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我与王汝涛教授的学术情缘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645 次 更新时间:2022-12-24 1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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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临沂师范学院(今临沂大学)的王汝涛教授去世已近四年了,可我依然不时地想到他,总想写点文字,以此表达缅怀与纪念。

我拜识汝涛先生是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当时在临沂举行的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当地的老学者以曹操对孙子兵法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运用为题,发表自己的独到见解,令人耳目一新。我那时在孙子兵法研究上还是一个初学者,听了这样的学术报告,在由衷敬佩并牢牢记住汝涛先生的同时,也为临沂有这样学识卓绝的学者而惊讶。

因仰慕汝涛先生的学问,我有意识地向他请教,而先生也对我青睐有加,不时指点,或许在他的心目中,象我这种尚能沉下心来读书写作的晚辈,属于“孺子可教”的对象。因为对于以弘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老一辈学者而言,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期盼与追求,所以,有年青人折节向学,他们总是会倍感欣慰、积极鼓励,正是这样的契机,缔结了汝涛先生与我之间的一段学业指导、人格砥砺机缘。

苍天总是垂幸于有缘之人,临沂厚重博大的历史文化资源,使汝涛先生能够施展自己的才华,也给我们的学术往来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交集平台,《孙膑兵法》与马陵之战战场遗址的论证、诸葛亮思想与生平的讨论,都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历史文化主题,这就使得我不断有新的机会向汝涛先生讨教,当然,汝涛先生在唐人小说的研究、王羲之生平与家族史的考析、《金瓶梅》作者的辨正、颜真卿事迹的梳理等领域的造诣,我作为门外汉,是没有资格置喙的,但汝涛先生同样以奖掖后进的热忱,将自己这方面的心得随时赐告,慢慢地培养起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他的苦心孤诣,至今念及,不禁泫然。

在向汝涛先生求教请益的过程中,我以为:先生的治学有三大特色:

一曰“博”,汝涛先生早年受业于萧公权、萨孟武等名师硕儒,文史贯淹、经子兼通,这以他的治学领域与学术成果就可以看到。他既著有《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琅邪居文集》、《王羲之世家》等历史研究专著,也撰写有多篇唐诗宋词的赏析研究文章,并创作了《偏安恨》、《巾帼藩王》、《翠谷义踪》、《王羲之》等历史文化小说,还整理与主编了《唐人小说》、《颜真卿志》、《宗圣曾参》等历史、文学资料与地方文献。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句:汝涛先生的成就,实际上业已成为临沂的一个文化象征。

二曰“通”。汝涛先生治学,绝不局促于饾饤补苴的层面,而是进入了通脱豁达、博古通今的境界,他在一次与我通信中谈到,他十分仰慕乃师萨孟武先生《红楼梦与中国家庭》、《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等著述中体现的卓荦历史意识与深沉文化感悟,认为这才是历史解读、文化研究所应追求的崇高目标,他谦逊地表示,这种境界自己是不敢企冀的,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己还是有心将其借鉴和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事实证明,汝涛先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其《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一书(岳麓书社出版)中,就体现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视野与文化精神。

三曰“实”。汝涛先生治学,笃实严谨,一丝不苛。对一些无根之论,他总是能秉承求真求实的态度,予以严肃的批评,我记得他曾对个别人有关王羲之家谱的真伪问题上的随意看法,提出尖锐的辩证,廓清了历史的真相。另外,在我印象中,凡是他主编的论文集,如《诸葛亮研究二集》、《金秋阳都论诸葛》等,他总是要写一篇多达万字以上的编后记,对入选文集的论文,一一加以详尽的学术点评,这既是汝涛先生甘于奉献、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私风格,同样也是他以学问至上、学贵笃实的治学精神具体写照。在当下学风浮躁、学术大量泡沫化愈演愈烈的学术生态中,汝涛先生治学求“实”的品德乃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尤其值得我们推崇和发扬。

问学求道日久月长,就顺乎自然地进入了更亲切随和的自由空间,这就是情感世界的交融与生活经验的分享。这时,我和汝涛先生之间就不再只谈学问,我到临沂,可迳赴其寓,漫话家常之事,议论世局时政,诉说所见所闻,直抒所想所思;汝涛先生在报刊上看到新书书讯,也随即驰函于我,嘱托我在北京书肆上代他访购。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平常。人生交往到了这样的朴实平凡状态,不再有尊卑的界限和礼节的考虑,不再有功利的因素,才算是真正接近了“陶然共忘机”的人生理想境界。

我与汝涛先生过从最频繁、最密切是我尚在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从事古代兵法研究那段时间,2002年7月,我告别军旅,转业到中国人民大学当教书匠,原以为可赢得清闲,有更多的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谁知道,好景不长,时隔不久,我又先后承乏中国人民大学历史系与国学院,当上一名“小吏”,“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成路人”,结果,比当年在军事科学院当“小吏”忙碌多多,就公而言,是填表格、陪开会、跑项目、糊人事;就私而言,是发文章、编书稿、开讲座、建关系,形格势禁,不亦乐乎。

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采,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很无奈,我与“全真葆性”的古训渐行渐远,为物“累形”的症状则愈来愈重。纯朴少了,想法多了;真挚淡了,应酬忙了;雅致远了,俗气浓了。人是会变的,我也不例外,所以,在汝涛教授去世前的那几年里,虽说心里常也惦念起他,但却经常以事忙为由,给自己较少主动向汝涛先生请安问好的过错做开脱。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愚蠢,我竟然为过眼云烟的虚名所迷惑,而忘却了人生的真正追求。

那一年汝涛先生的仙逝,对我个人人生而言,有如当头棒喝,使我警醒和检讨自己这几年的本性迷失之误。让我更加懂得对生活、对友情的珍惜,更加明白怎么做人和做怎样的人的道理。我认为,后悔而有所触动,有所觉悟,有所改变,这样的人生同样不失为幸福。

从这个意义上说,汝涛先生生前身后,都永远在关心我、在帮助我,都永远默默地注视我,祝福我,大爱无疆、大德无际,我只有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做事,才能有勇气去回忆汝涛先生的音容笑貌,才能有底气去告慰汝涛先生的在天之灵!

来源:中华读书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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