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卫东:抗日战争时期的“荣誉军人”特殊教育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5347 次 更新时间:2023-05-06 15: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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郭卫东  

摘 要:人类对残疾人比较正规的集中收养教育始于军人。1706年,法国在巴黎建成“荣军院”,开残障军人教养机制之先河。1863年,“伤兵救护国际委员会”成立,系红十字运动的创始者和《日内瓦公约》及其附加议定书的倡导者与监护者所为。从此,救助伤兵成为人类通过国际法约定的共同行为。此时也是近代特殊教育在全世界蓬勃发展之际,教育与养护两者齐头并进、相得益彰,对伤残军人施行教育的理念从欧洲至亚、非、拉、美、澳传播运行。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国官兵伤亡惨烈,救助、教养、安置伤残军人为当务之急,对荣誉军人的特殊教育也适时发展起来。1938年2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建立了“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荣誉军人教导院”,树起尊崇荣军的样板。平等相待,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教育公平,既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环节,又是高标准要求。而荣军特殊教育是民族战争善后工作中极为重要的部分,关系到受教人的乐生就业、心理康复、社会融入、家庭幸福、后方建设等。中国荣军特殊教育体系在抗战期间基本架构成型:各级政府从漠视到重视,制定了相应的法令法规;组建了从中央到地方、从“边区”到“国统区”的管理和教养机构;当局颁行了荣军教育的课程准则和课目指导,包含智识教育、职业教育等类别,旨在增强其自力更生和服务国家的能力,助其尽快实现自尊、自立、自强,因而将技能教育置于重要地位;荣军特教的体系学制、教学语言、教材教具、方式方法多借鉴于欧美发达国家。军人原为社会最强势集团中的成员,因伤成残转为“荣誉军人”后,变成弱势,心理落差极大,而要恢复其精神“强势”,教育为最关键环节。考察荣军特殊教育的全过程,可以发现,虽已取得建基立业、大致完形的空前成就,但也存在诸多弊病:对伤残军人未能做到应收尽收、应养尽养,更遑论应教尽教;在教养中,重“养”而轻“教”,即使“教”也多注重职业技能训练,而非基础人文修养;政府虽出台各种优惠举措,却常常口惠而实不至,难以完全兑现。伤残军人窘况亟待全面改善,荣军特殊教育尤需更大进步,这绝非战争环境下的中国所能实现。

关键词:抗日战争 荣誉军人 特殊教育

引 言

本文的“荣誉军人”,专指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对日作战的中国伤残军人。此名的得来,不是作者自创,而是当时的官定用词:“荣誉军人之定义……非如一般人中尊称伤患之总称,乃仅指因抗战受伤成残之军人。”民国以前,并无对伤残军人的收养教育机制,只是给予抚恤金完事,如乾隆朝“实录”载,“受伤兵一千四百九十名,俱分别赏给银两”;道光朝亦同,“受伤兵丁,赏恤如例”;“荣军”等名号,根本谈不上。

在中国,正式使用“荣誉军人”字眼的,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为解决伤残战士的医养问题,陆续成立了五个“红军荣誉军人残废医院”,业已冠名“荣誉军人”,但仍形诸“残废”二字。1938年2月15日,毛泽东对此用词提出意见:“不能再叫残废医院了,这个名称对伤患人格不尊重,任何人到那里去,都会对这个名词反感。……准备把残废医院改成荣誉军人教导院。”2月25日,毛泽东又明确指示:“名称拟改为教导院,废止称残废院。”陕甘宁边区等便以“国民革命军第十八集团军荣誉军人教导院”名目,体现了对伤残官兵的崇敬。此等示残疾军人以尊重的称谓在“国统区”行用要晚一些,1940年4月8日国民参政会这一代表“民意”的最高机构仍直呼其为“残废军人”。直到当年5月1日,国民政府军政部方才下令将“残废军人”统一改称“荣誉军人”。国共使用敬词良语的时间早晚,或一叶知秋地蕴含着双方价值观的差异和中共赢民心得天下的背景。

“特殊教育”用词也当释名。它是近代教育体系中不可缺少的有机组成部分,是使用一般的或经过特别设计的课程、设备、教材、教育手段、教学组织方式对有特殊教育需求的人群进行旨在达到一般的和特殊的培养目标的教育。从生理层面来说,所谓特殊人群,大致包括资赋优异者和残疾者,本文特指后者。

一 建章立制

时人总结对残废员兵有“管、教、学、做四大工作”,“管”列首项。管理须有章程可遵循,有专人可贯彻,有组织可依托,有机构可执行。建章立制的工作始于1920年代后期。此时,战争规模日甚,全面使用热兵器。此乃武器史上的划时代嬗变,因为热兵器的巨大声响使参战人员听力受损,瞬间的光亮使眼睛失明,无数弹片使肢体断残,凡此种种,使伤残官兵巨量增加,统一收容教管势在必行。1928年,处在北伐前线的第四集团军在汉口“筹设残废军人教养院,俾学成一技”。虽属个别单位举措,却有示范效应。翌年,范围扩大,成为国家行为,经“国军编遣委员会”第五次大会议决:“凡负伤残废官兵、收容于残废军人教养院。”建立规章制度迈出初步。陆续地,教养工作从上到下推行,各省级机关也颁布相应的“暂行”“试行”章程,对伤残军人的定级、归属、主管、经费、津贴等进行细化处理。例如,湖南省政府的“简章”就条列教养院内设训育股,“主管宣传党义,担任辅助教育及管理”;工艺股,“主管残废军人之技能教育、工厂管理及采办工业材料、销售出品一切事项”。但上述毕竟属于内战中的伤残军人,未被列入为国征战的“荣誉军人”。

近代中国饱受列强武装侵略军事打击的摧残,对外作战中的荣军教养行为开始于中日战争。此间,日本成为对华侵略的主要国家,也成为中国人民抗击的主要对象。1932年“一·二八”战事甫结束,朱庆澜、许士英等社会名流“鉴于暴日无故侵犯淞沪后,经我军极力抵御,除重伤死亡设法抚恤外,现拟创办大规模军人残废留养院,俾一般赤忠卫国之负伤军人有所寄慰”,于是联络各社会团体,获得积极回应。在第一线御敌的第十九路军更深切感到此项工作刻不容缓,召集大会筹设淞沪抗日残废军人敎养院,推陈济棠等7人为“倡办员”,刘纪文等64人为“筹委”。在各界的大力支持下,1933年4月18日,第十九路军抗日残废军人教养院在广州河南大塘开幕,李宗仁等军政要员出席,300多位残废官兵倚杖立于两侧,院长黄质胜的就职词略谓:“一二八战役,各位不顾牺牲,拼命抗敌,被无情炮火打成残废,牺牲固大,振奋我民族精神不少!今后生活,各界帮助,组设本院得有归宿。半数流散四方,希一致归来。”号召发出后,流落在外地的伤残官兵纷纷前往,“现查留京沪杭一带者达一千五百人、即派轮运粤教养”。也考虑到籍贯、亲属等因素移送他地者,有约270人移送山东残废军人教养院。从“留养”到“教养”,一字之差,意义殊异。教养合一,“教”在先,“养”在后的名词搭配颇有讲究,凸现“教”即教育,与前近代主要是“助养”“留养”有了时代的云泥差别。

全面抗战爆发后,官兵伤亡愈发惨重,到南京失陷时,中国的兵员损失已达百万人。八年抗战,仅收养入院的伤残荣军近十万人,其籍隶全国二十八个省份,其中以川、豫、湘、鄂、皖、鲁、冀等省较多。“抗日为民族生死圣战,荣军为战时生死最烈者。荣军善后无关重要,试问尚有何事重要?”数量庞大的伤残战员如何处置,成为政府必须直面的严峻现实。因为,此事不仅直接关涉伤残者本人和亲属情绪,还关涉到基本人道、民族情感、国际观瞻、政府威望、军队士气、伤愈归队,以及后续征兵等项问题,妥善安置荣军“乃是最好的兵役宣传”。简言之,关系到这场注定持久的反侵略战争何以为继的莫大问题,关系到动员一切力量挽救国家危亡的头等大事,荣军“已与敌人作殊死战,因受伤成残,就彼等本身言,可谓已尽其应尽之天职。惟我政府及全国国民,应如何敬重其伟大之人格,应如何崇其德,报其功,使其心有所安,身有所托,生活有保障,生产有计划,实为当前之急务。良以‘荣誉军人’为中华民国之义士,中华民族之恩人也”。

时势紧迫之际,从速建立残废军人教养机构时不我待,至1938年11月,“政府为存恤捍卫国土浴血抗战之忠勇将士起见”,在各省设立残废军人院11所,收容8800余人。其中设在湖南、湖北、四川、陕西等省的5所为“永久”性质,专收完全残废难以自理的军人4700余人;其余散处于湖南、湖北、广东、广西、陕西诸省的6所为临时性质,收养部分残疾尚能谋生者4100余人。此类教养机构,随战事扩大而有所加增。据统计,届1943年1月24日,在“国统区”建立的教养机构增至37家。其中,教养院8家,临时教养院20家,临时教养所2家,校官教养所1家,盲残院1家。这些院所,分驻于湖南的10家,四川7家,陕西4家,福建3家,江西、广西各2家,甘肃、贵州、江苏、安徽各1家。从地域分布来看,除了西北外(令人遗憾的是,该统计未包括中共设立的教养机构),均在南方,与阵线呈正相关分布——湖南等位处抗敌前线,伤残官兵较多,伤患不宜长途转送,故设立教养院最多;四川位处安全系数较高生活条件较好的“大后方”,设院也不少。这些教养机构均须遵循当局规定“其已残废者,则分别轻重,送入各残废军人教养院及临时残废院,教养兼施,俾学习技能,以维生计”。

中央及各级专管机构陆续配置且屡有变迁。抗战前,残废军人教养院“直隶军政部陆军署,其设驻各省者并受各该省政府之监督”,带有“条块”“央地”双重管理性质。1937年10月,军事委员会设“中央伤兵管理处”,专管重度残疾;轻度伤残则由军政部军医署管理,这是中央的直管机构;地方下属层级布局,分设“西北伤兵管理处”、战区与省级伤兵管理处及分处、伤管所及集合所、教养院等伤管机构,有收权于中央统管的趋向。这对规制、待遇、施教“全国一盘棋”的统一操作,避免政出多门优遇悬殊等状况的发生无疑是有益的。抗日战争是国与国之战,是国家行为,与此前国内地区间的内战自是不同,不分畛域的一体化管理完全应该。1940年5月1日,伤兵管理处改称“荣誉军人管理处”,逐步简化机构,保留教养院(收容一等残)、盲残院(双目失明者)、临时教养院(收容二三等残)等。1945年,荣管处裁撤,业务移交军医署。同年6月1日,成立荣军管理司。日本投降后,循名责实改称荣军善后司。荣军教育,除了上述专管机构负责外,还有教育部门参加。1937年11月,国民政府教育部为实施伤兵教育,与抗敌后援会等机关合组伤兵教育处,下设电影教育、播音教育、文学教育、音乐教育、总务共5个组,因应教学手段的“新潮”,管理机构设置亦显“新意”。

建章与立制,前者先行于后者,如此方能有章可循进而实现管教上的循规蹈矩。1931年,政府发布《残废军人教养院条例》,规定教养院分三种级别:“甲种院”收容量以千人为限,“乙种院”以500人为限,“丙种院”以300人为限;院内组织设总务、训育、诊疗、工艺四个股。1933年,军政部颁布《残废军人教养院考核伤患兵奖惩规则》,对优秀或违纪分别予以奖惩:三月内不旷课者,考试成绩优良者,学习工艺期间有发明或改良新奇物品者,予以不同等级的奖赏;对学习不良者予以惩罚,“每星期旷课达六小时者记过一次;每月旷课达十八小时者记大过一次;每三月缺课在四星期以上者不得参与考试”。“建章”的完善还表现在层级化和专业化,一来各地陆续推出既符合中央指令又因地制宜的配套规章,二来有了不同部门的际别章程。1939年,残废军人生产事务局筹备处发布规程,将尚在拟议中的附属机构先行立规,包括垦殖团(分掌农、林、牧、畜)、工厂(分掌轻工业、化工业)、淘金队(掌理淘金)、训练班(掌理技术人员教育试验)、修理厂(掌理工具修理)、新村管理处(分掌产权处理、新村教育、户籍编查等)、合作社(掌理合作事宜)。军政部也出台了“战时各医院及伤兵休养院治愈伤病士兵出院处理规程”等,以调处理顺各方关系,特别是医院与教养院的交接程式手续,力图做到法无死角,规矩先立,一统下属,责有攸归。

建章立制乃中共素来优长。陕甘宁边区荣誉军人学校设有教务处、组教科或教导处,强化教管职责,实行上下贯通组织严密的一元化领导,由在学员中享有威信的教员兼任连长、队长等,负责学员的学习与生活,既方便教学相长,又密切了师生关系;而由学生骨干担任班、组长,便于日常管理。还制定了学习的相关规则:学习时间内不得乱串,高声喧哗,不得阅读指定范围外的读物或另作他事;因故不能参加学习者需请假并获批准,不得无故迟到早退;对课本教材须爱护保存,等等。

二 智识教育

平等相待是对残疾人最大的尊重,教育公平既是社会公平的基础环节,又是高标要求。“天下既无废物,世间哪有废人?”这要通过教育来实现,确如业内人士所言:“伤兵教育为伤兵问题之中心。”特教关系到荣军的就业生存、心理康复、社会融入、家庭幸福、后方建设等。抗战伊始,国民政府即颁令要求对残废军人“施行严格正规之教育”。此式教育概分为“智识教育”(文化、道德)和“职业教育”(技能)两个方面。

教育以文化教育(智育),即知识教育为基础,这是正规教育的先行步骤,是特殊教育开展的必备条件。不识字,没文化,其他教学进程碍难推行。教学单位均将智识教育作为基本课业,“把前线的战士转为后方的工作人员——规定残废兵的教育计划。虽然他们手折或腿断,但加以训练及教育,仍旧可以做很多抗战工作,他们可能成为很好的宣传员、军事教官、文学家,以及其他技术人才”。这是鼓舞人心的愿景。实际上,荣军文化教育要求不高,使受教者“达到常识资格”即可,“为来日能握笔写信;为增其生活兴味,以慰残废的身体”。伤残军人对此也有兴趣和需求:“不识字的苦啊!出来八年,没有给家里写一个字。求人难,就是有小姐们给我写,我又写不出地名,她们写出来,我又不认得。我当了十年兵,到现在还是一个上等兵,跟我一块的弟兄,有的作了连长、营长。占什么便宜,就是比我多认识几个字,会写几笔呀!唉!不识字真不方便。”可见,伤残军人希望至少能够粗通文墨,既方便自我,获得上升机会;又省去麻烦别人。除却“小我”,从“大我”言,荣军师生们抱持爱国信念,服膺民族大义,格外珍惜“拼着生命换取自由”学习的机会;而且,他们普遍受过一定的培训(哪怕是军事方面),阅历丰富,教育者和受教者多能互教互学,共同进步,显现此特定受教群体的长处强项。

文化教育也有难度,军人原为社会最强势群体,因伤残成为“荣誉军人”后,顿然弱势,瞬间心理落差极大。某荣军院负责人曾历数残废军人教育的几多“困难”:年岁上,官兵们年龄跨度大,年轻者十几岁,年老者七十岁,面对复杂的岁数差别,教学的需要和内容颇有差异。语言上,与当地语系同质化的学校不一样,伤残官兵来自五湖四海,南腔北调,方言繁杂,在“一个教养院里可以说有百数十种的语言,因为他们来自不同的省份,不同的县籍,语言既然不同,无形中便削弱了教育的力量”。程度上,教养院中“占百分之七十是不识字的,其余有初小、高小、初中、高中程度的均有,因为教育程度的参差,实施教育上也发生困难”。教材上,荣军以前所学主要是军事知识,现在“要针对着现实环境和残废军人本身的需要,从新编印一种新的课程。但教材编纂的困难却又跟着发生了”。设施上,教育环境、教室设备、教学器材等均与普通学校差别甚大,场所需要置备盲道、自助扶梯、扩音器、助力器、轮椅等,教室要求具备答录机、放送机、凸凹图表等,教具特需配置盲字板、盲文书、助听器等;特殊教育的专用器材均为不可或缺又价格昂贵,还因使用者系残疾人,行动举止不便,导致器具易损,需要经常更换,“以目前临时教养院而论,要推行教育,使教育环境良好,是有了莫大的困难。每月只有二百多块钱的经费,从何做起?就算有尽美尽善的教育目的和计划,受着经费的限制也是等于无有”。观念上,这是需要克服的最大困难,要说到学文化,荣军往往认为此非所长,对于从军者也非必要,他们的口头语是“念个屁的书,老子没念书,把鬼子打的吱吱叫,现在把腿手打掉了,还念书呢,嘘!嘘!”“他们就怕规规矩矩坐讲堂这一招,不过已在慢慢地被说服过来”。

教案中规定,根据伤残状况(重度、轻度,盲、聋哑)开展分级分类教育,但无论哪个类别的教学,都应授以识字写字与基础文化。1938年8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编著出版《伤兵读本》,供学习文化之用,共50课,内容包括孙中山讲话、尽忠报国、伤好再上前线去、日寇暴行等,以简易读本来进行识文断字的培训。中共领导的荣校对文化教育尤为注重,教员皆从各单位的“文化人”中抽调,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等就表态荣校点名要谁给谁;并出版《荣校生活周刊》作为辅助教材,开展学习评比竞赛,激励同学比学赶帮超。荣军的学习课目不断增益,除了识字外,还包括应用文、公民、音乐、历史、地理、算术等,都是通选课程。另设专科深造课程,譬如会计班的课目有国文、公文程序、算术、珠算、会计学、成本会计、银行会计、商业会计、审计、统一会计制度及经济学等,专科力图优材优教,因人施教,兴趣选科,强化专业,讲求实践。

除了智育以外,还有“精神教育”,所谓“德育”是也。究其内涵,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一是品德教养,中国历来重视道德品质的修为,荣军教育继承传统,并根据特殊人群加以科学指导。荣军心态普遍经历了一番从强势变弱势,再要复兴的急转过程,而要顺利适应转变,“首为精神训练,目的在如何矫正荣军的高傲和自卑心理,启发他们的向上心、自尊心,使他们由过惯非常紧张的生活,过渡到同于平常老百姓的生活,使他们不悲观,不绝望,依然感到前途有着无限的光明,可前进,能荣生”。除了说服教育外,辅之以纪律的硬性约束:“残废军人须绝对服从院规,恪守纪律,如有聚众斗殴、抗拒长官、酗酒聚赌、不服管束及一切违背党义、干犯军纪,并在外包庇烟赌娼妓,妨碍公共治安者,均按陆军惩罚令或陆军刑律分别惩处。其情节重大者并得没收其储蓄金,或停止年恤金。”二是“党义”教育,将此放在各项教育的最高位阶,这从精神教育的宗旨排序即可看出:“(一)启发伤兵忠于党国,拥护领袖,服从指挥的信念;(二)改善伤兵的生活习惯;(三)灌输伤兵各种常识。”从其时间保证上亦可窥见:“政治教育的时间几乎占全部教育时间的二分之一。”此项意识形态化色彩浓厚的说教有专设领导,各院设“党部”,有些还出版“党刊”,四川江安残教院直属区党部“鉴于残废军人教育极为重要”,创办《锋余旬刊》,自称“内容丰富,编排新颖,为残废军人良好读物”。有组织保障,教养院内设四至五个科室,其中“训育”“训导”占了两个,且权责无所不包,“管理残废军人一切事宜”。属于精神训练的方式多样:个别指导、集体讲话、工作检讨、小组会议(每周需要作小组讨论及时事报告)、生活检讨、劳动服务、工作竞赛、军事管理(渐渐改为普通学校生活)及社会服务;还利用各种机会,如国父纪念日、国民月会、朝会、歌咏会及康乐活动等灌输“意旨”。若是宗教团体参与其间,则加重宗教教育,如张家口某荣军院由天主教会协办,“一天四堂功课,识字、算术,每晚宗教课,孜孜培养。……将至一至圣之公教之道理,渐渐的使他们明了,以成天主之义子”。

智识教育收到了一定效果,特别是文化知识教育,其根据每位荣军的受教育程度实行分班教学,不识字者为初级班,稍识字者入高级班,经过教育,“不会写字的员兵,都已经会认识很多的字,有的还会写简单的书信与文稿”;而那些原先稍识字者,进步也很明显,“现可读报章杂志,并能择作短篇文稿,投《荣声月刊》”。荣军院内基本扫除了文盲。特殊教育的特点就是根据残疾类别分类施教,因着残障各有不同,聋哑教学与盲人教学、肢残教学与智残教学在用具设备、培养模式乃至教育理念上都大有不同。抗战时期,此项荣军针对教育有了初步发展。官兵中失明者不少,“鉴于荣盲员兵,与其他荣军共同生活,起居饮食,诸多不便,为摒除其精神痛苦,即建议专设荣盲教养机构,将荣盲员兵,分别集中教养”。1942年秋,在宋美龄和军政部长何应钦的过问下,在四川五通桥青龙嘴建造了占地53亩,平房55栋,房舍200余间的荣誉军人第一盲残教养院。考虑到荣盲员兵双目失明,“除盲文盲字为盲人应有之基本教育外,均以声乐发扬其人生兴趣感,以养调摄其内心暗影”,院方购置收音机,按时播送,筹组俱乐部,表演音乐会,开设图书馆提供盲文书籍。

正因对伤残官兵进行了虽属有限却较普及的“智识教育”与扫盲活动,使他们普遍具备一定的文化基础和接受继续教育的潜质。战时,规定如愿“继续求学深造,则发给就学证,转入各公立中学肄业”;战后,教育部制定并由行政院10405号令核准深造方案,鼓励荣军按照文化程度报考公立中等以上学校,若能入校就读,无论正式生或旁听试读生,政府给予优待,降低入学门槛,免收学膳宿杂等费用。

三 职业教育

职业教育,时称“特种教育”或“技能教育”,系当时关怀最多、用力最勤、效果最著的方面,也被公认在特殊教育中最为重要的门类。《殘不廢月刊》“发刊词”写道:“抗战胜利,荣誉军人厥功最伟,则荣誉军人之善后,诚属今日之重要工作。……若能善为启导,授以生产技术,教以人生真谛,达到自给自足、自治自理地步,既可减轻政府财力之负担,而荣誉军人仍可为国家服务,岂非一举而数善备”。职业教育,从个体立论,使弱势者习得一技之长,自食其力,重树信心。据某教养院调查,入院荣军初期,有80%对未来生活持自暴自弃的悲观态度,参加职业训练者稀少;经过两三年的教导,参加者递升到约三分之二,“证明教育工作的重要”。从社会立论,直接目的有三:“一,虽残不废;二,自食其力;三,减轻国家负担,增加社会生产。”不仅于此,还有远大抱负,“准备改良旧有的生产力及促成新社会的组成的楷模”。各界对此项荣生教育期许很高,使残疾军人依靠“教育的力量”进而“成为一个社会建设的生力军,成为一个民族复兴新生的力量”。

是项教育抗战前已进行,有湖南残废军人工厂等的建立。抗战军兴,伤残兵日多,在当局的重视下,职教全面铺开。1940年4月8日,国民参政会例会,政府大员和社会名流141人到会,通过的第21项提案即为张伯谨等23名参政员“提请筹设残废军人教养院及工厂,并通令各公私机关团体在可能范围内,雇用残废军人案,决议通过,送请政府酌量施行”。各教养院均设有专营部门,湖南长沙教养院“工艺股按照残废军人之情况及个性之不同,授以相当工艺”,规定职教年限,严肃学习纪律,“残废军人在习艺时间如有怠工情事,得斟酌情形,停止其一月以上之津贴”。安徽凤阳教养院“各工厂设备尤佳,现正着手采办最新机械,并闻决注意重工业,尤注重于电气工业云”。江西兴国教养院“特倡导积极教养,举办农工生产事业。当抗战初期,因海口遭受敌人封锁,国内日用物品异常贫乏……特妥订荣军以工业生产为主,农业生产为辅之计划。计先后达七年,成立工业生产合作社二十余社,并创设农村两处”。

职业训练中突出个性化教学,因人施教,一人一格。譬如,盲人因为年龄不同,视能丧失程度不一,具有的工作素质能力也有差异,“教授者,需先详加调查,因势利导,进步较速,若守诸定型,反觉扞格。至为作品,需用胙模者,则需酌宜制备之,且对稍具一二成视能者,应绝对禁止利用,因其虽初步习学较易,迨养成习惯,反觉困难”。工农有别,一技一教,一术一学,第五临教院举办的农业讲习班课程有农场布局、农业管理、土壤学、运销学、病虫害学、堆迭储藏等;专业导向,课目细化,学以致用,立竿见影,半工半读,利用每天下午3—5点的时间上课。第六临教院志愿参加工农业生产者,则区分农、工,在各自的生产部门受训,学期三至六个月不等。该院受过职教从事生产或社会服务工作的达两千人,“全院的残废军人皆达到有书读,有工做的境地。这种伟大的力量,我们是不能忽视的”。第二十临教院专注于工业,陆续成立了肥皂、蜡烛、粉笔、碾米、制糖、织袜、木炭等厂;还创设了化学工业研究社,对外承接技术咨询,实现教学与科研、理论与实践、单位钻研与社会推广的结合。

术有专攻,专管机构的力量若是不足,则由其他的官方和民间机构协力。首要的是教育部,特殊教育本为教育部门的本职,教育部积极贯彻政府议案,努力将各项举措落实,在“伤兵教育”中强调社会性和实用性,充分发挥拥有的资源优势,组织工作团等推进职教。在职业教育中,工业的技术含量较高,缘此,“联合工业合作协会”在其间扮演要角,该会东南区办事处与江西兴国临教院共同策划成立工业合作社和工厂。就连工业基础不甚发达的贵州,荣军“工合”事业也方兴未艾,1940年2月,贵阳工合事务所成立,5月间就会同贵阳红十字会创办伤兵手工业训练班,对荣军轮流培训,第一期组训72名,组织了布鞋、皮鞋、精制硫磺、缝纫、织袜5个合作社。效果极好,扩而广之,从省会拓展全省,贵州工合会将培训荣军列为主要工作,对贵阳、鎭远两地全部荣军1500余名进行职教,“所有伤兵分三个步骤全体加以轮流训练,俾能一律参加生产工作”。工合会还积极争取外援,从“香港工合国际协会”处筹得补助费26550元,又获“新生活妇女工作委员会”主席吴鼎昌夫人等赞助,在有了较充裕经费后,组训人员也从荣军惠及家属,这对稳定军心、共同致富、家庭和睦、子女教育均有意义。荣军家属职训班于1940年10月1日开学,招收学员50人,根据女性特点,教授织袜、刺绣等项技术,“俾于短时期内学有所成,以便着手组社,增加生产”。工合会又与基督教女青年会合办训练班,以抗属为主体, 组织缝纫合作社,受训者“虽大部文盲,而毕业时技术与学科俱有不少进步”。

抗战期间,各界还成立了“伤兵之友社”,合作发起大规模的“伤兵之友运动”。职业教育不似其他学科,需用资金较多,该团体号召为全国伤残将士募捐,计划给每人筹款3000元,以800元作为技能训练费用,另2200元作为生产经费。

值得一提的,还有官方与民间合作组成的“荣誉军人职业协导会”。该会“应抗战之需要而诞生,随抗战之进展而成长”。鉴于“抗战进入第二期之际,全国土地沦陷大半,海口全受封锁,敌人挟其雷霆万钧的新武器,到处轰炸烧杀,使我军民惨遭损失,一时士气颓丧,人心惶惶,故伤残处理成为当日一极重要课题。处理稍一失当不但影响士气,且动摇后方人心,与抗战成败有直接影响”。当此之际,1939年秋,段承泽等人联合军医署及驻川办事处、中央伤兵管理处、四川伤兵管理处等筹组荣军职业协导会。1940年5月12日,该会成立于重庆,以何应钦为会长,许士英、谷正纲为副会长,陈良、魏益三等45人为理事,于斌、刘峙等21人为监事。该会标举“虽残不废,自力更生”两大宗旨,在掌握技能与服务精神两方面同步“育人”,为此在陪都重庆设立了“荣军职业训练所”,专事职业教育,科目设有普通、文书、押运、雨伞、雕刻、会计、政工、手串、藤工、纺织、卷烟、竹工、印刷、制鞋、造皂15种之多。续在四川泸县设立泸叙区办事处。几年下来,共举办各种训练班49班。到抗战胜利,征调受训者600余人,就院训练者400余人,组训荣军眷属100余人;并委托其他工厂或机构代培上千人。该会倚重当政者的权势,拟具政府法令属性的“协助在院荣誉军人生产合作事业暂行办法”,还穿线搭桥与相关社团联合组织“荣誉军人生产合作事业委员会”,相互间既分工又合作,伤兵之友社承担贷款,工合会负责技术指导,红十字会担任医疗救护,职业军人会主理培训事宜。合作单位共襄盛举,实习需有场所设备,职教目的在生产出品,为此,在各地组设了荣誉军人工业合作社53家,设点于陕西宝鸡、城固,甘肃兰州,广西全县、桂林,江西赣县、兴国,贵州贵阳,湖南衡阳、郴县,四川万县、重庆等处。

当然,教学对象系战争环境下的残障军人。他们“受伤成残后,因生理的组织发生缺点,心身的机能发生障碍,于是思想敏锐者,每以此发生心理上特殊之变态,甚至厌弃人世间之一切动作;思想迟钝者,每以此而发生‘苟安’‘依赖’以及‘过分’之希望,甚至易受意气之支配”;自卑者,常夸大残废状况,诉说工作太重,难于适应集体作业;自傲者,又“过分自强挑战”不可能做的工作,结果不但导向失望,而且可能情绪崩溃。加上荣誉军人此前习惯于军训,一旦改业,变更旧习,接受新知,重塑自我,委实不易。

在艰难情形下,荣军职业教育仍然收效显著。与智识教育相比,技能教育更容易见到实效,更便捷知识无多者实操,更关乎荣军的荣生乐生乃至国计民生,故而得到更多瞩目,这是技能教育获得较长足发展的原因。第六临教院在兴国、赣县、吉安、泰和等地成立日化、制革、洗染、药棉、制纸、机械、电池等20多个合作社。第七临教院成立的生产单位有卷烟、碾米、皮鞋、面粉、石灰、印刷、酒精等,仅纺织合作社便拥有“七七式”纺纱机91部,织布机7部,弹花机2部。而第一教养院得到中国盲民福利协会帮助,开办了子弟小学,招收荣军已届学龄子弟,自己受教外,复泽被后代。

社团的成绩也不小,伤兵之友社成立之初,以为事属创举,难以收效,所以预定的目标较为有限:在经济文化较发达省份的省会中成立若干分社,发展社友十万人,募得捐款百万元。不料,伤兵之友运动得到全国同胞和海外人士的热烈响应,于是乎超常发展,成立了海外分社6处,国内分社75处,发展社友61万人,兑现捐款800余万元,超过预期6倍到8倍。

结 语

1706年,法国在巴黎建成了世界上第一所专门为伤残军人服务的荣军院。从创立之日起,荣军院就兼具医疗(包括临终关怀)、教育(修道院)、生产(鞋子、毯子)等项功能。1859年6月24日,瑞士商人让·亨利·杜南(J. H. Dunant 1828—1910)途经苏法利诺,适逢法国、萨丁尼亚联军正在与奥地利激战。他在目睹成千上万无人过问的伤兵惨状后,于是组织人员在近四万具“尸体”中搜检抢救仍然存活的伤患,进而萌发影响深远的“博爱恤兵”思想。战争是致残人数最多的人类自相残杀,“恤兵”正是“博爱”最紧迫的功业。战后,杜南——这位被称为“红十字运动之父”的人奔走呼号,终于在1864年10月经由首个《日内瓦公约》成立了国际红十字会。根据公约,即便是在战场上,有红十字的地方都应受到保护,因为它代表着无差别的救助和跨国界的博爱。红会正是“肇始于战争……红十字会便是为战时伤病军人医药服务团体……不论军官,或者是士兵,不问是哪个宗教派系,也不管(是)本国的弟兄还是敌人的士兵,都是一视同仁。……所以,不分界限地为伤病军人服务,是红十字会服务军人的第一义”。如此这般,国际化救助正是从伤残军人开始,由而泽被天下的芸芸众生,此演进历程绝非偶然,深刻地体现出历史与逻辑的自洽与互洽。1899年7月29日,有了初步国际法认知的清政府加名于第一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通过的多项战争救助法内。1904年,清政府批准加入《日内瓦公约》,并于同年派出使英国大臣张德彝前赴瑞士补行加入红十字会手续。嗣后,对伤残军人进行救助教养的观念在中国陆续传播开来。中国的荣军特殊教育从1920年代后期开始建设,至抗日战争时期较为成形。既是历史沿承,更是时代趋势;既是域外示范,更是国内需要。

抗战是中国历史上首次全民动员的民族战争,是中国人民全面觉醒奋勇抗击外敌入侵的大战。日军不仅装备精良、战力占优,而且无比残暴,不断使用毒气、屠城、扫荡、清乡、“三光”政策等惨绝人寰的手段,致使战斗在最前线的中国军人大量伤残。此时此际,中国的近代化转型已有时日,经过抗战前“十年黄金发展期”,国家实力与国际援助大为增强;给集中救助荣军提供了社会经济储备。值此中华民族最危险关头,“慨自倭寇一再不顾公理,肆逞黩武之计,横施亡我之谋,既占关东,复窥华北,凡我国人自应敌忾同仇”,全民抗战“深感锋镝余生,莫能血溅岛夷”;国共合作,统一战线,政府的动员力空前增强,给教养荣军提供了认知思想基础。再加上国际特殊教育的发展演进,中国近代特殊教育的扎根成长,使人们对特殊教育的各种方式方法了然于心,教养伤残员兵亦成国际惯例、普世人道、心理共情,教育改变命运、知识赋予新生的观念蔚然普及,给荣军特教提供了教育人力资源。中国的荣军特殊教育于此期建构且趋完善也是主客观条件具备使然。

抗战期间,中国荣军特殊教育体系基本架构成型的标志有五:其一,法令法规的制定。从国民政府到省市当局,从战区到后方,从伤情鉴定到入院审核,从伤势区别到分类管理,从军事纪律到课堂纪律,从智识教育到职业培训,各级各地各单位均不断颁布日益细密渐趋适配的法条章程,以便有法可依,依法管教。其二,组织架构的搭建。从中央到地方,均设立一竿子插到底的统管机构,因时因地成立了大批教养结合的单位。教养院的建制统一,既一体化领导,又层级分明,就连教养院的官佐军衔级别都有例规:甲种院的院长位阶上校,乙种院位阶中校,丙种院位阶少校或中校,甲种院各股主任位阶中校或少校,炊事员级别为上、二等兵,等等。抗战以前,国府治下仅有教养院3所,到抗战结束,在多方贡献和央地互动下,仅国府的荣军善后司便直辖73个分署及若干办事处,设院118所。其三,战时特征显明。随战场变化教养机构流动性大,时有散合。战时教育的内容居重,军政部荣管总处曾于1938年1月27日颁行伤兵每周实施课程准则和课目指导要点:对于民族革命应详为发挥,讲述民族英雄故事特别是古今中外名将受伤后遵守纪律及重赴战场杀敌的故事,多讲抗战意义和国际时局变化,详述亡国恨史及台湾、朝鲜、琉球民众所受压迫摧残之种种痛苦。抗日是保家卫国之战,与冷酷无情的战争发动者形成强烈反差的是,中国人民对战伤成残战士们的感激之情愈发炽热。这是由战时氛围荣军身份天然确定,也是爱国情感在反侵略战争中大放异彩。无论是特教从业者,还是社会各阶层,均对战时荣军抱有非同平常的感念。其四,实用性与实践性的增强,将技能教育置于优先。在某些人士的观念里,荣军特教似乎只包括此单项内容:“特种教育内容:为了使残废军人能独立自主,为了使他们对国家尽最大的努力……概略说来,如残废军人志愿从事生产工作,便视其志愿某一生产工作,而加以训练;如残废军人志愿社会服务工作,则视其志愿何项工作,而加以训练。”其五,国际交流的密切。特殊教育本就是近代人道精神和对人类自身深刻认识基础上的产物,而这只能在近代的经济、科技、文化以及社会人文环境的条件下才能发生。近代的特殊教育产生于文艺复兴或启蒙运动后的欧洲。1555年,西班牙人庞赛·德·莱昂(P. P. d. Leo'n,1520—1584)首开聋教育学程;1760年,法国人里皮(C. M. A. d. I' Epee,1712—1789)开办了世界上第一所聋校。1784年,法国人阿维(V. Hauy,1745—1822)设立了世界上第一所盲校,“自兹以往,遂遍及于欧洲,未几而英国、而美国。……由是而其动力渐趋渐远,乃至寰球各文明国”。 1835年,“澳门女塾”的盲教实践揭开中国近代型特殊教育的序幕;1874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盲校——“北京瞽叟通文馆”;1887年,出现了中国最早的聋哑校——“烟台启喑学馆”。上述,均系欧美来华人士创办。可以说,近代范式的特殊教育是西学东渐的重要内容,源出西方的“博爱恤兵”思想也在中国传播,荣军特教的体系学制、教学语言、教材教具、方式方法亦多援例欧美先进。及至荣盲的书写工具也习于西式,“用秃针向小孔刺去,纸背便有凸形,手摸纸背默记,一凸为某字母,自二凸至六凸又各为某某字母,一一记清,便合数字母,拼成一字。由一通万,不但能识,兼亦能书,此训盲法也”;“盲人因视觉器官失去效用,必须以凸点拼音字,用手触摸,始能辨别‘音’‘意’”,将中国文字套用西文字母的“布莱叶点字法”训练荣盲以指识字,以手训诂,使他们学会并熟练运用手指来摸读举世通用的百变字方。国际引介和交汇始终是中国荣军特殊教育的重要门径。战时,尤其是同盟国对中国荣军特教从资金、技术、师资各方面均有所支持,诸如美国援华会、英国援华会等的表现。

但是,全面检点抗战荣军特殊教育,诸重要环节都存在亟需改进之处。(1)在起始阶段,未能做到应收尽收,应养尽养,更不用说应教尽教了,因而遗落了数量不少的伤残军人。以北平这样的大城市为例,直到抗战结束几年后,仍发现有参与卢沟桥战斗的荣军流落街头,“十年来他们一直没离开北平,但也随了大局演变而在生活上划作几个段落,初受伤时在南河沿协和教堂养伤,伤好后参加协和医院主办的工厂……珍珠港事变以后,协和关门,他们被伪政府收到华北义赈会主办的惠民工厂,这时有些轻残的,被日本人提走作苦工去了。……胜利时,他们比平民百姓更欢欣,想着国军回来,复兴可期。……他们拄拐杖,到街头摇旗呐喊过”,不久便希望落空,他们“在敌伪时期已把符号失去,因此也失去了进伤残教养院的资格”,“他们有时也看报,可惜如今报纸上已少见荣军的消息了。‘荣军之友’与‘虽残不废’等等响亮字眼快要在如驶流光中消逝了”。这些挣扎在生存线上的荣军,接受特殊教育对他们来说简直是梦中幻想。这还是在信息发达、条件较好的大城市,流落村野乡间的此类人员定然更多。(2)在教养过程中,重养而轻“教”。有媒体反映残废军人教养院,顾名思义是养且教, “不是只养不教,更不是不教不养”;即或“教”,也多注重职业技能训练,而非基础人文养成。“荣军职业训练,技能方面,可以说是成功,受训后的荣军,都有一技之长,借以谋生。但是精神或心理方面,距离预期的目标还甚远,技能训练容易,精神训练则比较困难,训练技能的技师,容易聘请,训练精神的专家,难于物色。”政府对于荣军教育的作为“离去理想太远”,少数等而下之的权贵“只希望荣誉军人无教育,越是愚昧,越可利用”。(3)从结果看,即使那些受过特教的荣军也处在就职就业十分困难的境况。政府虽有林林总总的优惠规定,落实却难。受过职业培训愿为社会服务的荣军,当局命令公家单位尽先录用,但到具体单位后,却每遭“推托”。更甚者,有人竟把残疾军人的外貌当作入职条件,作为吓唬别人的工具,“工厂里用他们去监视工人,戏院里用他们来应付不买票的特殊人物。没有在职业部门中,开一条正路给他们走,却推他们走歪路、小路”。个别教养院的掌权人物居然教唆荣军走上就业黑道,与黑社会勾结,“教荣誉军人拜香堂,进帮会,自己便高高在上的把优越的享受寄托在荣军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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