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留欣·丹尼斯:边界、成员资格和正义:全球化世界中的身份政治与共同体观念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38 次 更新时间:2022-11-21 00:05: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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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留欣·丹尼斯  

   [译者按]“一个没有边界的全球舞台”是一个错误的预测,现代国家正在逐渐丧失在其固定领土范围内调节社会和经济进程的能力。如今,边界再次变得重要起来。边界问题不仅是在国家领土的背景下提出的,而且是在身份、文化和共同体统一的问题中提出的,这些问题表达了全球化世界中重新确立边界的趋势。在移民政策方面,成员政策不是一种关于共同体的随意范畴。在全球化世界前所未有的相互依赖背景下,边界不仅可以作为保护传统和文化的工具,而且还可以作为获得支配和剥削的工具。民族主义者捍卫边界坚不可摧的立场和自由主义普遍主义者主张开放边界的立场都是不可取的。

  

   一 导言

  

   不久前,世界市场的形成、民主自由的广泛传播以及冷战结束后的崭新前景都预示,我们将朝着建立一个自由、公正、团结的全球化世界迈出重要一步。如今,这些想法显得极度幼稚。世界确实已经全球化了,但它并没有变得更为公正或更加团结。虽然全球化给一些地区、国家和共同体带来了新机会,但其他地区、国家和共同体却面临着一系列新威胁。分裂和偏狭已成为世界各个国家或地区的主导趋势,而对共同体的忠诚日益成为人道主义的基本要求。我们正在目睹民族主义思想和民粹主义言论对政治进程影响的日益增大。与此同时,民主自由的价值观经常受到质疑,即使在那些政治历史上直接以这些价值观为中心的国家也是如此。显然,“历史的终结”还很遥远(弗朗西斯·福山只是把“故事的终结”误以为是“历史的终结”)。相反,在很大程度上,历史进程是由一些本应永远从历史舞台上消失的力量决定的。30年前的事实就是如此,而且人们也希望如此。

  

   例如,从帕特里克·德宁等保守派人士的观点来看,今天发生的事情是对自由主义计划产生的问题的反应。在《自由主义为何失败》一书中,德宁解释了自由主义是如何对社会产生毁灭性影响的:因为它破坏了文化联系和自治实践,导致个人相互孤立、社会两极分化,并使权力驻留于官僚体系中。因此,对德宁来说,“自由主义失败了,因为自由主义成功了。”①然而,德宁并没有提供令人信服的论据来支持他关于自由主义的破坏性本质及其缘由。在他看来,当代社会问题的解决只有通过呼吁反主流文化(非自由主义)共同体才有可能,这些共同体以保守的价值观为基础,注重当地的经济、政治生活实践。或许,人们可以在许多议题上同德宁进行争论。然而,各国越来越多地支持反移民/反全球化运动,或者更广泛地说是反自由主义运动。我们需要承认,对自由主义政治秩序的支持者和批评者(如德宁)所表达的对社会和政治趋势的担忧,是站得住脚的。

  

   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在自由派阵营中发现,间接承认全球自由计划的失败并不为奇,至少在不同民族国家的人民日常实践中传播和肯定公民权利和自由价值观方面是这样的。值得注意的是,迈克尔·伊格纳季耶夫重新研究了世界不同地区的人们在回答以下问题时所遵循的价值观:“全球化是否使我们在道德上更团结?”他得出了一个重要的结论:尽管全球经济和信息保持联通,但实际上我们生活在一个高度分化的道德世界中。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个情境奇特的世界,②而不是生活在单一的道德世界中。事实上,真正让我们走到一起的不是约翰·罗尔斯所认为的对社会基本结构原则的全面教义或理性共识,而是如宽容、宽恕、慷慨和信任等一些简单的美德,这些美德构成了地方共同体团结的基础。

  

   伊格纳季耶夫和德宁对当前形势的看法激发了这一研究。他们从不同角度和立场认识到,全球化进程并没有促进普遍道德或“道德全球化”的实现,也没有帮助建立一个理性个体的世界性社会(即实现启蒙运动的理想)。相反,全球化进程刺激了本土化、特殊化甚至去现代化的趋势。③这一观点得到了许多研究者的认同。这些趋势需要进一步的解释,其部分原因是全球化对世界所有区域的现代政治和社会经济进程产生了重大影响。我们认为,不能简单地把这些现象视为现代化项目的暂时失败。更重要的是,这些趋势的复杂性使我们能进一步阐明社会和政治理论的一个关键问题,即共同体统一的基础。在本文的第一部分中,我们将试图描述在全球化世界中看到的走向终结的转变,然后讨论政治共同体的形成,概述其边界和成员标准,最后讨论边界是否可以正义的问题。

  

   二、全球化世界中边界的回归

  

   20多年前,阿尔伯特和布洛克指出,现代国家正在逐渐失去在其固定领土范围内调节社会和经济进程的能力。由于社会关系的逐渐跨国化,国家不再能确保社会的凝聚力。他们使用了“国家世界的去边界化”这个术语,随着国家抵抗这一过程的能力降低以及领土之外出现新的政治空间,边界的侵蚀性不断增长。④对民族国家所面临情况的描述显然与杜恰切克的观点重叠。正如阿尔伯特和布洛克所引用的,“主权侵蚀”是现代国家的一个显著特征,反映了解释民族国家灭亡的理论,这在20世纪90年代被证明相当普遍(在这方面最有趣的著作之一是马丁·范·克里费德的《国家的兴衰》。)其中,主权侵蚀的概念得到了进一步的细化。例如,约阿希姆·布拉特⑤对跨境合作的研究进一步完善了履行主权的概念,该研究表明,国家在跨境政策制定中的排他性作用受到了侵蚀。事实上,从20世纪90年代到21世纪初,许多研究都试图解释国家之间相互依赖度的增长,以及劳动力、资本、商品、技术、信息和民主自由思想的流动导致边界侵蚀率的提高。这种侵蚀性始于里根经济学和撒切尔主义,随着标志东西方长期冲突结束的柏林墙倒塌而达到高潮。研究人员将这些发展进程与国家式微联系起来,并由此与跨国界和跨大陆联盟和行为体(例如跨国公司)的崛起联系起来。

  

   但是,布拉特在谈到民族国家的现状和前景时表现得更加微妙。当他基于空间逻辑分析欧洲和基于流动逻辑分析北美的跨境合作时,认为阿尔伯特和布洛克关于边界侵蚀过程的观点可能是正确的,因为受边界限制的领土的持续存在不再是政治共同体形成的唯一基础。然而,布拉特认为,现在告别威斯特伐利亚体系还为时尚早,因为上述过程还不足以摧毁民族国家。迪特根也支持这种观点,即我们正在目睹民族国家的转变,而不是侵蚀;在全球经济中,民族国家不可避免地失去其自治权,但不会失去民主制度所保障的主权。

  

   当然,如果不是作为旅游景点的话,柏林墙、哈德良墙或中国长城的遗迹不是一个政治因素,而是历史学家研究的对象。民族国家,特别是所谓的第二或第三世界国家,确实比50年前拥有更少的边境权力。尽管如此,得出我们正在进入一个无国界和无国家治理的世界的结论,还为时过早。乍一看,“我们正在进入无国界和无国家治理的世界”这一结论似乎合乎逻辑,因为国家要求划定明确的边界,而边界内对合法权力的垄断和全球化进程的治外法权之间存在着尖锐的冲突。然而,需要重新批判性审视这一立场,即认为在全球化背景下国家治理的权力受到极大限制,以及国家边界(以及民族国家)正在消失或者至少这些国家的重要性正在减弱。鉴于支持和保护全球市场机构的是各国政府,这种审视尤其重要。

  

   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没有人会认同,应该复制罗马帝国的行为,将“文明”和“野蛮”的世界用哈德良墙隔开,或者像冷战时期在两个相互竞争的政治体系之间建一堵墙;也没有人认同贝尔法斯特所主张的,即不同政治共同体与观念的支持者之间应该建立地理界限。但这并不意味着社会不再要求构建不可逾越的保护屏障,只是由于对政治共同体的威胁性质发生了变化,其结果是真实或潜在围墙的地理和政治性质也在发生变化。

  

   支持设置壁垒的公众情绪不仅因为移民而加剧。现代世界移民问题的主要刺激因素是,世界各地存在着明显的收入和社会不平等状况,这表明了全球市场在各国之间存在的差异性导致的非正义。不可否认,不同国家的公民获得的社会和经济机会是不成比例的,即所谓的“公民权溢价”——一个人仅仅因为出生在某个特定国家就能获得或不能获得某些经济产品。例如,从事同样的工作,富国和穷国的工资收入可能相差十倍。尽管如此,没有明显的证据表明人们担心移民会对经济造成损害,例如抢走公民的工作或加剧劳动力市场的竞争。正如米兰诺维奇所说,一些移民与接受国的当地人口之间存在着技能上的互补性,促进当地人口的收入增长。⑥换句话说,移民可以产生积极的经济影响。此外,人们可以考虑各种工具来补偿移民的负面经济影响。然而,在今天的政治辩论中,这方面受到的关注不及对移民威胁的关注。

  

   移民的负面形象并未导致对全球市场的广泛批评。如今,劳动力、资本、商品和服务的自由流动必然意味着“国家世界的去边界化”,但这种观点不再像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那么明显。从美国贸易收支逆差的结构中我们可以看到,全球市场不仅带来了利益,也带来了问题,甚至对那些最初通过努力形成全球市场的国家也是如此。例如,在唐纳德·特朗普总统的领导下,美国采取了保护国家市场的措施。然而,这种经济保护主义并没有导致之前预见的全球市场和整个自由经济的废止。相反,它旨在加强一国在全球市场中的地位,正如世界主要经济体捍卫自由贸易协定时那样。这再次证明,尽管民族国家的作用显著下降,但其对干预措施仍有需求。

  

   作为自由市场和“封闭边界”政策的忠实捍卫者,经济学家汉斯—赫尔曼·霍普为这一观点辩护:即使是最严格的移民政策或最排外的种族隔离主义,也与拒绝自由贸易和采用保护主义无关。⑦这一立场反映了一种有影响力的现代趋势,即新自由主义者和右翼激进分子的立场趋同,这可以追溯到弗里德里希·冯·哈耶克。2016年,经济事务研究所提出了哈耶克是否会支持英国脱欧的问题,这并非巧合。哈耶克是自由全球市场的倡导者,关于他支持英国脱欧的论证非常有说服力。而欧盟的情况则恰恰相反,中央集权和保护主义正在抬头。奎恩·斯洛博迪安和迪特·普乐威在分析了围绕哈耶克的讨论后发现,新自由主义者最初支持欧盟的发展,认为它是实现市场自由的机会,但他们很快发现欧盟在国家之间构成了竞争威胁。对于像哈耶克这样的新自由主义者来说,竞争是建立自由市场条件的关键。他们与保守派的和解并不奇怪,对于保守派来说,家庭和传统道德是社会的主要支柱,身份问题是优先选项。因此,越来越多的“排他性的社会浪漫主义取代了平等主义的社会政策”。⑧在不同层面和不同国家提出边界问题的人的言论中,经济观点被政治、文化、宗教和伦理问题所补充。事实上,移民问题不单是经济问题,这使得移民问题更加尖锐,尤其是对欧洲国家来说。同时,与美国或澳大利亚不同的是,欧洲国家几乎没有大量融入外国人的经验。

  

   托马斯·尼尔在《边界理论》中指出,尽管近年来出现了全球化,但也出现了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多的新型边界,⑨即新的文化、社会、宗教、信息和意识形态边界已经出现。例如,由于确认了共同体成员的文化和种族身份,共同体之间出现了差异,但这还不是全部。在发达的自由民主国家,为了捍卫其政治经济制度的国际化以及人类基本价值观的普遍化,人们提出了一种明确的政治要求,即将“旧”边界——国家边界转变为不可逾越的壁垒,特别是针对非法移民。

  

边界更新的重要性可以从许多例子中看到,包括英国脱欧理论家的演讲,对激进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意识形态的普遍支持,以及美国、欧盟和东欧出现的右翼民粹主义言论。(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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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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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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