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效民:浙大校长竺可桢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99 次 更新时间:2023-02-03 23: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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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上任三条件

竺可桢字藕舫,浙江上虞人,1890年生。1910年考取清华第二期庚款留美生,与胡适、赵元任等人赴美留学。在美国,他与任鸿隽等人创立中国科学社,并获得哈佛大学博士学位。回国后,他先后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南京高等师范学校、南开大学任教,后来担任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是我国现代气象学和地理学的主要奠基人。

1936年初,浙江大学掀起驱逐校长郭任远的风潮。郭是广东人,早年留学美国,在行为主义心理学研究上颇有成就。他被迫辞职后,陈布雷向蒋介石推荐竺可桢。蒋认可后,委托行政院秘书长、著名地质学家翁文灏去做工作。竺可桢向中央研究院院长蔡元培征求意见,蔡认为能不去最好,“但蒋处不能不去,婉言辞之可也。”

2月21日,蒋介石在孔祥熙寓所约见竺可桢,竺推说要与蔡先生商量才能决定。他如此推托,除了怕影响研究工作外,还有三个顾虑:一是“不善侍候部长、委员长等,且不屑为之”;二是时局不宁,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三是即便答应下来,短时间内难见成效。事后,经翁文灏、陈布雷等人反复劝说,他才提出如果能满足三个条件,可以考虑。这三个条件是:“财政须源源接济;用人校长有全权,不受政党之干涉;而时间以半年为限”。其中第二条是教育独立的重要前提,他敢于向当局提这样的条件,令世人玩味,也让后人惭愧。

竺可桢写过一篇文章,标题为《常识之重要》。文章说:“大学教育之目的,在于养成一国之领导人材,一方提倡人格教育,一方研讨专门智识,而尤重于锻炼人之思想,使之正大精确,独立不阿,遇事不为习俗所囿,不崇拜偶像,不盲从潮流,惟其能运用一己之思想,此所以曾受真正大学教育之富于常识也。”竺可桢还说,科学并不神秘,不过是有组织的常识而已;如今国事纷扰,亡国之祸迫在眉睫,完全是政府和人民缺乏常识造成的。竺可桢就是抱着这样一种理念走马上任的。

二、“教授治校”

经过一番准备,竺可桢于4月25日正式来到浙江大学。完成交接手续后,他先与教职员工座谈,然后到体育馆与学生见面并发表讲话。他说:“一个学校实施教育的要素,最重要的不外乎教授的人选,图书仪器等设备和校舍建筑。这三者之中,教授人才的充实,最为重要。”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教授是大学的灵魂,一个大学学风的优劣,全视教授人选为转移。假使大学里有许多教授,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自然会养成良好的学风,不断的培植出来博学敦行的学者。”

在竺可桢看来,所谓教授并不是一个头衔、一个职称、一种待遇,也不是一种向上爬阶梯;教授是一群“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作育后进为无上职责”人们。

为了充实教授队伍,竺可桢多次拜访邵裴之、马一浮等学界前辈,聘请胡刚复、梅光迪、张荫麟、王淦昌、王琎、卢守耕、周承佑等30多位著名学者前来任教,启用一批深孚众望的学者担任院长、系主任等职务。

竺可桢出任浙江大学校长已成定局后,该校工学院院长朱一成前来拜访。交谈中竺可桢表示他一贯主张教授治校,但是朱一成却不以为然。竺坚持说:“余以为此乃一种目标,第一步在首先觅得一群志同道合之教授也。”可见竺可桢的上述讲话,也是在为这个目标做铺垫。至于朱一成,著名科学家吴有训对竺可桢说:此人不走,“必贻后患”。竺还听说,朱某人只领薪水却不上课,因此他决定“彻查此事”。

如果说教授应该以研究学问为毕生事业,以教书育人为无上职责的话,那么学生又应该如何努力呢?在这次讲话中,竺可桢对大学生的人格培养提出具体要求。他说:“我们受高等教育的人,必须有明辨是非,静观得失,缜密思虑,不肯盲从的习惯。”有了这种习惯,才不会害己累人,才能不负所学。

但是,如何才能养成这种习惯呢?竺可桢说:大学教育的目的,应该让学生掌握学习的方法,开辟求知的途径,并通过研究学问来培养他们的反省意识和批判精神。只有这样,大学生才有能力对社会和自然进行精细的观察、慎重的考量,才不会被传统观念束缚,不会被少数人利用。但是,如今的大学却往往以传授知识为主,使学生丧失了独立思考的能力。正因为如此,他认为“半年来的学生运动,固然热情可佩,但其方式之无当,实为可怜。”讲话结束时,他满怀期望地说:大家既然接受了高等教育,就不应该盲从;只有独立思考,才能应付艰难危险的环境。只要能做到这一点,“十年廿年以后的诸君,都可成为社会的中坚分子,而中国今后正是最需要头脑清楚善用思想的人物”。

三、严厉批评只“教”不“训”

1936年5月18日,已经上任的竺可桢补行就职典礼。典礼于上午10点半开始,先是新校长宣誓,其中有“决不妄费一钱,妄用一人,并决不营私舞弊,及接受贿赂”等内容;接着是监誓员蒋梦麟致词和来宾讲话;最后是新校长致答词。

在答词中,竺可桢首先根据浙江的历史对大家说,在此国难当头之际,我们应该学习越王勾践“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的经验,既要“教”,又要“训”。但是现行的教育制度却只重“教”而不重“训”,许多教师上完课以后就再也不和学生见面了。这种只注重知识传授不重视人格熏陶的“教”而不“训”的教育制度,应该尽快改变。

紧接着他指出,如今的大学即使在“教”的方面也有很多问题:

第一是重视学分,忽视了导师。学分制的弊病在于教师与学生很少接触,学生只要读满学分就可以毕业。但是导师制却为学生接受教授的熏陶提供了保证,这对学生人格的形成非常重要。

第二是重视就业,忽视了学业。他说,大学生毕业即失业,与学校闭门造车有关。要解决这个问题,不但要改进大学管理,还要明确大学培养的目标。他引用美国学者罗威尔的话说:“大学的目的,不在乎使大学生能赚得面包,而在乎使他吃起面包来滋味能够特别好”。基于这个道理,他强调大学是培养领袖人材的地方,大学生学成后不仅要自己有饭吃,还要让大家有饭吃。说到这里他解释道:“大家有饭吃”与“有饭大家吃”不一样,前者是生产教育制度,后者是分赃制度。由此可见,如果大学生只重视就业而忽视学业,就很可能堕落为分赃制度中的一员。

强调独立思考,注重人格修养,培养领袖人材,是竺可桢一以贯之的教育理念。抗日战争爆发后,竺可桢率领浙大师生到天目山禅源寺避难。刚到这里,正好是星期日,他看到师生们一群一伙地外出散步,感到这里真是实行“导师制之理想地点”。第二天,他对一年级新生发表谈话时说:自废科举办学校以来,我国教育在设备和师资方面,不能不算有进步,但是有个最大缺点,就是学校并没有照顾到学生品格的修养。这样一来,教师就把传授知识当作唯一任务,有的甚至“以授课为营业”。为了纠正这种倾向,浙大在全国率先实行了导师制。如今,我们虽然被迫离开校园,但是全校师生能在这里“融融一堂,通力合作”,却是可喜的事情。他还告诉大家,国家每年给你们花很多钱,为的是培养社会的栋梁,时代的砥柱,而不是让你们仅仅学习一点技术,为自己谋生找出路。这些话至今仍有深刻的警世作用。

四、通才教育

现代社会的分工越来越细,专业设置也越来越多,因此大学究竟是重视理论还是重视实用,是培养专才还是培养通才,就成了现代教育制度面临的主要问题。浙江大学由求是学堂、浙江中等工业学堂和中等农业学堂演变而来,对实用技术教育非常重视;无论是大清王朝、北洋政府还是国民党统治,都把实用技术教育放在首位,因此要想改变这一传统,非常困难。然而竺可桢知道,如果仅仅是学习一种专业,掌握一门技术,就不会拥有清醒的头脑,也不会融会贯通,最后的结果是难成大器!因此他上任伊始,就把推行通才教育放在首要位置。

1936年5月9日,竺可桢主持第一次校务会议时就提出要设立中国文学系、史地系和一年级不分系等议案。最后一项议案虽然讨论最久,但还是成立以郑晓沧、胡刚复、苏步青等人为首的公共科目分配委员会,将通才教育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后来,苏步青担任复旦大学校长,他说:“如果允许复旦大学单独招生,我的意见是第一堂先考语文,考后就判卷子。不合格的,以下的功课就不考了。语文你都不行,别的是学不通的。”

1936年9月,是竺可桢上任后的第一个新学年,也是他的母校哈佛大学建校300周年纪念。17日晚上,他在哈佛大学同学会上发言说,哈佛大学的办学方针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主张思想自由,反对政党和教会干涉;二是学校的课程应该更重视理论,而不是只注重实用。他强调,这两点主张与英国大学基本一致,但是德国、意大利、苏联却与此大相径庭。

第二天,他在新建成的教学楼出席新生谈话会,进一步阐述了这一思想。他告诉大家:大学生是人生最快活的时期,没有经济负担,也没有谋生的问题,因此大家除了诚实做人、勤恳求学之外,最要紧的是要有一个清醒的头脑,这比单纯掌握一门实用技术更重要。他甚至说:“我们国家到这步田地,完全靠头脑清醒的人才有救。”

抗日战争中,竺可桢带领浙江大学师生经江西、广西最后到达遵义,途中他的夫人张侠魂因病去世,其艰难困苦可想而知。尽管如此,他始终以通才教育为主,把浙大办成了具有国际影响的一流大学。当时来访的李约瑟博士把浙江大学誉为“东方的剑桥”。

抗日战争胜利后,竺可桢注意到美国教育界在反思战争教训的基础上,重新认识通才教育的意义。他读了著名教育家纽曼《论大学教育范围与性质》后感受很深,立刻为《大公报》撰写《我国大学教育之前途》一文,再次提出通才教育等问题,希望纠正多年来形成的重理轻文、重技术轻理论以及在学生中弥漫的“谋生不谋道”的坏风气。不久,他从费正清夫人费慰梅那里得到哈佛大学关于通才教育的报告,其中讲到通才教育的目的,在于使民主国家的国民能够对选举和择业有清醒的认识,以及通才教育虽然“不能使人成为良医、大律师,但能使人与医师、律师接谈以后,知其良诱”。这就进一步加固了他坚持通才教育的信念。第二年10月,他参加中央研究院二届三次评议会时,听到陈立夫感叹科学研究的困境,认为这是“自食其果”,与他“当教育部长时,竭力提倡实科”有关。

五、黯然离去

当初竺可桢上任时提出只干半年,没想到却整整干了十三年。其中包括艰苦卓绝的八年抗战,而这八年又是浙江大学历史上收获最大、成果最多的时候。浙大百年校庆时,苏步青回顾这段历史,曾经颇为感慨地说:当年“师生们住古庙破祠,吃红薯干,点桐油灯,百结鹑衣。但为爱国而教,为救国而学,弦歌不绝,其精神、气节,远远超过‘贤者回也’!古人云:‘多难兴邦’。多难不仅兴邦,多难也兴学育才。”这不但是对浙大师生的赞扬,也是对竺可桢校长的肯定。不幸的是,抗日战争结束后,浙江大学却因为内战和学潮陷入不可收拾的混乱局面。到了1949年4月底,竺可桢不得不独自一人悄悄出走,离开这所奋斗十三年的学校……

苏步青还回忆说:又过了几年,浙江大学在院系调整中被“一分为四”,使这所“名驰海内外”的学校“顿失光彩”,他自己和数学系也被“请出去了”。他对竺可桢的判断是:“与蔡元培先生一样,是我国近代教育史上伟大的校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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