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涛:党内法规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法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52 次 更新时间:2022-11-20 01:02: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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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涛  

   摘要:法的认识论主要来自法律实证主义、非法律实证主义和法律多元主义。这些论述各有其合理性和局限性。法是社会实践的产物,没有先天的、一成不变的本质和功能。如果某一群体把某类制度性事实命名为“法”,那么这类社会事实将作为法而存在,其地位和功能都来自该群体的集体意向性赋予。当代中国的“法”,应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加以判断。这一认识论以马列主义法学思想为指导,结合中国国情而形成,在法的本质、渊源、存在形态、地位、功能、名称和表达上都有其特定性。如今,在中国共产党塑造的治理体系当中,每一种法的调整事项和范围都是有限的;法在其调整领域内具有权威地位,发挥规范、引导和保障功能,具有特定的名称形式;法源于实践,其权威地位来自党和人民的认可与遵从。中国共产党的事务需要规范性调整,党内法规是党务领域最权威的规范形式,其作为法的地位得到了中国共产党的明确肯定,因而是一种独特的中国法。

  

   关键词:法认识论;中国共产党;党内法规;中国法

  

   党内法规的性质或属性,是党内法规的根本问题,也是最早受到关注、争议最大的基础理论问题。早在20世纪80年代,党内法规的性质问题就引起了学界的关注和讨论,有的学者将党内法规视为“法”,有的学者则不认同。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党内法规制度建设迅速发展,党内法规性质问题再度引发学界争论,形成多种理论主张。有的学者基于我国公法学界流行的“软法”理论,主张党内法规是类似于社会法和国际法的“软法”,但又具有“特殊法律性质”,兼具软法属性、社会法属性和公法属性。有的学者基于法律多元主义,主张把党内法规纳入法的范畴。有的学者认为党内法规是“高级法”,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的关系类似于“礼与法的关系”。有的学者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认为党内法规的性质是政党规范。目前最流行的观点是多重属性论,认为党内法规既具有法律的性质,也具有其他性质。例如,在二重属性论中,有的学者认为党内法规具有法律与政策二重属性,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党内法规兼具党性与法律性双重属性;在三重属性论中,有的学者认为党内法规具有法律属性、政治属性和制度属性,还有的学者则认为党内法规具有意识形态属性、法治体系属性和制度规范属性。

  

   上述几种理论主张,可商榷之处颇多。“软法”理论本身是一种有争议的理论,需要回答什么是“法”这一根本问题,然后才能区分“软法”和“硬法”。并且,“软法”理论主要用于国际法领域,能否直接用于分析党内法规,这本身还需要论证。对于法律多元主义理论,什么是法律多元主义?为什么要基于法律多元主义视角阐明党内法规的性质?相关研究多未涉及这些基础理论问题。关于党内法规是“高级法”的观点,从中可以推导出:如果党内法规与国家法律发生冲突,国家法律应该遵循党内法规这一“高级法”。但是,这不符合中国共产党秉持的“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范围内活动”和“宪法法律至上”的主张,所以该观点不成立。关于党内法规是政党规范的观点,其判断是正确的,但是所谓的“政党规范”又是什么?是法律还是社会规范?迄今相关论述仍不够深入。关于党内法规多重属性的观点,目前占据主流地位,但是有些性质或属性的含义还需要辨明,什么是“政治属性”、什么是“制度属性”、什么是“意识形态属性”、不同属性之间是什么关系等问题,都需要进一步论证、澄清。

  

   这些争议表明,迄今关于党内法规性质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探讨空间。其中,最大、最核心的争议,当属党内法规是否具有法性质以及具有多少程度的法性质。论证党内法规是一种法,既具有重要理论意义,又有着重大实践意义。这一论证的理论意义在于:我们可以进一步反思“党内法规”和“法”的根本性质,打破各种束缚我们的固定思维和“前见”,了解既有理论的局限性,对党内法规明确定性。这一论证的实践意义在于:“法”在当前中国的语境下是具有权威性和强制力的,遵循特定的理念和制度。将党内法规纳入法的范畴,可以增强党内法规的权威性,消除一些党员干部轻视党内法规的现象,使党内法规体系根据中国的法的理念和制度走向完善。为此,本文将首先探讨“法是什么”这一最根本的法学经典问题,论述迄今关于法的各种认识论;再研究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最后根据中国共产党的法认识论来分析党内法规是否具有法的性质。

  

   一、法的认识论

  

   在法律思想史上,对于“法律”这一现象的认识,主要有自然法和法律实证主义两大流派。自然法思想源远流长,始于古希腊时期,在古罗马时期、中世纪和启蒙运动时期持续发展,19世纪以来由于受到实证主义的兴起等因素的影响而走向衰落,二战之后又开始复苏,形成了现代的自然法学。法律实证主义的起源相对较晚,通常追溯到边沁和奥斯汀开创的分析法学派,目前分为包容性实证主义和排他性实证主义。两大法学流派之外,还有一些既不属于自然法学派,又不属于实证主义学派的法哲学理论,例如二战以后的拉德布鲁赫、阿列克西等人的理论。这些法学思想都涉及“法律是什么”之争,根据立场可以将其归为法律实证主义与非法律实证主义两类。在法学思想之外,其他社会科学也对法律现象开展了诸多研究,形成了关于法的认识的不少独具一格的思想观念,影响较大、不容忽视,本文将一并予以论述。

  

   (一)法学思想中的法认识论

  

   法学思想中的法认识论,主要围绕“法律是什么”,即法律的概念展开,这也是法理学研究的首要主题。“法律是什么”的问题意识源于本质主义(essentialism)的认识论立场,力求探究法律的本质构成或终极根源。本质主义的认识论源于古希腊哲学,基于本体论的世界观立场,认为万事万物都有一个固定的本质,例如德谟克利特的“原子”、柏拉图的“理念”、亚里士多德的“存在”等。法律作为一种社会事物,也应该有其本质,法哲学的任务就是要揭示法的本质。本质主义的认知范式,在众多法律实证主义者和非法律实证主义者的著述中广泛出现。

  

   作为当代影响最大的法学思想,法律实证主义对法的认识建立在三个基础性命题之上:社会命题(又称社会事实命题或社会渊源命题)、惯习命题和分离命题。社会命题主张法律本质上是一种社会创制或人工制品,法律的存在来源于某种社会事实;惯习命题主张法律的确认来自某种有效性标准,这种标准由于某种习惯而具有权威性;分离命题主张法律与道德是分离的,从最一般层面上否认法律与道德之间具有必然的重合,认为存在完全不依赖于道德的法律。包容性实证主义与排他性实证主义之间的区别在于对待分离命题的态度。包容性实证主义又称为柔性实证主义或安置主义,主张存在有效性的可能的道德标准;排他性实证主义则认为不存在有效性的道德标准,法律的有效性求助于惯习性确定的法律渊源即可。从这些命题的阐述中,我们可以得出法律实证主义对“法律是什么”的基本看法。

  

   非法律实证主义流派众多、内部分歧较大,不过对法律概念的认识却有一个共同点:主张联结命题,反对分离命题。联结命题认为,法律的概念要以包含道德要素的方式来定义,法律必然要主张内容的正确性。非法律实证主义的代表学者阿列克西从正确性论证、原则论证与不正义论证三个方面来证成联结命题。正确性论证区分了“观察者观点”和“参与者观点”,根据英国日常语言学派代表奥斯汀著名的“以言行事”理论,认为法律实践的参与者必然会主张其制定的法律或作出的判决是“正确的”,否则将陷入“以言行事的矛盾”。原则论证区分了“规则”与“原则”,认为每个最低限度发展的法律体系必然包含原则,这种原则必然具有某种道德关联性,可以透过实证法或衡量而转化为法律规则。不正义论证来自著名的拉德布鲁赫公式,认为如果法律极端不正义,将会丧失其作为法律的性质和效力。这些论证明确表达了法律的“道德性”。

  

   法律实证主义与非法律实证主义对法的认识虽然存在各种歧异,但也有不少共同之处。对法律实证主义主张的社会命题和惯习命题,当代的非法律实证主义没有明确反对。阿列克西认为,法的概念包括三个要素:权威的制定性、社会的实效性和内容的正确性。前两个要素都与社会命题和惯习命题的主张相一致。由此可见,社会命题和惯习命题可以作为关于法的认识论的基本共识。此外,法律实证主义与非法律实证主义还有一个比较隐蔽的共同之处:两者大都致力于追究法律的本质是什么,遵循本质主义的认识论立场。

  

   (二)社会科学中的法认识论

  

   法律在人类社会中有着重要的影响,是各类学科共同的研究对象,关于法的认识没有完全被法学思想垄断,其他学科对于法也有着不同的认识。上文提到的法学思想,深受哲学的支配和影响。近代社会科学的兴起,在传统的法学思想之外催生了法律社会学、法律人类学、法律经济学等交叉学科,即所谓的法律与社会科学理论。它基于社会学、人类学、经济学等社会科学理论,提出了对“法律”的不同认识,对法律的本质产生了不少新的看法,有的看法甚至极具颠覆性。例如,波斯纳反对法律的本质主义认识论,他提出,“法律没有本质(nature),没有精髓(essence)”。总体来看,法律与社会科学理论对法的认识论的最大影响,是提出了“法律多元主义”的认识论立场。

  

   法律多元主义致力于破除现代法学界主流的国家法中心主义思想,质疑国家法是否如同现代法学界所说的那样重要,并提供了社会、经济、文化等立场视角,论证国家法仅仅是诸多法律的一种,把法律与社会规范、习俗、道德、宗教教规等相提并论,强调其他规范的重要性。著名社会学家布莱克把法律视为政府的社会控制,或者说它是国家和公民规范性的生活,如立法、诉讼和审判,主张法律仅是社会控制的一种。经济学更为关注社会规范,认为社会规范对法律有着深刻的影响,既可以构成法律规则运行的背景环境,也可以阻止法律体系追求的一些动机。人类学对法的认知也不断远离西方法理学奠定的法律观,转向法律背后更大的社会文化背景,更多地关注秩序和争议。

  

   为了强调社会规范等其他规范的重要性,法律多元主义从功能出发,首先分析国家法的各种功能,例如社会控制、组织协调、纠纷解决等,论证法律以外的其他规范也能发挥类似于法律的功能,或者比法律的功能更重要。这就提供了一种功能主义的认识论立场。功能主义的认识论可以弥补本质主义认识论的局限性。本质主义力求“透过现象看本质”,考察事物的内在层面。然而,有些事物的内在层面极其复杂模糊、难以认知。功能主义注重考察事物的外在层面,通过观察事物的某些作用或某些功能来予以界定认识,为认识法提供了一个更为便利的认识论路径。但是,功能主义与本质主义有交叉之处,如果从功能的角度来定义法律的本质,两者恰好重合。本质主义具有的问题,功能主义也同样会有。此外,法律多元主义过于强调法律与社会规范的类似性,模糊了法律与社会规范之间的区别,使得法律难以被识别。这是法律多元主义最大的问题。

  

   (三)法认识论的基础理论

  

本质主义和功能主义是当今两大主要的法认识论立场,既有合理性,也有局限性。这两种认识论首先都选择某些被视为是“法律”的社会现象,然后以其为参照,分析出这类“法律”的本质或功能,(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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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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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党内法规研究》2022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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