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克·梅斯纳 约翰·汉弗莱:全球治理舞台上的中国和印度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3593 次 更新时间:2007-04-25 01:5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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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克·梅斯纳   约翰·汉弗莱  

  

  「作者简介」德克·梅斯纳(Dir Messner ),德国发展研究所(German Development Institute,Bonn)主任;约翰·汉弗莱(John Humphrey ),发展研究所(Institute of DevelopmentStudies ,Brighton ,UK )研究员。

  「译者」赵景芳,军事科学院博士研究生。

  

  「内容提要」冷战后多行为体、多层面的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更多的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而九一一事件则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全球体系中的边缘化。然而,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中国和印度却崛起为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舞台上的关键性参与者,并以强大的力量开始重塑全球治理架构。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工业化国家的发展政策、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全球霸权带来了新的挑战。关于中国与印度的崛起对全球治理理论可能带来的影响及其发展趋势,作者给出了一项简要的研究议程。

  「关键词」全球治理/亚洲发动机/西方霸权/新挑战

  

  一 引言

  

  冷战结束后,有关全球治理的争论反映了一种共识,即加速发展的全球化正在带来跨界和全球性问题,这些问题无法依赖各行其是的民族国家得到解决,而是需要国家间以新形式的“超国家治理”为基础通过政治合作加以应对。①国际金融危机、银行管制、全球气候变化、国际产权、移民流动、人道主义干涉、打击跨国恐怖主义以及一直以来备受关注的国际贸易体制等问题,已经日益成为全球治理的对象。

  在这种背景下,全球治理的目标与宗旨被确定为:“发展一整套包括制度、规则及新型国际合作机制在内的体制,以此为基础不断应对全球挑战和跨国现象所产生的问题。”②随着越来越多具有潜在威胁的问题的出现,全球治理的主要目的是要避免全球体系内的危机和动荡。这一目标无法通过一个集中统一的全球治理体系来实现,而是需要大批的多层次、多行为体参与的制度安排,其中这些行为体既包括政府间组织,也包括半官方及完全非官方的团体。③

  但是,全球治理并非仅止于此,其发展还有自身的目标。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全球治理的目标被设计为一项新自由主义政策议程,旨在通过国家内部和外部的自由化来促进经济更快增长。尽管有关“管理全球化”或“让全球化有利于穷人”等问题的讨论日益突出表明,如果要促进各国普遍发展,全球化进程需要从政治上进行干预,④但是国际一体化的不断增强仍被认为是一项促进经济增长的积极因素。⑤

  20世纪90年代,全球治理理论促进了多边世界秩序的强化以及政府与民间行为体之间新型合作模式的建立。这段时期内,私营公司和非政府组织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更加凸显,民间与半官方组织在各种全球治理制度中,尤其是围绕产品安全、质量、金融、劳工和环境的标准设定方面的作用越来越重要。⑥施奥特则把全球层面上私营部门行为体在规范活动中发挥越来越大作用的趋势称为“治理的私有化”。⑦

  然而,多行为体、多层面全球治理体系的兴起似乎并没有为发展中国家创造出有效参与全球治理制度的空间。⑧虽然人们十分关注发展中国家对全球治理制度的参与和影响力有限的问题,并试图通过贸易谈判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增加理解和能力的机会,但是直到最近的世界贸易组织“多哈回合”谈判,发展中国家才充分展现出在设定议程和阐明立场上的能力。不过,大量分析表明,发展中国家对许多制定和应用具有重要影响的贸易技术规则的论坛的参与仍十分有限。⑨面对这种情况,全球治理机构的决策者一直努力通过为发展中国家培训谈判和技术专业人员以及支持其参加会议来提高它们对这些论坛的参与程度。

  九一一事件加剧了发展中国家在各种全球论坛中的边缘化,因为它把讨论的焦点转移到了全球化条件下世界政治的未来上面。美国政府对九一一事件的回应和伊拉克战争引发了一场有关“孤独超级大国”阴影下单边世界秩序的激烈讨论。⑩许多观察家认为,在未来一段时期内,美国仍将是全球唯一的超级大国。有人宣称,除美国外,还没有看到其他行为体能够对全球治理进程发挥广泛而持久的影响。(11)如果那样的话,发展中国家则将不可能在未来国际政治和全球治理中发挥有效的作用。

  可是,在关于“单边世界秩序”的讨论即将达到顶峰之时,又出现了一场新的争论。这场争论的焦点是中国和印度及其他一些“支柱国家(anchor countries)”(如巴西和南非)的崛起以及它们对整个工业发达国家特别是对美国全球霸权带来的新挑战。(12)本文将主要讨论中国和印度的崛起如何塑造全球治理架构以及对西方带来怎样的新挑战。

  

  二 作为全球变革推动者的中国和印度

  

  值得关注的是,直到最近一段时间,人们才意识到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变革的推动者甚或“亚洲发动机(Asian Drivers )”,在全球政治、变革和治理等方面正日益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根据许多重要的全球治理文献可以看出,直到2003~2004年,在有关全球性变革(世界问题、全球相互依赖、全球化进程对民族国家改革的冲击以及全球治理体系中政策制定的新模式)主要驱动力的争论中,人们才开始论及中国和印度作为全球化推动者的重要性。(13)

  美国国际政治领域内的一些重要学者也忽视了“亚洲发动机”现象的出现。比如,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认为,中国仍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对美国来说并非真正的政治挑战;约瑟夫。奈强调,中国必须要走相当长的一段路,才能成为与美国实力相当的竞争者;(14)查尔斯。库普乾则把欧洲描绘为惟一超级大国面临的严峻挑战,而丝毫没有论及“亚洲发动机”的未来作用;伊沃。戴尔德与詹姆斯。林德赛则把注意力集中在发展跨大西洋的新型合作模式上,也根本没有考虑中国和印度可能会改变整个局势。(15)

  自1990年以来,西方出现了6种有关全球政治未来发展的理论,但其中没有一种论及“亚洲发动机”的发展趋势:第一,福山的“历史终结论”意识到全球民主化的强烈趋向,认为全球政治地图的主要冲突线是民主国家和非民主国家之间的斗争。(16)第二,米尔斯海默集中关注冷战稳定格局崩溃之后民族国家间冲突的再度出现。(17)在他看来,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是最严峻的挑战。因此,以实力为取向的安全政策是任何全球战略的核心内容。九一一事件后,卡根等许多学者认为,反恐战争将是未来几十年内的主要冲突形式。(18)无论米尔斯海默还是卡根,他们都把“安全”作为其研究的首要议题。第三,亨廷顿则主要思考西方与其他文化之间的“文明的冲突”。(19)第四,保罗。肯尼迪和罗伯特。卡普兰认为,主要冲突线存在于“西方世界和世界其他部分”之间社会经济上的不对称。在他们看来,全球贫困、环境破坏、腐败和南方国家的失败是主要挑战。发展政策以及西方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间的国际合作是应对这些全球风险的重要方面。第五,托马斯。弗里德曼分析了全球政治的经济化进程。在他的地缘经济学图景中,主要冲突线存在于能够从自由化、新技术和全球市场变革中获益的部分与信奉国家调控和保护主义的另一部分之间,而这两部分既存在于国家内部,也存在于国家之间。第六,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全球治理理论经历了全球化条件下深刻的政治变革。这种转变的关键词是“威斯特伐利亚体系的终结”,(20)即国家内部与外部主权的销蚀以及国内外政策与政治界限的模糊。在这种情境下,关键性的挑战是建立一个综合性的全球治理架构,以便处理日渐增多的世界性问题和全球相互依赖。换言之,全球治理理论认为当前面临的主要挑战是如何强化合作性的全球多边主义。

  依笔者看来,“亚洲发动机”现象可能会改变并挑战上述6种“全球政治未来图景”所描绘的那些趋势。全球政治的第7种图景则认为,未来几十年内,全球治理中的主要冲突线存在于中、印作为全球经济及治理的强大推动者所产生的新动力与以上种种趋势之间的相互作用。

  

  三 中印崛起带来的新的权力格局

  

  中国和印度崛起为全球治理与世界经济的重要行为体,将使当今“准单边世界秩序”转变为一种事实上的多极权力格局。最迟到2025~2030年,美国、中国、印度和欧洲将成为全球治理体系中举足轻重的四大力量中心。这些核心行为体在未来全球治理中的相互作用将在很大程度上决定21世纪跨界及全球性问题是否以及如何进行应对,决定世界发展中地区在世界政治和经济中能够扮演怎样的角色。这种新的多极力量格局及其带来的权力与政策选择的竞争将成为塑造未来50年全球治理架构的核心冲突线——其塑造的方式类似冷战时期的两大体系冲突,也类似导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主要欧洲国家之间无休止的冲突。

  其中,问题的核心是,欧盟能否帮助把这两股新兴力量逐渐整合到一个有效的多边主义体系之中,抑或这种多极体系因无节制追求权力而导致新的冲突和不稳定,从而制约了遏制全球化消极方面(比如贫困、环境退化、国家失败)的力量。而未来很可能的情况是,全球治理体系将受到“动荡的多边主义(turbulent multilateralism )”的影响。

  中国和印度正成长为全球性参与者,从而改变着工业化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关系。这两个国家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崛起正在并将继续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20世纪70~80年代,虽然韩国和台湾地区也曾展示出高增长率,但是现在中、印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正在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并改变着其根本的模式。因此,中国和印度不仅是“崛起的经济体”(如同韩国、台湾地区、新加坡、泰国和日本一样),而且更是“全球变革的亚洲发动机”。中国对全球经济影响的迅速增长令人吃惊:它在美国全部进口中所占的份额从1995年的6%上升到2004年的15%,(21)而且在各种制造业部门中,它对全球贸易具有根本性影响。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出版的《中国经济概览》预测,至2010年,中国将超过德国和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的出口国;中国对关键性贱金属(base metals )的需求从20世纪90年代早期的5%~7%增长到目前的20%~25%;中国拥有世界第二大外汇储备,总计超过8190亿美元;中国将很快成为世界最大的二氧化碳排放国家——中国未来的能源政策将对全球气候变化情况产生至关重要的影响。从20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中期,中国从事实上孤立于国际组织的状态逐渐转变为对国际体系内的国际组织进行充分参与。(22)

  印度在世界贸易和金融方面的地位不如中国显赫。虽然印度的贸易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率比中国低得多,但是在过去20年中,印度也实现了经济的持续增长,并且在下个10年中保持继续增长的前景看好。至2020年,印度将可能成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一些分析人士甚至认为,印度的长期发展前景要好于中国。(23)比如,由于印度相对于中国有许多重要的比较优势(比如,“民主制度”、不断成长的年轻人口等),它甚至可能成为具有更大全球行动能力的行为体。自1964年“77国集团”成立之始,印度就一直在发展中国家的贸易谈判中发挥着关键性主导作用,但印度在各种全球论坛中的地位以及印度政治与经济精英对自我的认知正在经历戏剧性的变化。颇具影响力的《金融时报》专栏作家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指出,“印度工业联合会的‘印度无处不在’运动席卷了今年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的年会。如果公共关系是走向经济成功的路径的话,印度将征服整个世界。印度人确实无处不在,而中国人则相对不见踪影”。(24)

  发展中国家经济面临的最大挑战当然来自中国与印度的崛起。首先,随着中国与印度经济的增长,全球竞争环境迅速发生了变化。由于中印两国的高经济增长率、经济规模以及国家内部结构调整的速度,中国和不断加速崛起的印度正在对世界其他地区造成巨大的压力。其次,初级产品在数十年价格跌落之后,自2001年起,原材料与农产品的贸易价格开始反方向运动,(25)其原因在于中国与印度需求的拉动。在越来越多的部门中,中国工业出口产品正在积极抢占拉美和非洲公司在世界市场上的份额。(26)这两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经济活力正在使世界劳务、商品和金融流动市场发生着重大变革。发展中国家决策者需要理解并对新的全球环境做出反应。其中,“赢家”(特别是能源与原材料出口国)将不得不应对出口商品价格与数量增长带来的影响,而“输家”(需要进口不断涨价的原材料与能源的国家以及在国内外市场面临廉价工业制品竞争的国家)则将面临艰难的调适过程。(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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