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志章: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语境和新要求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260 次 更新时间:2022-10-31 00:28:08

进入专题: 共同富裕   新时代  

杜志章  

   内容提要:党的十八大以来,尤其是十九大以后,“共同富裕”成为新时代党和人民的重要话语,并逐渐成为社会热点话题和学术重点问题,这主要是基于以下几个新的语境:一是共同富裕已从远大理想变成中国人民切实的奋斗目标;二是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中国已进入“先富带后富”的时代;三是新自由主义全球蔓延加剧了价值错配和贫富分化,缩小贫富差距已成为全球性议题。在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应当进一步协调效率与公平,从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转向“兼顾效率与公平”;用追求平衡而充分的发展方式,夯实共同富裕的物质基础;建立更加公平的财富分配机制,筑牢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此外,还要避免陷入“平均主义”“涓滴效应”“慈善陷阱”“福利陷阱”等误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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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打赢了精准脱贫攻坚战,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历史性地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几千年来的绝对贫困问题。在解决了贫困问题之后,共同富裕就被提上了发展议程。党的十九大报告以及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把“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作为2035年远景目标。2021年10月8日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要正确认识和把握实现共同富裕的战略目标和实践途径。2021年10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发表署名文章《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系统阐述了共同富裕的内涵以及实现共同富裕的原则和要求。这些都表明,中国已从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进入扎实推动共同富裕的新阶段。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学术界关于共同富裕的研究出现了井喷态势。从内容上看,在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前侧重于共同富裕理论研究,包括马克思主义共同富裕理论、毛泽东共同富裕思想、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等,重点是邓小平共同富裕思想,特别是“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最终达到共同富裕”的思想和策略;十九届五中全会之后侧重于共同富裕的实践研究,特别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共同富裕的重要论述和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的意义、目标、原则和实践路径等,具有显著的时代性和实践性特征。笔者认为新时代推动共同富裕需深刻理解其的新语境和新要求,本文即围绕这方面展开论述。

  

   一、新时代共同富裕的新语境

  

   共同富裕是一个古老话语。在传统中国,人们对大同社会、小康社会的追求以及历代农民起义喊出的“等贵贱”、“均贫富”等口号,都蕴涵着共同富裕理念;在西方,从空想社会主义到科学社会主义,共同富裕都是其对未来理想社会的畅想。然而,在生产力落后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背景下共同富裕只是人们对未来的美好愿望,不可能变成现实。而如今,生产力有了长足发展,人类已从农业文明、工业文明迈入数字文明的新时代,物质财富积累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中国虽然是发展中国家,但经过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发展已成功赶上了时代步伐,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彻底解决了困扰中华民族数千年的绝对贫困问题。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共同富裕已不再是望尘莫及的幻象,而成为中国人民切实的奋斗目标,成为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重要话语。

  

   (一)共同富裕已从远大理想变成中国人民切实的奋斗目标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特征,是人的解放与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在马克思主义话语中,共同富裕是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描绘。马克思在谈到共产主义社会时指出,“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将如此迅速,以致尽管生产将以所有的人富裕为目的,所有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还是会增加。因为真正的财富就是所有个人的发达的生产力”①。恩格斯也指出,“通过社会生产,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②。马克思、恩格斯虽然主要是谈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是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重要前提,但其中“生产将以所有人的富裕为目的”和“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等论述却蕴涵着共同富裕的理想。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生产资料资产阶级私有制是无产阶级普遍贫困和资本主义社会贫富两极分化的根源,因而消灭资产阶级生产资料私有制是无产阶级摆脱贫困、走向富裕的重要前提。《共产党宣言》指出,“现代的资产阶级私有制是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产品生产和占有的最后而又最完备的表现。从这个意义上说,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③。当然,“共产主义的特征并不是要废除一般的所有制,而是要废除资产阶级的所有制”④。对无产阶级而言,还要“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在协作和对土地及靠劳动本身生产的生产资料的共同占有的基础上,重新建立个人所有制”⑤。重建个人所有制,是指生活资料个人所有制,这是共同富裕的制度基础,没有个人生活资料的积累就没有个人的富裕,更没有共同的富裕。要实现共同富裕,除了变革生产关系(消灭资产阶级私有制)之外,还要充分发展生产力,创造充裕的可供分配的社会总产品。这就要求一方面要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时代的成就”,即在资本主义条件下创造的世界普遍交往和工业、商业高度发展的基础;另一方面要在生产资料全社会共同占有的条件下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生产力。恩格斯指出,“历史的领导权已经转到无产阶级手中……社会的每一成员不仅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生产,而且有可能参加社会财富的分配和管理,并通过有计划地经营全部生产,使社会生产力及其成果不断增长,足以保证每个人的一切合理的需要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得到满足”⑥。上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批判资本主义、宣扬无产阶级解放和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等论述中蕴涵着系统的共同富裕的思想。因此,可以说共同富裕是共产主义的根本原则,是人类的远大理想。

   共同富裕也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推翻了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剥削制度,彻底结束了极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的历史,为实现中国人民共同富裕奠定了制度基础。“共同富裕”这一概念最早提出是在1953年12月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该决议指出,逐步实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使农民能够逐步完全摆脱贫困的状况而取得共同富裕和普遍繁荣的生活”⑦。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领导人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进行了积极探索,包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推进社会主义工业化、提出四个现代化奋斗目标,甚至包括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等,这些探索从根本上改变了旧中国广大劳苦大众生活疾苦的面貌。然而,由于这一时期中国生产力水平较低,又受“平均主义”的影响,虽然构建起了建立在公有制基础上的平等分配机制,但中国人民的生活水平总体上还不富裕。改革开放以后,邓小平认识到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贫富悬殊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本质在于:“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⑧。为了实现共同富裕,邓小平明确提出了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先富带后富”的构想。他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富的愈来愈富,穷的愈来愈穷,两极分化就会产生,而社会主义制度就应该而且能够避免两极分化。”⑨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客观上的确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而且社会产品的总量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为实现共同富裕创造了更好的物质条件。

   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实现共同富裕不仅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而且被确立为中国人民切实的奋斗目标。党的十九大作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科学判断,并指出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⑩,要求全党同志要“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11)。“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本身就蕴涵着对共同富裕的期盼。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实现共同富裕的“两步走”战略,即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基本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12)。在实践上,党的十八大以来,基于改革开放四十多年的成就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的现实,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共同富裕提上了发展议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消除贫困、改善民生、实现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13)。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逻辑,团结带领全国人民打赢了精准脱贫攻坚战(14),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在共同富裕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制定了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其中包括“人民生活更加美好,人的全面发展、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取得更为明显的实质性进展”。这表明,共同富裕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已成为具有明确时间表和路线图的切实可及的奋斗目标。

  

   (二)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已经先富起来,中国已进入“先富带后富”的时代

  

共同富裕是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达基础上的财富平等分配。中国虽然在上世纪50年代就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也打破了过去私有制条件下不平等的财富分配格局,实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平等。然而,由于生产力还十分落后,那个时期中国的平等分配只能是低水平的平等,甚至是共同贫穷。因此,在改革开放之后,中国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大锅饭”,实行差异化、非均衡性发展,允许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邓小平曾指出,“过去搞平均主义,吃‘大锅饭’,实际上是共同落后,共同贫穷,我们就是吃了这个亏”(15)。他还指出,“我的一贯主张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大原则是共同富裕”(16)。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年均增速高达9.5%(17),2010年GDP总量跃居世界第二,2020年全面建成了小康社会。邓小平提出的“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目标已经实现。根据国家统计局分省年度数据(18),2020年除台湾以外东部11省市GDP总和比中、西部20省市、自治区GDP总和还要多(东部为550867.3万元,中、西部为461547.9万元);而东部11省市人口总和约为中、西部20省市、自治区人口总和的四分之三(东部为60690万人,中、西部为80323万人),因而东部人均GDP远高于中、西部省份(东部为90767.4元,中、西部为57461.5元),其中人均GDP超过10万元的6个省份全部在东部(分别是北京、天津、上海、江苏、浙江、福建)。由此可见,中国的确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了,东部与中、西部之间已拉开了明显的差距。同样,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大潮中,也有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根据2021年3月发布的“胡润2021全球富豪榜”,中国“成为全球第一个十亿美元级富豪人数突破1000人的国家,达到1058人,大幅领先第二名美国的696人……超过第二名美国、第三名印度、第四名德国的总和,约占全球3228名十亿富豪总数的1/3”(19)。“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头三四十年,不管是收入基尼系数还是财富基尼系数水平都很低。那时,社会相当平等,不存在一个与众不同的财富阶层。而在过去三十多年,收入差距逐步拉开,(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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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责编:陈冬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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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来源:《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2年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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