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义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析论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39 次 更新时间:2020-09-08 10:0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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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义华  

   内容提要:本文通过考察政治与血缘以及国家与宗族的关系,从宗族的视角将中国古代历史分为氏族社会、贵族社会、豪族社会、宗族社会四个时期,每两个时期之间有过渡期。在不同的历史时段,国家维护统治所依重的社会中坚力量不同,贵族社会和豪族社会阶段,国家中存在一个稳定的中坚力量,承担部分国家任务,降低了国家统治成本,但容易形成对君主权力的制衡;平民化宗族社会中,社会中坚力量由国家分割资源建立和维护,对君主有依附性,因此君主权力日益加强,但建立和维护社会中坚力量的成本高昂,造成国家财政负担不断加重。

   关键词:历史分期 宗族 中坚

   作者简介:徐义华,1972年生,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一 古史分期问题研究回顾

   对历史进行分期,是清晰认识长时段历史、总结历史规律的必要前提。

   (一)古代的历史分期认识

   对历史进行分期的情况出现很早,孔子即以“道”的行与隐为标准,将历史划分为大同和小康两个阶段,[1]墨子以“三代圣王”为标志,将历史分为古、今两个阶段;[2]孟子也以尧舜为界,将历史划分为圣人之治和暴君之治两个阶段,[3]也有根据早晚把历史分为古和中古的认识,[4]甚至以圣人出现间隔划分历史时段;[5]韩非子将历史分上古之世、中古之世、近古之世和当今四个阶段。[6]秦汉以降,历史分期认识进一步发展,如秦始皇的策书中则将历史分太古、中古等阶段,[7]司马迁在《史记》中也有明显的历史分期倾向;[8]三国时期则有上古、中古、下古、当今的历史分段认识,这一分法至唐代颜师古等复提起;[9]而上古、中古、近古等词汇在汉唐以后的史书也屡见。[10]用技术标准划分历史的情况也有出现,如《越绝书》中即把历史划分为石兵时代、玉兵时代、铜兵时代和铁兵时代四个时期;[11]到明清之际,也曾出现通过社会属性划分历史的情况,如王夫之即把中国历史根据社会发展状况分为禅让、封建、离合、纯杂四个时期。[12]

   但从总体上而言,古人所用上古、中古、近古等名词只是对历史的大致划分,没有具体的划分时界和社会差异的讨论;按技术标准划分和社会属性划分历史,也是附属性地出现在其他主题的讨论中,不是对历史本身的细致探讨。所以,总体而言,中国古代专门的关于历史分期的讨论较少,与中国重史的传统不相符合。

   中国古代学者对历史分期的专门性思考和著作较少,主要有四个原因,一是中国历史发展有朝代更替的现象,朝代本身即是一种天然的分期体系,为学者认识历史提供了一种原初蓝本。另外中国史书编纂的主要力量是官府,编纂的目的在于认识兴衰以资治,而从朝代的视角更便于观察兴衰更替,朝代体系深入人心;二是与中国古代史书编纂体例和撰写方式有关,古代史书的编纂主要有纪传体和编年体,两者一横一纵,与朝代结合在一起可形成完整的历史过程,不需要进行分期;通史著作则将官制、典章、食货等分门别类撰写,虽然各个专题有分期研究,但不是对国家和社会从总体上进行把握,所以也没有综合性的历史分期;第三,中国古代史学思想中的重要观念是“师上古法先王”,要恢复古圣王之治,今天和未来的方向和归宿是向上古典范社会的回归,古代、当今和未来只有程度上的差异,没有性质上的差异,所以历史分期不受关注;第四,也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即学者研究历史的目的是总结历史规律,对历史和未来做出整体性解释,所以中国历史上出现过邹衍的五德终始说、公羊高的三世说、王夫之的治乱交替说等多种历史发展理论,这些历史发展理论本身即是一种历史分期观点,但由于其主要目的是提供历史发展的合理性解释和总结规律性原理,所以其中的历史分期属性被掩盖了,即中国古代的历史分期研究隐藏在历史规律的总结当中。

   (二)清末与民国的古史分期探讨

   清末民初,是思想剧烈变革时期,史学研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新的章节体的、通史性的著作出现,这种撰写模式对历史分期提出要求,许多学者对此进行了尝试。例如梁启超于1901年在《清议报》上发表了《中国史叙论》将中国历史分为上世史(黄帝至秦统一)、中世史(秦统一至乾隆末年)和近世史(乾隆末年至民国初年)三个阶段,[13]夏曾佑于1902年撰写《最新中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世(传说时代至春秋战国)、中古世(秦汉至唐)和近古世(宋代至当今)三个阶段。[14]中国学者的这种以时段划分历史的方法,应该是受日本学者的影响,早在十九世纪末,日本学者那珂通世、市村瓒次郎、桑原騭藏、内藤湖南等先后提出了按时段划分中国古史的方法并用于撰写中国通史的实践,其中内藤湖南的划分方法和理论影响尤大,他将中国历史分为上古(东汉以前)、中古(唐末以前)和近世(宋元至明清)三个阶段,并提出唐宋变革论,引起广泛关注。[15]这种分期方法是西方学术方法的初步尝试,也是历史分期方法的一次转型。[16]

   更为关键的是,此一阶段治史的目的不只是研究学术,更在于通过对历史进行总结和归纳,为当前社会现实提供合理性和为未来发展提供依据。康有为作《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以研究古史为名“托古改制”,梁启超提倡“史界革命”,认为“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17],把史学重建作为国家救亡的第一要务。即使以考据为主的章太炎也强调撰史要“以古经说为客体,以新思想为主观”[18],“发表社会政治进化衰微之原理”以“鼓舞民气,启导方来”[19]。如此一来,就需要对历史进行全盘考虑,对历史自何而来、现状如何、往何处去做出解释和判断。这种社会性质的判断,很难用时段先后的方式解决,所以类似上古、中古、近古、当今等术语无法满足需要,而中国早期史学又缺乏以社会性质进行历史分期的成果,所以将外国史学理论引入中国。外来史学理论与中国党派、学派相结合,掀起了著名的社会史论战。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历史分期的讨论,一开始即是带有明确的“经世致用”目的,不可避免地带有学术和政治双重属性。

   20世纪30年代的社会史论战,参与的派别有共产党“干部派”(新思潮派)、“托派”(动力派)、国民党改组派(新生命派)以及无派别的自由学者等,[20]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于三个方面:第一,“亚细亚生产方式”问题;第二,中国是否经历过奴隶制社会;第三,中国封建社会的开端、特点及其后续是否发展出“商业资本主义社会”问题。[21]社会性质的讨论必然涉及到历史分期问题,由此提出了多种历史分期方法。例如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提出把中国历史划分为原始公社制(西周以前)、奴隶制(西周时期)、封建制(春秋以后)和资本制(最近百年) [22] 等五个时期,吕振羽、李季也用马克思主义方法提出了各自的分期方法,[23]梅思平、周谷城等则提出了不同历史分期。[24]

   在这一时期的讨论中,虽然派别不同,但依据的理论都是唯物史观,使用术语也基本一致,亚细亚、奴隶制、封建制等名词得到广泛使用,但各自的理解却不尽相同,对中国的阐释也各不相同。关于中国有无奴隶制阶段、封建制起始和结束于何时等问题各家争论不已,对于西周封建还是战国封建的探讨也逐步展开,推动了史学研究的前进。[25]“在此次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被广泛地应用于对中国现实和历史问题的研究中。可以说,中国社会史大论战直接促成了中国马克思主义史学的形成,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26]

   (三)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古史分期问题探讨

   中国古史分期是建国后史学界的五朵金花之一,对中国古代史及其他领域的研究都产生过重大的影响。[27]建国后中国古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可大致以1978年为界分为前后两个阶段。

   建国以后,随着唯物史观的推行,五种形态论的历史分期方式被认同。这一时期绝大部分学者倾向于认为中国历史符合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五阶段分法,争论和分歧集中在以何时间节点划分为五个阶段的问题上,其中最为关键的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时间。围绕这一问题出现了多种观点,其中最有影响的是“三论五说”,即西周封建论、[28]战国封建论、[29]魏晋封建论[30]以及春秋封建说、秦统一封建说、西汉封建说、东汉封建说和东晋封建说。这一时期的丰硕成果,《中国古代史分期讨论五十年》[31]有精辟的总结,可资参考。

   也有少数学者不承认中国古代有奴隶社会,如1957年雷海宗发表《世界史分期与上古中古史中的一些问题》一文,[32] 认为奴隶社会并非是普遍经历的阶段,李鸿哲也提出类似的观点。[33]但很快遭到批判,没能在学界产生应有的影响。

   1978年,“中国古代史分期问题学术讨论会”召开,会议综述发表在当年《历史研究》第12期, 标题是《冲破“禁区”, 百家争鸣》,标志着历史分期研究进入新阶段。与此前主要肯定五阶段论的情况不同,学者更关注中国历史发展的特殊性,寻找符合中国历史发展进程的分期方式。

   这一时期的历史分期研究又可以按时间大致分为两段,前期侧重马克思经典的阐释,既继续进行“三论五说”的延续讨论,又试图从马克思著作中中提炼新的分期方法,更新或升华原有的五阶段论;后期侧重中国历史自身特点的分期研究,对五阶段论进行反思和探讨,提出新的分期方法并将研究成果用于具体研究和通史撰写中,2000年以后,关于历史分期研究的学术史讨论不断出现。

   在前期的讨论中,大部分学者沿袭此前的方法和观点,如何兹全的《汉魏之际封建说》[34]、赵光贤的《周代社会辨析》[35]、田昌五的《古代社会断代新论》[36] 等。这些讨论基本沿用五阶段论,在理论上没有大的变化。

   同时也出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重新阐释的研究,有代表性的是一元多线发展观和三形态论。一元多线发展观认为生产力发展水平为决定性的一元,具有普遍性,各国的历史发展表象则呈现多样性。[37]三形态论认为马克思提出的“人的依赖关系是最初的社会形态”、“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态”、“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生产能力成为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试图以三种形态代替五个阶段。[38] 这些研究依然以马克思主义经典理论为基础,变化的只是如何将其重新阐释。

   在后期的讨论中,古史分期研究再次讨论五阶段划分方法对中国古史是否适用的问题,由此导致了中国是否经历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如何确定、亚细亚生产方式等问题的热烈讨论。

   中国历史分期的核心问题是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的转变问题,所以中国有没有经历奴隶社会成为焦点。1979年,黄现璠发表《我国民族历史没有奴隶社会的探讨》[39],提出中国没有奴隶社会,得到张广志、胡仲达、沈长云、晁福林等学者的响应,有大量论著发表,如张广志《论奴隶制的历史地位》[40]、《奴隶社会并非人类发展必经阶段研究》[41]、晁福林的《夏商西周的社会变迁》[42] 等,申述中国古代没有奴隶社会。

另一个学术迹象是学者在新分期概念方面进行了思考,如田昌五提出洪荒时代、族邦时代、万邦时代、族邦联盟时期、统一族邦时期、封建帝制的分期方法;[43]晁福林提出氏族封建、宗法封建、地主封建的分期方法;[44] 叶文宪则将中国古代史分为酋邦时代、封建王国时代、转型时期、专制帝国时代等四个时期。[45]在通史撰写中也尝试应用新的分期方法,如白寿彝主编的《中国通史》即以上古时代、中古时代代替奴隶社会与封建社会,用时代次序分期,避免了对社会性质的定性;[46]商传、曹大为、王和、赵世瑜等主编的《中国大通史》则明确“不再套用斯大林‘五种社会形态’单纯演变模式作为中国历史分期的标准”,(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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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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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中国史研究》2020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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