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晖 黄平: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读书》十年文选(1996-2005)序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489 次 更新时间:2007-05-16 09:0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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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期杂志与读者见面的时候,《读书》编辑部编选的十年文选第一辑也刚刚面世。我们的“小小十年”历经风雨,即使在如秋水一般宁静的时期,激流在也在深处滚动。泡沫是不可避免的,但激流是真实的。生活在大转变的时代,这是思考者的命运,也是一份杂志的荣幸。借着编选文丛,我们也终于有机会向长期关心《读书》的作者和读者对我们的“小小十年”做一点交代。

  《读书》创刊于一九七九年四月,至今已近三十年。首期《读书》开篇标题为“读书无禁区”,我们可以从中体味那个时代的精神气息。每个时代都有自己的禁忌和新的支配性意识形态,因此“读书无禁区”这个口号针对的不仅是特定时代的特定禁忌,而且也是随时代的变化而产生出的新的禁忌。创刊至今,《读书》的作者、编者和读者已历经变换,面对着急剧变化的时代,他们以各异的思想方式、多样的艺术趣味和不同的学术训练,孜孜不倦地探索,用各自的文章见证了改革时代中国的变化。在许多人的记忆中,《读书》涉猎广泛,但以文史为主;思想敏锐,但并非政论刊物,作者们对于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怀是通过思想的和文化的评论方式来表达的。在近三十年的历史中,《读书》的文章时时收入作者的文集,或为其他文集选用,但由编辑部按主题编辑文选,系统出版,这还是第一次。我们将根据各种需要,按照不同的主题,持续地编辑出版《读书》文选。

  第一批出版的文选共计六种,全部选自一九九六年至二○○五年十年间《读书》发表的文章。在这十年间,中国知识界处于一个分化组合的过程之中,观点纷纭,立场各异,各种争论纷至沓来,像八十年代那样的一种以改革开放为基本尺度的“共识时代”已经消失。导致知识界争论和分化的背景是:

  在国内方面,自一九九二年邓小平南巡以来,中国的市场化过程发展到了一个新阶段,一方面是经济的快速发展和财富积累方面的长足进步,另一方面是城乡之间、区域之间、不同阶层之间的严重分化,以及制度性的腐败、普遍化的生态危机的扩展,等等。从九十年代的市场扩张和社会分化,到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国家社会政策的调整,中国在所有领域都经历了也正在经历着一个深刻而剧烈的“大转变”。在这个背景下,知识界再也不能像八十年代或九十年代初期那样将市场化、私有化当作理所当然的尺度来衡量社会变迁,那些在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初期流行的术语,如改革与保守、现代与传统、开放与封闭等等范畴,也都不再能有效地描述中国的政治和文化图景了。

    在国际方面,随着俄罗斯和东欧改革面临的危机逐渐暴露,全世界范围内有关改革的辩论就没有停止,而欧洲社会福利传统的瓦解也在另一个传统内提出了对于七十年代以降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再思考问题。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风暴,一九九九年南斯拉夫危机及中国驻南使馆被炸,二○○一年“九一一”事件及随后美国对阿富汗和伊拉克的入侵,以及韩半岛核危机、台湾海峡局势的变化、中日关系的转变,也为中国知识界的分裂提供了动力。在这一背景下,九十年代初期被当作克服中国社会自身危机的唯一有效途径的“全球化”命题逐渐失去了光环—如今,全球化除了用于描述全球经济的相互关联、传统国家体制的转变和日益增长的移民网络之外,它还与帝国、帝国主义、支配、限制和垄断紧密地连接在一起。

  在文化领域,我们也经历着两个方向并不一致的新发展。首先是学术研究的专业化潮流和体制化过程。以有关学术规范、学术史等问题的讨论为界标,九十年代中国学术界试图创造一种与八十年代“文化热”截然不同的学术方式,它要求学者们以更加专业化、规范化的方式进行学术研究,这一起源于学者们的自觉倡导的潮流与这一时期中国大学和研究体制的改革与重组相互呼应,重新构筑起当代学术领域与其他社会文化领域之间的鸿沟与高墙。伴随着学术工作者的身份、地位和经济待遇的改善,大学和研究机构设立了种种基金、项目和奖惩机制,鼓励学者以专业化、国际化的方式从事学术工作。其次是消费主义文化的崛起与大众传播媒体的支配地位的形成。从九十年代中期开始,商业化的大众媒体(尤其是电视、报纸和网络)迅速扩张,消费型大众文化蓬勃发展,各种各样装帧讲究、图片精良的刊物应运而生,它们改变了那种主要依赖文字的阅读方式,创造了一种新的阅读趣味;而大众传媒的发展,也使得许多学者更愿意扮演媒体学者的角色。这两个趋向不但挑战着中国的文人传统,而且也挑战着中国的现代知识分子传统。

  正是在这样一个完全不同于八十年代,也不同于九十年代初期的社会和文化氛围中,《读书》以批判性的思考为取向,兼顾多重立场,自觉地介入九十年代至今的“大转变”,在若干问题上成为触发重要论争的思想论坛。七十年代末以降,经过几代作者、编辑和读者的共同努力,这份杂志已经形成了可贵的传统,我们的方针是在继承这个传统的同时,渐进地对刊物作一些调整。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发表了一系列专题讨论,诸如大众民主与宪法问题、全球化与亚洲问题、二十世纪的战争与革命、金融危机、三农危机、医疗改革与社会保障体制的困境、恐怖主义、新左翼与新自由主义之争、法律与民主、民族主义、女性主义、国企改革与产权问题、生态危机、华人华侨与跨国家的网络、媒体与新纪录运动等等,林林总总,不一而足,其中一些讨论成为整个社会关心的全局性问题。说我们的方针是渐进的调整,是因为即使在介入这些现实性的问题时,《读书》的主要策略还是从思想的、知识的和理论的角度出发,而不是进行直接的公众讨论或政策性辩论,它致力创造的是一个立足于反思和批评的建设性的思想氛围。事实上,除了诸如三农问题等影响深远的讨论之外,《读书》的大量文章并无一个单一的焦点,而是力图发掘不同领域的课题,例如我们一直试图跟踪当代戏剧、艺术、考古、名物、文学、电影、人文地理、历史研究的一些新的现象和成果,及时做出评论,并在一定程度上,让这些专门领域的讨论,能够回应当代社会面临的问题。让一份杂志既保持一定的取向,又保持“杂”的特点,是我们一直在探索的课题。

  如果比较这一时期的《读书》和先前的《读书》,这份杂志的风格至少包含了两个主要的变化:第一,杂志中有关社会问题、国际问题的讨论和来自社会科学各领域的作者明显地增多了;第二,杂志仍以中国大陆的作者(以及海外留学生和海外华人学者)为主,但韩国、日本、欧洲、美国、东南亚、印度、拉丁美洲以及台湾、香港地区的学者也成为《读书》的作者。由于《读书》杂志在传统上是一份偏重文史的刊物,这些变化也引起了一些有关《读书》的风格的争论。这种有关风格的争论又由于下述情况而变得更为尖锐:在八十年代,与《读书》形成呼应和对话关系的,除了少数类型相似的刊物之外,是大量的学术刊物,如《文学评论》、《哲学研究》、《经济研究》、《历史研究》等等,但在九十年代商业文化、大众传媒深刻影响人们的阅读趣味之时,像《读书》这样一个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该如何面对消费文化和精英文化之间新的紧张?

  在市场社会和大众文化的氛围中,传统的精英与大众概念已经难以表述当代的文化关系。是放弃我们的传统,追新逐异,加入文化时尚的大潮,或者,追随学术专业化的趋势,将思想性的讨论包裹在繁琐注释和论文格式的外衣中,还是批判性地面对当代社会不断涌现的问题,创造性地发展我们的人文传统?我们面临着几个主要的选择:第一,讨论“三农”问题、恐怖主义或金融危机这样的话题不大可能用文人雅士的语言,我们应该放弃这样的讨论吗?第二,在大众文化的趣味日渐占据主导地位的时代,许多读者对于理论性的讨论不再像八十年代那样感兴趣,我们应该放弃所有的理论性思考吗?第三,在全球化和区域化成为新的现实和课题之时,我们是否仍然应该将读者关心的问题及作者的范围集中在中国大陆范围内?第四,介入当代社会问题的讨论势必产生出尖锐、冷峻的论争,我们需要保持那种深受读者喜爱的优美、雍容的写作风格吗?在这四个问题上,我们的选择可以说是毫不犹豫的:《读书》需要介入真正的社会讨论;《读书》不应该放弃理论性的探索;《读书》应该成为一个超越国界的公共空间;《读书》需要在介入当代问题的讨论时尽可能地保持它的可读性和对语言风格和人文趣味的敏感。总之,《读书》不愿意丢失中国的人文传统,追随消费文化的潮流,也不愿意放弃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批判精神,躲入学院的高墙。在上述不同的、甚至是相互矛盾的取向中进行综合与平衡并不容易,它需要我们在作者、读者和编者之间持续地协调,我们的努力并不尽如人意,但这的确是我们持续探索的方向。

  由于《读书》杂志自觉地介入思想和文化领域的争论,它的立场和取向也自然地成为争论的话题。本辑文选只是从十年来的大量文章中选择了一小部分,但从这些相关主题的讨论中,也可以清晰地发现《读书》从未成为单一立场和取向的传声筒,各种意见和立场时而针锋相对,时而互相呼应,时而各说各话,加之各自论述的领域、背景各不相同,思想交锋和文化批评的多样性是显而易见的。无论是论述的领域,还是作者的群落,这十年来的《读书》杂志都较前更为扩大。这并不意味着《读书》杂志没有自己的取向,但这些取向与其说表现在具体观点的取舍之上,不如说集中在更为广阔的问题意识和反思性的态度之上;实际上,《读书》的取向并非某种单一明了结论或立场,而是一组相互关联并包含着内在张力的取向,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取向为更为深入的思考提供新的空间。十年来《读书》的讨论包罗万象,难以一一说明,这里不妨以本辑文丛的选题为例,略加解释,权充对各方探寻和争议的一个交代。

  首先,《读书》力图超越西方中心论,展开对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的讨论,从文化、经济和政治等各个方面重构我们的世界图景,突破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意识形态创造的种种历史幻觉。中国现代化潮流在文化上的一个基本取向是学习西方,这在整个改革开放时期的文化讨论中表现得极为明显。九十年代初期对于全球化的热情部分地植根于对于西方的想象。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一些旅美学者借助于各种新理论对于西方中心主义进行批判与解构,进而在知识界引发了初步的争论。批判与解构是新认识的开端,但它本身却没有提供对于世界的更为深入和具体的知识,甚至许多重构关于中国传统的努力也仍然限制在中国与西方的二元框架下。改革以来,中国知识领域有关亚洲、非洲、拉丁美洲的讨论不仅数量有限,而且真正能够将这些地区的研究带入当代中国的思想讨论的文章就少之又少,在许多重大的历史认识问题上,这种知识和思想视野上的局限影响深远。这一知识状况不仅对于把握当代世界的脉搏构成了巨大的限制,而且也对建立新的自我认识形成了重要的障碍。一个明显的例子是:一九九七年亚洲金融危机爆发的时候,中国知识界几乎提不出对于亚洲各国状况的真正深入的分析和富有预见性的洞见,也无法解释为什么中国能够从这一灾难中幸免。这一知识状况本身最深刻地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对我们的思想控制。从一九九六年起,《读书》杂志持续刊发有关亚洲各国和地区、拉丁美洲以及俄罗斯、东欧等地区的讨论,并邀请来自日本、韩国、欧洲、美国以及香港和台湾的知识分子加入我们的讨论,力图形成一种不同以往的、超越西方中心论的或者自我中心的知识图景。我们初步估算了一下,十年来仅仅有关亚洲地区的文章,《读书》就发表了一百多篇--从战争与革命的共同反思,到当代世界变化的种种轨迹,从区域内部的互动,到从一种新的视野看待整个世界的变化,这些有关非西方地区的讨论与有关美国、欧洲的分析一道,提供了一种与八十年代的文化讨论和九十年代初期的思想探索相当不同的思想图景和知识景观。

  其次,我们将有关乡村社会、城市改革和各种现实问题的思考引入《读书》这个传统上更偏重人文领域的思想空间。《读书》杂志主要是一份以书为中心的思想评论刊物,在八十至九十年代初期,讨论的中心始终是文学、历史、哲学,对于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关注,主要是在理论的层面展开的。然而,中国改革的初期成就源自农村改革,九十年代初期乡镇企业的发展也为中国经济的腾飞提供了独特的路径,而九十年代后期逐渐暴露的三农危机严重地影响着中国改革的成败。三农问题虽然在农业专家中早有议论,但这一问题成为公共讨论的中心话题却从《读书》杂志开始。从一九九六年开始,《读书》杂志就已经确定了一个方针,即将《读书》的视野从一般性的人文讨论和理论探讨扩展到包括乡村问题在内的更为广阔的生活领域,这一年十月发表的题为《乡土中国的当代图景》和稍后陆续刊登的“田野札记”栏目为此后有关的讨论铺平了道路。(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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