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泳:在数字世界里变老

选择字号:   本文共阅读 491 次 更新时间:2022-10-13 11:5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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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泳 (进入专栏)  

  

   本文为胡泳于9月18日上午在“在数字世界里变老”线上专题研讨会上的发言。

  

   我今天以“在数字世界里变老”为主题进行分享的根本动力,并非因为我是老龄社会专家,而是出于在照顾年迈父母时的切身体会。生活中我每时每刻都在处理养老的实际问题,感受到了其中的酸甜苦辣。我的父母由于年岁较高,时常会面临一些非常典型的老年人困境,比如听觉障碍、使用轮椅以及阿尔兹海默症等造成的生活和出行的不便。

   在对父母进行照顾的过程中,最害怕听到的四个字就是“我摔倒了”,因为某一次跌倒,都可能是他们人生中的最后一次跌倒。目前,有些科技公司试图通过先进技术解决跌倒问题,这对老年人而言是巨大的福音。我在与专业养老机构的工作人员交流时了解到,老年人面临最大的风险是跌倒,跌倒并非大家通常认为的意外事件,而是一种老年病,可以说,人到老年跌倒是必然的,一次严重的跌倒可能导致卧床不起甚至失去生命。

   谈到养老相关话题,必须是接地气的,也不必使用一些新名词,而是需要从老年人需求出发解决实际问题。因此,以此为出发点,与大家分享今天的主题内容。

   一、不是无障碍,而是到处都是障碍

   现实的无障碍,即物理空间的无障碍。目前,现实中中国的城市存在较多障碍,比如路面高差、盲道被大量占用等,导致轮椅使用者或视力障碍者不得不困在家中。即使抵达餐厅、卫生间等公共场所,还需考虑是否能够无障碍地使用。而老年人经常出入的医院或社区卫生中心等医疗机构,甚至没有设置无障碍卫生间,仍全部为蹲坑,这对坐轮椅的患者来说是无法逾越的障碍。

   对此,国际社会中的一些先进国家已有较为成熟的经验。比如美国的停车场大多会设置专用轮椅停车位,并且一般会位于停车场出入最为便利的位置,保证残疾人的停车方便。在非残疾人占用残疾人专用车位时,将受到100至500美元的罚款。在德国,所有公交车均能够操纵侧倾,以便于轮椅上下。火车站、地铁站等均设置有垂直电梯等无障碍通道方便残疾人进出站台。

   文明评选在中国各城市是一项重要工作,但评选的标准并非就高而应该是就低,越能够照顾到社会弱势群体的地方就越文明,这样的道理同样适合数字文明。衡量数字文明需考察其包容性大小,以及在何种程度上能够促进社会弱势群体的福祉。

   虚拟的无障碍,即数字空间的无障碍。如何将数字无障碍作为一种技术原则应用到设计和服务中已经引起了广泛的讨论。但实际上,目前的一些做法并非清除障碍,反而是不断地设置障碍。比如前往柜台缴纳医保的老年人被拒收现金时的无奈与无助。还有,人脸识别技术在银行日常服务中的应用时,由于识别问题或面部信息采集问题给年岁高或有身体障碍的老年人带来了极大的不便。

   由此我产生的疑问是,银行、政府等大规模进行人工智能、数字化普及、电子网络化等技术应用,的确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更好地为民众服务,但同时给不愿意或不能够使用网络的人造成了巨大影响。因此,可以说数字化飞速发展也带来了数字障碍。

   二、“数字弃民”是如何产生的

   (一)“数字弃民”的产生及其源头

   疫情以来,以健康码为代表的数字化工具导致线下的大量空间被数字化,如果是非网络用户,将彻底面临被边缘化风险,也意味着社会中相当规模群体的社会生活的基本权利受到影响。这种现象在研究数字鸿沟问题时,可以被总结为“数字排斥”。受到数字排斥的群体,本人将其称为“数字弃民”。

   所谓“数字弃民”,是数字化之后产生的副产品,其源头可以归纳为自我排斥、财务排斥、技能排斥以及地理位置排斥四个方面。

   一是自我排斥,这与厌恶变化和新事物有关,并且相信终身学习超出了自己的能力。比如部分老年人始终无法学会使用手机或微信等应用程序,其主要是出于对新事物的厌恶或对自己学习能力的不自信、以及不愿在新事物上花费精力等状态中产生的“自我排斥”。

   二是财务排斥,低收入人群无法为连接的前端成本、具有上网功能的设备和上网本身的持续成本支付费用。

   三是技能排斥,一个人的技能和信心是其能否有效使用互联网的前提。对于某些社会群体来说,互联网过于复杂,他们不仅缺乏基本的数字技能,而且缺乏对于互联网工作原理的理解,比如目前大量信息表格需要网上填写,仅此一项就难倒了许多人。对一部分人群是轻而易举的事情,对另一部分人群则充满了极大的困难,并且后面这类群体往往没有机会获得支持和帮助。

   四是地理位置排斥,在偏远地区,宽带和移动基础设施较差(或根本没有),这意味着农村地区的人们面临着物理服务以及在线服务双重受限的不利条件。

   (二)数字排斥与社会排斥密不可分

   排斥问题原本在社会中是司空见惯的,但新冠疫情使得整个数字排斥问题更加凸显。由于“社会隔离”的手段被大量使用,造成了民众在诸多领域增加了对互联网的依赖。从实物到服务,从教育到办公,对某些群体而言,已并非隔离问题,而是隔绝问题。同时必须意识到,社会中大多数人都转向通过互联网进行社交联系的情况下,仍有部分人尚没有机会或尚不能掌握此项机技能。因此,我们在尽情地享受数字化带来的便利的同时,也不应该忘记那些受困于数字化,甚至为此变得寸步难行的群体。

   少数被数字化排斥的群体,其排斥源多种多样,包括年龄、教育程度、残障、收入、地理位置等。目前在社会中已经处于社会或经济劣势的人被数字排斥的可能性要高出数倍,因此,可以说数字排斥与社会排斥是密不可分的。

   三、老年人之困:在数字世界中“掉线”

   (一)“掉线”状态的老年人概况

   老年人在整个数字排斥中遇到的问题之一,是其在数字世界中的“掉线”状态。掉线的后果不仅是生活上的实用性问题,还与老年人生命质量密切相关。对于数字化参与,原本的期待是能够很大程度上减少老年人的孤独感,但由于数字世界中的重重障碍,反而会增加其孤独感。

   截至2021年12月,我国60岁及以上非网民群体占非网民总体的比例为39.4%,较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比例高出20个百分点。占总人口比例18.7%的2.6亿老年人,其中仅有不到一半是网民。可以看出,数字排斥中非常明显的参数之一就是年龄问题。老年人一直占非互联网用户中的最大比例,将近四分之三的老年人无法熟练使用智能手机上网,甚至不持有智能手机。

   当然,除了年龄,我们还要考虑到放大数字鸿沟的许多其他关键因素,例如性别、低收入、教育、家庭状况和孤立等。但在这里突出年龄因素,是因为老年人的数字困境的确触目惊心。

   (二)“掉线”状态对老年人健康的影响

   从老年人角度看,许多老年人是技术新手,相当规模的人对新技术感到恐惧。但老年人存在一个独有问题,即其身体状况可能出现与衰老有关的残疾,这种残疾因素导致老年人对新技术的排斥更加强烈。并且,由于身体所患疾病很可能被社会排斥,从而影响老年人心理健康,长期的孤独感也会导致抑郁症的发生、心脑血管疾病、身体机能下降甚至死亡。

   原本可以依靠技术帮助降低这些风险,一些研究表明,能够上网的老年人被社会排斥的可能性会降低数倍。比如在线交流对于很多深居简出的老年人而言是非常有价值的。不仅可以与身在远方的子女亲属即时交流,也能够在同病相怜的老年人群体当中得到精神支持和心理慰藉。也可以通过新闻或流媒体平台获取外部消息。在老年群体不能像年轻时轻松活动的情况下,其实所有这一切都构成了其身心健康的重要层面。特别是疫情期间,与外界保持联系对老年人来说非常关键。由于习惯的生活被打破,因此会更深地陷入孤独中。

   事实上,老年群体对于新技术或数字世界有着较为强烈的需求。但是他们无法在学校或工作场所等机构环境中学习到计算机和互联网的相关技能,同时其活动和认知能力均处于下降过程中。因此,我们需要意识到,如果社会无法为老年人提供方便且简易的技术培训,则等于将这个群体拒绝在数字化大门之外,会加剧其孤立和孤独的趋势。

   四、线下空间被强行数字化

   (一)老年人数字排斥的概况

   根据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第49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1年底,中国网民规模约10.32亿。其中,60岁及以上的老年网民约占11.3%。这些老年人中仅有30%的人能独立完成出示健康码、行程卡的活动,23%的人可以在网上购买生活用品,20%的人能够上网查找信息。换而言之,每5位老年人中仅有1位能够相对熟练地使用手机来完成这些操作。可以看出,无论上网与否,对老年人的数字排斥问题都非常严重。

   (二)应对数字排斥的三个基本判定

   第一,对于老龄社会总体情况的判定。我们需意识到60岁及以上人口规模对整个国家来说是一场不折不扣的“银色海啸”。“七普”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11月,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约为2.64亿,占总人口比重约18.7%,65岁及以上人口约为1.91亿,占总人口比重约13.5%。

   对此,还可以进一步细分,60岁及以上老年群体的集合较大,可以从65岁及以上人群中区分出更年长的老年人。比如7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这个群体,均可能是完全不曾处于电脑、智能手机和其他设备环境中的人,他们是以畏惧的态度对待技术。大概只有稍年轻一点的老年人才是拥有更多技术经验的群体。可以预期的是五年内退休人士将会对技术更加熟悉。

   第二,对于老年人生活基本态势的判定。需要对老年人的具体情况做分类摸底,包括对于空巢、独居、失智、抑郁症等不同情况的老年人数量进行统计。只有掌握基本态势后,才能对症下药逐渐消除数字排斥。

   身体健康方面。老年人的疾患问题影响上网,大多数为网络交流而设计的技术均依赖于具有正常的听觉、视觉等感官。而老年人群体中不乏严重听觉、视觉障碍的人,出于健康状况,部分老年人无缘网络。据相关统计,欧盟的70岁及以上老人中,有9%存在视力障碍。美国则有23%的老年人表示由于身体和健康状况无法顺畅地阅读。可以说,这些百分比背后的人,是无法充分参与主流技术应用的。

   知识技能方面。随着年龄增长,老年人的反应灵敏度下降,使得其跟上快节奏技术变得更加困难。在美国,77%的老年人表示在尝试学习使用智能手机或平板电脑时需要他人帮助。即使已经能够使用互联网,但在进行比如使用社交平台等特定网络活动时,仍然有56%的老年人需要帮助才能和亲朋好友建立联系。而获得帮助所依靠的对象主要是其子女。

   中国同样存在这个问题,农村老人出门办事时,没有年轻人陪同,很大程度上可以说是寸步难行。因此,来自社会的支持和帮助能否增加,是需要深入思考与探索的。另外,任何有关老年的护理项目均与社区的社会性密切相关,比如社区是不是老年友好型。只有通过提供老年友好的基础设施,才能够帮助支持和维持一个人一生当中的有意义的社会联系。

设计伦理层面。徐永光曾经说过“应该把数字无障碍作为老龄社会重要的公共政策安排,(点击此处阅读下一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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