方宇军:货币的作用

——《经济学的新框架——兼及西方经济学的批判》第十三章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1773 次 更新时间:2022-11-15 1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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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宇军 (进入专栏)  

我们在本书的末尾来谈货币问题,不是因为它不重要,而是因为它在世俗的意义上太重要了,重要得往往遮蔽了人们的视线:人们过多地垂青于货币的作用,甚至给它戴上神秘的光环,而忽略了对市场经济内在运动的更深入的了解。因此,我们宁可从最基本的经济关系入手,撇开货币因素的强大干扰,让人们更能清晰地认识市场经济的内在本质。但是,货币的重要性又是不容低估的,而且在我们的理论框架中,货币担当着特殊的使命,正是因为货币的出现,个人利得最大化才成为历史的现实,个人利得最大化才成为市场经济中永恒的蓬勃的生命力。当然,货币的重要性不止于此,随着我们论证的展开,人们或许会发现,货币还有更多的妙用。


一 货币的本质及历史变迁


我们前面谈到商品交换的质的规定性时,指出商品交换的内在的对立统一是商品使用价值或效用的特殊与一般、具体与普遍的对立统一,只有在这种对立统一中,商品交换才得以实现。在商品交换的矛盾中,特殊的、具体的商品效用或使用价值,要与其他的商品的使用价值互换,必须把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转化为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这个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就是货币。〔参见本书第五章、二〕


经济学家们早就对货币的起源发表过意见,马克思独树一帜,他从商品的价值与使用价值的对立中,从蕴含在商品中的私人劳动和社会劳动的矛盾中,演绎出艰深的货币理论。马克思认为,进入交换的物品,是彼此孤立的、互不依赖的私人劳动的产品,这种私人劳动必须在交换过程中通过转移来证明是一般社会劳动,而这种转移必须有一种特殊的商品,如金或银,被当作一般社会劳动的化身来同其他商品相对立,才能实现。这种特殊的商品,就是货币。[1]


大多数经济学家则从物物交换的滞碍中来阐明货币的产生:在物物交换中,如果交换双方不能同时对对方的物品产生需求,交换便会受阻,这一矛盾,随着交换的频繁和扩大,会更加突出。人们在反复的交换中逐渐意识到,如果自己手中握有一种人们在交换中普遍需要的物品〔不论这种物品是通过生产、交换或其他方式占有的〕,再去与别人交换自己所需要的物品,交换便容易成功。这种人们普遍需要的、具有较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就是最初的货币。[2]


货币是一般等价物,是使用价值一般,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这诸多的头衔,彰显着货币的一般性、普遍性。但是,货币的一般性、普遍性又涵摄着商品的具体性、


特殊性,货币是自在自为之物,它体现了商品交换内在的对立统一。货币的这种特性我们在早期的货币中可以看得更清楚一些,例如在世界各地都曾使用过的金银货币,金银既是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物品,又作为货币具有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更重要的还在于,货币的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又是以它的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为前提、为内容的,如果没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为依托,货币的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也无从实现。


货币既然是内在对立统一的,也就包含着矛盾,货币要保有它的使用价值一般,要作为一般等价物、交易媒介、价格尺度、支付手段起作用,它就必须放弃它的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商品要作为具有特殊的、具体的使用价值在生产或消费中被使用,它就必须放弃它的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二者必居其一。这就有如人们不能将同一个金银,既要把它打制成首饰进行消费,同时又要它在流通中发挥货币的作用。


对于货币的这种内在矛盾,人类过去是用这样的方式来解决,用不同量的贵金属分别来承担货币的一般的使用价值功能和商品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功能,用一部分贵金属来制造器物,退出流通领域,用另一部分贵金属作为货币,只在流通中使用。当然,当流通中的货币稀少、物价低廉时,一部分贵金属制品会熔铸为货币,当流通中的货币过多、物价腾涌时,一部分货币会退出流通,再转化为贵金属制品。但是,这并无改于不同量的贵金属分担货币的一般使用价值功能和商品的特殊使用价值功能的现实格局。


货币的内在矛盾带来一个现实的困难,既然将贵金属作为货币,在流通中发挥作用,它就不能用于人们的生产或消费中;它要承担使用价值一般的重任,就要放弃商品的具体的使用价值。这样一来,就将有大量的贵金属容留在流通领域,既不能用于生产又不能用于消费,耗占了巨大的社会财富。这一困难在自然经济和半自然经济时期尚不突出,而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商品的交易量越来越大,对贵金属货币的需求会越来越多,将形成天文数字的社会财富的巨大占用,甚至可能在一个经济体中,举社会总产出的贵金属,亦不敷货币之用。这不仅会因社会财富的巨大耗占而降低或减少了人们的现实需求,而且会因贵金属的不敷使用而使经济蒙受巨大的损失。


另外一个更为抽象的问题是,货币作为使用价值一般,不是天生具备的,而是在商品交换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因而它是商品经济的产物,是社会物质交往的结晶,是后生的、社会的、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货币的这种本质,又是以实实在在的商品,以千差万别各具特色的使用价值物品为前提、为基础的,而最初的货币,也是从这些具体的、特殊的商品中挑选出来的。但是,不论商品世界把哪一种商品推举为它们的一般代表,不论哪一种商品更具备作为货币的优点〔如金和银〕,不论哪一种商品更具有普遍的使用价值〔如在中国历史上多次承担过货币职能的谷和帛〕,任何一种充当货币的具体物品都有局限性,任何一种具体商品都不可能完全具备货币的一般的、普遍的、抽象的社会属性,尽管商品世界把这种社会属性赋予了特定商品,但这种特种商品的货币属性仍然是不完整的、有缺陷的。有两个例子颇能说明这种局限性,一个是地理大发现以后,西方国家从世界各地收罗了大量的贵金属,由于贵金属的大量涌入,一度使使用贵金属货币的欧洲物价大涨;另一个例子更为典型,在1929年的危机中,由于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金本位制,不能使货币大量增发以缓解经济危机的冲击,从而使危机的破坏力更深更巨。


货币在本质上是超然的、绝对的、普遍的、一般的,货币的这种本质属性是辨证的抽象,是商品世界使用价值的普遍映射。货币涵摄了商品使用价值的特殊性、差异性、具体性,同时它又超越了具体的、特殊的使用价值,而成为使用价值一般,它是自在自为的。


因此,无论从货币的现实困难还是从货币的本质属性,都要求货币应该成为一个符号,一个信用象征,一个权威物,一个超然体。而且货币越权威、越超然,货币的本质属性越能得到体现,货币的本质属性越能得到体现,货币对市场经济的作用就越广泛、越神妙、越能得心应手。


我们还可以从货币发展的历史来看一下货币的抽象过程。


整体上说,货币发展的历史是从实物货币到金属铸币,从金属铸币到信用纸币,从信用纸币到电子货币的发展的历史。


中国是人类文明历史延续最长的国家,也是文明历史从未中断的唯一的国度,中国货币的历史似乎最能表现货币的抽象过程。中国最早的货币是刀、布〔布是一种生产工具,形如铲,在中原地区称作锹,现仍作农具用〕、海贝,它们都是人们需要的具有普遍使用价值的物品,它们最初以自然的使用价值形态成为货币,即实物货币;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刀和布转换为刀币和布币,刀币和布币在形制上和刀、布一样,但在几何尺寸上则小了许多,并注明其重量,这已是金属铸币的雏形;与此同时,金、银、玉、帛也曾作为货币流通;秦统一中国以后,也统一了币制,制作圜钱以通行天下,〔圜钱原已有之,可能是由玉环转换而来。〕圜钱一般用铜铸造,其上标明重量,这一定制,在中国延续了两千多年;两宋时期,出现了交子与会子,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纸币,继后金、元、明、清几代,都有纸币发行,与之同时流通的还有圜钱、银、金;到了民国时期,法币、金圆券的发行,更是使纸币成为主要的货币形式。[3]迨至现代,信用卡、网上交易等电子货币的发展,使货币的抽象性得到更突出的体现。


需要说明的是,中国发行的纸币,在绝大多数时期,都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信用货币,它借助国家或政府的权威强制发行,它不是金属本位的,更糟糕的在于,国家或政府往往利用这种权威性,滥发纸币,聚敛民财,致使币制大坏。应该说,中国的纸币发展史是货币抽象过程的否定式表现,但即使这种否定式的表现,也给我们提供了重要的启示:1、货币的抽象是必然的,它的普遍性、权威性是货币的内在规定;2、货币是自在自为的,是内在对立统一的,它既是使用价值一般,又必须涵摄具体的使用价值,它既是一般等价物,又必须有具体的商品与之相对。


新货币主义看到了货币的内在矛盾,但是他们不能理解这种内在矛盾恰恰正是货币的本质属性;新货币主义看到了货币需要权威的力量才能行使,他们把这种权威力量称作法律限制,但他们认为这种法律限制只会导致经济混乱、理论混乱甚至政治混乱;新货币主义更进一步认为,可以把货币的价值尺度功能和交易媒介功能分离开来,只需要有一个客观的恒定的抽象的计价单位,取消货币在经济系统中的特殊地位。新货币主义的理论仿佛得到了电子货币时代的现实支撑,各种电子交易技术的发展,无纸化货币的渐行渐盛,各种资产的快速转换及资产界限的日趋模糊,似乎使传统货币日见势微,而基于电子交易技术革命而来的一系列金融创新,事实上正在摧毁传统货币体系的法律限制。[4]


国家或政府权威在货币发行上的滥用,在世界各国的货币史上都曾有所表现,但这并不能否定货币的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权威性,而正是由于货币本身具有的这种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权威性,才使政府威权的滥用在短时期内能够得逞。真正能够支撑货币的一般性、普遍性、抽象性、权威性的是实实在在的商品,是商品的具体使用价值,货币的发行是以现实的商品量为基础的。货币是一般与特殊、普遍与具体、抽象与具象的对立统一,正因为它是这样的矛盾统一体,它才是自在自为的。


上面我们已经说到,无论是商品交换的现实困难还是货币本质的内在要求,货币都应该是普遍的、超然的、权威的、抽象的。货币自身的历程也证明了这种必然性。货币是社会的产物,是人类文明历史的结晶,是商品世界的统领者,是芸芸众生的膜拜物……,但它归根结底是由人类操控的。当它的绝对性、普遍性、超然性、权威性要得以体现时,它不能由纷然对立、各怀己私的个人、企业、财团来操控,而只能由文明社会的超然物、绝对体、普遍意志的代表来担承,在现阶段,这就是人类俗世社会的权威——国家。这一点也由货币自身的历史所证明。新货币主义非难货币的法律限制,否认国家对货币的干预或操控,并认为电子货币时代的到来为消除这种法律限制提供了条件,殊不知放松〔还不是消除〕了国家控制的金融创新、货币衍生物,正成为此次美国金融危机的重要推手。而危机发生后美国政府对货币市场的积极干预,对于缓解危机维护货币的权威性无疑起了正面的作用。这正反两方面的例子,正好说明国家权威操控货币权威的合理性。不过,要随时谨记的是:国家权威对货币的干预或控制,不是任意的、妄为的、滥施淫威的,而必须是根据货币自身的内在要求,谨慎的、符合货币规律地行使。


二 货币对市场经济的整合


在上一节中我们看到货币的抽象化是一个自然的、必然的过程,从实物货币到金属铸币,从金属铸币到信用货币,从信用货币到纸币,从纸币到电子货币,[5]货币是越来越抽象化了,正是由于这种抽象化,货币的一般性、普遍性、权威性才能得以更好地彰显。


当货币的权威由国家或政府的权威来行使时,会产生巨大的难于抗拒的诱惑,国家或政府或者为了筹措战争费用,或者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或者为了刺激就业,或者仅只是为了搜刮民脂民膏……而滥发货币。这在世界历史上屡有发生。最终引致通货膨胀或恶性通货膨胀,给经济带来灾难性的后果。鉴于以上的情况,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为一切通货膨胀都是货币现象,是货币发行过多的结果,主张国家或政府少干预甚至不干预货币的运行。


经济学家们的考虑诚然有一定道理,但主张国家完全不干预货币的运行,是否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在这一节中,我们就来探讨国家操控货币的客观性、限制性及其能动性。


货币是商品交换的产物,随着商品交换的发展而发展,当市场经济已经成为主流的经济形式时,货币的形态及其功能也发生着较大的变化,货币在经济中的地位和作用更加突出。这一点人们过去似乎认识得不够。


在商品经济条件下,货币是交换的媒介,是支付的方式,是价值的尺度,是财富的储藏手段……这些前人早已论及,已经是老生常谈了,只是在市场经济时期,货币变得更是须臾不可或离。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货币是物质财富的一般代表,私有产权通常是用货币来表示的;个人利得最大化正是由于货币的出现才成为经济生活中最基本、最有生气、最有建树也最有破坏力的经济要素;货币的存在使社会分工更加广泛,更为细密,借助货币各行各业才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经济体系的互动、均衡成了市场经济的重要特征。


基于以上所言,货币数量论仍有广泛的适用性,货币供给取决于货币流通速度、产品价格和产量,在这里,货币供给是被动的,货币数量只应由流通速度、价格、产量来决定,这就是说,在绝大部分意义上,货币发行一定要以现实的商品量为基础、为保障。在流通速度、价格和产量不变的前提下,货币供给的增加,只会拉升价格,就是通常所说的通货膨胀;货币供给的减少,只会压低物价,形成通货紧缩。二者都会扰乱原有的经济秩序。传统的货币中性学说,局限性较大,其正面的效应,在于提醒人们试图以通胀来提升产出增进就业是无效的;但就货币变动对经济的扰动而言,不论正反,都很难说货币是中性的;在特定的条件下,通胀或通缩都可能有积极的作用;何况现在一些经济学家已经指出,货币中性在长期内或能成立,在短期内则未必。当然,在法定货币的时代,鉴于当权者对通货膨胀有更多的偏好,有更大的冲动,因此,强调货币中性,仍有积极的意义。


人们也许未曾计及,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具有价值。只有在货币与商品的交换中,只有在商品的不断转换中,货币的功能才能发挥,货币的价值才能体现,只要货币退出流通,只要货币不能再进入流通,它就形同废纸,这在法定货币时期尤其如此。人们会说:我们经常手持货币,并不急于购买商品;我们甚至把货币作为财富的储藏手段保存起来;我们的货币的价值并没有丧失。这岂不与我们所说相悖谬?其实,人们手持货币或保藏货币,并不是说这些货币已经退出流通不能再进入流通,相反,它们随时都可以进入流通,正是以这一点为前提,人们对货币的保持才有意义。此其一。其二,暂时退出流通的货币在所有流通的货币中只占少数,如果所有货币同时退出流通,哪怕是暂时的,结果也会是灾难性的。


以上所说人们或许认为是故弄玄虚,或者视作文字游戏,殊不知,这里隐藏着市场经济的重大玄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我们说货币只有在流通中才具有价值,非但如此,我们甚至可以说,一切资产、一切物质财富,也只有在流通中才具有价值。回忆一下我们在证明个人利得最大化时所说的话:在商品交换尚未出现时,人们的生产是有限的,消费也是有限的,生产的有限与消费的有限互为制约,阻碍着生产与消费的发展,这时,生产超过消费的产品,是多余的、无用的。商品交换出现后,人们的生产仍然是有限的,人们的消费则有无限发展的可能,人们生产能力的有限与消费的无限发展,形成一矛盾,促使人们努力发展生产,从而使人类的生产与消费得以持续的、延绵不断地进步。〔参见本书第三章,二〕因此,一切资产,一切物质财富,只有在流通中才有价值,只有成为商品才有价值,否则,一切超过个人有限需求的资产或物质财富,都是多余的、无用的。在现实经济中,我们经常看到,某些企业的产品缺乏销路,没有市场,形成积压,作为自然的物质形态,产品是实实在在存在的,但是对企业主而言,这些产品是包袱,是累赘,是心中的痛,如同无物。


这样我们就触及一个更重要、更紧迫、更尖锐的问题——经济危机中的货币。


前面我们在分析经济危机时已经说到,资本的赢利目的一旦受阻,经济的运行与均衡就会被打乱,当较多的企业处于这种状况,经济危机就出现了。这时,许多企业生产和经营减速或停顿,产品积压,销售受阻,供给过剩,需求骤减,人们急于将商品变现,持币待购,节约度日……。在危机中,将会出现我们以上所说的两种情况,一种情况是,人们捂紧自己的钱袋,既不愿意多消费,也不敢于再投资,吝于将货币投入流通。[6]这种行为,从个人的角度讲,是理性的;从经济整体的角度讲,是愚蠢的、灾难性的。另一种情况是,人们的产品卖不出去,不能进入流通。这种局面,是人们主观上尽力想摆脱、客观上却不得不承受的。在这两种情况下,必然会出现的是,货币流通速度的减慢和社会财富的大量缩水。


因此,货币至少在两个方面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一方面,在市场经济正常运转的时期,密切监视物价的变化与经济的增速,根据物价和产量的变化适时调整货币的供给,以保证经济有序地稳妥地运行。这时,货币流通速度可以忽略不计,因为在正常情况下,货币流通速度几乎是恒定的〔至少弗里德曼这样认为〕。另一方面,在危机期间,由于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和产品的大量滞销,大规模地增加货币供给,不失为一个有效的应急措施。


对于第一个方面,人们可以视为老生常谈,这与货币数量论是合拍的。至于第二个方面,至今似乎没有明确的理论表述,尤其对新古典主义而言,这简直是离经叛道。于是,我们要就这个方面多说几句。


在危机中,货币流通速度减慢和产品大量积压,[7]此时大量增加货币供给,可以弥补流通速度减慢而产生的货币紧缺,这与传统的货币数量论并无不合。但我们要强调的是,增加的货币供给,并不只是弥补流通速度的减慢,更重要的是要刺激社会总需求。我们都知道,经济危机的重要表征是有效需求不足,也就是说有支付能力的需求不足,而并不是说社会生产的商品已经超出人们的需求了。因此我们在危机中经常可以看到这样令人类无奈、羞愧、震怒的景象:一边是空置的高楼大厦,一边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之地的无房户;一边是厂房、设备、资金的大量闲置,一边是大量无工可做的失业者;一边是商品的大量积压,一边是等待救济的贫苦民众……。这就是说,经济社会中仍然潜藏着巨大的需求,只是对于资本的赢利目的而言,这些需求是没有任何价值的。在这种时候,国家大量增加货币供给,不计赢利[8]地扩大投资、拉升需求,实施广泛的社会救助,维持动态均衡,可以减少失业人口、防止企业破产、提高企业开工率……使市场经济较易于渡过危机。这一次金融危机中美国七千多亿美元救市计划和中国四万亿元扩大内需,所取得的成效,是和我们这里的理论暗合的。


扩大的货币供给,随着经济危机的消退,也由于货币供给自身的时滞,通货膨胀稍后会接踵而来,货币当局倘能未雨绸缪,适时回笼货币,[9]便可以阻止或减少通货膨胀的伤害。退一步说,如果这样的通货膨胀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在忍受通货膨胀与任凭危机肆虐之间必须做出取舍。


货币在市场经济中不是无所作为的,我们这里只是在有限但却重要的方面探讨了货币的作用,货币在市场经济中的作用不限于此。但是,有至关重要的几点提请注意:1、货币的作用只有在国家的掌控下才能得到最好的发挥;2、货币越抽象货币的作用越能得到淋漓尽致的体现〔例如在金本位制下,货币应对危机的作用就会大打折扣〕;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3、货币的作用只能基于货币的内在要求并遵循经济自身的规律来行使,而不是随心所欲、任意妄为的。


我们强调货币对市场经济的整合作用,尤其是货币对经济危机的匡救,这与传统的货币政策无效性假说颇多抵牾,人们常用寓言式的话语来描述货币政策无效性:“你能够将马牵到水边,但是,你却不能迫使它喝水。”凯恩斯把这种货币政策无效性更加理论化,他指出在危机中即使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也不会使投资和消费得以增进,因为这时的流动性偏好是绝对的或近乎绝对的。因此,政府应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政府支出弥补私人投资与消费的不足,可期刺激经济,走出危机。


姑且不说凯恩斯的流动性陷阱到底有多少真理性,即使按照凯恩斯主义的主张,实行扩大需求的积极的财政政策,我们也从中可以看到,这种积极的财政政策的实施,是以积极的货币政策为前提的,可以说,没有积极的货币政策,就不可能有积极的财政政策。当然,我们这里更侧重的是货币的作用,积极的财政政策不是这里所要探讨的,而且我们还要强调,在应对经济危机时,迅速地径直地增加货币供给,对于赢取时机、减少危机的危害有至关紧要的作用。


三  一个重要的区分


有一个重要的区分,过去人们从未提及,或者是认为这个区分无足轻重,或者对这个区分视若无睹,或者认为这个区分子虚乌有,总之,人们忽略或疏漏了这个重要的区分,这个重要的区分就是:在考察货币的作用的时候,一定要把货币当作货币,不要把货币当作资本,也就是说,一定要把货币当作货币与货币当作资本区分开来,不要因货币资本的搀入而扰乱我们对货币作用的分析。


把货币当作货币,这听起来像绕口令似的,不禁令人心生狐疑:货币不当作货币,还能当作什么?我们的意思是说,把货币当作货币,是指要以货币的本质要求和内在规定来规范货币,要以货币功能来实现货币对市场经济的整合。


前人早就总结出,货币的功能有五个方面,即价值尺度、交易媒介、支付手段、储藏手段、世界货币。但是,随着货币自身的发展,随着货币的抽象化进程,货币的有些功能已经消退,譬如世界货币的功能,是在金属货币的前提下才具备的,当金属货币或金属本位制已经退出货币行列,世界货币的功能将会消退;货币的有些功能会有所削弱,譬如储藏手段的功能,在法定货币己成主流的前提下,人们以纸币作为储藏手段的行为将大为减少;[10]货币的有些功能会隐而不显,譬如在信用卡和电子货币时代,人们往往会忘记货币还有支付手段的功能。现在的经济学家大多只强调货币的价值尺度或计价单位和交易媒介的功能,而在新货币主义那里,似乎只有价值尺度或计价单位的功能值得记取。


可见,货币的功能也是随着货币的变化而变化的,那么,会不会由于货币的变化,货币的功能会有所增加呢?在上一节我们谈到货币对市场经济的整合,是不是可以看作货币对市场经济的平衡功能呢?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各行各业已经形成了一个普遍联系、互相制衡、相互依存、彼此对立的经济体系,这是市场经济以前的经济形态不曾有过的新情况。在市场经济体系中,局部的失衡可能会引致全局的失衡,一个部门的危机往往引致经济整体的危机,这时,货币不仅仅是一个计价单位,或交易媒介,或支付手段,也不再只是两两相对的交易者彼此认可的同一物,它更是市场经济整体的维系者,而货币的抽象性、一般性、普遍性、权威性,正好使货币能够承担对市场经济的维系作用或平衡功能。或者反过来说更恰当,正是由于对市场经济维系作用或平衡作用的客观要求,使货币进一步地抽象化、一般化、普遍化、权威化。我们姑且把货币的平衡功能作为一个假说,容待以后作更深入的论证。


我们所说的把货币当作货币,就是指在货币一般化、普遍化、抽象化、权威化的基础上,运用货币的各种功能或手段,维系和调衡市场经济。


把货币当作资本,这是芸芸众生更为习见的经济事实。货币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是私有产权的重要的组成部分,而且一切私有产权,最终都是用货币来计量的。作为资本的货币,不仅因为它的灵动多变而深受人们的青睐,更主要的还在于,它和其他资产一样,能给它的所有者带来利益,它是能够增值的。我们在论证利息的时候指出,利息是货币使用权让渡的价格,这是货币作为资本的一种古老的主要的形式。用货币作资本,投资于生产领域或流通领域,为它的所有者赢取利润,是货币作为资本的另一种主要形式。把货币当作资本来获取利益,极度地激发了人们使用货币的狂热,人们把货币投入股市,在牛市的热浪中像被注射了兴奋剂似的疯狂,甚至在股市面临崩溃时仍然毫无觉察;炒房团集中了乡里乡亲的资金,在全国各地转战奔忙,为房价的推高火上浇油;金融大亨在世界各地狼奔豕突,利用汇率差价、操纵资金流向、制造股市风云……,在动荡不宁的经济格局中火中取栗;……。凡此种种,尽显出货币资本的逐利百态。


我们在分析经济周期时说到,关于经济周期的“最重要的一个观测点,就是累积资本〔或用更中性的词—储蓄也可〕的主要流向,累积资本流向资本品工业,我们就有可能看到投资过度的经济周期;累积资本流向消费品工业,我们就可能看到消费不足的经济周期;累积资本流向股票市场,我们就可能看到熊牛市的分野和股市的暴跌;累积资本流向房地产市场,我们就可能看到房地产泡沫引发的经济危机;累积资本流向国内或国外信贷,我们就可能看到金融风暴;……。”在这些周期现象中,我们看到的都是货币作为资本在行动,在这些货币资本翻云覆雨的背后,真正起着决定作用的,是社会分工、个人利得最大化、私有产权、人与人的对立,而其中尤以个人利得最大化首当其冲。


货币作为资本最主要的特点是赢利,只要有利可图,最艰苦的工作有人从事,最肮脏的生意有人经营,最偏僻的地域有人奔赴,最令人发指的勾当亦不乏其人……,因此,人类有了日益精进的生产力,有了琳琅满目的商品,有了更为优质的服务,有了不断加增的物质财富,同时,它也有了副产品——层出不穷的社会罪恶和阴暗面。最糟糕的还在于,当货币资本不能赢利时,它就懒惰异常,它就不思进取,它就畏缩不前……,这可苦了市场经济,因为普遍联系的市场经济只有依靠货币的不断流转才能运行,当货币资本停下脚步,必然使百业凋敝、企业关门、银行倒闭、工人失业……,等待人们的是巨大的社会灾难。


现在我们再来比较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应该有眉目了,作为货币的货币,它是客观的、公共的、可控的,它是商品交换的产物,它是为市场经济服务的;而作为资本的货币,它是主观的、自私的、失控的,它以私人占有为前提,以获取利益为目的。支配、主宰、决定货币的货币的,是货币的内在规定和市场经济的客观要求;支配、主宰、决定资本的货币的,是货币私有者的逐利动机。


经济学家们通常把作为货币的货币与作为资本的货币混淆在一起,使人们对市场经济中货币的实质真伪难辨,以致作出错误的判断。一个典型的例子是霍特里的纯货币的经济周期理论,他用信用扩张来说明高涨,用信用紧缩来说明危机,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信用的扩张与紧缩究竟是货币当局的政策举措还是商业银行自身的牟利冲动,是没有区分清楚的〔在霍特里论证的那个时代,由于中央银行的职能弱化和金本位制的存在,信用的扩张与紧缩主要是商业银行所为。〕他把银行的货币资本混同于流通中的货币,得出了经济周期的纯货币理论,并进而认为,如果货币供给是无限的,将不会有危机。这就更加谬以千里了。[11]


作为资本的货币与作为货币的货币之容易混淆,亦有其客观性。在理论上,货币作为一个矛盾体,作为一个统一物,它既是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同时它又涵摄了具体的、特殊的使用价值,而且正因为它涵摄了具体的、特殊的使用价值,它才具有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因此,货币是一般的、普遍的使用价值与具体的、特殊的使用价值的对立统一。在现实中,货币是社会财富的一般代表,可以和任何具体的、特殊的商品相交换,是人们急欲获取的使用价值手段,它最终归属于形形色色彼此对立的私有者;同时,它作为私有产权的主要形式,又承担着为它的所有者获取利益的历史使命;它既是公共接受的,又是私人占有的,这种二重性,极容易产生货币与货币资本的混淆。这使我想起中国的那个成语——扑朔迷离,货币资本有如雄兔,货币有如雌兔,当二者混迹于市场经济中,又怎能分辨它们呢?即便智慧如弗里德曼之流,也不明所以。不信?请看下节。


四  弗里德曼的是与非


弗里德曼作为货币主义的主将,对货币作用的推重,是毋庸置疑的,他的经典名作《货币政策的作用》,具有里程碑的意义,但是,他对货币政策作用的阐释,仍有值得商榷之处。


在这篇重要的论文中,弗里德曼先谈了货币政策力所不能及的方面,一个方面是“钉住利率”,一个方面是“将就业作为货币政策的一个标准”,这两个方面都涉及凯恩斯主义的重要理论及政策建议。


凯恩斯主义的理论认为,增加货币供给,降低利率,既可以刺激投资,又可以促进消费,从而对经济增长和就业产生有利的影响。弗里德曼则指出,货币供给增加,确实能降低利率,而低利率也确实能够刺激投资与消费,但是,投资与消费的增长可能引致价格上涨,货币供给的增加必然推高物价,使人们形成通货膨胀预期,结果是利率恢复到原有的高位,甚至更高。[12]


弗里德曼的分析足够精彩,但断言管制利率不可取或“钉住利率”力不能及,是否过于绝对?在我们看来,实行低利率的货币政策,至少在两种情况下可能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一种情况是,如果实行低利率有利于经济复苏,此时只需要维持低利率一段时间,以利经济走出衰退,并无须谋求低利率的长期化,这应该是可取的也是可行的。另一种情况是,虽然如弗里德曼所言,货币供给的增加,开始一段时间能降低利率,而随着经济增长和通货膨胀,利率会回至高位;但弗里德曼的分析是以自由竞争为前提的;[13]如果货币当局以权威的力量,强制调低利率,并不相应地增加货币供给,这就犹如垄断性地制定价格,这也并非不可行。这一次的金融危机发生后,美联储把利率维持在0--0.25%之间,即是其例。至于这种低利率能够维持多久、这种低利率是否对经济利大于弊,这需要另作探讨。不过,可以预期,以货币当局的权威来操控利率,会越来越频繁,越来越成为一种定式。


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力所不能及的第二个方面的论证尤为经典,他借鉴维克塞尔和费雪在利率上的分析方法,指出通货膨胀即使在短期内可以提高就业率,但就长期而言,就业与通货膨胀之间没有替代关系。[14]这有力地摧毁了凯恩斯主义对菲利普斯曲线的误读,并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滞胀,具有历史性的功绩。然而,在这里为我们留下了一个启示:当凯恩斯主义强调通货膨胀与就业之间有对换关系时,开始并没有多少反对之声,也就是说,如果真像凯恩斯主义所说的那样,通货膨胀可以增进就业,人们可能乐于接受有限的通货膨胀,至少不会反对;只是当通货膨胀非但没有减少失业率,甚至还发生通货膨胀和经济停滞的双重病症时,人们对凯恩斯主义的不满达到了顶点。我们要问,如果通货膨胀能够实现其他有利的经济目标〔当然不是就业目标〕,通货膨胀是否仍然不可取?通货膨胀是否仍然不是一个有用的货币政策手段?恐怕答案不会是全盘否定的。何况通货膨胀是最容易实现的一个货币政策。


弗里德曼这篇文章的稍后部分论及货币政策力所能及的方面,按理说,这是主张货币作用的人最期待的部分,但是,实际的期望值并没有预料的那么高。在这一部分,弗里德曼首先引用了约翰·穆勒那段关于货币的颇有争议的话,取其中把货币比作机器之寓意,然后说:“的确,货币只是一台机器,但它却是一台非常高效的机器。没有它,我们就不能取得我们在过去两个世纪中所取得的在产量及生活水平方面的惊人的发展——如果没有其他那些不可思议的机器,我们同样不能取得这些惊人的发展。”[15][16] “但是,货币具有其他机器所不具有的一个特征。由于货币的使用非常普遍,因此,当它发生了问题的时候,它就将一种破坏性因素投入到所有其他机器的运行之中。”[17]这里可以看出,弗里德曼更倾向于认为,货币机器的破坏性作用比其他机器更大,于是,他指出,包括1929年的大萧条,“美国发生过的其他的每一次重要的经济紧缩,或者是由于货币紊乱而引起的,或者是由于其紊乱而被极大地加剧的。”[18]或许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弗里德曼认为,货币的破坏性大于建设性,消极性大于积极性。


基于对货币作用的悲观论调,弗里德曼认为货币政策力所能及的首要任务是:“货币政策能够防止货币本身成为经济扰动的一种主要根源。”[19]弗里德曼自己也指出,这“听起来似乎是一个消极的命题:避免犯重大错误。”[20]但他仍然坚持认为,货币政策的这个任务是第一位的、最重要的、意义最为深远的。其实,弗里德曼对货币有一个深刻的误解,他认为货币对市场经济具有扰动的、破坏性的作用,他在多个场合都说过,1929年大危机的首犯——就是货币。而在这个深刻误解的背后,隐藏的是对货币与货币资本的混淆,是对货币作用与货币政策作用的混淆。[21]我们确实可以经常看到,由于货币资本的逐利本性,对市场经济形成扰乱;由于货币当局失当的货币政策,给市场经济带来危害。但是,我们要清楚地看到,这不是货币作用的罪过,而是货币资本疯狂逐利以及货币当局对货币作用滥用的后果,也就是说,是货币资本和错误的货币政策所导致的。因此,如果一定要寻求货币政策力所能及的首要任务,那就是:货币当局要按照货币的内在要求、遵循市场经济的规律来制定货币政策,防止货币政策对货币作用的滥用。


弗里德曼提出的“货币政策力所能及的第二件事情是:为经济提供一个稳定的环境——如果我们继续使用穆勒的比喻,就是使货币机器保持非常润滑的状态。”[22]随后他主要讲了物价稳定的重要。这是可以接受并须加于注重的。


弗里德曼所说的货币政策力所能及的第三个方面,在我看来是他所说的三个方面中最积极最有价值的方面,即“货币政策能够有助于抵销经济体系中来自于其他根源的主要扰动。”[23]货币政策如果能够有助于抵销市场经济中其他因素所造成的扰动,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不过,弗里德曼对此意存保留,“因为我相信,货币政策在抵消那些导致经济不稳定的其他因素方面的潜力,要比人们普遍认为的潜力有限得多。”[24]之所以如此,是“由于我们知道的并不够多,”“在我们目前的知识水平或无知水平上,”〔弗里德曼语〕这种保留态度或许更可取。在这里,我们看到一个经济学家的科学精神,以及面对重大的经济问题所秉持的那种谨慎和责任感。


总而言之,弗里德曼对货币政策的作用倾向于保守,而究其原因,或许根源于他对货币作用的认识偏差。有时他放大了货币的作用,认为货币是一台高效的机器,造就了经济的现代化;有时他又认为货币是一个主要的扰乱源,把许多重大的经济震荡归咎于它。他把货币比作机器,虽然始自穆勒,但却令人难于首肯。如果非要做一个类比,我想把货币比作大气层,市场经济比作自然界,也许更妥帖一些。货币充盈宇内,无所不在;直观上看,它若有若无,变化万端;它孕育了市场经济,使市场经济对它须臾不可或缺;但它不可越俎代庖,因为市场经济有自身的内在机理和运行轨迹;市场经济生病,它可为之输氧,以利于市场经济的恢复;市场经济也会成为污染源,对它形成伤害;被污染的它,会妨碍市场经济的发展;……可见,货币确实重要,但它不可能取代市场经济,更不要把市场经济内在的动乱诿过于它,它只是市场经济的外部条件、客观环境和活动空间。


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与新古典主义一脉相承,认为市场经济是内在均衡的,能实现资源的最优配置,主张国家不要干预经济的自由运行,要防止货币政策成为市场经济的干扰源。在我们的研究中,市场经济有其内在的动力,在各种对立、矛盾、冲突中激荡前行,表现出蓬勃的生命力,它从来都是躁动不安的,它既成就了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经济奇迹,也给人类带来了动荡、衰退和危机,人类绝大部分的经济灾难都来源于市场经济的内在冲突,如果把货币视作这些经济灾难的罪魁祸首,无疑是舍本逐末了,何况货币作用能为市场经济提供更周到的服务、更完备的手段和更广阔的领域。


显而易见,弗里德曼的思想仍有足于多之之处,在我们这一章论证的范围内,尤其值得谨记的是:“由于我们知道的并不够多”,由于我们对货币作用的认识未臻完善,由于我们对市场经济规律的认识尚有缺憾,我们在运用货币政策匡救经济时弊时,一定要格外的小心谨慎。就这一点而言,我是一个货币主义者。



[1]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人民出版社1976年版, 第68页。


[2]参见方宇军:《从中国到世界----文明社会的深层危机》,贵州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22页。


[3] 参见千家驹、郭彦冈:《中国货币发展简史和表解》,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4]参见吴易风主编:《当代西方经济学流派与思潮》,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章。


[5] 原则上讲,纸币和电子货币都应该是信用货币,否则币制的隳败将是迟早的事。然而,传统上所说的信用货币一般是指金属本位的,现在的纸币和电子货币却不是金属本位,只是法定货币,但它们必须要有相应的物质保障。


[6] 这与流动性陷阱不同,这时人们保持货币,不是因为利率太低,也不是因为灵活偏好,而是因为流通领域风险太大。


[7] 在现阶段,产品大量积压的说法似不准确,有时我们似乎看不到大量积压的产品。在经济危机的历史上,产品大量积压曾经是危机的典型表征,而现在更准确的说,是资产的大量闲置或积压,这里的资产,即指产品,也指劳动力、资金、技术等。


[8] 我特别指出“不计赢利”,是因为危机肇始于资本赢利目的的中止,在危机中,为了保持经济均衡,国家必须不计赢利地增加投入。〔参见本书第十二章、三〕


[9] 这一点实际上做起来很难,有很多细节值得探讨,这里恕未能作。


[10] 在金属铸币时期,储藏货币还能够起到贮水池的作用,而在法定货币时代,人们即使将货币作为储藏手段,也不再有贮水池的功用。


[11]参见哈伯勒:《繁荣与萧条》,商务印书馆1963年版,第二章。


[12]参见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5-458页。


[13] 我们在本书中多次说到,市场经济不是只有自由竞争一种状态,当然更不存在新古典主义虚拟的完全竞争。如果按照新古典的完全竞争,这里的问题根本不存在,因为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利润为零,利息自然也为零,何来“钉住利率”的问题。


[14]参见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58-464页。


[15]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16] 如果货币机器真有这样巨大的力量,不会等到这“两个世纪”才来发挥作用,货币至少已经存在了几千年,为何只是钟情于西欧的工业革命?好在弗里德曼补充了一句:还有其他不可思议的机器的作用。


[17]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4页。


[18]同上,第465页。


[19]同上。


[20]同上。


[21] 这使我想到了伯南克,他用非货币-金融假说来说明1929年的危机,否定弗里德曼和施瓦茨的货币性假说,有一定的说服力,可惜,他同样没有看到,是作为资本的货币在作祟。


[22]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6页。


[23]同上,第467页。


[24]弗里德曼:《弗里德曼文萃》,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4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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