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康有:中华传统科技与创新思维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48 次 更新时间:2022-11-30 01:0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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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康有  

  

   【摘要】饱含人文价值属性的中国古代科技,塑造了“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启发我们未来更好地把握“守正创新”的科技发展前提和方向。贯穿于中国传统文化和科技中的独特思维方法,如实践理性、直觉和灵感、类比和意象等,显示出强大的创造性特征,对今天科技创新仍有诸多借鉴之处。我国要实现革命性科技突破、引领人类科技文明,一个重要途径就是立足中华传统科技思想和理念,在物质观、时空观、意识本质等问题上提出独到见解。

   【关键词】守正创新  创造性思维方法  物质层次  意识本质  科技创新

  

   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中国就开始从国家层面对科技创新战略的重视和倡导。一直以来,我们不缺从1—100的积累性、应用型创新,缺的是0—1的原创性、基础性、理论性的创新,或导致一旦形成外在环境的封闭和围堵,其后果将难以预料。如果在科技创新上没有重大的突破性进展,单凭体量“虚胖”,很难在未来竞争中立得住、站得稳。

   从清末开始,我们学习“西学”特别是其中的科技知识。中华民族经历了长期的学习和跟踪,现在有条件进入独创阶段。如何在宇宙、生命、意识本质等酝酿革命性突破的问题上,开辟出新空间?如何在吸收人类科学与哲学优秀成果基础上,发挥我国传统科学、哲学思想的独特优势?这些问题值得深入思考。

   守正创新:以中华有机自然观校正科技发展方向

   李约瑟肯定了中华有机形态的科学观,认为它对未来科学发展具有重大意义。[1]西方与人文割裂的机械自然观,难以兼顾生命自身的价值理性。而有机自然观的核心,就是把生命作为中心点,不违背人类乃至万物生发的规律,且以有机系统的立场看待宇宙,“万物并育而不相悖”,和和共生,共同沿着各自的“道”有序演化。

   假设再过几百年甚至上千年,当后世人们反思我们今天引以为自豪的西方科学技术形态时,或更能冷静评价之:在创造巨大物质文明的同时,也创造出了毁灭这种文明的手段。看起来合乎理性发展的“科学”,其实犯了“方向性”引领的错误。惜乎人类不仅把科学技术作为征服自然的工具,亦作为同类更大规模相互厮杀的武器。目前智能化科学技术、生物合成技术等应用一旦无节制地展开,不确定性的命运伴随让人觉得毛骨悚然。科学研究已经踏入人文价值界域,不得不深入关切探索的前提与方向。1955年,获得诺贝尔奖的52位世界级科学家联名发表《迈瑙宣言》,指出科学是通向人类幸福生活之路的同时,也在向人类提供自杀手段。为何而创新?需不需要价值的内在引领?

   党的二十大指出,“守正才能不迷失方向、不犯颠覆性错误,创新才能把握时代、引领时代。”“守正创新”在科技战略规划、科技重大创新等方面的意义同样不可低估,“塑造科技向善的文化理念,让科技更好增进人类福祉”[2]势在必行。“守正”即深具价值规范、引导功能,符合科学人文化方向。西方近代以来的科学技术,既创领了新的人文精神,也在更大程度上撕裂了与人文价值理性的关联:工具理性反对价值理性,成为脱缰的野马而不能自控。“求真”占主导地位的西方理性传统,须用“求善”占主导地位的东方(尤其是中国)价值传统来校正,或可避免愈陷愈深的现代文明危机。开展科学研究、技术开发等科技活动要遵循一定价值理念、行为规范。2020年我们成立了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今年初还印发了《关于加强科技伦理治理的意见》,都在给科学注入价值,以使科学精神和道德理想结合、科学与人文精神相融。

   我国古代“天人合一”观念使人们在研究、探索自然时,顾及人的价值选择,故“人文性”非常突出。确有对科技“有机械必有机心”的担心,“奇技淫巧”的观念亦不利科技的发展,但另一方面反映了对科技误用的人文节制考量。“中国传统文化人文本位思想的确定和不断强化,对古代科技的一个显著影响就是定向作用,即引导、制约和促成了古代科技朝着以服务人生为主要内容的方向发展”[3]。

   李约瑟认为,不应把传统的中国科学看作近代科学失败的原型:虽然古代中国科学思想没能产生来自西方的科学范式,但却有可能为将来的新科学开辟途径。随着现代人们对科学深入不断的反思、对重新实现人文与科学平衡的不懈探索,科学发展新的模式正处于历史建构之中,道德与科学结合,以人文理性支配和引导科学理性,无疑将成为以后科学建构的基本思路。重大科技创新应该密切关注人类社会长远的价值需求,尽力避免负面效应的出现,尤其在可以预知的发现、发明之初,不要打开“潘多拉的魔盒”。西方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历史,让人类充分见证了这个“魔盒”的威力。不关注价值方向的引领,所谓创新愈多,或则危害愈深。影响乃至改变这种路径依赖,“以善统真”的中华科技理念、中华人文思想大有可为。

   马克思从坚持人与自然、社会、自我根本统一的信念出发,强调“自然科学往后将包括关于人的科学,正象关于人的科学包括自然科学一样:这将是一门科学”[4]。至于这是一门什么样的科学,马克思没有明确说出——应该是基于科学与人文的协调与统一,为综合的、整体的大科学。近代科学应用于技术生产的非人性化,表明它是和这个时期的制度阶段相适应的。而未来科学转化应用于技术生产,要“真正依照人的方式,根据自己本性的需要,来安排世界”[5]。这一切最终是建立在既要认识和利用“外部自然的规律”,还要认识“支配人本身的肉体存在和精神存在的规律”[6]——涉及“意识本质”乃至“生命起源”的整体科学基础之上。因此,关联制度的人文视野的扩展,与科学方向的内在定位相连,中华独特的科技人文特征可发挥积极作用。

   创新思维:中华传统科技取得非凡成就的密码解读

   “中华民族是富有创新精神的民族”,“创新精神是中华民族最鲜明的禀赋”。[7]指南针、火药、印刷术等发明,预告了西方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变成了西方科学复兴的手段,变成了对精神发展创造必要前提的最强大的杠杆。爱因斯坦惊奇于中国古代贤哲既缺乏西方科学中希腊哲学家发明的形式逻辑体系,又没有通过系统实验发现因果关系的方法,却在技术上做出了杰出的成就。我们要问的是,这些重大科技发明背后究竟是什么样的创新思维在支配着?

   实践适用理性思维。“实用性”“实用理性”等观点,遍布学界对中国古代科技特征的论述之中,有学者甚至将之直接看作是“经验实用型科学技术模式”“实用科技观”。我主张以“适用”来替代之。因为“实用”带有强烈的功利化色彩,中性之“用”亦有可能将科技导向危害社会方面的歧途。鉴于我国古代科技强烈的人文倾向,以人文道理支配、控制科技之运用,令其适于社会正当之“用”,故称之为“适用”更为恰切。

   注重应用,极大地提升了中国早期科技水平和能力(今天来看应用仍是科技创新的主要动力和源泉)。问题在于,过分注重科技的功利化运用,导致抽象理论思维的不足(我国古代科技成果绝大部分集中在“技术”上),亦使处于经验观察阶段的“实验”无法逻辑系统地贯通起来,上升为基础普遍性的数理规律,从而造成发展的后劲严重不足。当然,这也与我国古代思维缺乏严密逻辑、公理化演绎有关。值得警醒的是,近现代以来我们学习西方科学以“救国”“兴国”理念固然高大上,但有可能恰恰忽视了基础研究“要遵循科学发现自身规律,以探索世界奥秘的好奇心来驱动”、“凡是取得突出成就的科学家都是凭借执着的好奇心、事业心,终身探索成就事业”[8]等内因。未来科技创新如何处理好“用”与“无用”(短期看似乎毫无功利可言)的关系,仍有很长的路要走。

   自然科学与实验、实证联系在一起,故近代西方科学可称之为实验科学、实证科学。但“实证”在中国文化里除了观察和实验,还有另外一层内涵。比如,高攀龙言“此中境界无穷,阶级无穷,非实修实证者”[9]不能了解这一心性修为过程,这里的“实证”是一种内向的实践方法(不完全等同于伦理道德实践),就是通过认识、强化、更新自身生命历程,从而认识、改造人和自然的关系、大自然属性的方法。它和注重改造外在客观世界的西方观念迥异,也与马克思主义积极向外拓展的世界观、方法论不同,是“求诸己”的过程和方法。将来科学的创造性思维,未尝不可把内外向实践方法结合起来,如欧文·拉兹洛提出的广义进化论指出的:要努力通过改变人类的内在限度,为未来人类进化指明道路[10]。

   直觉灵感整体思维。普遍性理论的重大创新往往表现为“逻辑的中断”,直觉等非逻辑因素在思维发生跃迁和质变中似乎更具有决定性。“我信任直觉”,爱因斯坦这句名言为人熟知,但他无法以逻辑语言一一揭示“创造性思维的特征”。发明大师爱迪生也有句名言:“天才就是1%的灵感加上99%的汗水”,我们往往忽略了其后半句的转承:“但那1%的灵感是最重要的,甚至比那99%的汗水都重要”。我理解,99%基本上是逻辑积累,真正的突破或者说质变,来自1%灵感的飞升。

   对直觉作为一种知识、一种认识能力、一种认知过程,可以洞察自明的普遍真理的申明几乎贯穿整个西方科学和哲学史。不过,许多西方科学家、哲学家无法揭示直觉尤其是灵感的发生机理,而将其归结为上帝的神秘启示。倒是我国古代《管子·内业》对此较早作了无神论的解读:“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而不通,鬼神将通之。非鬼神之力也,精气之极也。”可见,管仲认为直觉并不是神鬼的作用,实际乃人的精神功能高度整合的结果。与古希腊人发明公理体系作为直觉运用的经典例子一样,古代中国科学技术活动包含着大量基于观察经验的直觉思维的运用。西方强调的直觉,多赖分析的方法,而我们则与事物的整体性关联。直觉知识和方法论甚至在宗教或艺术哲学中推到了最高峰,比如道家的“玄览”、禅宗的“顿悟”、山水画的“意境”。此外,这种方法的开拓与掌控,还与精神方面的内修相关。如《荀子·劝学》中指出的,“积善成德,而神明自得,圣心备焉”,积累点滴善行,慢慢成美德,人的睿智就自然获得,如圣人般心灵(慧眼)就具备了。《管子·内业》中说,“德成而智出,万物果得”,一个人的大善心、大胸怀、大境界修成了,他的创新性智慧就自然流露出来了,万事万物的规律、道理即显现于其精神世界而处理得宜。

20世纪以来,随着脑科学的进展,人们对大脑分工有了一定程度的认知。关于智力的创造性开发,提出了“右脑工程”之说。诺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科学家斯佩里认为,右脑记忆量是左脑100万倍。《脑内革命》一书的作者日本春山茂雄认为:右脑是祖先脑,储存了人类500百万年进化过程中所积累的智慧,赋予人以直觉、灵感、顿悟、创意等,信息量更高,为左脑十万百万乃至千万倍以上。研究表明,即便如爱因斯坦的大脑,一生开发的潜力也只占到7—9%,一般人仅有3—5%。就是说,人的大脑90%以上没有得到开发利用。爱因斯坦在“关于数学领域的创造心理”这封给J.阿达马的信中指出:“我以为你所讲的完全意识是一种永不能完全达到的极限。我以为这同那种被称为意识的狭隘性有关。”[11]可以设想,如果能够通过特定的方法,可以克服“意识的狭隘性”,开发20-30%甚至70-80%的大脑潜力,或许我们与世界的相互作用方式完全改观。人类将打开直觉和灵感的神秘大门,真正创新的涌流不是不可能的。古代中国探索了一条由知内达外的思维途径,或能给我们诸多启迪。比如儒家经典《大学》中有这样的话语:“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修养认知主体本身,决定着能够获得客体真知的层次、深度和广度。又如《荀子·解蔽》说“虚壹而静,谓之大清明”,通过解除主体自身的障蔽,获得对事物完全客观的认知。主客合一,在改造主观世界的过程中改造客观世界,德性控制理性,人文与科技的高度统一性就有了现实的根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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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人民论坛·学术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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