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朴民:先生之风 山高水长——缅怀王汝涛先生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81 次 更新时间:2017-12-15 00:41: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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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朴民 (进入专栏)  

   虽说生老病死,乃是人生的常态、自然的规律,但是,当汝涛先生驾鹤仙逝的噩耗传来,还是恸从中来,悲不能已。辗转反侧,夜深无眠,于是干脆打开电脑,略述数语,追忆自己向汝涛先生求教请益的往事,诉说个人心中对汝涛先生懿德嘉行与学术贡献的认识,谨以此表达对汝涛先生的深切缅怀与永恒纪念。

   我拜识汝涛先生是在上世纪的九十年代初,当时在临沂举行的第三届《孙子兵法》国际学术研讨会上,一位当地的老学者以曹操对《孙子兵法》的理论贡献与实践运用为题,发表自己独到的研究见解,观点堪称凿破鸿蒙,论证不乏条分缕析,实可谓提玄钩要,索隐发微,别开生面,新义迭呈,令人耳目一新。我当时在《孙子兵法》研究上还是一个初学者,听了这样的学术报告,受震撼、受鼓舞是很正常的,在由衷敬佩并牢牢记住汝涛先生高姓大名的同时,也为临沂有这样卧龙藏虎、学识卓绝的学者而不胜惊讶。可以这么说,我对临沂的认识和向往,在很大程度上,是得益于汝涛先生的道德文章这一门径而渐入佳境。

   “困而知学”乃是我这种资质愚钝之人唯一的长处,因仰慕汝涛先生的学问,我有意识地向他老人家请求赐教,而先生也以“有教无类”的博大襟怀,对我这个后生小子青睐有加,不时指点,或许在他的心目中,像我这种尚能沉下心来读书写作的晚辈,属于“孺子可教”的对象。因为对于以弘扬光大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为己任的老一辈学者而言,学术事业的“薪火相传”是他们心中永远的期盼与追求,所以,有年青人折节向学,他们总是会倍感欣慰、积极鼓励,正是这样的契机,缔结了汝涛先生与我之间的一段学业指导、人格砥砺的机缘。

   苍天总是垂幸于有缘之人,临沂厚重博大的历史文化资源,使汝涛先生能够挥洒自如施展自己的卓绝才华,发挥自己在传承和弘扬传统文化方面不可替代的作用,也给我们的学术往来提供了难能可贵的交集平台,《孙膑兵法》与马陵之战战场遗址的论证、诸葛亮思想与生平的讨论,都是我们共同感兴趣的历史文化主题,这就使得我不断有新的机会向汝涛先生讨教。当然,汝涛先生学问博大无涯,他在唐人小说的研究、王羲之生平与家族史的考析、《金瓶梅》作者的辨正、颜真卿事迹的梳理等领域的造诣,我作为门外汉,是没有资格置喙的,但汝涛先生同样以奖掖后进的热忱,将自己这方面的心得随时赐告,慢慢地培养起我对这些问题的兴趣,多少可以说是进入“扫盲”的阶段了,他的苦心孤诣,实在让人感动不已,至今念及,不禁泫然。

   在向汝涛先生求教请益的过程中,我以为:先生的治学有三大特色:

   一曰“博”,汝涛先生早年受业于萧公权、萨孟武等名师硕儒,根基坚实宽厚,于学问无所不窥,文史贯淹、经子兼通,是真正的国学大家。这以他的治学领域与学术成果就可以看到。他既著有《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琅邪居文集》、《王羲之世家》等历史研究专著,也撰写有多篇唐诗宋词的赏析研究文章,并创作了《偏安恨》、《巾帼藩王》、《翠谷义踪》、《王羲之》等历史文化小说,还整理与主编了《唐人小说》、《颜真卿志》、《宗圣曾参》等历史、文学资料与地方文献,可谓是成就卓著、博大精深,这里,我想特别强调一句:汝涛先生的卓越成就,实际上业已成为临沂的一个文化象征,对于临沂向全国,乃至全世界展示自己厚重杰出的历史文化风貌,其意义不言而喻。

   二曰“通”。汝涛先生治学,绝不局促于饾饤补苴的层面,而是进入了通脱豁达、博古通今的高明境界,他在一次与我通信中谈到,他十分仰慕乃师萨孟武先生《〈红楼梦〉与中国旧家庭》、《〈水浒传〉与中国社会》、《〈西游记〉与中国政治》等著述中体现的历史意识与文化感悟,认为这才是历史解读、文化研究所应追求的目标,他谦逊地表示,这种境界自己是所不敢企冀的,但“虽不能至,心向往之”,自己还是有心将其借鉴和运用到自己的研究之中。事实证明,汝涛先生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在其《唐代小说与唐代政治》一书中,就浓厚体现了这种崭新的历史视野与文化精神。

   三曰“实”。汝涛先生治学,学风质朴自然,笃实严谨,一丝不苛,精益求精。对一些无根之论,他总是能秉承求真求实的态度,不假辞色,予以严肃的批评,我记得他曾对个别人有关王羲之家谱的真伪问题上的随意看法,提出尖锐的辩证,廓清了历史的真相。另外,在我印象中,凡是他主编的论文集,如《诸葛亮研究二集》、《金秋阳都论诸葛》等,他总是要写一篇多达万字以上的编后记,对入选文集的论文,一一加以详尽的学术点评,这既是汝涛先生甘于奉献、乐为他人作嫁衣裳的无私风格,同样也是他以学问至上、学贵笃实的治学精神具体写照。在当下学风浮躁、学术大量泡沫化愈演愈烈的学术生态中,汝涛先生治学求“实”的品德乃是一笔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尤其值得我们推崇和发扬。

   问学求道日久月长,就顺乎自然地进入了更亲切的自由空间,这就是情感世界的交融与生活经验的分享,仰慕的敬意固然依在,而平和的交往则水到渠成。这时,我和汝涛先生之间就不再只谈学问,而开始有更多话题的交流,有更多琐事的互助。我到临沂,可迳赴其寓,登堂入室,漫话家常之事,议论世局时政,诉说所见所闻,直抒所想所思,而不曾有半星的顾虑,一丝的犹豫;汝涛先生在报上看到新书书讯,也随即驰函于我,嘱讬我在北京书肆上专心代他访购,而不假客套,绝无欲说还休之态。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都是那么的平常。

   人生交往到了这样的朴实平凡状态,不再有尊卑的界限,不再有礼节的考虑,不再有功利的因素,才算是真正接近了“陶然共忘机”的人生理想境界,“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这种莫名的快乐,这种无意的欣然,我认为才是我结识汝涛先生的最大所得,才是我们这段“忘年之交”的真正价值所在,毕竟,“契阔于心”比传道授业更为重要,享受人生比经营事业更有意义!

   我与汝涛先生过从最频繁、最密切是我尚在军事科学院战略部从事古代兵法研究那段时间。2002年7月,我告别军旅,转业到高校当教书匠,吃粉笔灰,原以为可赢得清闲,有更多的时间供自己自由支配,谁知道,好景不长,受学校信任的结果,是自己被赶鸭子上架,当上一名“小吏”,“侯门一入深似海,从此萧郎成路人”,结果,比当年在军事科学院当“小吏”忙碌多多,就公而言,是填表格、陪开会、跑项目、糊人事;就私而言,是发文章、编书稿、开讲座、建关系,形格势禁,不亦乐乎。

   外面的世界的确很精彩,外面的世界同时也很无奈,我与“全真葆性”的古训渐行渐远,为物“累形”的症状则愈来愈重。纯朴少了,想法多了;真挚淡了,应酬忙了。人是会变的,我也不例外,所以,近几年里,虽说心里常也惦念起汝涛先生,但却经常以事忙为由,给自己较少主动向汝涛先生请安问好的过错做开脱。现在回想起来,自己的所作所为是多么的愚蠢,我竟然为过眼云烟的虚名所迷惑,而忘却了人生的真正追求,买椟还珠,这成语用在我自己身上,实在最最贴切不过了。

   幸福的人生,在于做不后悔的事情,当然,“人非圣贤,孰能无过,过而能改,善莫大焉。”汝涛先生的仙逝,对我个人人生而言,有如当头棒喝,使我警醒和检讨自己这几年的本性迷失之误。让我更加懂得对生活、对友情的珍惜,更加明白怎么做人和做怎样的人的道理。我认为,后悔而有所触动,有所觉悟,这样的人生同样不失为幸福。

   从这个意义上说,汝涛先生生前身后,都永远在关心、帮助我,都永远默默地注视我,祝福我。大爱无疆、大德无际,我只有更好地做人,更好地做事,才能有勇气去回忆汝涛先生的音容笑貌,才能有底气去告慰汝涛先生的在天之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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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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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黄朴民读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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