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 《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结论

——第十四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773 次 更新时间:2022-11-15 19:50

进入专题: 《经济学的新框架》  

方宇军 (进入专栏)  


该为本书写个结论了。这本书大刀阔斧,省却了许多经济学中的内容,难免贻挂一漏万之讥。但是,如果这种挂一漏万的一是纲,是一以贯之的,那么这种粗疏仍然是有价值的。这一章我们要从理论、现实、问题、对策等几个方面作出总结,这同样是一个庞大的几乎无法完成的任务。所以,我们只能延用本书一贯的风格,拉出一条主线,舍弃其偏枝旁叶,庶几能收提纲挈领之效。

一、理论

我们在本书中用四个基本的经济关系贯穿全书,这里在作理论的总结时,我们还是依循这条主线,简要地回顾经济学理论的发展。

在古典经济学中,亚当.斯密用“看不见的手”形象地突出了个人利得最大化在市场经济中至关重要的作用,虽然亚当.斯密没有证明个人利得最大化,虽然后世的经济学家随意地滥用个人利得最大化,但是,让“看不见的手”自由活动,认定个人利益的追逐能使社会财富普遍增加,从个人对自己利益的追逐中引申出自由竞争,反对政府对经济行为的主观干预……,这些足于奠定亚当.斯密在经济学中不可撼摇的地位了。然而,亚当.斯密没有看到“看不见的手”对经济可能产生的扰乱,没有看到自由竞争可能导致的失衡,更没有预见各种对立可能引发的社会灾难。

马克思从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中看到了社会矛盾的尖锐化,从资本主义私有产权中体悟出财富两极分化的必然,从资本主义分配方式中洞见到潜伏的危机,从历史唯物主义的分析中预见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过渡性和局限性。可惜,马克思在普遍的社会对立中看到的更多的是它的否定方面,对商品货币关系有过多的形而上的思考,对市场经济的原动力----个人利得最大化掉以轻心或嗤之以鼻。

新古典经济学从一些基本的假设出发来构建理论体系,力图统一地论证经济学说,在整体上把握经济运行的均衡,把数学方法引入经济学,使经济学更加简洁、精确、以及具有〔形式〕逻辑的严密。这些有值得肯定的方面。但是,新古典背离了古典经济学关注现实的传统,用主观臆想的效用最大化取代客观实在的个人利得最大化,把活生生的自由竞争转换为僵死的完全竞争,忽视各种社会对立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这些是在前人已经取得的成就上的退步。

凯恩斯一反新古典经济学的迂腐,正视经济理论与现实中存在的疑难,试图以新的经济理论来解决现实的经济问题,宏观地考察经济的整体运行,强调政府功能调节市场经济的作用。这些是应该首肯的。然而,凯恩斯对个人利得最大化不以为意,他的理论缺乏统一的坚实的学理基础。新凯恩斯主义在新古典主义的责难中意图缓过气来,他们一方面接受了新古典的某些学理基础,一方面用不完全竞争来作为他们的理论支撑。他们再也没有凯恩斯的辉煌和理论勇气了。

如果说凯恩斯主要从消极的方面看待经济周期,熊彼特对待经济周期的态度则要积极一些,熊彼特以企业家的创新来说明经济波动,这有一定的道理,更重要的是从正面的意义上指出这种创新使市场经济在均衡与非均衡的转化中得以发展。不足的是,熊彼特未能正确地说明这种创新的动力来源于何处,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他的企业家的创新精神后继乏力,成为他预言资本主义衰亡的主要原因。

新制度经济学为传统经济学吹进了一股清新的风,他们把产权关系内生化,这是一个重要的贡献;他们强调私有产权的高效率,也有较强的合理性;他们始终坚持要面对现实的经济问题,颇有古典之遗风。不过,新制度经济学不加批判地从新古典手中接过效用最大化和完全竞争理论,[1]无异作茧自缚;新制度经济学把制度硬性嵌入经济学中,很像反仆为主;新制度经济学没有自己的学理基础,只能见子打子,难得有统一的理论体系。

有了前人的铺垫,我们就能站在经济学巨擘的肩膀上,取长补短、去伪存真、阐隐发微、融会贯通,冀望能实现经济理论的新突破。

我们的分析从市场经济最常见的商品交换现象开始,以原始的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关系为历史前提,证明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客观存在,探讨人与人的对立在商品交换条件下的普遍性;而个人利得最大化和人与人的普遍对立,又反作用于社会分工和所有制关系,使社会分工不断扩大、完善和细密,使所有权关系越来越具有私人占有的倾向。我们以社会分工为市场经济的一般前提和运行载体;以私有产权为市场经济的物质保障;以个人利得最大化为市场经济的原动力;以人与人之间的对立为市场经济的运动方式;这四个基本的经济关系构筑了经济学的基础。

以上述的四个基本的经济关系为基础,我们试图对市场经济的全过程给出说明。先是在一个统一的框架内来说明普遍的价格现象,价格的新定义是(私有)产权的货币化;价格的质的规定性,是商品的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在其人格化的表现方面,是商品私有者之间的对立统一;价格的量的决定是追求个人利得最大化且彼此对立的私有者之间的博弈。依循这种新的价格理论,工资、地租、利息、利润这些通常所见的价格的不同表现形式都能得到统一的说明。着重要指出的是,新古典经济学以完全竞争和边际成本递增设定的零利润理论,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是重大的扭曲,利润虽然有平均化的趋向,但总体上不会为零,利润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物质基础,是市场经济存在和发展的动力。理解利润的要点是资本的私有产权,是资本的利得最大化,是资本之间的对立而促发的生产力的非均衡发展。

接下来是要说明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行。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行是在均衡与非均衡的对立中来发展自身的;经济快速增长这个资本主义曾经引以为傲的经济现象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已经成了强弩之末;工业化、城市化把大量的农村剩余人口从土地上解放出来并让他们过上越来越富足的生活,然而现在越来越多的人重新变为剩余,成为无所事事等待救济的失业者;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让人们见识了它魔术般创造社会财富的惊人能力,可是在危机中人们目睹巨量资产顷刻消失如同梦魇一般;……这些让经济学家们绞尽脑汁的经济现象,如果基于四个基本的经济关系进行分析,似乎能得到更为合理的解释。

各国的经济增长在二元经济这个大历史背景下,一般都有一段高速增长的时期,这得力于以利润为标的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得力于社会化的大生产,得力于现代部门与传统部门〔在生产力水平、商品意识、产权结构、积累方式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在特定的意义上,现代部门的日益增加的资本积累与传统部门源源不断释放出来的廉价劳动力相结合,演绎出工业化、城市化过程中的高增长。在更一般的意义上,资产阶级的利润最大化、劳工阶级物质福利的改善,都可以概括在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实现中,于是有了人类历史上经济增长最为快速的时期。只要以个人利得最大化为动力,经济增长的诸多现象都不难说明,个人利得最大化得以实现的范围越大、程度越高,经济增长则越快。然而,由于私有产权和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普遍存在,不同阶级、阶层、集团、个人之间的利得最大化往往会发生冲突,形成恶的对立,经济增长的速率将遭遇负面影响。

失业是一个更令人痛苦的社会现实,渐行渐高的失业率让人们越来越怒不可遏了,除了经济学家常说的摩擦性失业、结构性失业、季节性失业之外,还有一种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特有的功能性失业,这是一种更本质的、更长期的且日益加剧的失业。功能性失业的外部特征是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是资本对劳动的挤出效应;而其内在根源是企业主对自身利得最大化的追逐,是企业之间竞争的迫压,是企业主与劳动者各自追求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对立。

市场经济的周期性表现是最让经济学家着迷的,在我们的周期理论中,企业主的个人利得最大化或利润最大化是理解周期现象的关键,资本的利润最大化既造就了经济的繁荣与高涨,又导致了危机与萧条;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灵魂是资本的增殖,当累积资本的利润能得以实现且屡有加增时,我们就看到经济的繁荣与高涨,当累积资本的利润不能实现且面临亏损时,我们就看到经济的危机与萧条;经济的转折点在于资本的赢利与否。经济危机最典型的表征是充分就业接近实现,累积资本既不能用于投资,又不能用于消费。

因此,市场经济中充满矛盾、充满对立,市场经济的发展,是在事物的对立统一中、是在均衡与非均衡的转换中得以实现的。个人利得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内在动力,它的作用,既可能成就市场经济的伟业,又可能给市场经济带来灾难,而且二者往往交织在一起。

二、现实[2]

我曾经指出,商品交换关系是人类文明的源头,文明社会的诸多重要表征,如贫富的分化、阶级的形成、城市的兴起、战争的频仍、制度的设立、伦理的发扬等等,均可以由此导出。[3]市场经济作为商品交换的集中表现,作为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一旦登上历史的舞台,它所释放的能量、它所衍生的巨变、它所带来的福祉、它所引致的灾难,都是前所未有的。

市场经济占统治地位的经济形式,[4]发轫于欧洲中世纪的自治城市,随着自治城市中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发展,文艺复兴焕发的思想解放,新大陆的发现,世界贸易的扩张,殖民地的争夺,工业革命的完成……,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欣欣向荣、勃勃生机、攻城拔地、所向披靡,渐次统治了世界。

市场经济赐予人类最大的福祉是物质财富日见其强的涌流,即便马克思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仍然承认资本主义创造的社会财富比人类以往历史所创造财富的总和还要多。我们无须细数市场经济为人类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进步,每一个人都不会否认这一点,同样没有争议的是,生产力水平的提高、科学技术的进步、市场范围的扩大和完善,这些也是有目共睹的。

然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带来的巨大的物质进步,并不能掩盖社会矛盾的尖锐化,毋宁说,更加剧了各种社会矛盾。资产阶级与贵族、领主阶级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封建地主和农民的矛盾,资产阶级与小手工工商业的矛盾,构成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早期的历史。如果说资产阶级与上述阶级的冲突是市场经济取代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不可避免的,代表着历史的进步;那么与资产阶级一同成长起来并与之相互依存的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的压迫和剥削下,同样发出了愤怒的吼声;这只能解释为阶级对立的普遍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对立,是新的生产方式和新的经济形式在人与人关系上的主要表现,它们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运动形式,关系着市场经济的生存与发展。尽管如此,资产阶级为了自己私自的利益,往往把无产阶级置于水深火热之中。[5]于是,在这个时期,我们看到各种社会矛盾交织在一起,激荡出人类历史上最为壮阔的社会变化。霍布斯鲍姆把这一时期〔1789-1848〕恰当地称之为《革命的年代》,这时的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已经足够强大,在政治上也在要求与其匹敌的地位了。无数的革命在这一时期发生,尤其是1848年的革命,不仅席卷了欧洲,对其他大洲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们可以说,随着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统治地位的确立,其他与资产阶级敌对的阶级,或者消灭,或者式微,唯独无产阶级或劳工阶级,却在与资产阶级时而激烈时而和缓的斗争中,逐渐强大,逐渐使自己的境遇得以改善。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最令人发指的结果是战争,战争古已有之,并非始自今日,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引发的战争,其波及的地域之广、其牺牲的民众之多、其惨烈的程度之大、其破坏的层面之深,都是独迈古今的。资本主义国家对其他主权国家的侵占与掠夺、资本主义国家之间为争夺殖民地的战争、资本主义国家对未开化族群的种族灭绝……其主要动机就是经济利益的驱使。进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更是把人类推向了毁灭的边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好像没有直接的经济原因,可是交战的协约国与同盟国双方,早已在此前的经济争斗中积怨甚深,只是在等待一触即发的时机。[6]而第二次世界大战,一方面是接承第一次世界大战之余绪,一方面是1929年的世界经济危机让法西斯轻易地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二者都与经济利益和经济竞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今天,人们也许欣欣然于二战以后再也没有发生世界性的大战,这到底是得益于核战争的威胁使人们不敢轻举妄动?还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走势没有到达致命危机的时刻?现在看来还不好说。

经济危机是市场经济独有的最标准的产物,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经济危机就与市场经济如影随形,经济危机的间歇性发作,不仅让普通民众忍受着炼狱般的煎熬,不仅让巨大的社会财富眼睁睁地流失,而且让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丢尽了颜面。尤其是1929年的世界性经济危机,更是让人们感受到世界末日的恐惧,甚至非常保守的资产阶级人士,也暂时放下对资本主义死敌的敌意,相约到苏联参观访问,试图从当时一枝独秀的苏联经济中寻找解难的灵感。[7]二战以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一段黄金时期,大的经济危机似乎悄然远遁,有些经济学家甚而断言经济危机已成为历史,或者认为经济危机已经无伤市场经济的大雅。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拉美的经济危机、日本的经济危机、东南亚的经济危机等等,不啻在猛烈地摇动市场经济的警钟,而21世纪初这一次震撼世界的经济危机,到目前都还没有完全消退,惊魂未定之际,我们不得不重新正视经济危机。经济危机这个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与生俱来的赘疣,人们能轻易摘去吗?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创引出了戏剧性的变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还没有散尽,就诞生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上,又矗立起十数个社会主义国家,俨然形成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阵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是作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直接否定而出现的,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否定或限止商品货币关系、过多地强调国家和集体的利益而忽略或蔑视个人的物质利益……成为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强烈的经济主张。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中,我们难于寻觅到市场经济中普遍存在的私有产权、个人利得最大化、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普遍对立,[8]其结果会怎样呢?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建立初期,似乎都有一个经济较快增长的阶段,这一方面是因为劳动者翻身解放所激发的劳动热情,另一方面得力于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但是,稍增时日,计划经济的弊端即显现无遗,由于个人利得最大化这一经济的内在动力被压抑了,私有产权以及由此产生的企业之间的竞争消失了,因此,劳动者的积极性日渐消退,产品陈旧老化,生产率增长缓慢,[9]社会产品长期供不应求,以致科尔内以《短缺经济学》来泛指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在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竞争中败下阵来,东欧和苏联几乎在一夜之间都抛弃了社会主义。幸好中国出了个邓小平,他竭力把中国推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轨道,恢复了私有制的应有地位,重新重视市场法则,强调个人富裕的带动作用……,为中国经济开辟了一片广阔的天地。

资本主义的代言人欣喜欲狂地注视着社会主义阵营的崩坍,他们计算着《历史的终结》,已经把资本主义视作人类永久的归宿了。其实,他们太缺乏历史感也高兴得太早了,姑且不说社会主义远未到寿终正寝的时候,就是反观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也早已渗入社会主义的元素,混合经济的现实、国家对经济的计划管理、社会福利的广泛实施、社会民主党在某些国家的长期执政或轮流执政,都可以作如是观。社会主义毕竟是人类社会曾经有过的选择,它既有成功,也有失败,无论成败都是人类的共同财富,大可不必为社会主义的过失作幸灾乐祸状。何况,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引致的各种社会危机远没有结束,仍然还是人类的殷忧呢!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有惩于前车之鉴,在二战期间以及二战以后,限制了市场经济的恣肆妄为,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对经济进行一定的计划管理,建立一系列的国有企业,增强二次分配的力度,推行失业救济,编织日渐扩大的社会福利网,……这些措施,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渡过1929年大危机的艰难时世,并让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享有了一段不算太短的黄金时光。可是好景不长,七十年代的滞胀,在理论上表现为凯恩斯经济学的危机,自由放任的经济学说再次甚嚣尘上。以里根和撒切尔夫人的政策转向为标志,新古典经济学重回主流位置,通胀得到了较为有效的控制,但其他经济形势并没有根本的改观,低增长和高失业,依旧困扰着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经济危机的加密以及这一次世界范围的大危机,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处境更加险恶,这一切,是不是应该归咎于新古典的抬头呢?

诚然,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给人类的进步是那么的引人注目,尤其是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优先享受了市场经济的成就,医疗条件的改善、社会福利的扩大、人均寿命的延长、国民教育的普及、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些实惠让人们甘之如饴。但是,人们是否深刻感受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酿造的危机越来越迫近人类,仅就经济领域而言,经济危机只是一个周期性的现象,人们还有喘息之机,更加持续更加积重难返的危机是:经济增长的迟缓、失业人口的增加、贫富分化的加剧、财政赤字的不堪重负……这些都成为发达国家普遍存在的现象,还不值得人们惕然以对?

我们非常粗略地把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重大史实梳理一下,以对应我们的理论分析,我们既能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所激发的创造热情给人类带来的史无前例的物质财富,又能看到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狂野冲动和自私自利带给人类的罪恶与灾难。在这里特别提请人们注意,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危难过去存在,现在也还存在,远远没有结束,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兆。在本节的末尾,我们让历史学家来总结:“甚至当20世纪的进步已绝对无可否认,还是有人预测未来不会是一个持续上升的时代,而是可能、甚至马上就会大祸临头:另一次更致命的世界大战、生态学上的灾祸、可能毁灭环境的科技胜利,乃至眼前的噩梦可能造成的任何事故。我们这个世纪的经验,已经教会我们活在对天启的期待中。”[10]

三、问题

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既给人类带来福祉,又给人类带来灾难,既给人类带来物质上的享乐,又给人类带来精神上的失落。这样的二律背反,一直困扰着人类。人们试图废弃其灾祸,留存其福佑,这能做到吗?

个人利得最大化和人与人之间对立的恶性膨胀,我们可以把它视之为市场经济的异化----打家劫舍、坑蒙拐骗、偷盗摸拿、贪污受贿、敲诈勒索……这些在文明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社会阴暗面,人类用法律法规、伦理道德、典章制度、国家机器等来加于禁止和规约;对于国家之间的这种异化,如为争夺殖民地而进行的战争、为打开他国市场而强制性地入侵、为破坏他国的经济发展而采取的军事或经济的封锁……这些可以通过用战争来遏制战争、通过国际间的谈判来消弭争端、通过国际组织的调停或斡旋来和平解决,等等。

马克思主义对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弊端进行了最直接最猛烈的批判,火力主要集中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商品货币关系、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11]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为指导来建立一种新的经济制度,这在人类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是一次伟大的变革和尝试。社会主义刚一建立,列宁就着手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消灭商品货币关系,[12]这一时期史称“战时共产主义”,其经济上的基本举措是:在农村实行余粮收集制;在工业中加速实现普遍的国有化;实行贸易垄断,禁止自由贸易,取消商品生产;国有企业实行供给制等。“战时共产主义”实行了两年左右,经济上的后果则是,破坏了农业生产力,工业生产近于瘫痪,黑市贸易泛滥,投机倒把猖獗,经济陷入极度的困境。无奈之下,列宁只好以“新经济政策”取代“战时共产主义”,而“新经济政策”的一个重要内容就是恢复商品货币关系,很快就扭转了经济局面。自此以后,苏联就没有取消商品货币关系,但对它作了很大的限制,在国有企业之间,不存在商品交换关系,它们之间的物资互换,是通过国家计划调拨来完成;只是在国有企业与集体企业之间、在老百姓的生活消费品方面,才采取商品交换形式。[13]在中国社会主义的实践中,也有两次试图否定商品货币关系的举动,一次是在“大跃进”时期,在农村搞公共食堂,吃饭不要钱;在城市讨论取消工薪制、恢复供给制。一次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当时改物质奖励为精神奖励,斗私批修,取消城乡自由市场,认为商品货币关系、工资制度都是资产阶级权利。这两次举动都曾让中国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雪上加霜。更值得人玩味的是,人们对自我利益的追逐并没有因意识形态的说教而消失,相反,当个人利得最大化不能得到正常的宣泄时,人们追求自我利益的冲动只能以否定的形式表现出来:出工不出力,消极怠工,上班时间养精蓄锐,下班好干自家的事;用公家的资源干私活;或者直接偷拿公共财物,人们甚至见怪不怪,习以为常。以致当时有了个流行语:“外国有个加拿大,中国有个大家拿。”

社会主义的实践证明,否定商品货币关系,遏制个人利得最大化,必定会对经济形成巨大的破坏作用,这是全人类都值得记取的经验教训。但是,市场经济的自发作用,也会存在很多问题,凯恩斯对经济危机的分析及其政策建议,给我们提供了另外一个看问题的视角。

正是因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问题,正是因为1929年的经济危机几乎摧毁了资本主义世界,凯恩斯才因应时代的强烈要求,留下他划时代的巨著。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建议的运用,为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带来了一段黄金时期,[14]积极的财政政策,加大公共项目的投资,完善社会保障和福利系统,降低利率,这些都能增加有效需求,提升社会就业,特别在刚开始实行的一段时期内会产生较好的社会效应。但是,由政府推动的投资或者是非营利的,或者是赢利水平较低的,这会使投资的整体效率下降;另一方面,完善的社会保障系统,会使劳动者对工资的期望值提高,增加企业的劳动成本,这会加大私人投资的压力,使私人投资望而却步。加之凯恩斯主义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误读,认为可以用通胀来替换就业,从而使滞胀不可避免。〔参见本书第十一、第十二章〕在凯恩斯主义的这个例证中,我们从另一个侧面看到,忽略资本的利得最大化,削弱或不能实现资本的利得最大化,会使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停滞不前或发展缓慢。

然而,在我们的分析中,经济增长的减缓,失业人口的渐增,经济危机的不时发生,这些重大的经济问题,是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更概括地说,是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必然结果,更侧重地说,是资本利得最大化的必然结果。这样,我们又坠入了一个二律背反中,一方面,我们说个人利得最大化是市场经济的原动力,另一方面,我们又说个人利得最大化导致了重大的经济问题;一方面,我们看到个人利得最大化的恣睢带来了一定的经济问题,另一方面,我们看到个人利得最大化的遏制会带来更多的经济问题。我们处于这种两难的境地中,难道就没有一条更好的道可循了吗?

于是,我们来到了问题的焦点:人类能否既发扬个人利得最大化的优势,又能防范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肆虐呢?

我们把问题的焦点仅限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领域,仅限于市场经济领域中合法经营的范围。我们已经看到:

在经济增长问题上,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实现,加之城市化的进程,曾经使经济增长在人类历史上有了最为快速最为恢宏的场面。但是,当城市化过程已经完成,当劳动力成本渐次升高,资本的利得最大化会使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对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在经济整体上使经济增长减速。〔参见本书第十章〕我们能不能在维持资本利得最大化的同时,兼顾劳动者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从而使经济得以更快的增长?

在就业问题上,资本利得最大化的追求,资本积累的日趋庞大,配合城市化进程,曾经使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有了新的工作,资本在自身不断增殖的过程中,使社会就业量得以提高,并且使劳动者的待遇得以增进。但是,随着资本之间竞争的加剧,随着城市化过程的完成,随着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功能性失业将会累积性地增加。〔参见本书第十一章〕我们能不能兼顾各个阶级、阶层、集团、个人的利得最大化,消除失业这个挑衅人类尊严和智力的社会弊病?

在经济危机问题上,资本利得最大化的追求,使市场兴盛、企业扩大、产量增加、新技术新产品层出不穷……,经济处于繁荣与高涨之中。然而,当充分就业近于实现,当累积资本既不能用于投资、又不能用于消费,当资本不能赢利甚至面临亏损时,经济危机的时刻就来临了。〔参见本书第十二章〕我们能不能制止经济危机?能不能防止或削弱经济危机给人类带来的痛苦与巨大的经济损失?

四、对策[15]

上一节提出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存在的三大问题----经济增长减缓、失业增加、经济危机,这三大问题的肇因,是个人利得最大化,或更主要的是资本的利得最大化。更吊诡的是,个人利得最大化或资本的利得最大化,成就了经济的快速增长,成就了就业的增加,成就了经济的繁荣与高涨。也就是说,这三大问题的正反两方面,都是由个人利得最大化促成的。问题的困难在于,我们既要保存个人利得最大化这个市场经济的原动力,又要消除这个原动力所带来的社会危害;既要享有这个原动力所产生的社会进步,又要防范这个原动力所引致的人类灾难。这是可能的吗?这正应了那句俗话:“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但面对人类如此重大的社会问题,我们还是要勉为其难,看看能不能找到对应的策略。

关于经济危机问题

经济危机从表面上看是市场经济的重大失衡,这种失衡在历史上的表现多种多样,概括地说,这种失衡集中体现为三种形式:一、因某种或某类产品供给过多而产生的供求失衡〔如资本主义早期的资本品投资过度或消费品生产过多〕;二、因金融机构坏账而产生的借贷失衡〔如近几十年间发生的多次金融危机〕;三、因虚拟经济或泡沫经济而产生的盈亏失衡〔如虚高的股市或楼市的泡沫〕。一般而言,监测这些失衡,防止这些失衡的发生,我们就能有效地制止经济危机的发生。人们看到这里,会哑然失笑:防止失衡发生,说起来简单,是那么容易做到的吗?确实很难做到。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这些失衡都是人们追求个人利得最大化的结果,我们既然不能消除或遏制个人利得最大化,又怎能防止失衡的发生、防止经济危机的出现呢?

其实,市场经济就是在均衡与非均衡的转换中来发展的〔这一点我们早就说过〕,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一个最大的非均衡就是利润的存在〔这一点我们也说过〕,正是这种非均衡,正是这种利润的存在,才有了市场经济蓬勃发展的生机〔这一点我们还是说过〕。但是,或利润,或累积的资本,或储蓄,〔这三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通用〕,必须转化为支出,或投资,或贷放,或消费,才能实现市场经济的均衡。倘若累积资本或储蓄既不能投资又不能贷放,又不愿消费,市场经济就会失衡。一般而言,资本的所有者愿意投资也愿意贷放,但前提是必须赢利,资本的目的是保值增值,如果目的不能实现,投资和放贷都会停止,那就只剩下资本所有者自己消费一途,如果资本所有者的收入与消费能够相抵,亦能实现均衡,否则,经济危机仍有可能发生。

于是,当供求失衡、或借贷失衡、或盈亏失衡发生时,投资和放贷就会慢下来甚至停止,经济危机就要到来了。〔参见本书第十二章、三〕因此,防止经济危机首要在于防止失衡的出现,供求失衡在信息技术进步、以销定产、零库存等措施下已经是比较罕见的了;借贷失衡在这一次金融危机后随着对金融机构监管的加强或许会有所改观;盈亏失衡[16]是最容易觉察且政府有能力有道义制止的失衡,随着人们的认识深化和政府的有力干预,将会越来越少。真正棘手的是累积资本或储蓄在个人利得最大化的驱动下,它要强烈地表现自己,它会钻头觅缝地寻求赢利的机会,让人防不胜防,况且在赢利与亏损之间,是有很多偶然性的。更重要的在于,市场经济的内在运动就是均衡向非均衡、非均衡向均衡的转化,在这个过程中,非均衡未能完成向均衡的转化,而演变为严重的经济失衡,这种可能性随时都存在。最关键的在于,累积资本或储蓄不论是用于投资还是放贷,当这些投资或放贷不能赢利甚或亏损时,这些供给就会停止下来,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危机不可避免。

我们曾经用高速公路网来比喻市场经济,在高速公路上,一二辆汽车抛锚,还不至阻断道路的通行,抛锚的汽车太多,交通将陷于瘫痪。市场经济也是如此,少数企业的亏损,还无伤经济大局,当亏损企业达到一定的量,将阻碍经济运行,危机时刻到来。

现在我们来看经济危机的预防和应对,大致有个眉目了:对市场经济的整体运行实施监测,注意经济失衡的出现,观测货币的流通速度,尤其要注意企业亏损面的大小;采取措施,防止经济失衡的加剧和企业亏损面的扩大;当经济失衡和企业亏损阻碍经济运行时,要迅速开辟新的通道,千万不要让资本的流动停下来;要让资本的所有者明白,危机到来时资本的自保是没有用的,而且会使情况更糟,资本的生命在于运动,资本的保值增值在于资本的流动〔参见本书第十三章、二〕,资本如果既不能投资又不能放贷,就让资本所有者自己消费,尽其所有的消费,这样于社会于个人都是有利的;鉴于上一项资本所有者很难自觉做到,在危机期间开征较高税率的流动资本闲置税,以促进投资和消费;[17]国家要有一定产能的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最好要当作私营企业来经营,要有独立的经理人来管理,要进入市场竞争,要以赢利为目的,但利润属于国家,这既能增加财政收入,又能在危机时起到稳定作用;……。以上的举措还可以列举一些,[18]也可以根据现实情况作一些调整,总的原则是,让企业有利可图〔避免暴盈暴亏〕,保证经济的正常运行。

对于经济危机不都是坏消息,能量守恒定律在经济危机中也有适用性,我们上面列举的三种失衡现象,仔细看看,并非是财富的流失,而只是彼此对立的私有者在财富占有上的失衡,譬如说,供求失衡在绝大多数情况下并非是真正意义上的失衡,而是在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上的失衡,卖不出去的商品并没有消失,只是不能变现而已;借贷失衡在贷者是所失,在借者是所得,即使借者开支出去失掉了,最终仍有得者,就整体经济而言,“肉烂在锅里”;盈亏失衡更是如此,盈是亏者之亏,亏是盈者之盈,总体上是平衡的。因此,尽管在这三种失衡的情况下,社会财富总体上就算没有增加,也并没有减少,只是在不同的人群中重新作了分配。理解这三种失衡的要点在于:个人利得最大化、私有产权、人们作为私有者之间的对立。特别要提请注意的是,市场经济领域中的这种能量守恒,是在商品货币的流通和流转中来实现的,如果这种流通或流转中断,经济能量将不能守衡。讲了以上一大通,有什么意义呢?它的重大意义是:一、面对经济危机,切忌让经济停顿下来,要想方设法地推动经济的正常运行。二、运行中的经济能量是守恒的,资源禀赋并没有大的改变,这为经济危机的应对提供了强大的物质基础。三、如果以上二者成立,加之人类的智慧运用得当,经济危机可以避免、至少能够减轻。

关于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问题

这两个问题我们合并起来讨论,因为两者的关系太紧密了。我们在论证经济增长的局限和功能性失业时,我们谈到随着企业竞争的加剧、劳动者工资的提高、资本对自身利得最大化的追逐,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而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会对劳动力产生挤出效应,当一元经济实现时,这种有机构成的提高会使经济增长减缓和功能性失业增加〔参见本书第十章、四和第十一章、六〕。

这里要做一些补充说明。

按理说,技术进步、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就算会挤出劳动力使功能性失业增加,但归根结底它是增进社会生产力的,怎么说它会减缓经济增长呢?我们是从整体上来把握经济增长的,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中,当资本有机构成提高挤出劳动力时,资本的利润并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增加,功能性失业是充分就业之外的失业,是不能满足资本增值需要的失业,因此,在新的资本有机构成条件下,功能性失业的存在,对资本而言是没有什么利用价值的。功能性失业将是长期的、顽固的、日愈增强的。当有大量的功能性失业存在的时候,即使有社会的救济,即使有广泛的社会福利系统,社会的总体需求就算没有减少,至多只能持平,在社会总需求没有增加时,投资也不可能增加。正是在这种意义上,减缓了经济增长。这也和发达国家的经济现实基本吻合。

当大量的功能性失业人口被排除在资本主义的生产之外,当大量的利润或储蓄找不到新的投资场所,就只有消费贷款一途〔在我们的前提条件中,一元经济已经实现〕,这种消费贷款不论是用于个人消费还是形成政府债务用于社会福利,社会供求也只能维持在现有的水平上,如果消费贷款不能收回,形成坏账,还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这一次的次贷危机是一个典型的说明,而最近的希腊主权债务危机已经敲响了政府债务危机的警钟〕。

当然还不是没有其他的路可走,按照萨伊定理,供给为自己创造需求,就算有大量失业人口的存在,就算害怕消费贷款不能收回而停止放贷,资本的所有者仍然可以通过加大自己的消费来维持供求平衡,甚至可以刺激新投资。不过,这种加大的消费必须足够大,必须能把自己全部的闲置资本〔在全社会范围内〕投入其中,否则供求平衡仍不能实现。然而,这样做有很大的难度,首先资本要克服自己的心理障碍,资本的本性是赢利,而不是挥霍,尽管资本的生活可能是奢侈的,但不会尽其所有用于消费;其次资本要改变自己长期形成的生活习惯,形成新的消费观,这恐非一朝一夕之功。

设若资本能够解决自身的难题,设若资本足够理性,设若资本在加大自身消费的内在的对立统一中实现新的供求平衡,人类仍将面临更大的社会难题:日愈增加的失业人口大军。人类社会难道能容忍大量的失业者被排除在现有的生产方式之外?难道能让失业者长期忍受被救济的屈辱?难道能让失业者无所事事而使资源的最优配置成为笑柄?

相较于经济危机问题,经济增长减缓和失业人口增加,是一个更长期更持续的难题;相较于经济增长减缓,失业人口累积性地增加,是一个更艰巨更重大的难题。按照我们的理论,只要个人利得最大化得到普遍的实现,经济增长就能得到长足的进步;经济增长之所以减缓,是因为资本的利得最大化与智能资本的利得最大化的联姻,资本的有机构成不断提高,这虽然促进了社会生产力,但排挤了一般劳动力使之成为失业者,从而拖累了经济增长的速率。如果我们既能维持资本有机构成的不断提高,又能消除失业现象,我们就能一举解决经济增长和失业难题。这样艰难的目标能实现吗?

现在发达国家解决失业问题,并没有什么很好的招数,或者是囿于新古典的充分就业均衡,或者是期待经济增长带来就业状态的好转,在通常情况下,是用社会救济和社会福利来使失业者免于苦难的境遇。这当然是一个社会进步,但是,在长期的日见增加的失业面前,这种措施只是扬汤止沸,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失业难题;同时,日愈加重的社会负担即使有各种高税收来承受,仍然是入不敷出,只得举债度日,以致政府的主权债务危机越来越成为重大的威胁。

凯恩斯主义用国家和政府的投资来补救民间投资的不足,以促使就业状态得到改善,这曾经起了一定的作用,但是,国有经济的高投入、低效率则使国有经济负债累累、濒临破产、难以为继。

在以上的历史背景下,能有更好的出路吗?

在保持私营经济活力的同时,坚持兴办国有企业,但这些企业要当作私营企业来经营,要有独立的经理人来管理,要进入市场竞争,要以赢利为目的,但利润属于国家,这既能增加财政收入,纾解财政赤字的困境,亦能增进就业,还能实现经济更良好地运转。[19]

要让每一个适龄人口都有工作的权利和义务。[20]国家要把就业统筹起来,或鼓励私营企业增加就业,或帮助人们自主兴业,或加快加大第三产业和第四产业的发展,或发展公共和公益事业,……。总之,让每一个愿意工作的人有饭吃、有活干。

开辟第五产业。[21]有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有志于各个领域更深入的探求和创新,他们或许都是无名之辈,还没有取得什么成就,或许其中一些人终其一身都不会有任何建树,他们的劳动,不能产生即时的效率,但他们孜孜以求,淡泊个人功利,假以时日,必有所成。他们是一群“仰望星空”的人,过去有,现在也有,但过于零散,处境艰难,不易被社会承认,在现有体制中难成气候,更不用说其发展壮大了。如果国家能够把他们组织起来,为他们提供最基本的生存和工作条件,这既可以把越来越多的人吸引到对社会有益的工作中来,也是在为人类社会的未来发展积储能量。

资产所有者〔特别是巨额资产所有者〕应该对财富有更深邃的认识,从积极或主动的方面看,财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资产的所有者或者更能捕捉时机,或者更有聪明才智,或者更加勤奋持恒……,在追逐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过程中使自己的财富增殖,同时也使社会的经济增长和就业得以增进,这既是个人努力的结果,也是社会环境使然,资产所有者在享受更优渥的物质待遇时,要有更高的社会责任感,要追求更高的人生价值,要回馈社会。从消极或被动的方面看,资本只有在市场经济的流动中才能保值增值,特别是在经济停滞失业增加危机来临之际,资本所有者的观望退缩会使财富大量流失,此时的资产所有者更应有“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豁达胸襟,更多地消费,更多地投资,更多地做慈善事业。以此看来,彼尔.盖茨的所作所为是值得社会推崇和资产所有者仿效的榜样。[22]

假定资本有机构成的提高具有历史的必然性,如果再没有其他方法分流失业人口,国家可以强制地缩短工作日,采取轮换上岗的形式,让现有岗位能容纳所有的劳动者。这既可以让劳动者逐渐从单调、枯燥、重复的劳动中解放出来,又可以让人们有更多的闲暇从事自己有兴趣的活动,或期可以实现人类自由的多方面的发展。

一定不要忘记,在现阶段,个人利得最大化仍然是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是这一动力发生作用的运动形式,在没有新的动力和新的对立形式取代它们的时候,千万不要试图消除它们。但是,不同的彼此对立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往往发生冲突、发生矛盾,并可能发展为恶的对立。因此,社会应尽可能地创造条件使每个人的利得最大化得以正当的实现,同时在不同的彼此对立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之间维持有效的平衡。

以上的设想或许有太多的幻想、太多的主观性,然而,为了人类更美好更和谐更进步的未来,我们不妨有更多的想象力、更大的创造性、更坚韧的实践精神,在不断的探索进取中使人类社会达致更高的境界。

五、余论

最后,还有两个并非不重要的方面值得议及。

看了我们的论证,用心的读者可能已经知道我们对政府在市场经济中作用的态度了。长期以来的一个争论是政府的作用如何看待?在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看来,市场经济运行良好,能够实现自身的均衡,即使有波动,市场经济也能自行调节到最佳的状态,无须国家这只“看得见的手”来扰乱。更耸人听闻的是,国家干预就是《通往奴役之路》,是自由主义〔不论是经济上还是政治上〕的大敌。自由主义的这种论调,似乎得到了很好的证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衰亡,仿佛给自由主义的经济主张打了满分。

然而,支持自由主义的正面证据还远远不够,自由放任〔只是在相对的意义上〕的市场经济的历史名声并不太好,除了主要因经济利益的考量对其他弱小国家的掠夺、侵略、占领之外,除了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各个阶级的激烈对峙之外,愈来愈严重的经济危机也迫使自由放任的市场经济在二战以后转化为混合经济;还有更让自由主义尴尬的,20世纪七十年代的“滞胀”,一度使新自由主义甚嚣尘上,但几十年下来,经济并没有特别的好转,经济危机又有加密的趋势,尤其是这一次美国的次贷危机,全然是在自由主义毫无知觉时袭击了资本主义的老营,自由主义的经济学家们没有任何抗御的武器,不得不集体选择了沉默。有一点也颇耐玩味,自由主义一直强调社会福利是国家干预或政府作用的败笔,是对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侵害;不知自由主义是否曾经反思,越来越广泛的社会福利,正是自由民主体制下选民的自由选择。

其实,国家从来都伴随着市场经济的成长,我们找不到没有国家的市场经济,甚至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正是由于国家的存在,市场经济才得以发展壮大。霍布斯、格劳秀斯、洛克、卢梭等人在把国家视作社会契约的产物时,已经意识到人与人之间的普遍对立需要国家来调衡;在我们的论证中,市场经济的异化,是靠国家这个铁腕来扼制的;在完全的经济领域,财产权、专利法、反垄断法等等国家制定的法律法规,也是市场经济正常运行必不可少的条件;即使在市场经济自身的运行中,由于社会分工、私有产权、个人利得最大化、人与人的对立的作用,必然导致经济危机、经济增长迟缓、失业人口增加等社会弊端,任其发展,会给人类带来更大的灾难,必须运用国家或政府的力量,适时予于防范、制止和救治。

诚然,国家干预或政府行为在现实中并非尽善尽美,越俎代庖有之,揠苗助长有之,措置失当有之……;甚至残民以逞、鱼肉百姓、巧取豪夺、横征暴敛……。这里要有明确的区分,在正面的意义上〔仅就经济而言〕,国家和政府的存在,就是为经济保驾护航、修规定制、排难解纷、和衷共济、权衡轻重等等,让经济得以顺畅的快速的发展。但是,人们对市场经济的认识是逐步深化的,在这个过程中难免走弯路、犯错误;同理,政府或国家对经济的管理,也是一个不断探索逐渐完善的过程,不可能一蹴而就。在其负面的意义上,国家或政府的权力也会异化或腐败,统治者或者权势集团,利用手中的权力,极其私欲、中饱私囊、化公为私,挟国家之公器以填贪渎之欲壑。这样的国家政府已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国家政府,离其覆亡也就不远了。因此,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国家和政府的管理是必不可少的,但这种管理必须遵循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的规律,否则会适得其反;国家和政府的权力是需要监督和制衡的,防止权力的腐败是国家和政府的职能得以正确实现的最重要的先决条件。不过,我们不能因噎废食,以国家或政府管理中的措置失当或权力腐败的存在来否定国家政府管理的正当性、客观性。

我们强调国家或政府对经济管理的必然性,有很强的事实支撑,远的就不说了,就整个市场经济时期而言,政府的管理职能是在不断地完善和扩大,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尽管其间有过反复〕。约翰.穆勒的小政府、守夜人的自由主义主张〔参见穆勒的《论自由》〕,遗憾地成了历史的陈迹。然而,自由主义在论辩上有足够的小聪明,他们一直强调政府不要干预〔管理的另一种说法〕经济,但在现实中实在找不出一个不受任何干预的市场经济,一旦市场经济有问题,他们完全可以把它推到政府干预的头上,自由主义便永远成了赢家。不过,自由主义经济学家这样做,难道就不会受自己学术良心的鞭笞?自由主义经济学家总是在谈论一个从来都不存在的自由体经济,长此下去,还会有什么信众呢?!当然,自由主义经济学还是有它存在的价值,当它喋喋不休谈论经济自由时,这样的聒噪声可以提醒人们不要用主观意志去代替经济规律,要时时警惕公共权力的腐化;它还可以成为经济学发展中的一个参照物、一个对立面,在与之反复的辩难中促进经济科学的进一步深化。

另一个重要的方面是我们强调得无以复加的个人利得最大化,它在商品交换中产生,它使私有产权日益巩固和扩大,它让人与人的对立更加普遍,它是经济社会的原动力,它使人类社会的物质财富日见其盛地涌流。个人利得最大化不是从来就有的,但它一旦登上人类历史的舞台,就把人类从野蛮之境推向了文明之域,仅从与人类息息相关的物质生活来看,人类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摆脱了屈从于大自然的命运;人类创造的物质财富使地球这个小小的星球承载了六十亿的万物之灵;人类寿命的延长让某些人有了老龄社会的杞人之忧;人类必定从胼手胝足的劳碌中脱略为心智灵巧的智慧者;人类已经开始进入以微米计算的微观世界和以光年衡量的外围太空了。

可是,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出现又引致了那么多的社会罪恶,杀人越货不用说,走私贩毒不用说,贪污受贿不用说,坑蒙拐骗不用说……,还有屡屡因经济利益发动的各种战争;个人利得最大化还在人类的情感上楔入了无情之剑,因经济利益而导致的父子反目、兄弟成仇、夫妻离异、朋友断交……所在多有,更让人感到无所不在且日愈加剧的是那种人与人关系上的冷漠与疏离;个人利得最大化把人类绑架在物欲这辆战车上狂奔不已,以致江河变色、日月失光,资源环境有不能承受之重,更让人惕然心惊的还在于,人类把自己囚禁在利己主义的牢笼中,匍匐在物质利益的淫威下,无尽的物欲严重扭曲了人类的自我,迷失了前进的方向,[23]人类那些更有价值的自我----美好的情感、高尚的节操、精神的追求、心灵的怡悦,不是存在于过往的回忆中,就是寄托在未来的理想里,在现实中我们越来越难于寻觅它的踪迹。

那些伟大的思想家早就体察了物质欲求给人类带来的危害,在中国的哲人中,孔子神往的是天下为公的大同世界,老子却企望返璞归真少私寡欲的无为之境,墨子欲以兼爱交利抵御人们之间的相贼相攻相害,朱子的存天理灭人欲更是直接指斥欲望的可恶……。西方的思想家们也不遑多让,柏拉图的《理想国》是拒绝物质欲望染指的,亚里士多德认为以营利为目的是不自然的,莫尔以《乌托邦》来否定现实的罪恶,欧文则是用他的实际行动来表达对新社会的追求了。另则,在世界的三大宗教中,都有人们抵制物欲虔心向善的教诲。

否定个人利得最大化的鸿篇巨制可能要算马克思主义的学说,[24]它除了有卷帙浩繁的文献记载,还有波澜壮阔的现实运动,不同的社会主义都到马克思那里去寻取自认为精华的部分。列宁版本的社会主义曾经是三分之一人类的现实生活,苏联模式以暴力革命推翻资本主义的统治,以国家强力铲除私有制,对经济进行集中管理,倡扬共产主义的理想追求。然而,苏联模式在其行进中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总的历史趋向却是:经济效率的低下,物资长期匮乏,劳动热情低落,官僚体制僵化,个人权利被忽略。

当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轰然崩塌时,西方人额手相庆,认为了却了一个心腹大患。

殊不知,社会主义早就深入人心,在世界范围内已经成为亿万人类的社会实践。在吉登斯看来,苏联社会主义只能算作激进或革命社会主义,其他的还有民主社会主义、市场社会主义、福利社会主义。[25]在艾伦.伍德那里,我们还看到“新的真正的社会主义”的提法。[26]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民主社会主义或许是最有声有色的;西欧北美的政治格局中我们经常看到民主党或工党轮流执政的身影;亚洲非洲拉丁美洲国家自称社会主义的亦不在少数。

或许,不同的社会主义并不承认其他社会主义的存在,它们各自强调自己的社会主义的独特性,不过不同的社会主义还是有它们的共同点:强调社会公平,主张国家对经济的干预,鼓吹普遍民主,反对阶级压迫。有一点还需要特别指出,在现存的社会主义〔包含那些有较强的社会主义倾向的发达国家〕中,那些在经济上有较好表现的是服膺市场机制的国家。也许邓小平道出了其中玄机:“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资本主义也有计划。”中国正是勇敢地闯入了市场经济,才有了几十年的高速发展。

反过来看也能成立,在市场经济中,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实现,使财富更能充分的涌流,经济更有效率;但是,贫富的两极分化,财产占有上的不平等,亦将随之而来。当人们追求社会公平,抑制市场经济,经济效率就会出问题,抑制市场经济的程度是与经济效率的低下成正比的,这可以证之于历史经验和现实经济。更重要的还在于,个人利得最大化会顽强地表现自己,当它不能得到正常的宣泄时,它会引发其他的社会危机。因此,人们经常在公平与效率之间难于取舍,喟叹鱼与熊掌不能得兼;其实人类更大的两难是,个人利得最大化这个魔怪〔或基督教的原罪〕,既不能放任,又不能消除。

这样,我们就来到了这个议题的中心:即使从最正面的意义上讲,个人利得最大化的实现,也会导致人性的扭曲、社会的不公、失业的加剧、经济增长的滞缓;人类能不能够超越个人利得最大化,实现人的全面的发展。

在我们的论证中以及社会主义的实践中,我们清楚地看到,个人利得最大化是不能否定的,任何否定个人利得最大化的企图,都会引致更大的社会灾难。那么,我们能不能够超越它呢?

人类发展的历史,就是人类自我实现的历史,当商品交换出现后,人类的自我实现,主要表现为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追求,这种自我实现,是一个渐进的过程,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在市场经济时期发展到了它的极致。我们已经看到,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自我实现,挤压或扭曲了人类其他的自我实现;一部分〔甚至少部分〕人的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自我实现,阻止或压抑了另一部分〔甚至大部分〕人的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自我实现。这就是说,个人利得最大化已经到了物极必反的时候了,这是历史的辩证法。

当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自我实现走到极端,我们就来到人类历史发展的新时机,我们不能消灭个人利得最大化的自我实现,但可以用另一种自我实现来取代个人利得最大化,这种新的自我实现我们假定为“个人利德最大化”, [27]它与个人利得最大化仅有一字之差,它不是锱铢必较的个人物欲,它是一种更有德行的自我追求----是对未知世界的苦苦探寻,是对人类苦难的悲悯关怀,是对科技创新的勃勃兴致,是为人类为社会的工作狂热……。而把个人的物质欲求限制在基本的或随意而安的范围内。

个人利德最大化取代个人利得最大化是一个渐进的长期的过程,它只能自然的自愿的自觉的完成,而不能试图以外力强制推进;个人利德最大化与个人利得最大化或者可以并行不悖,互为补充,在此消彼长中实现超越;或者在二者的竞争中让历史来作出选择。

个人利得最大化的现实成就还为个人利德最大化准备了物质基础,当市场经济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已经能够满足全社会基本的生存需要〔在发达国家已经实现了每个人基本的生存保障〕,当科学技术的进步日愈把人们从单调的、繁重的、被迫的劳动中解放出来,人类已经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可以向人类更道德更全面发展的未来进发。

最后要提醒一下,即使个人利德最大化可以实现,也要在其中设置对立面,万事万物只有在对立统一中才能发展。


注释:

[①] 张五常似乎可以排除在外,他对效用最大化有天然的反感。

[②] 这里的现实不只是当下的,也包含历史的,但主要限于经济领域。

[③]参见方宇军:《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④] 我们把市场经济与前此的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区别开来,二者的主要区别是生产与交换商品化的普及程度,自然经济或半自然经济时期虽然也有商品的生产与交换,但在经济体系中所占的比重很低或较低。

[⑤] 这不是耸人听闻,更不是意识形态的说教,资本主义早期无产阶级的悲惨处境,是有史可鉴的。

[⑥] 霍布斯鲍姆并没有简单地用经济原因来说明“一战”,他甚至说这些国家的资产阶级也不想用战争来扰乱他们发财的机会,但战争还是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地爆发了,在霍布斯鲍姆的分析中,我们看到,仍然是经济利益的争夺为交战各方预埋了炸药包。〔参见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十三章〕

[⑦] 经此一役,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一蹶不振,用霍布斯鲍姆的话说,当时自由主义已经声名狼藉,马克思的共产主义、法西斯主义、社会民主主义三股势力彼此争霸。〔参见霍布斯鲍姆,1998:上册,第154-156页〕即便在二战以后,法西斯主义已然败亡,马克思的共产主义随着苏联社会主义阵营的解体而时运不济,但社会民主主义仍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主要的政治力量。萨缪尔森也说,现在的市场经济都是混合经济,自由主义的市场经济已是历史的陈迹了。

[⑧] 它们不是不存在,而是被禁绝,只能潜藏在人们心中。

[⑨] 有人可能会说,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时期的经济增长大多是可观的。我们首先排除经济增长数据的水份,计划经济增长的秘诀在于,国家可以通过高积累、低消费的政策导向,使计划经济长期处于外延的扩大再生产中。

[⑩]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第428页。

[11] 关于这几个方面的论述,分别见于马克思:《资本论》、《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和恩格斯:《共产党宣言》、恩格斯:《反杜林论》、列宁:《国家与革命》、《论粮食税》、《十月革命四周年》、《论合作制》等著作中。

[12] 消灭商品货币关系意谓着否定个人利得最大化,在我们的理论分析中,个人利得最大化产生于商品交换关系,尤其在货币出现以后,个人利得最大化有了必然性的历史表现。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们并不看重个人利得最大化,在他们的著作中对个人利得最大化鲜有论及。

[13]参见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14] 这种说法不是没有争议的,有人说凯恩斯的《通论》还没有出版,一些国家己经采取了剌激经济的政策,并非凯恩斯之功。这种非议没有什么力量,就算《通论》出版以前就有有效的经济政策,但只要它与凯恩斯的理论和政策建议吻合,也应算作凯恩斯的功绩。

[15] 如果说这本书整体上讲是实证的,那末这一小节就大有规范的意味,虽然我们力图在实证的基础上提出对策,但当这些对策没有得到检验时,它只能是规范的。因此,这一小节的主观性最大,出错的可能性最多,如果真要实施,还得小心谨慎,多作试验。

[16] 这是一种最糟糕的失衡,既不能创造实实在在的财富,又不能有效地改善供给与需求,而且将占用大量的流动资本从而使实体经济的资本短缺。一个明智的政府最应该干预和制止这种失衡。

[17] 现在的通行做法或是政府举债,加大公共开支和社会救济;或是加印钞票,以补救流动性的不足,且能增进公共开支。这两种做法都有弊端,前者使政府债台高筑,其累积效应会产生政府债务危机;后者虽能解一时之急,则又遗通胀之虞,而且通胀除了扰乱经济秩序之外,实质上是对所有人的征税,没有侧重面。

[18] 有些措施是现在已经采用了的。

[19] 苏联“新经济政策时期”,通过租让的形式让国外的经理人来管理国有企业,经济得以较快的恢复和发展;中国江苏华西村的集体经济,在市场经济的大潮中,也有非凡的表现。这些经验是值得借鉴和进一步研究探索的。

[20] 西方人特别强调个人的权利,为什么不强调个人工作的权利和义务呢?这种权利和义务或许对人类文明的进步更有利。

[21] 这是一个新提法,鉴于现已有一、二、三、四产业的划分,故接其绪,这里以第五产业命名,可能有亵渎或不妥之处,不过在商言商,姑妄听之。

[22] 最近,盖茨和巴菲特鼓动40个美国亿万富翁签定“捐赠承诺”,承诺把自己财产的二分之一捐赠给社会,预计总值约为1600亿美元。

[23] 诚然,个人利得最大化也是一种自我实现,甚至是更根本的自我实现,但是,当这种自我实现排斥了人类其它的自我实现,当一部分人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使另一部分人的个人利得最大化不能得到实现时〔如贫富分化或失业现象〕,这样的自我实现就走到了极端,就需要规范或改变了。

[24] 这样说可能会招致一些人的反对,人们也许会说,马克思只对消灭私有制和阶级斗争感兴趣,谁来管你什么个人利得最大化?但是,如果个人利得最大化与私有制、阶级斗争相伴相生,那末马克思消灭私有制消灭阶级的主张就与否定个人利得最大化直接相关。

[25]参见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26]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

[27] 其实这种自我实现并不算新,早已有之,只是还没有成为主要的普遍的人类自我,比如不计报酬的工作,比如乐善好施,比如扶危济困,比如舍身取义等等。使用“个人利德最大化”这一用语,主要强调自我实现由个人利益转向社会德行。


参考文献:

[1]  阿马蒂亚·森:《贫困与饥荒》,商务印书馆2001年版。

[2]  阿马蒂亚·森:《理性与自由》,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3]  艾伦.伍德:《新社会主义》,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

[4]  巴克豪斯:《西方经济学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

[5]  巴罗主编:《现代经济周期理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6]  伯恩斯等:《世界文明史》,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

[7]  波普尔:《无穷的探索 ----思想自传》,福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8]  波普尔:《科学发现的逻辑》,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9]  波普尔:《开放社会及其敌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

[10]  博伊兰、奥戈尔曼:《经济学方法论新论》,经济科学出版社2002年版。

[11]  布坎南:《自由、市场和国家》,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9年版。

[12]  布鲁:《经济思想史》,机械工业出版社2003年版。

[13]  布赖恩.斯诺登、霍华德.文:《与经济学大师对话—阐释现代宏观经济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4]  布劳格等:《经济学方法论的新趋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  道格拉斯.C.诺思:《经济史中的结构与变迁》,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16]  丹尼尔.J.布尔斯廷:《发现者》,上海译文出版社1995年版。

[17]  德勒巴克、奈:《新制度经济学前沿》,经济科学出版社2003年版。

[18]  杜阁:《关于财富的形成和分配的考察》,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19]  凡勃伦:《有闲阶级论》,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20]  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21]  富布鲁克:《经济学的危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

[22]  加尔布雷斯:《经济学和公共目标》,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3]  加里.S.贝克尔:《人类行为的经济分析》,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5年版。

[24]  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25]  黑格尔:《小逻辑》,商务印书馆1980年版。

[26]  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

[27]  亨特:《经济思想史----一种批判性的视角》,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28]  霍布斯:《利维坦》,商务印书馆1985年版。

[29]  霍布斯鲍姆:《极端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30]  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1]  霍布斯鲍姆:《帝国的年代》,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32]  科斯、阿尔钦、诺斯等:《财产权利与制度变迁----产权学派与新制度学派译文集》,上海三联书店、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33]  科尔内:《短缺经济学》,经济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

[34]  克拉潘:《现代英国经济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35]  克鲁格曼:《萧条经济学的回归和2008年经济危机》,中信出版社2009年版。

[36]  凯恩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37]  魁奈:《魁奈经济著作选读》,商务印书馆1979年版。

[38]  吉登斯:《超越左与右----激进政治的未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

[39]  拉斯·特维德:《逃不开的经济周期》,中信出版社2008年版。

[40]  李嘉图:《李嘉图著作和通信集》,第一卷,商务印书馆1962年版李斯特,《政治经济学的国民体系》,商务印书馆1961年版。。

[41]  里夫金、霍华德合著:《熵:一种新的世界观》,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年版。

[42]  理查德·豪伊:《边际效用学说的兴起》,中国社科出版社1999年版。

[43]  罗斯巴德:《美国大萧条》,世界出版集团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

[44]  罗素:《西方哲学史》,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45]  洛克:《人类理解论》,第二卷,商务印书馆 1959年版。

[46]  卢卡斯:《为何资本不从富国流向穷国》,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5月第2版。

[47]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48]  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49]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0]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 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

[51]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II,人民出版社1973年版。

[52]  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

[53]  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54]  马克斯·维贝尔:《世界经济通史》,上海译文出版社1981年版。

[55]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 1964年版。

[56]  马歇尔:《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57]  曼昆:《经济学原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58]  梅尔、劳赫主编:《经济发展的前沿问题》,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59]  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下卷,商务印书馆1982版年。

[60]  摩尔根著:《古代社会》,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61]  季德、利斯特:《经济学说史》,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

[62]  吉尔伯特、雷诺兹:《非洲史》,海南出版社、三环出版社2007年版。

[63]  杰文斯:《政治经济学理论》,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64]  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 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65]  斯蒂格利茨:《经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

[66]  施穆勒:《一般国民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

[67]  萨缪尔森:《经济学》,中国发展出版社1992年版。

[68]  瓦尔拉斯:《纯粹经济学要义》,商务出版社1989年版。

[69]  威廉·布雷特、罗杰.L.兰塞姆:《经济学家的学术思想》,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4年版。

[70]  威廉·汤普逊:《最能促进人类幸福的财富分配原理的研究》,商务出版社1986年版。

[71]  威尔·杜兰:《世界文明史》,东方出版社1998年版。

[72]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商务出版社1991年版。

[73]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二卷,商务出版社1992年版。

[74]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三卷,商务出版社1994年版。

[75]  休谟:《人性论》,商务印书馆 1980年版。

[76]  西蒙:《管理行为》,北京经济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77]  西尼尔:《政治经济学大纲》,商务印书馆,1977年版。

[78]  西斯蒙第:《政治经济学新原理》,商务印书馆,1964年版。

[79]  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商务印书馆1965年版。

[80]  亚里士多德:《亚里士多德选集》,伦理学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81]  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商务印书馆1972年版。

[82]  亚当·斯密:《道德情操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

[83]  约翰.穆勒:《政治经济学原理》,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

[84]  伊特韦尔等编:《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大辞典》,经济科学出版社1996年版。

[85]  方宇军:《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管子·禁藏篇》

[86]  黄鉴晖:《中国钱庄史》,山西经济出版社2005年版。

[87]  千家驹、郭彦冈:《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史记.货殖列传》。

[88]  吴易风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89]  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版。

[90]  杨小凯、张永生:《新兴古典经济学和超边际分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91]  张廷伟:《经济的坏脾气——1637-2008全球经济危机史》,金城出版社2009年版。

[92]  庄宗明、杨旭东:《“经济人假说”:争论与超越》,《学术月刊》2001年第2期。

[93]  Bentham, Jeremy, An Introduction to the Principles of Morals Legislation,London,1907.

Cossen, Herman H,The Laws of Human Relations,转引自Kenneth Lux,Adam Smiths Mistake,Bostom:Shambhala,1990.

[94]   Edgeworth, Frincis Y,Mathematical Psychics,London:Routledge & Kegan Paul,1881.

hamberlin,Edward H.The Theory of Monopolistic Competition..5th ed.Cambridge,MA: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46.

[95]   Hicks,J.R.Valve and Capital:An Inquiry into Som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of Economic Theory,,Oxford,Clarendon Press,1939.

[96]  Keynes,Maynard, Essays in Birgraphy,Macmillan,1972.关于埃杰沃斯部分,转引自杨春学,《经济人与社会秩序分析》,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

[97]  Kenneth Lux,Adam Smiths Mistake,Boston:Shambhala,1990.

[98]J.Mill, ,Collected Works Essays on Economy and Society,J.M.Robson〔ed.〕,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Vol,4,1967.

[99]   Menger,Carl,Principles of Economics,New York and Lond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1985.

[100]  Mandeville,Bernard, The Fable of the Bees,or Private Vices,Public Benefits,F.B.Keye〔ed.〕    Libenty Classics, 1988.

[101]   Robinson,Joan. 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London:Macmillan,1933.



进入 方宇军 的专栏     进入专题: 《经济学的新框架》  

本文责编:admin
发信站:爱思想(https://www.aisixiang.com)
栏目: 学术 > 经济学 > 经济思想史
本文链接:https://www.aisixiang.com/data/138038.html
文章来源:作者授权爱思想发布,转载请注明出处(https://www.aisixiang.com)。

爱思想(aisixiang.com)网站为公益纯学术网站,旨在推动学术繁荣、塑造社会精神。
凡本网首发及经作者授权但非首发的所有作品,版权归作者本人所有。网络转载请注明作者、出处并保持完整,纸媒转载请经本网或作者本人书面授权。
凡本网注明“来源:XXX(非爱思想网)”的作品,均转载自其它媒体,转载目的在于分享信息、助推思想传播,并不代表本网赞同其观点和对其真实性负责。若作者或版权人不愿被使用,请来函指出,本网即予改正。
Powered by aisixiang.com Copyright © 2023 by aisixiang.com All Rights Reserved 爱思想 京ICP备12007865号-1 京公网安备11010602120014号.
工业和信息化部备案管理系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