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毅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增强理论自信

——参加1992年11次座谈会和之后的工作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18 次 更新时间:2022-12-08 19: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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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年前召开的中共十四大,确立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在改革理论和实践上取得了重大突破,是我国改革开放事业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按照十四大确定的目标所进行的改革,为我国经济的崛起奠定了体制基础。在这一体制目标及其不断深化的内涵指导下,我国的改革发展实践所取得的成果堪称人类经济史上的一个奇迹:从1978年到1991年的13年间, 我国GDP年均增长率达9.0%;从1992年到2011年的19年间,GDP年均增长率进一步提高到10.5%,同期,对外贸易按美元计价的年均增长率则从15.6%增加到17.9%。我国的GDP在世界的排名从1991年的第11位提升为全球第二位,对外出口从第16位跃居第一位。人均GDP按美元现价计算从1991年的329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5440美元,中国从一个低收入国家一跃成为中等偏上收入国家。期间平稳渡过了1998年的东亚金融危机和2008年的全球金融经济危机的冲击,并以强劲的增长对东亚和全球经济的复苏做出了巨大贡献。刚召开的党的十八大决定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全面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实行更加积极主动的开放战略,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和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宏伟蓝图,增强了我们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但是回顾当年,在1992年党的十四大上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实属不易。

1979年改革初期,中央提出的经济管理体制为“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1984年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确定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1987年党的十三大设定的目标模式则是“国家调控市场、市场引导企业,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有机结合”,从这些表述可看出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改革的目标模式方向逐渐清晰,内涵不断深化。

然而,1989年我国发生了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国家宣布对我国实行“制裁”。接着苏东也发生剧变,6月波兰统一工人党败选,团结工会上台,改变了国家政治经济体制。11月柏林墙倒塌,接着两德统一。12月罗马尼亚发生社会动乱,军队倒戈,党和国家领导人齐奥塞斯库被秘密处决,罗马尼亚共产党失掉政权。1991年苏联“八一九”事件后,各加盟共和国宣布独立,其他东欧国家的社会主义政权也纷纷被资本主义政权所取代。

在那样的大时代背景下,国内“左”的思潮有所抬头,有的反对市场取向的改革,要求回到计划经济,有的主张把“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当作改革的最终目标确定下来。国内少数经济学家提出“市场取向的改革”,受到了“左”的思潮的攻击。在此复杂的情况下,下一步经济体制改革的思路怎么提?改革朝哪个方向引导?亟需中央作出判断,给出明确的指向。为此,时任总书记的江泽民同志在1991年10月17日至12月14日先后主持召开了11次座谈会,酝酿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倾向性提法,为1992年6月中央党校的讲话提供了一定的理论准备。我作为海外学成归来人员,和吴敬琏、刘国光、周小川、蒋一苇、李琮、张卓元、杨启先、江春泽、傅丰祥、王慧炯、郭树清、陈东琪等10多名国内著名经济学者一起参加了座谈会。这是我作为一名知识分子以言报国的一次难得机会,个人深感荣幸。而且,自那以后,我的研究一直没有离开过那11次座谈会所讨论的主题。

我1952年出生于台湾宜兰,1979年回到北京大学经济系来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理论,1982年获得硕士学位以后到美国芝加哥大学学习西方经济学,1986年获得博士学位,接着到耶鲁大学经济增长中心做了一年博士后研究,1987年举家回国工作,到1991年时我只在国内工作了4年。以我的海外背景和很浅的资历从来没有料想到会应邀参加中央的座谈会,亲自向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多次当面汇报我的观点、阐述我的想法。

1991年时我在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工作,7月接到时任中国银行副行长的周小川打来电话,邀请我参加上述座谈会,并要我对以下三个问题做好发言准备:1. 按列宁的帝国主义论,资本主义是腐朽的、垂死的,为何在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西方资本主义腐而不朽、垂而不死,而且,还表现出了勃勃生机?2. 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看法,社会主义制度是优越的,为何出现了苏联东欧的变局,丢失了社会主义政权?3. 如何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深化经济体制改革?

这三个问题是当时社会上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作为关心中华民族前途的知识分子亟待在理论上思考清楚的问题。我国从1978年底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实行改革开放,以双轨渐进的方式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以后,经济取得了十年的快速增长。但是,1988、1989年连续两年出现了两位数的通货膨胀,影响了人民的生活。1989年经济增长率突然掉到了4.1%,1990年则进一步下滑到3.8%。当时国内外经济学界盛行一种理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不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而双轨制经济是最糟糕的经济,苏东的剧变更增加了一般民众对中国改革方向的迷茫,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开放的道路是否可以继续下去?

为了准备座谈会,我把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各国的经济政策和发展绩效做了系统的梳理和分析,发现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二次大战以后从社会主义思潮中吸取了养分,纷纷推行了养老、医疗、失业救济等社会保障制度,缓和了资本主义早期尖锐的阶级矛盾,维持了一定的社会和政治稳定,但其实资本主义国家金融经济危机仍频发生。真正让人们以为资本主义制度充满勃勃生机的是东亚“四小龙”在二次大战以后经济快速腾飞,从一个低收入、落后的传统农业经济到1980年代变为中等收入、甚至高收入的新兴工业化经济体。但是,拉丁美洲、亚洲、非洲的其他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则陷入低收入陷阱和中等收入陷阱,经济上未有起色,人民生活没有改善,失业率高,各种社会、政治矛盾不断激化。因此,东亚“四小龙”经济发展的成功,并不代表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和胜利。

依我的分析,东亚“四小龙”之所以能够在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取得快速发展的经济奇迹,原因在于不按西方当时主流的发展思潮,推行政府主导的、违背比较优势的进口替代战略去优先发展资本密集型的现代化大工业,而是按照比较优势,推行出口导向战略,从劳动密集的传统加工业开始推动经济逐步升级发展。按照这种战略其产品在国内、国际市场上具有竞争力,快速积累了资本,改变了要素禀赋,然后以小步快跑的方式,在产业升级中充分利用后发优势,以降低技术创新的风险和成本。并融入国际经济体系,充分利用国际大市场的优势来发展国内经济。

二次大战结束以后,实行社会主义的国家在战后复苏和早期的经济发展上表现不俗,但到了1960年代后经济发展开始停滞不前,人民的生活情况不断恶化,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不是缩小了,而是不断拉大。然而,苏东国家的剧变,仔细研究起来并不代表社会主义理想和制度方向的错误。北欧的芬兰、瑞典、挪威等国家,政府对于经济的参与和干预也比较强,但是,这并不妨碍他们的生产力发展,以及实现机会平等,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享受高度的民主、自由。东南亚的新加坡长期由人民行动党执政,自1959年摆脱殖民统治、1965年独立以来,从一个依靠打渔为生的落后小岛,在毫无资源和市场的基础上,腾飞成一个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之一。因此,包括我国在内的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发展上遭遇的诸多问题也不是由于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质所决定。

其实,我国、苏东等社会主义国家和拉美、非洲、南亚的资本主义国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经济发展上的困难都是由于试图在资本极端短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去推行违反比较优势的资本密集产业优先发展的战略所致。这种战略在我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被称为“斯大林模式”的重工业优先发展战略,在拉美、非洲等其他资本主义发展中国家则被称为“进口替代战略”。

由于要素禀赋的特性,不管是社会主义性质还是资本主义性质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开始发展经济时,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都是资源相对密集或劳动力比较密集的传统产业,当时这些国家的政府所要优先发展的现代化资本密集型大产业在开放竞争的市场中缺乏自生能力,只能依靠政府强行动员资源来投资,并给予压低要素价格和产品市场垄断的保护补贴才能发展起来。这些措施必然导致各种物资短缺,供不应求,为了保证所要优先发展的产业能够得到必要的资源,政府只好按照计划以行政手段代替市场来进行资源配置,靠这些措施使不具比较优势的现代化产业能够发展起来。但是,由于资源配置效率低下,企业和员工的积极性受到抑制,不管是资本主义或是社会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在战后初期取得了一段时间的投资拉动的快速增长后,经济都出现了各种困难,甚至各种经济社会危机频仍发生。

从上述分析可见,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和我国在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上的诸多问题是发展战略而不是社会制度性质的问题所致。

既然我国在1979年改革开放以前经济上遭遇的诸多困难是由于违背比较优势的发展战略所导致的,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国家可以用比较优势战略来取得经济发展的奇迹,我国自然也可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采用同样的发展战略来取得经济发展的成功。这种战略实施的前提是要有一个能够充分反映经济中各种要素相对稀缺性的价格体系,让企业在价格的引导下选择所要发展的产业,这种价格体系只能在充分竞争的市场中才能产生,所以这种战略的实施需要有竞争性的市场机制作为前提。

长期以来,国内学界曾误以为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本质所决定,社会主义国家就只能是计划经济。然而,推究社会主义国家所采用的计划经济体制模式产生的根源,不难发现这种体制也是为了在资本稀缺的基础上快速发展重工业才出现的,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先天地就必须采用计划经济体制。苏联在革命成功以后,从1921年开始推行的新经济政策是以市场的交换为基础的制度,一直到1929年斯大林为了在资本稀缺的农业经济的基础上,最大程度动员资源快速发展重工业,才以计划代替市场来配置资源。所以,就像1990年12月24日邓小平在中共十三届七中全会召开前夕,同中共中央几位负责人谈话时所说的:“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区分不在于是计划还是市场这样的问题。”以及1991年1月至2月间同时任中共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谈话时指出的:“不要以为,一说计划经济就是社会主义,一说市场经济就是资本主义,不是那么回事,两者都是手段,市场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服务。”

我国在改革开放以前30年的实践经验已经证明,退回过去的计划经济是一条死路,只有继续深化改革开放,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下不断完善市场经济体制才能使我国的经济稳定、快速、健康发展,改善人民的生活,追赶上发达国家,完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在1991年底的11次座谈会上我就上述分析做了口头发言,江泽民同志仔细听取了我的汇报,并不时提问,要我进一步阐述发言中的一些观点和论述。有几次汇报过程中秘书拿来重要文件请他批示,或是有重要电话请他接,他特地要我先停下来等他办完事以后再继续发言。他同意我所提的必须按中国的国情办事,把技术和人力资源丰富的优点结合起来发展经济的基本论点,但是他也提醒有些机电产品加工精度要求高,人工操作达不到要求,只能引进先进设备。

在这11次座谈会上,大家思想解放,相互提问,平等进行,生动活泼,我从江泽民同志的提问和其他同志的发言中加深了对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必要性和艰巨性的认识。最后一次座谈会结束时,江泽民同志嘱咐与会同志:“座谈会是告了一个段落,但是研究不能说就结束了,问题还要继续研究下去。”这个嘱咐我谨记在心,会后的20年,我的研究一直围绕着江泽民同志为座谈会所出的三个题目进行。

1994年我以在座谈会上三次发言为提纲,和蔡防、李周一起出版了《中国的奇迹》一书,阐述1978年底的改革开放前经济发展困难重重,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快速发展,并首次预测了只要沿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道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我国有可能保持年均8%的增长,到2030年经济规模超过美国,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国。

1997年我们三人再次合作出版了《充分信息与国有企业改革》一书,论述我国的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在千取消各种政策性负担,建立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

2007年我应英国剑桥大学之邀前去做一年一度的马歇尔讲座,在此基础上出版了《经济发展战略与转型:思潮、战略与自生能力》一书,此书回顾了二次大战以后社会主义阵营和资本主义阵营的发展中国家纷纷摆脱殖民统治,追求独立自主的工业化、现代化的努力。但是,战后主流的发展思潮认识有误,建议发展中国家直接发展不具有比较优势的现代化资本密集产业,据此所制定的发展战略导致优先发展产业中的企业缺乏自生能力,政府为保护补贴这些产业采取了各种干预市场的措施,结果事与愿违,不仅未能缩小与发达国家的差距,反而使经济增长停滞,危机不断。发展中国家应该改变发展战略,进行经济转型,在市场经济的基础上政府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按照比较优势发展产业,在产业升级中充分发挥后发优势,这样发展中国家就能取得快速发展,实现追赶发达国家的梦想。在经济转型中,由于许多不具自生能力的企业存在,为了达到稳定和快速发展的双重目的,不应推行华盛顿共识的休克疗法,政府一方面应该继续给予传统的优先发展产业必要的保护补贴,另一方面应放开具有比较优势产业的准入,以双轨渐进的方式来推动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由于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取得连续30年高速增长的举世瞩目的成就,2008年,我有幸“水涨船高“地应聘到世界银行,成为首位来自发展中国家的首席经济学家,领导世界银行的研究工作。国外学术界和政策界对我国的改革经验及其理论意义和未来的发展前景缺乏认识,甚至有不少误解和坻毁,为此,我出版了《解读中国经济》一书,向国外介绍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同时,有鉴于根据新自由主义所形成的华盛顿共识还深刻地影响着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国际发展机构,以及发达国家和许多发展中国家的理论界、政策界和知识界,我出版了《新结构经济学:一个反思发展理论和政策的框架》,以正反合的方式总结了二次大战以来从过度偏向政府干预到过度侧重自由放任市场的发展理论,提出现代经济增长的本质是技术、产业、制度结构的不断变迁,不管发达国家或是发展中国家,需要以市场经济为基础,政府在技术、产业、制度变迁的过程中发挥因势利导的作用,经济才能稳定快速发展。在此前提下,发展中国家若能按比较优势发展经济,充分利用后发优势,就能以数倍于发达国家的速度发展而追赶上发达国家。

我同时还出版了《繁荣的求索:发展中经济如何起飞》一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阐述了新结构经济学的理论和我在世界银行任上访问非洲、亚洲、拉丁美洲国家的所见所闻。我到世行上任以后,适逢二次大战以来最为严重的国际金融经济危机爆发,为了驳斥国际上认为危机的爆发是源千我国人民币汇率低估所导致的国际贸易不均衡的谬论,以及为摆脱危机和避免未来同样危机的再度发生提出解决办法,我出版了《从西潮到东风:我在世界银行四年对世界重大经济问题的思考和见解》一书。最后,有鉴于国外学界教条主义盛行,为了阐扬我国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科学理念, 我出版了《本体与常无:经济学方法论对话》一书。

上述书籍除了中、英文以外,还以其他多种语言出版,获得了国际学界、政策界、舆论界的好评。

作为一名出生于台湾、长于台湾,在海外学成归国才几年的党外知识分子,在1991年我国正处于是选择回到封闭僵化的计划经济老路还是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新道路继续深化改革开放的关键时刻,能够得到党的信任,参加由江泽民同志主持的11次座谈会,发表意见,畅所欲言,深感荣幸。2001年12月24日和25日,也就是1991年11次座谈会召开10年后,江泽民同志邀请了当年参加座谈会的同志以及海外归来的易纲、朱民两位新同志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国内外经济的新形势、新挑战。我以“三农问题与我国农村的未来发展”为题作了发言,建议以社会主义新农村、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启动农村市场,来打破农民收入增长停滞的困境,应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外部冲击给我国带来的通货紧缩挑战。我很高兴地看到这次座谈会的许多建议得到中央的采纳,成为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中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内容。

在2001年12月25日上午的座谈会结束以后,江泽民同志留我们共进午餐,他特地要我坐在他的身旁,关怀地询问我台湾老家的情况。当江泽民同志得知我母亲已经过世,家中还有老父,台湾当局不允许我返家探亲时,他安慰我祖国一定会统一,我一定会有返家的一天,并要我将父亲和其他亲友接到北京来访问。我告诉江泽民同志他们都已经来过时,他感到非常高兴。江泽民同志对我个人和家庭情况的关怀让我感到无限温馨。

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要“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改革方向”,并且要坚定“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作为一个经济理论工作者,我将继续沿着1991年11次座谈会的三个题目,不断深入研究,为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理论做出力所能及的贡献,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和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尽心尽力。


(节选自《江泽民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20年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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