际上，任何一个国家意象差距的变动轨迹都不是直线式的，而是曲线式的波动。换言之，一国在某一时点上对世界秩序的态度往往不是单一的，而是复合的，夹杂着修正和现状两种取向。只有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态度才呈现某种连贯一致的或修正或现状的取向。因此，重要的不是在某个时点上界定一个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和意象差距、对世界秩序的态度以及与世界秩序的关系，而是从长时段上确定其变动趋势。

一般说来，即使一国在一个相对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对世界秩序具有相对稳定的修正或现状取向，这种取向也只能是相对的，而不可能是绝对的。世界上鲜有纯粹的修正国（认为世界秩序绝对不合理，现实意象与理想意象根本对立），也鲜有纯粹的现状国（认为世界秩序绝对合理，现实意象与理想意象完全符合）。

在现状国和修正国两个极端之间存在着一个变动的区间，所有国家都可以沿着这个图谱进行排列和定位。

出于进一步区分的需要，我们可以将位于图谱中央的称之为中立国，③「本文用中立国指代那些对世界秩序保持中立立场和中立态度的国家，与国际法界定的完全置身于国际战争之外的中立国并不完全一致。中立国在参与世界秩序创建、维护与变革的意义上是一个特例。

它们并不积极参与世界秩序，世界秩序对这些国家的影响是中性的，它们在世界秩序中的受益情况是不确定的。中立国的最大特点就是对世界秩序保持中立的立场和态度，没有明确的意象，不存在意象差距，因此，意象差距的变动及两种变动趋势并不适用于中立国。」一般对世界秩序持中立的立场和态度，因此对世界秩序并没有明确的意象，也不存在意象差距。位于图谱一侧的为趋向修正国的准修正国（或有限的修正国），准修正国倾向于认为现行世界秩序比较不合理，或正变得越来越不合理。位于图谱另一侧的为趋向现状国的准现状国（或有限的现状国），准现状国倾向于认为现行世界秩序比较合理，或正变得越来越合理。

二、意象差距变动的动因、途径与判断

意象差距之所以会发生变动，是因为除中立国外的所有国家主观上都倾向于缩小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每个国家都从自身的利益和价值观出发，希望能够从世界秩序中受益，并希望能够影响世界秩序，使之于己有利，或者至少不会于己有害。但国家在参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缩小意象差距的努力客观上未必都能如愿以偿，缩小化动机带来的结果可能事与愿违。因此，意象差距的变动会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方向。

国家缩小意象差距的途径不外乎两种：其一，改造现行世界秩序使之符合理想意象。其二，改变自己对世界秩序的认知使理想意象适应现实意象。就第一种方式而言，在现行世界秩序基本结构和规范的框架下，如果一国能够按照自己的理想塑造世界秩序，该国就能直接实现意象差距的缩小化（如冷战后的美国）；如果不能，该国的意象差距就会维持不变（如冷战后的日本）或呈扩大化趋势（如冷战后的俄罗斯）。如果一国必须通过彻底颠覆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才能将理想意象兑现为现实意象，那么该国就不能直接实现意象差距的缩小化，而且在此之前必然有一个意象差距扩大化的过程。例如，希特勒德国想把当时由英法主导的世界秩序变为它想像中的德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尽管德国有可能通过改变现实使之适应理想意象来缩小其意象差距，但在做到这一点之前，德国的意象差距已经有了一个明显的扩大化过程，甚至扩大到现实意象与理想意象无法调和的程度。

就第二种方式而言，如果一国能够基于合法性认知接受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那么该国就能够使理想意象适应现实意象，从而不断缩小自己的意象差距，如二战后的英法；如果只是基于外力胁迫才接受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甚至拒绝接受），那么该国就不能使理想意象适应现实意象，也就不能缩小意象差距，如一战后的德国。当然，还有一种可能是基于成本-收益分析接受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这种接受不会直接改变国家对世界秩序的现实意象和理想意象，因而不会马上带动意象差距的变动。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基于成本-收益分析的接受会向基于合法性认知的接受转变，如欧洲各国对冷战后世界秩序的意象调整，或向基于外力胁迫的接受（甚至拒绝接受）转变，如德国1871年统一之后对欧洲均势秩序的意象变迁，前者将导致意象差距缩小化，后者则导致扩大化。①「这里借用了温特对国际规范内化途径与等级的分析，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5～349页。」

因此，重要的不是以何种方式调整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而是调整的过程和结果，即意象差距呈缩小化还是扩大化变动趋势，这才是判断一国在某个特定历史阶段对世界秩序持何种态度的根本标准。由于国家主观上缩小意象差距的尝试客观上可能形成意象差距缩小化和扩大化两种不同的结果，从而对世界秩序采取现状取向和修正取向这两种不同的态度。因此，不能直接从国家旨在缩小意象差距的努力（即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的情况）来判断该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态度，而必须通过具体考察这种努力对该国意象差距的变动所产生的实际作用来加以判断。

一国对世界秩序的基本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形成于该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是多方面的，战争和外交是其中的两个主要维度。一国是通过武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进行国际干涉，还是通过外交手段协调国际矛盾、融入国际制度，这是考察该国参与世界秩序的基本线索。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如果以军事参与为主，或强调军事参与优于外交参与，那么该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往往呈扩大化趋势变动；反之，则呈缩小化趋势。

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受益具体可以分为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两个方面，前者表现为国家实力的提升，后者表现为国家的社会化，即对国际规范的接受和内化。国家在两个方面都受益，或者虽然没有取得物质性成长但却获得社会性成长时，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会趋向于缩小化；如果只有物质性成长而没有社会性成长，这个国家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就会趋于扩大化，它极有可能成为现行世界秩序的挑战者。

国家在世界秩序中的影响具体表现为在器物层面上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在观念层面上对国际规范的建构。如果一国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对国际规范的建构与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是相容的，换言之，如果一国能够在现行世界秩序基本结构和规范的框架下，发挥较大的于己有利的积极影响，那么其意象差距就会发生缩小化趋势的变动。反之，如果不能，或者一国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对国际规范的建构与现行世界秩序的基本结构和规范是背离的，那么其意象差距的变动就会趋向于扩大化。

但是，不论参与、受益还是影响，任何单个方面都不足以让我们对一个国家意象差距的变动趋势形成确切的判断。例如，一个潜在的霸权体系的挑战国一开始很可能实行搭便车的随强战略，通过积极参与世界秩序并从中受益以累积实力，这时，这个国家的意象差距会呈缩小化趋势变动。而一旦它的影响力增大到一定程度，它很可能不满意现存的世界秩序，想取代旧霸主，确立一种自己主导的世界秩序，那么这时，这个国家的意象差距不是进一步缩小而是扩大了。因此，必须将一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准确判断该国意象差距的性质（可调和还是不可调和）、程度（高还是低）和变动趋势（扩大化还是缩小化）。

在参与、受益和影响三个判断指标中，受益中的社会性成长可能是最为关键的。国家在社会性成长方面的受益情况不仅决定国家物质性成长对于世界秩序的寓意，而且在很大程度上决定国家对世界秩序的参与和影响。社会性成长顺利的国家倾向于强调外交参与优于军事参与，社会性成长没有显著进步的国家则恰恰相反。国家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对国际规范的建构有时一致，有时背离。也就是说，有的国家能够左右国际体系的结构，但却对国际规范的建构没有贡献，而有的国家虽不能在塑造国际体系方面发挥影响力，但却有助于国际规范的建构。其关键性的区别在于国家的社会性成长不同。前者缺乏社会性成长，因此意象差距难以缩小；后者社会性成长能够有所成就，因此意象差距易于缩小。通过随强战略积聚实力并最终倒戈的修正国，其意象差距之所以随参与的增加和实力的扩张反而扩大，就是因为没有同时实现社会性成长。因此，国家在参与世界秩序的过程中，在实现物质性成长的同时能否实现社会性成长，是判断该国意象差距变动呈缩小化还是扩大化趋势的重要指标。对于新兴的崛起国而言，尤其如此。

三、意象差距的变动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军事参与和外交参与

本文接下来考察建国以来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并据此判断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性质、程度和变动趋势。在从1949年至今的近60年时间里，中国受到两个重大事件的影响——1978年开始的改革开放和1989年冷战的结束，据此可将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过程划分为三个阶段（1949～1978年、1978～1989年、1989年至今）。

自1949年以来，中国使用武力手段解决国际冲突的频率和幅度呈明显下降的趋势。1949年以来中国参与的主要国际武装冲突大多集中在冷战期间，尤其是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一阶段。而且，中国卷入国际冲突都是在国家安全面临严重威胁（1950～1953年朝鲜战争）或主权和领土完整遭到严重破坏（1962年中印、1969年中苏、1979年中越三次边界战争）时做出的迫不得已的抗争之举。

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强调不惜使用武力维护国家独立和主权完整不同，改革开放以来尤其是冷战后，中国越来越重视通过外交手段以和平方式解决国际纠纷。中国已经在冷战后时代通过外交渠道解决了大部分领土争端，并为以同样方式解决领海争端奠定了重要基础。①「J ianweiWang，"TerritorialDisputesand Asian Security：Sources，Management，and Prospects，"in MuthiahAlagappa，ed.，Asian Security O rder：Instrum ental and N orm ativeFeatures，Stanford ，Calif.：Stanford Uni2versity Press，2003，pp.380-423.」在事关中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台湾地区问题上，中国也表现出了和平解决的强烈意向。

正如傅泰林所指出的，"领土争端方面的行为是一国究竟奉行维持现状的外交政策还是奉行修正主义外交政策的根本标志，鉴于中国不断崛起的权力，这是一个日益重要的问题".但中国的领土要求并不是基于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而滋生的野心，中国对台湾地区的领土要求与中国的实力上升没有关系，"中国，不论强弱，都一直寻求台湾与大陆的统一".②「Taylor Fravel ，"Regime Insecurityand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Exp laining China's Comp romises in TerritorialDisputes，"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30，No.2，Fall 2005，pp.46-83.」

在参加和遵守国际制度方面，中国也越来越强调以外交协调的方式参与世界秩序。自1971年重返联合国以来，中国越来越多地参与各种国际制度。据统计，中国在1971～1976年参加国际政府间组织的数量从1个增加到21个，1989年总数增加到37个，2005年达到50多个，几乎涵盖了政治、经济、社会、科技和安全等所有领域。③「Justin Hemp son -Jones ，"The Evolution of China'sEngagement with International GovernmentalOrganizations ，"Asian Survey，Vol.45，No.5，Sep tember/October 2005，pp.702-721.」美国哈佛大学的江忆恩教授对中国参加国际组织和机构的情况曾做过非常有说服力的统计和比较分析，他指出，"在一系列国际规范问题上，中国越来越表现得比以往更能够与现存国际社会（依据其现实状况）保持一致".④「Alastair Iain Johnston，"Is China a Status Quo Power ？"pp.5-56.」

不过，中国参加国际制度的变化并不仅仅体现在数量和遵从程度的上升，而且更重要的是在参与的具体对象和方式上的变化。中国在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一阶段，主要参加的是能够维护中国独立和主权完整的国际制度，1971年重返联合国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在第二阶段，中国参加的主要是国际经济制度，具体表现是中国加入了世界银行（1980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980年）、亚洲开发银行（1986年）以及申请恢复关税及贸易总协定创始会员国地位（1986年）。在第三阶段，中国在各个领域广泛参加各种多边性质的国际制度。中国不仅加入了1945年以后成立的几乎所有政府间国际组织，签署了世界上大多数多边国际公约，而且还参与创立了第一个以中国城市命名、在首都北京设立秘书处的多边国际组织，即上海合作组织（2001年）。

中国参与国际制度的发展变化与中国外交的转型密不可分，而中国外交的转型又与中国对世界秩序的意象和意象差距的变动直接相关。从上述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进程来看，一个明显的变动趋势是：中国越来越淡化军事参与，越来越强调外交参与；外交参与则越来越从经济参与走向全面参与，从双边参与走向多边参与。而这种参与模式的变化恰恰反映了中国对世界秩序意象差距日益缩小化的变动趋势。

总体上，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参与在建国初期的第一阶段主要是被动的、消极的和抵触性的，1971年重返联合国和1978年开始改革开放使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参与由被动变主动，由消极变积极，由抵触变融入，中国也随之在第二和第三阶段越来越多地从参与中受益。

四 意象差距的变动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受益：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

几十年来，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受益如同参与一样是多维的，其中在国家层次上实力的提升（即国家的物质性成长）与在国际层次上威望的提高（即国家的社会性成长）是最重要的两个受益表现。

在中国将近60年的发展中，前30年与后30年的物质性成长状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国内生产总值（GDP ）总量、人均GDP 和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即国家进出口贸易在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三个指标最能反映中国国力在参与世界秩序过程中的受益情况。作为过去20年中亚洲发展最快的经济体，中国GDP 从1984年到2004年增加了六倍。2004年根据购买力平价计算中国对世界经济的贡献是12%（仅次于美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3.①「World Bank，"China Dataand Statistics，"http：//www.world2bank.org.」就中国人均GDP 而言，1985年仅为280美元，到2005年则已达到1290美元；平均年增长率从1984年到1994年为7.9%，从1994年到2004年为7.4%.②「World Bank，"China ata Glance，"http：//devdata.worldbank.org/AAG/chn_aag.pdf.」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也呈现出大致相同的发展趋势。根据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国际比较研究中心的统计分析，在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一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一直很低，几乎没有超过10%.但到了第二和第三阶段，中国经济发展的开放性快速提升，从1979年的10.5%到2000年的48.4%，20年增长了近五倍。③「Alan Heston ，Robert Summers and Bettina Aten，Penn World Table Version6.1，Center for International Comparisons at the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CICUP ），October 2002.」

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过程是不断接受和内化国际规范的过程，是不断推进国家社会化的过程。建国之初，中国对各种国际规范普遍持怀疑和否定态度，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很低，并且基本上出于迫不得已。因此，中国主要以现行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出现。在第一阶段，中国唯一真正内化的国际规范大概只有主权原则。但是，即使对主权原则，中国的内化在很大程度上也只是出于利益的得失分析，尚未达到接纳其为合法性观念的程度。在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特别是在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二阶段，中国对各种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大大提高，并且基本上出于自觉。中国不再是世界秩序和国际规范的坚定反对者，而是有限的批评者和务实的利用者。中国开始更多地接受和内化各种国际规范。冷战结束后，中国对各种国际规范的内化程度进一步提高，已经基本上出于自愿。中国已经彻底放弃了世界秩序反对者和革命者的角色，逐步建构起了世界秩序支持者和塑造者的新形象。中国对国际规范的内化已不再仅仅出于工具目的，而是增添了很多自愿和接受其为合法性观念的成分。最明显的例子是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参加联合国各种国际维和行动，并明确提出了要成为"负责任大国"的自我定位。就像有的学者指出的，在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中国的自我身份经历了一次变革、一次转型。传统的以主权为中心的、自主的大国身份已经不轻松地同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新身份联系了起来，这个负责任大国的资格在某种程度上是由参与越来越制约跨国行为的制度来评估的。④「Alastair Iain Johnstonand Paul Evans，"China's Engagementwith Multilateral Security Institutions，"in Alastair Iain Johnston and Robert Ross ，eds.，Engaging China：The Managem ent of an Em erging Power，London：Routledge，1998，p.252.」

然而，西方有些学者从大国兴衰和权力转移理论出发，认为中国就像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是旨在变革国际体系的"非现状国".①「参见Nicholas Kristof，"The Rise of China，"Foreign Affairs ，Vol.72，No.5，November/December1993，pp.59-74；Gerald Segal ，"The GiantWakes ：The Chinese Challengeto EastAsia ，"Harvard International Review，Vol.18，No.2，Sp ring1996，pp.26-29.」进攻性现实主义代表米尔斯海默直言不讳地说："像先前所有的潜在霸权国一样，中国将强烈地倾向于成为一个真正的霸主。"②「JohnMearsheimer ，The Tragedy of Great Power Politics，New York ：W.W.Norton，2001，p.400.」

这些论断的致命缺陷在于"忽略了国家身份的作用"，考虑的只是国家的物质性成长，没有看到更为重要的国家的社会性成长。③「Henry Nau ，"Why'The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Was Wrong ，"Review of InternationalS tudies，Vol.27，No.4，October 2001，pp.579-592.」国家实力的提升并不是导致该国必然实行修正主义国际路线的充分条件。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崛起只是使它具有了挑战世界秩序的必要条件，但真正使它走向战争的不是其物质性成长的成功，而是其社会性成长的失败。就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若非20世纪30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以及国内强烈的复仇情绪对德国社会性成长的致命冲击，德国的国际社会化进程也许会给世界带来和平而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灾难".④「郭树勇：《20世纪日本与德国崛起成败比较》，载《上海交通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第19～24页。」

中国崛起与德国崛起存在根本不同，中国崛起于顺境，崛起于积极参与和融入现行国际体系，并积极接纳和内化现有世界秩序中的各种国际规范，因此中国在崛起过程中实现了物质性成长和社会性成长的同步协调发展。正如弗里德博格在阐述自由主义乐观派对中美关系的预期时所引证的，"中国领导人渴望继续受益于参与现行全球秩序，这种渴望使他们更不会采取有可能威胁现状的举措".⑤「Aaron Friedberg ，"The Future ofU.S.-China Relations：Is ConflictInevitable？"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30，No.2，Fall 2005，pp.7-45.」中国不可能从不断挑战和违背现有的国际规范中受益，而只能从不断接受和内化、不断适应和遵从国际规范中得益。

五、意象差距的变动与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影响：体系塑造与规范建构

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影响也同参与和受益情况一样，经历了由被动到主动、由消极到积极的发展过程。

几十年来，中国在世界秩序中的影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即在器物层面上对国际体系的塑造和在观念层面上对国际规范的建构。

在建国初期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一阶段，中国在器物层面上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同自身对世界秩序的意象一样是消极的，同自身的国力一样是微弱和有限的。

中国既没有力量从根本上改变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也没有力量改变国际关系的博弈规则和世界秩序的建构原则。中国只能被动地接受，以世界秩序反对者和革命者的形象成为两极国际体系得以最终形成的"推动者".⑥「代兵、孙健：《论中国与国际体系的关系》，载《现代国际关系》，2000年第12期，第29～33页。」但是在观念层面，即在世界秩序的规范建构上，中国提出了"和平共处五项原则"，这一原则至今仍然指导着包括中国在内的很多国家的外交实践。

在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二阶段，虽然中国仍旧无法改变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分配，但中国已经不再是世界秩序的简单受动者，而是逐渐成为一支独立的力量，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左右世界秩序的发展与变迁。随着重返联合国和实行改革开放，中国已由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和革命者变成了批评者和利用者。中国通过同日本和美国等重要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得以在整个20世纪80年代在中、美、苏之间构建起稳定的大三角格局。

这个战略布局使中国成为冷战后期美苏之间维持战略平衡的重要支点。

在第二阶段，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除了客观上帮助维持两极体系的稳定和冷战秩序的延续之外，还在观念建构方面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时代主题的论断。这个论断不仅帮助中国在国内迅速实现由以军事建设为中心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转变，在国际上争取实现和维持长期和平环境，而且对于整个发展中世界充分利用和平契机，缩小南北差距，实现更公正、更合理的世界秩序提供了行动指南。

得益于改革开放和积极参与世界秩序，中国在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三阶段有了更大的能力影响国际体系的权力分配和世界秩序的发展方向。在冷战后时期，中国进一步由世界秩序的批评者和利用者转变为支持者和塑造者。中国对世界秩序的影响在经济和安全领域都有明显的表现。在经济领域，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本身就是对世界经济的重要贡献；在1997年开始的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通过对人民币负责任的管理，保持币值稳定，提供援助和贷款，大大减少了金融危机的负面后果。在安全领域，尽管中国的力量和影响依旧有限，但中国积极推动国际体系的多极化，帮助国际社会共同应对恐怖主义和核扩散威胁，如成立旨在打击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的上海合作组织，主办旨在解决朝鲜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等，对地区和全球安全做出了举世公认的贡献。

在第三阶段，中国在观念层面上对世界秩序的影响也是多维的，除了继续倡导"和平与发展"这个时代主题之外，中国还明确提出了世界必然走向多极化的主张，提出了以"互利、互信、平等、协作"为主要内容的"新安全观"和建立"和谐世界"的基本理念。这些主张和理念既符合世界秩序的发展要求，又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意愿相契合。虽然这些观念未必能够成为主导世界秩序发展的基本原则，但它们对世界秩序的影响是积极有益的、是建设性的。①「潘忠岐：《国际安全秩序的变革与中国的战略机遇期》，载《国际问题研究》，2003年第6期，第41～44页。」

中国在世界秩序中所发挥的体系塑造和规范建构的影响随中国对世界秩序参与性质和程度的变化以及中国从世界秩序中受益情况的发展而不断发生着变化。如今，中国已经越来越成为世界秩序的促进力量，不仅能够积极提供全球性和区域性公共物品，而且逐步树立起了负责任、建设性、可预期的国际形象。中国已经被大多数亚洲国家看做"好邻居、建设性伙伴、认真的倾听者和没有威胁的地区大国".②「David Shambaugh ，"China Engages Asia ：Reshap ing the RegionalOrder ，"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9，No.3，Winter 2004/2005，pp.64-99.」

六、结论

有关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变动，即反映世界秩序实然状态的现实意象和反映应然状态的理想意象之间差距的变迁，能够更准确地反映一个国家在一个较长历史时段内与世界秩序的关系和对世界秩序的态度。而意象差距的性质、程度和变动趋势可以通过考察一个国家一定历史时期内在世界秩序中的参与、受益和影响情况加以判断。

从建国以来中国在世界秩序中参与、受益和影响的情况来看，中国关于世界秩序的意象差距的总体发展轨迹是，性质上不断趋于易调和，程度上不断趋于降低，变动趋势上不断趋于平缓和缩小化。正是这种意象差距缩小化的变动趋势使中国已经从认为世界秩序非常不合理的修正国（主要是在参与世界秩序的第一阶段）转变为认为世界秩序基本合理并正变得越来越合理的趋向现状国的准现状国（从第二阶段开始）。

究其根源，导致意象差距变动的因素不外乎世界秩序本身的演进和国家自身的发展。从国际层次看，当世界秩序有利于中国国内的发展与稳定，或当中国对世界秩序得出相符的现实意象时，中国的意象差距就会相应缩小，中国就会是世界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现状的有力维护者，如在中国实行改革开放的20世纪80年代和进一步扩大改革开放的90年代。反之，中国的意象差距就会扩大，中国参与世界秩序的程度就会降低，如在中国国内动荡的"文革"时期。从国内层次看，③「相关分析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关于中国与国际社会关系的三个假设》，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期，第10～15页。」当国家发展和稳定取得明显进步时，中国将世界秩序理想意象变为现实的信心就会提高，中国的意象差距就会相应缩小，中国就会是世界秩序的积极参与者和现状的有力维护者。反之，中国的意象差距就会扩大，中国就会对世界秩序不满，参与的程度就会降低。

虽然中国现在并在可预见的将来还算不上标准的现状国，但中国已经由世界秩序的反对者和革命者，经过世界秩序的批评者和利用者，转变为世界秩序的支持者和塑造者。中国关于世界秩序意象差距的变动趋势与国际社会对中国的预期是契合的。除非世界秩序本身或中国国内的发展和稳定发生了非常不利的逆转，否则中国目前关于世界秩序的总体意象以及意象差距的性质不断趋于易于调和、程度不断趋于降低及变动趋势不断趋于缩小化的状况，都将是可持续的。

[收稿日期：2006－10－30]

[修回日期：2006－12－11]

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7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