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华:汉字:中华民族融合发展的纽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2004 次 更新时间:2023-05-12 0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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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义华  

 

世界各地的早期文字大多有表意特征。汉字作为至今唯一使用的古老表意文字体系,具有以下鲜明的特点:

第一,汉字以世界和事物为描摹对象,在造字逻辑和组合规则上,注重人类对事物理解的共性。第二,汉字的基本字符是对事物的象形描摹,具有直观性。第三,汉字符号本身能够呈现出特定信息,具有相对于语言的一定的独立性。第四,汉字呈现既包含形又包含音的综合特征。因为纯象形符号不足以表达语言,所以汉字把语音因素纳入文字体系,构造出形声字。形声字的结构,由一个表达归类的标形字符与另一个表达发音的标声字符组成。

汉字注重理解上的共性,又具直观性,即使持不同语言的人,也可以快速根据字形理解文字内容,具有广泛的适用性。借助汉字的象形特点,汉字可以在不同族群之间实现沟通,成为不同族群交流和融合的平台。

汉字所具有的形音兼顾特征,使非汉语母语的人,虽然很容易理解汉字内涵,但很难以母语发音为基础来学习和掌握汉字,更难以直接用汉字记录自己的语言。因此,非汉语母语族群要想熟练使用汉字,就得理解每一个汉字的内涵和衍生义,这需要利用汉字典籍才能实现。所以,汉字的推广和传播通常与汉字经典的传播联系在一起。典籍所包含的制度、文化、思想,也随着汉字的传播而扩散,为使用汉字的各个族群所接受。

更重要的是,在历史演进的历程中,发展出了一个基于汉字的记录和表述体系。这一体系以文字为中心,包括雅言、书面语(文言文)格式、经典等在内,既包含书面语规范、书写格式等工具性内容,又包含术语体系、价值观等思想性内容。汉字的这种平台作用,使其在促进族群交流和融合方面作出了巨大贡献,从商周时期到近现代一直稳定发挥作用。

商人和周人原属不同民族。商人认为,自己的始祖契是其母简狄吞燕卵而生,《诗经·商颂·玄鸟》中有“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周人认为,自己的始祖后稷是其母亲姜嫄踩巨人的足迹而生,《诗经·周颂·生民》中说,姜嫄“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后稷”。这说明,商、周两族各有各的起源神话,是不同族群。从殷墟甲骨文和周原甲骨文以及文献中商、周时期篇章的比较来看,商人和周人的语言也有较大差别。

但是,周人使用的文字与商人是相同的,这是学习商人文字的结果。这种文字的学习,是与典籍的引入一起进行的。从《尚书》《逸周书》等文献的记载看,周人对商人历史和典籍非常熟悉,经常引用“殷先哲王”的典故。在《尚书·无逸》中,周公甚至将商人祖先中宗、高宗、祖甲与周人祖先周文王并称为“四哲”。周王朝建立之后,大量任用殷遗民中的知识分子,其中史、作册等专职文字官员尤其受到重视,他们以文字技能为周王朝服务。因为文字和典籍相同的原因,虽然商人和周人的语言有所不同,但书面语却几乎没有差别,周初的铜器铭文与商代铜器铭文一脉相承。从文化上看,周人的宇宙观、天命观、祖先观等都与商人有明显的渊源关系。可以说,在商周之际,已经建立起一个由文字和典籍为基础的认同圈,可以视为早期的汉字文化圈。

周王朝建立之后,文字与分封制、周礼结合在一起,对于族群融合所起的促进作用更为明显。从发现的资料看,周王室和各诸侯国使用相同的文字,文体模式高度一致,说明王朝在文字的推广和培训方面有完备的制度。周王朝在封建诸侯和贵族时,会授予他们册命文书、制度规范等文本,以证明其政治地位和正当性,这些文本成为诸侯和贵族的“宗庙之典籍”。与文字培训、典籍授予相辅相成的,是雅言的培训和推广。通过雅言培训,各地诸侯、贵族掌握了相同的书面语,从而构建起礼仪和交流的平台。周人这种文字、典籍和雅言相结合的模式有效推动了各地族群的融合。到春秋时期,虽然依然有商遗民和周人的提法,但实际在文化上已经融为一体,华夏族的主体已经形成。

文字的这种平台作用,中山国是典型例证。中山国是战国时期的一个重要国家,为白狄所建。白狄原本是游牧少数民族,进入中原体系的时间并不很长,但已经能熟练使用中原文字,铜器铭文字体精美,内容也是典型的中原传统,体现了文字在民族融合中的巨大作用。

秦统一之后,重要的措施是“书同文”,这一措施为汉代所继承,文字成为统一行政和整合族群的重要方式。这一时期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各地方言的文字化和书面语化。早期文字以雅言为基础,后来随着各地区和各族群交流的加强,大量原本非雅言的词语进入语言体系,开始出现方言的文字化问题。这一现象出现很早,但得到重视和整理是战国秦汉以后,《尔雅》《方言》等编纂成书,是认识方言文字化的重要著作。方言的文字化,使各地区各族群的语言纳入同一个文字系统中。如《方言》中有“猪,北燕、朝鲜之间谓之豭,关东西谓之彘,或谓之豕,南楚谓之狶”。猪、豭、彘、豕、狶,所属方言区虽然不同,但遵循的造字原则一样。通过相同的造字原则,有效地将不同方言纳入到同一个文字系统中,不同地区的人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文字系统,为自己的语言服务。

魏晋以后,北方游牧民族向南融入农耕文明,开始学习汉字和接受儒家经典,如著名的北魏孝文帝改革,就把学习汉字和阅读儒家经典作为改革的重要内容。

从五代到元朝,北方出现了兼制草原地区与农耕地区的新型政权,如辽、金、西夏、蒙古等。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文字创造的高峰期,契丹文、女真文、西夏文、回鹘蒙古文、八思巴文等多种文字被创造出来。

明清以后,汉字恢复主导地位。清朝虽然创立满文并作为官方文字使用,但汉字因其有完善的文字体系和雄厚的经典内容支撑,更有优势。到清朝前期,汉字和汉文格式已占据主导地位,成为国家行政和各族融合的依赖性平台。

汉字以其独特优势,不仅促进了中国政治、文化、社会的发展,而且在民族认同方面发挥了重要的纽带作用。

(作者:徐义华,系中国历史研究院甲骨学研究中心研究员)

来源:光明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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